摘要1：【问题】如何认定关联交易的效力？
【裁判观点】交易双方虽无股权控制或资本投资关系，但客观上已形成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亦可构成公司法上的关联关系，由此产生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利用关联关系达成的交易，如已明显超出正常的商业规则，直接损害被控制方的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关联交易所产生的法律行为应为无效。
【案号】
一审案号：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2008）卢民二（商）初字第855号；
二审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28号
摘要2：【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
摘要1：（关联担保）
【裁判要旨】顺德中行与万家乐集团、万家乐股份公司签订的《保函垫款合同》，除利率条款应确认无效，以及万家乐股份公司为其股东万家乐集团提供保证的条款和作为合同附件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因违反我国《公司法》第六十条“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规定也应确认无效外，其余条款内容合法，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依法应确认有效。万家乐集团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向顺德中行偿还借款本息。东方资产公司已依法取得顺德中行的债权，万家乐集团应向东方资产公司清偿上述借款的本息。万家乐股份公司为其股东万家乐集团提供担保致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存在过错，顺德中行作为原债权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万家乐股份公司、万家乐集团之间的股东投资关系，仍接受万家乐股份公司提供的保证，顺德中行对担保合同的无效亦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万家乐股份公司应就万家乐集团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万家乐股份公司因无效担保合同向东方资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万家乐集团追偿。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0150号；二审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017号
摘要2：【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摘要1：——公司隐名股东的认定
【提示】有限公司发起人依投资协议约定，借用他人名义共同设立公司，但被借用人实际并不出资，亦不参与公司经营，如果公司或其他股东明知隐名投资关系存在，应将显名股东视为隐名股东的代理人。
【裁判规则】当事人共同参与商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又将其作为入股的生产技术投入公司生产使用，应认定其为公司的隐名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成立后即行运转，上诉人任公司总经理参与经营活动，并与被上诉人共同商定公司的运作、决策方面的重大事项，并将作为人股的生产技术投入该公司生产使用。第三人并没有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也没有承担股东义务。故上诉人实际上已经依约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2002年8月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约后，上诉人已按约支付部分股权转让金，被上诉人也已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案外人。被上诉人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上诉人在公司经营资料及相关证件的交接清单上签名承诺“在11月10日前结清余款”。故此应视为上诉人对其所欠被上诉人剩余股权转让金的书面确认。上诉人至今未依约返还该股权转让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4）鼓民初字第2885号。
二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榕民终字第1981号。
摘要2：【权威收录】 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46号
【裁判要旨1】隐名投资人和实际投资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隐名股东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并且隐名股东也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双方之间隐名投资关系被认定。
【裁判要旨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隐名出资人要求该企业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变更股东审批和登记手续，但若该企业及其股东始终将隐名出资人作为该企业股东对待的，应当判令该企业限期补办上述手续。
【裁判摘要】本案系涉港合资公司股东权纠纷，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涉案争议并无不当。忻佩芬请求确认其对华侨商务公司享有股权，系公司股东身份之主张，鉴于华侨商务公司已经对忻佩芬实际出资的事实予以确认，公司历年分红也是直接分配给忻佩芬本人。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华侨商务公司对忻佩芬是该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无争议，故而，对于忻佩芬的该项主张，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法院无需审理。至于忻佩芬提出的要求华侨商务公司限期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主张，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实行审批制，且先办理变更审批申请再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忻佩芬所提的办理变更手续应包括变更审批以及登记手续。但无论是变更审批还是变更登记手续，从保护实际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均应由华侨商务公司及时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尤其是本案中，负责变更审批及变更登记的相关主管机关均参加了关于华侨商务公司股东变更的专题会议，并同意将忻佩芬等委托投资人变更为直接投资人的情况下，华侨商务公司更应尽快办理变更申请。华侨商务公司提出在公司内部形成董事会决议中存在一定困难，也表示公司并未故意拖延办理，但在协调会召开至今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仍未能按照各方商定的方式向主管机关提出变更股东申请，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实际出资人的合法利益保护均会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忻佩芬的相关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该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必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隐名股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以对当事人之间委托投资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等问题进行审理，对符合条件的可以判令当事人限期办理变更股东行政审批手续，但不得支持原告请求确认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也不得直接判令当事人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审批结果不服，应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关联法条】
《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二)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纠纷
87．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在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解决；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坚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之间的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向其支付约定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8．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有关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未能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由于合同未生效造成的损失，应当判令有过错的一方向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判令双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全国法院涉港澳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关于“三资企业”股权纠纷、清算
22、在内地依法设立的“三资企业”的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
2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委托投资合同的效力及其在该“三资企业”中的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委托投资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经过审理后作出判决，但应驳回其请求确认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
24、在内地设立的“三资企业”
