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69号
【提示】抵押合同不因系以查封落空的财产设定抵押而无效——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据此否定嗣后以该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及登记时权利外观无瑕疵事实。
【实务要点】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嗣后以查封落空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
摘要2：
特殊抵押财产裁判指导规则十二条
摘要1：1.房屋配套建筑及设备和改扩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效力——改扩建与装饰工程不能成为抵押财产。承租人不享有对房屋及配套建筑处分权，该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合同标的。
2.享有长期管理权和出租权的用益物权抵押合同有效——当事人在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用益物权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3.以合作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抵押所欠贷款应为共担——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债务，不应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单方负债。
4.抵押合同不因系以查封落空的财产设定抵押而无效——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据此否定嗣后以该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及登记时权利外观无瑕疵事实。
5.房屋附属设施属于房屋组成部分应与房屋一并抵押——消防、电梯、配电室等相关附属设施，属于房屋组成部分，应与房屋一并抵押，不能单独分割于房屋的整体之外。
6.以监狱土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规定以监狱土地提供抵押担保的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应对债权人损失连带赔偿。
7.以国有划拨土地抵押并登记但未审批的抵押权有效——以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为标的物设定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而未办理抵押审批手续的，并不影响抵押行为的效力。
8.抵押未经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并非一定抵押无效——抵押人为前一抵押权人提供借款担保时，已出具了评估报告，国资局予以了确认，第二次抵押时，无需重复评估。
9.法人分支机构以名下房产为他人债权设定抵押有效——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以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为他人债权设定抵押，无需法人另行授权，该抵押设定行为应为有效。
10.事后安装的电梯应视为抵押房产从物一并用于清偿——抵押设定时，电梯虽未安装，但抵押人无证据证明该电梯所有权属于另一个主体，故电梯应视为抵押不动产从物。
11.抵押权价值与抵押担保范围不一致时应以前者为准——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
12.抵押人可以正在建设的预售期房向银行设定抵押权——抵押人以正在建设的预售期房向银行设定抵押借款，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7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摘要2：
最高法观点：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公示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1：【裁判思路】
①当对外公示的法定代表人与内部决议产生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司法实践的基本立场为尊重登记公示外观：对未经工商部门正式变更登记前善意信赖其为法定代表人所实施交易的第三人而言，被代表公司仍应负责。
②当法定代表人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非公司真实意思时，第三人可否信赖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外观需依个案具体情况综合判定。但总体来说，法人作为交易相对方时，审查义务高于自然人。如可证明交易相对方明知或应知法定代表人行为系无权或越权，则不可认定其对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公示效力享有信赖利益。
摘要2：
抵押合同不因系以查封落空的财产设定抵押而无效——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据此否定嗣后以该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及登记时权利外观无瑕疵事实
摘要1：【要旨】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嗣后以查封落空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69号《抵押合同不因系以查封落空财产设定抵押而无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垫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仁岐与詹志才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爱苹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解读】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60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发布关于公正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十件典型案例之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60号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到黑龙江省与山西省的双方当事人，还涉及福建省的案外人。由于涉案事实涉及地域广，事实查明是本案审理的难点。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的八工区项目部，究竟是高华公司的项目部，还是华瑞公司的项目部，是确定本案义务人的关键事实。由于华瑞公司再审申请时提出的新证据表明华瑞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这一证据可能否定原审认定的事实，由此本院依法再审。在再审庭审时，高华公司主动揽责的行为，使法官感到有违常理，遂依职权远赴案外人高华公司办公地查明了事实真相。因华瑞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但经过再审审理，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持了原审判决，这体现了再审申请审查与再审审理的法律程序性差异，也体现出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跨行政区域民事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
摘要2：【裁判要旨】合同文本载明的合同主体与签章载明的主体不一致时，应综合考察合同签订的背景、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对方当事人对权利外观的认知等情况，确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商终字第307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商终字第307号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权利外观理论，当实际权利人的权利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和名义权利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之权利发生冲突时，为维护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优先于实际权利人受到保护。而本案中信济南分行申请执行的是其与中商财富之间因借款关系而形成的债权，中信济南分行并没有与名义股东中商财富就登记在中商财富名下的7200万股股权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从权利外观原则来看，中信济南分行不是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本案也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中信济南分行的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海航集团的保护。
摘要2：【解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不足以排除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被代持股份及红利”之执行行为。
（１）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系内部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
（２）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有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Ａ．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法律保护；Ｂ．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
（３）实际出资人相较于债权人更需承担风险；
（４）保护实际出资人权利会鼓励规避监管行为。
法院案例精选：合同纠纷典型案例8则｜天同码
摘要1：【规则摘要】
1.循环贸易不构成闭合模式，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2.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并当然赋予任意解除权——房屋长租合同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应认定系对合同履行中违约责任约定，并非赋予双方任意解除合同权利。