摘要1：【问题提示】如何认定隐名股东的身份？依据合作经营协议书上的签名及支付凭证是否可以对股东的身份予以认定？
【要点提示】确认隐名股东身份的基本要件，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①其对公司是否实际出资；
②公司其他的股东是否知晓其与公司的投资关系。既无法证明实际出资又未向其他股东披露的，不应认定具有隐名股东身份。
【案例索引】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09）青民二初字第593号（2009年12月20日）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摘要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取得其他法院生效确权裁决来阻碍执行法院对已查封财产处置的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治的统一。现行审判经验和认知水平大多是有误区的，没有正确理解确权诉讼的适用范围，将大量的债权关系认定为物权关系。只有物权所有权状态不明，当事人对所有权权属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进行确权，才属于确权诉讼。对产权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所发生的过户登记不属于确权诉讼，不能用合同确权的方法确认物权的归属，这种确权裁决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侵犯了行政权的行使，会造成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混乱和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在受理时和结案时至少两次查询不动产是否被查封，如有查封应立即撤销案件，告知当事人向执行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对确权诉讼产生合理怀疑时，严格审查标准，避免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轻易做出认定，对借款、欠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以及双方的关系等事实逐一查清。同时需规范裁决标准，基于买卖关系和合作关系、投资关系提起的所谓“确权”诉讼，裁决主文应当表述为：限令被告在一定的时间内为原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切不可将原告的不动产所有权直接归属给被告所有。基于债务抵偿关系提起的所谓“确权”诉讼，裁决主文应当表述为：被告结欠原告多少元，于裁决生效后一定时间内履行。双方争议的是金钱债权，而非物之交付请求权，切不可作出物之交付请求权和确权的裁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108号
【裁判要旨】兼并工作实质性完成后，可经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协议。兼并协议生效并部分实施后被依法解除的，兼并期间债务应依公平原则确定是否免除兼并方的偿还或担保责任。
摘要2：【解读１】企业兼并协议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并且履行了相应评估和批准手续的，应认定有效。
【摘要】上述事实表明，华中公司与人造革厂在履行三方协议过程中变更了原来约定的兼并关系，由一方兼并另一方变更为对新建立醋业公司的共同投资关系。鉴于华中公司与人造革厂对约定的法律关系在履行过程中作出了实质性变更，现华中公司起诉请求解除三方协议，而人造革厂对此无异议，本院决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三方协议。
【解读２】兼并各方对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在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实质性变更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兼并协议。
【解读３】企业兼并协议解除后，不当然对其他法律关系具有溯及力。
摘要1：——如何甄别房地产开发中的借款合同关系与合作投资关系
【裁判要旨】一方提供资金，并不参与共同经营，亦不承担风险责任，不论房地产开发项目盈亏，均以“保息分红”方式按期收回本金、利息并按此比例收取利润，应认定双方关系为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借款合同关系。
摘要2：
摘要1：——担保人对外作出的担保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57号
【裁判要旨】担保关系不因担保双方股权投资关系解除而解除——担保合同签订时，即使担保人与被担保人存在股权投资关系，亦不因嗣后股权投资关系解除而影响担保合同效力。
摘要2：
摘要1：借款用途写明存量盘活，应推知担保人明知借新还旧——借款合同写明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存量盘活”，根据银行总行文件，应推知保证人知晓借款用途包含借新还旧。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的有关文件，存量盘活包含了借新还旧。涉案债权银行发放贷款时用存量盘活来表示借新还旧，并非故意与借款人串通欺骗保证人提供担保，没有不当之处。担保人如果对存量盘活的概念不清楚，理应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予以充分了解，亦应在贷款发放后密切监督借款人对借款的使用。另从借款人与保证人之间的投资关系考虑，亦可认定保证人应当知道借款的实际用途。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抗字第39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公司可为与其股东有投资关系的其他单位债务担保——目前我国法律尚无规定禁止公司为其股东有一定投资公司的其他单位债务提供担保。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锡民二初字第195号
二审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苏民二终字第27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和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限。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债务情形届满后仍未履行的，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2：【裁判规则】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解读１】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权权益不因此丧失。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意见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提示】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合同。
【裁判要旨】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创世公司持有沈师桥大酒店60%的股权，为沈师桥大酒店的控制股东，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以认定，朱某通过投资关系，能够实际支配沈师桥大酒店的行为，系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朱某与明正公司的关系问题，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长征公司与创世公司、沈师桥大酒店、明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创世公司、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在该案中自认该三家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但并未明确指明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本院责成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向本院如实说明朱某是否系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虽然称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有其人，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控制股东及其通过投资关系实际控制沈师桥大酒店的事实，本院认定，朱某系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明正公司行为的实际控制人。由于朱某系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其能够实际支配该两家公司的行为，故朱某代表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摘要2：【解读】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如无其他原因应认定为有权代表。
摘要1：解答：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桂民四终字第7号