3.项目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非表见代理——材料供应商依施工方项目部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虽具有权利外观，但不构成合理信赖，非表见代理。
4.政府工程财政经费审定表，不能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工程相关经费审定表系对政府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效力及履行。
5.出借账户当事人，对被害人损失，应相应过错赔偿——违反金融法规规定，出借银行账户当事人，对刑事诈骗案件中被害人损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
6.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指令履行职责，非为违约——银商转账业务中提供平台服务的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完成指令，即为履行了约定职责，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7.期货交易无效，交易平台应依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未经批准的期货交易被认定无效，交易平台及承担部分交易账户管理责任的会员单位应相应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
8.进出口代理公司报关编码错误，应赔偿委托人损失——进出口代理公司未尽注意义务，致委托人损失的，应赔偿。受损一方未采取适当措施的，应就扩大损失自担责任。
摘要2：无
项目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非表见代理——材料供应商依施工方项目部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虽具有权利外观，但不构成合理信赖，非表见代理
摘要1：【实务要点】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在无明确授权情形下，指示材料供货商通过其账户将施工方支付给材料供货商的货款转付他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虽然项目负责人具有外表授权特征，但因材料供货商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不构成合理信赖，不能认定项目负责人指示转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案例索引】湖南高院（2017）湘民再148号《相对人未尽注意义务不构成合理信赖》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裁判摘要】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和主张相对的双方首先是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不能据此当然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解读１】案外人基于与债务人合作开发房地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鉴于其不足以证明其为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不属于合法建造人，不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摘要1】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载的权利人均为佳佳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的立项、规划、建设过程中，佳佳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的建设方，崇立公司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的联建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摘要2】《物权法》规定物权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将其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方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崇立公司与佳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崇立公司有权另案向佳佳公司主张基于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原判决认定崇立公司基于合法建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
（１）执行异议人崇立公司核心待证事实：Ａ．其对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Ｂ．强制执行所需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有效性。
（２）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适用，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合法”前提，且该建造行为已经完成，形成“物”具备物权条件。只有同时符合“合法建造”（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以及建造完成的两个前提，才符合适用《物权法》第３０条的条件。
【解读３】合作建房的出资方以“合法建造”取得物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难以获得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主旨】无权代理人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者执行董事的授权，或者是能够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相关证据。在本案中，无权代理人既非公司的股东，也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仅因挂靠开发地产项目而持有相关印章、文件的事实，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
【裁判规则】《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摘要2：【摘要】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注解】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73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账户始终在案外人控制下，户内资金不应被执行——被执行人仅负责提供资质和银行账户与案外人合作经营业务，并且该银行账户网银转账所用U盾及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均由案外人控制时，被执行人对其账户内资金并不能自主支配，并不能作为其责任财产被执行，案外人据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强制执行应当以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为限。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排除不当执行的诉讼制度，审理重点应当围绕着系争执行标的物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而展开。若系争执行标的物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应继续强制执行；若系争执行标的物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应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民法基本原理，责任财产，由当事人所有的具有金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总体所构成，义务并不属于责任财产的范围。据此，案涉账户内的资金能否继续执行，取决于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资金是否拥有实体性的民事权利。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中油长运公司为经营燃料油的需要，先是与山东永鑫公司、山东滨阳公司签订了《燃料油委托加工合同》，由中油长运公司提供燃料油生产的原料或指定两公司采购第三方原料，采购的数量、价格由中油长运公司确定，资金由中油长运公司提供，委托山东永鑫公司、山东滨阳公司代为加工。上述合同签订后，中油长运公司与景禹能源公司、允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作经营燃料油，中油长运公司负责燃料油的采购和销售，并负责提供资金，景禹能源公司负责与上、下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负责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开立专用账户，专用账户的网银和U盾均由中油长运公司指定专人保管，允衡公司负责监督资金支付，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合作协议》签订后，景禹能源公司分别与上、下游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即景禹能源公司从孤儿村油厂购买燃料油，山东滨阳公司、山东永鑫公司再从景禹能源公司购买同品质、同数量的燃料油，上游公司孤儿村油厂、下游公司山东滨阳公司和山东永鑫公司均由中油长运公司指定，所需货款亦由中油长运公司承担。本案中，中油长运公司将40829664元资金分两笔分别支付至山东滨阳公司、山东永鑫公司，再由两公司支付至景禹能源公司，是为履行《燃料油委托加工合同》和《合作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景禹能源公司在收到案涉40829664元款项后，负有保证将资金及时支付给上游供货商孤儿村油厂的合同义务。《合作协议》虽然约定了中油长运公司、景禹能源公司、允衡公司三方按固定比例分配每吨利润，但在该款因司法冻结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景禹能源公司并不享有请求分享利润的合同权利。