【裁判要旨】规范出资的股东追究出资瑕疵股东的违约责任应受诉讼时效规制。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缴付出资请求权是基于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而由公司享有的法定债权请求权，不同于基于当事人合意产生的意定债权请求权，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处置，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本案中并非亿能公司向其出资股东请求补足出资，而是已足额缴付出资的股东向其它未依约履行合同约定出资的股东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该股东的债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该条文，所以，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经本院查明，精盈公司于2006年提起的诉讼为（2006）梧市民初字第84号案件，该案的裁定书明确载明，精盈公司的诉请为要求确认其拥有三个电站的股份，并未涉及开设亿能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足的违约问题。本院认为，该案与本案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为两个独立的诉，该案诉讼的提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不足以认定精盈公司向粤林公司主张了本案争议的权利，对本案的诉讼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此，从合同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之日起（营业执照颁发之日2005年3月31日起一年，即2006年3月31日），到精盈公司就本案起诉的2011年2月21日，该期间已经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故上诉人粤林公司上诉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精盈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足以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明确的，即该合同的主义务就是要以合同的方式产生投资行为，本案的事实能够确定实际投资人是创业公司，在投资关系中创业公司尽到了全部投资义务，根据以主给付义务分辨合同类型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关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委托投资义务吸收了其他合同内容，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是正确的。西高所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其名义在投资关系中充当了名义投资人，其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并在事实上代替创业公司完成了对青药发的隐名投资。西高所关于依据青药发设立时的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及其对借款入股所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免责条款，借款已投资青药发，其应是青药发的实际入股股东，而不是代替他人投资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本案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作为名义股东的西高所在转让股权时，不能与实际出资人创业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对转让股权的事宜协商处理，在转让股权后直接将全部转让所得占有是不当的，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协议目的。创业公司以股利归属纠纷进行诉讼，一审法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其请求判决西高所返还股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西高所为青药发成立及顺利上市作出的贡献和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并获利所起到的作用，确定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正确的，但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与西高所所起的作用和实际的劳务义务不相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酌情调整。本案应将投资本金33.3万元返还给创业公司；所投资收益款10612745.9元，由西高所分得4245098.36元；创业公司分得6367647.54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名义股东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是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黄某某利用其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上诉人福八戒公司的债务同时也是自己的债权提供担保，最终导致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的资金被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上诉人黄某某对此具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黄某某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福八戒公司作为上诉人美冠公司的股东，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自己向公司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滥用股东权利，造成被上诉人美冠公司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的损失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7号
【裁判要旨】专门从事帮助他人虚假注资业务的，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1997年烟台皮革研究所注册资金40万元，烟台南大街工行向烟台皮革研究所借款270万元。1999年4月1日烟台南大街工行与烟台皮革研究所签订编号为99烟工南字第063号的借款合同，此合同为原欠款而签订，并未再发放新的借款。因此，此笔借款的真实时间是1997年，当时仅是基于烟台皮革研究所的40万元注册资金而订立，与烟台皮革研究所后来增加的500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关系。后增加的注册资金500万元并不构成先成立债权的担保，后来的减资行为亦与先成立的债权无关。因此，珠玑公司不应对烟台皮革研究所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假的公司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的答复》是本院的个案答复，主要是指对于专门从事为他人虚假注资业务的公司而言，珠玑公司不属于专门从事此种业务的公司，原审予以引用亦属不当。
摘要2：【解读】被挂靠单位与挂靠单位实际没有投资关系，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责任。
摘要1：【裁判要点】VIE（协议控制）模式是一种境外间接上市的法律架构，由境外上市公司依靠合同安排控制境内营运实体，从而实现境内业务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目的。在VIE模式下，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权关系或投资关系，但一系列合同的签订使境外上市公司对境内营运实体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同时VIE合并报表规则在多层次法律主体之间实现了利润的无缝对接。在VIE模式下，境外上市公司成功上市后，投资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境外上市主体的股权的方式，实际投资并有效控制境内营运实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3民终542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上述债权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本案胡某请求确认其为中南公司股东，在实体法上对应的诉为确认之诉，其请求权的实质是形成权，因此，胡某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的意见中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中南公司认为胡晖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195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杭州湾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应当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及经股东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后分配当年税后利润。依据前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决策范畴。股东虽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故在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前，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杭州湾公司虽未设立股东会，但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凌某某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杭州湾公司已经就公司盈余分配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故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皖民终76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在弥补公司亏损前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前，无权向股东分配利润。因此，公司盈余分配应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公司利润的分配原则、分配标准、分配形式和分配顺序的具体方案，均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或者由公司章程进行规定。本案中，黄某某不能提供上述证据，故本院对黄某某要求公司盈余分配的诉求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黄劲松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议决事项。股东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公司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在股东会就利润分配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之前，股东并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继而不具有相应的诉权。现黄某某主张其为玄凯公司股东，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玄凯公司股东会已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议或玄凯公司章程包含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故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玄凯公司分配利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备注：二审维持】。