由此可见，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内的40829664元款项并未取得控制和支配的权利，仅负有保证专款专用的义务。本案中，江西煤储公司作为景禹能源公司的查封债权人，其对被执行人景禹能源公司案涉账户内的资金依法所能主张的权利，不得大于景禹能源公司自身对案涉款项依法所能主张的权利。因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并不享有实体民事权利，案涉账户内的资金并非景禹能源公司的责任财产，江西煤储公司不得申请对案涉款项进行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让自交付时生效的规定，系关于权利推定的规定，意在保护基于这一权利外观而与之交易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江西煤储公司作为查封债权人，不是景禹能源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并非公示公信原则的保护对象。而且，本案争议并非在商业银行与其客户之间产生，并不适用“谁的钱进谁的账归谁所有”这一支付结算规则。故本院对江西煤储公司关于资金一经进入景禹能源公司的账户即应归属于景禹能源公司所有，其有权申请强制执行的诉讼理由，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景禹能源公司仅系提供资质、账户给中油长运公司使用的认定，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不符，亦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在认定讼争款项并非被执行人景禹能源公司的责任财产之后，即可排除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关于案涉账户内资金的所有权仍归中油长运公司所有、并未转移至景禹能源公司的认定，虽然论理难言充分，但契合特定目的存款账户的法理逻辑，且其关于不得就案涉款项加以强制执行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在指出其论理瑕疵的同时维持其判决结果，不再就此予以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33号
【提示】他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使该伪造印章的行为后被认定为伪造印章罪，也不影响所签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
【裁判摘要】未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董事长私刻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某某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某某私刻，但结合翁某某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某某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某某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１）
摘要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观点】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2：【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会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解读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解读２】挂靠人具有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通常经营业务的代理权外观，并不能当然延展至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特别事项。
【解读３】
（１）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能以事后搜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
（２）代理权的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
（３）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的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0号
【裁判要旨】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登记处理。
【裁判摘要】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工商登记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本院认为，工商登记是对公司股权情况的公示，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该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换言之，根据《公司法》该条款的规定，经过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这里所说的优先保护，就本案而言，是指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出来的登记股东不符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信赖公示的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的权利，而将实际投资人的权利保护置于这些人之后。据此，由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对外关系上不具有登记股东的法律地位，所以其不能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来对抗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因此，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该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不得以此对抗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登记股东的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本案中，百通材料公司虽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是鑫通公司却是案涉股权的登记股东，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是鑫通公司的债权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百通材料公司就案涉股权不享有对抗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摘要2：【注解】实际出资人不能请求排除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对股权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9号
【裁判摘要1】案外人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其功能并不相同。相应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也不尽相同。执行异议作为执行程序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在于快速、不间断地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其价值取向更注重程序效率性，同时兼顾实体公平性。基于这一目标，执行异议程序更侧重于对执行标的上的权利进行形式审查，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主要根据执行标的的物权登记、实际占有等权利外观来认定执行标的的权属，并作出应否予以执行的判断。而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由此，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若案外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要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能当然认定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2】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责任财产为限。如果有证据证明拟执行标的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标的的执行。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各项财产及权利总和。民事主体以责任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用其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偿付债务。
【裁判摘要3】虽然我国现行立法未就物权期待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从债权过渡而来、处于物权取得预备阶段的权利状态，此种权利具有与债权相区别、与物权相类似的效力特征。据此，陈某某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尽管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但已具备了物权的实质性要素，陈某某可以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该物权期待权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
【裁判摘要4】因执行异议申请人自身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影响对其享有前述物权期待权的认定。但因其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购买并接收案涉房屋后多年不办理过户登记，对本案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浪费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以示惩戒。