摘要2：【解读】股东在股东就利润分配具体方案作出决议之前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和诉权，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948号
【裁判摘要１】一、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及适用范围——时效系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的持续而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系以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为要件，作为阻却权利行使的原因。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旨在督促权利人积极、及时地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进而尽快稳定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尊重现存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保障民事生活的和谐和安定。基于上述制度目的，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非适用于全部民事请求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可知，首先，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行使请求权，一方面，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主张债权请求权，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请求权拒绝为给付，债权人可以债务人为被告，向国家裁判机关提出旨在获得某种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国家裁判机关根据该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债务人履行相应给付的裁判。债权人所提诉讼为给付之诉。其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可知，并非所有实体请求权都可以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包括部分债权请求权亦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不符合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虽然，确认之诉表现为当事人以提出请求的方式要求国家裁判机关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裁判，但确认请求权属于程序请求权，而非实体请求权，更非债权请求权。在确认之诉中，诉讼对方不负有承认的义务。确认之诉既然仅是由国家裁判机关对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司法裁判，自然也就不存在通过强制执行方式强制诉讼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主文内容的必要。相应的，诉讼法意义上的程序请求权，自无适用诉讼时效的余地。原审法院虽然系基于盈电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审理，但如前所述，本案并非给付之诉，盈电公司作为确认之诉的相对方，无权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而且，结合前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相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可知，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原审法院对陈某某所提诉讼请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进而认定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依法纠正。
【解读】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489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涉案债权是否因杰峰公司的注销而灭失的问题。杰峰公司在清算报告和公司注销申请书中关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的记载只是公司办理注销时履行的手续，并非杰峰公司放弃涉案债权的意思表示。杰峰公司虽已被注销，但杰峰公司对中兴公司所享有的涉案债权作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并不因此消灭。中兴公司主张杰峰公司已经清算注销，涉案债权因杰峰公司清算组所放弃而灭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２】关于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是否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因公司与公司股东存在投资关系，股东对公司经营成果享有收益权利，在公司注销登记后对尚未处理的债权，公司股东根据民法权利承继原则，全体股东可成为权利主体。杰峰公司对中兴公司所享有的涉案债权，是杰峰公司实际剩余财产的一部分，在杰峰公司注销后可由全体股东承继。因此，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作为杰峰公司的原股东，可以一般债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为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3985号
【摘要】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作为原杰峰公司的股东，具备提起诉讼、向中兴公司主张债权的原告主体资格。杰峰公司在清算报告和公司注销申请书中关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的记载只是公司办理注销手续的前提条件，不能视为杰峰公司放弃涉案债权的意思表示。杰峰公司对中兴公司所享有的涉案债权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并未消灭，是杰峰公司实际剩余财产的一部分，在杰峰公司注销后即由全体股东承继。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公司的股东可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已注销公司债权。因此，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有权基于对公司剩余资产的分配请求权从注销的杰峰公司直接承继债权，而无需进行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债权转让。中兴公司关于杰峰公司已经清算注销，杰峰公司清算组已向工商部门承诺，包含涉案债权在内的全部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涉案债权是杰峰公司清算组放弃的债权等，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并未受让涉案债权，不是涉案债权的权利承受人，没有涉案债权的请求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是杰峰公司与中兴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王某某、陈某某、丁某某作为杰峰公司原股东，可以债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1：【典型案例】
一、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措施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进行公司登记信息变更后，则不能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三、异议人认为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径行提出执行异议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四、法院认定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
五、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为由对其采取限
摘要2：
摘要1：周某与陶某、甲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东权益不因此丧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摘要2：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4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如何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与效力？
【法官会议意见】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主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类案推送】案号（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920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要求的最低比例的，即使股东会决议作出８年之后，股东股东可以诉请确认决议不成立，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债权请求权是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本案中，华某公司系针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成立与否的事实提起的诉讼，并未要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进行保护，只是要求人民法院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是否成立的状态进行确认，故原判认定华某公司的诉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无不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