【裁判摘要5】案外人有权以购房消费者身份对酒店式公寓排除强制执行——至于房屋是否具有居住功能，与房屋系商业房还是住宅的属性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商业房被用于自住、住宅被用于投资炒卖的现象在现实中均不鲜见。虽然案涉房屋系酒店式公寓，可归于商业房范畴，但酒店式公寓的设计仍可用于居住，且不排除自住。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某尚有其他可供居住房屋、且案涉房屋已被实际用于自住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对陈某某夫妇即具有了居住保障功能。故，相对于住安公司享有的普通金钱债权，陈某某的居住、生存权益就有了优先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裁判摘要6】关于陈某某在本案中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求，......案涉房屋完全可以经由当事人申请，在登记机构依法审核后办理不动产登记，陈某某基于不动产登记即可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在解除查封后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陈某某不能将基于自身财产保障而应履行的申请登记的责任和义务转嫁给司法机关，意图直接通过人民法院司法确权的形式规避本应履行的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责任，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2号
【裁判要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杨某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表见代理的成立，并不以杨某某与胡某某代表的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及胡某某与达濠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有效为前提，且杨某某在多起相关案件中的陈述矛盾反复，不足为信。因此，应当认定杨某某在与陈某某的交易中构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就案涉欠条向陈文清承担付款责任，且根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亦应向陈某某承担责任。现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发生后被注销，故应由达濠公司承担上述责任。
摘要2：【解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2号
【裁判摘要】第一，本案系配偶一方依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请求排除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房产的执行，并非基于房屋买卖关系提出的排除执行请求，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配偶依据离婚协议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综合审查认定配偶与被执行人之间就涉案标的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判断配偶对涉案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而非仅仅凭借涉案标的的权利外观判断是否应予执行。二审法院径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仅凭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认定孙莉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不清且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二，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的原配偶以双方已经离婚且案涉房屋已经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归其所有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其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没有过错，且离婚财产分割行为早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形成时间的，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中投资收益不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投资人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具有明显债权融资特特征的，应属于“名股实债”关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依据书面协议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安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确定。．．．．．．本院认为，综合判断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的签订背景、目的和内容，在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形成“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钟某某对世瑞公司享有在先债权。．．．．．．第二，2015年10月29日各方所签系列协议具有保障钟某某债权实现的交易目的。．．．．．．第三，钟某某在明确的投资期限内享有固定的投资收益，该收益不与世瑞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具有明显的债权投资特征。．．．．．．第四，就各方交易磋商过程来看，钟某某因转让崇义县振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崇义县东岭背钨锡矿资产，以及嗣后以货款、现金支付等形式，对世瑞公司享有本金6200万元债权，该债权历经投资世瑞公司IPO、申请退款，以华世公司53.85%股权质押担保，以及以债权投资入伙、债权转股权、股权回购等系列安排，钟某某始终未放弃其债权，相关交易均具有实现其债权的担保功能。综上，《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应界定为“名股实债”。本案所涉纠纷系钟某某、联胜投资、世瑞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其实质系债权债务关系。钟某某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世瑞公司还本付息、在本息范围内对华世公司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陈某某、温某某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包括请求世瑞公司收购股权。．．．．．．就《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而言，因“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下，投资方持有股份及工商变更登记会对其他债权人（尤其普通债权人）形成权利外观，故应区别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对外应遵循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目标公司破产或解散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内则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处理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股权回购协议》作为处理内部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性安排，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9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注解】与名义股东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64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644号
【裁判摘要】法院财产保全和执行针对的财产对象应当是属于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讼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均无异议，只是由于讼争股权登记于被执行人钟某某名下，而被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在外观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处分的，实际出资人以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关于善意取得无效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与名义股东进行的交易行为。本案中，江某某申请执行钟某某名下的股权，是因其与张某某合伙纠纷而形成的债权，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予以执行。其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讼争股权建立处分性法律关系，故江某某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不适用上述规定。其援引上述规定主张有权执行登记在钟某某名下实际属于谢某某的17%股权理由不能成立。由上，在可以确认讼争股权于2009年时即归属谢某某所有的情况下，应停止对钟某某名下属于谢某某的汇丰公司17%股权的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笔记】法院能否执行所有权保留买卖财产？
摘要1：问题：法院能否查封、扣押、冻结所有权保留买卖财产？
解答：
（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１４条规定，被执行人作为出卖人约由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买受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Ａ．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所有权保留的财产；Ｂ．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１４条规定，被执行人作为买受人约定第三人保留所有权，被执行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该所有权保留的财产——Ａ．保留所有权已办理登记的，第三人的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Ｂ．第三人主张取回该财产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规定提出异议。Ｃ．第三人依法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因支付价款而形成的对该第三人的债权。
【注释】出卖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法院的执行。
摘要2：【注解1】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５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基于权利外观判断，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将面临形式审查而被裁定驳回，案外人在其后的执行异议之诉中通过所有权保留主张排除执行。
【注解2】案外人行使取回权排除强制执行的阻止事由包括——（１）被执行人已支付总价款的７５％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２）添附制度（《民法典》第３２２条规定）；（３）为第三人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
【注解３】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但机组设备安装在船舶内部固定位置已经构成船舶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济原则考虑，机组设备所有权人主张取回权不予支持，所有权人不能排除对船舶的执行请求拆除机组设备。——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3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笔记】被执行人能否对其他被执行人执行标的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1：解读：（１）案外人是对被执行人的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的人；（２）被执行人有权依法对其他被执行人执行标的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但被执行人对其名下执行标的不能提起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
【注释】（１）案外人异议制度功能在于保障实体权利人的利益，目的在于将法院提供权利外观判断的标的物排除在特定被执行人责任财产范围之外；（２）其他被执行人基于对标的物的实体权利且具备诉的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如：承担补充责任的的被执行人有权以案外人身份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其他被执行人有权以案外人身份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2：【注解】（１）其他被执行人主张处置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为其所有，不能阻却标的物的执行，其他被执行人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但不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02号；（２）但是，如果其他被执行人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他被执行人的异议将影响到继续执行标的物，其他被执行人有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阻止标的物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161号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规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要旨】（１）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不构成执行阻碍，仅是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实际权益，确权结果也不能阻却执行。（２）隐名股东怠于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同时股权代持形成在先，债权人享有的动态利益优于隐名股东享有的静态利益，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可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故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黄某某、李某某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5号
【摘要】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其次，．．．．．．黄××、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李××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李××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
摘要2：（续）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注解】（１）《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２）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3民初120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3民初120号
【裁判摘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应当即使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未及时变更申请执行人债权转让对案外人不具有拘束力，债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到期债权行为，债权受让人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案外人对到期债权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申请执行人可以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因而伍××基于债权转让行为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从文义解释角度看，该规定仅规定了申请执行人变更的形式要件：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行为和申请执行人的书面认可，并没有规定第三人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法律后果。但是，本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应当及时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未能及时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转让行为对案外人不具有拘束力。理由：1.该类债权转让的标的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且系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发生，故从债权转让的标的和形成时间看，该类债权转让不同于一般的债权转让。对该类债权转让行为的评价，除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强制执行所具有的公法属性，应及时通知人民法院并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如第三人不能及时申请变更，则会导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的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属情况不一致，不利于及时保障债权××的权益。2.在申请执行人暨是另案被申请执行人的情形下，存在申请执行人通过债权转让等形式规避执行的情形，故人民法院应对债权转让、变更申请执行人等情况进行审查，有利于规制恶意串通等规避执行行为。因此，对于第三人而言，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第三人享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有待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并经同意。3.生效法律文书具有较强的权利宣示和公示作用。一般而言，申请执行人就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的权利人，该种权利外观足以使案外人产生合理信赖，而从保护生效法院文书和强制执行程序的权威性角度，当申请执行人未予变更情况下，第三人与案外人权利产生冲突时，人民法院更应当保护案外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公示
摘要2：（续）性而实施的法律行为。第三人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当然，第三人仍然可以基于债权转让协议来维护其权益，并不会加重第三人的权利负担。．．．．．．鉴于恒生小贷公司的强制执行行为发生在伍××申请变更执行人之前，恒生小贷公司基于申请执行人所具有的权利外观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于法有据，伍××与鼎力担保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恒生小贷公司，故伍××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恒生小贷公司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