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包经营
摘要1：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指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和经营风险、由发包人依约收取相对股东的投资收益的商事合同。
摘要2：【解读１】有限公司可以由其股东租赁经营。
【解读２】租赁经营合同是否有效？
【注解】约定因上级政策改变或工作需要收回提前通知可解除合同，该约定有效。——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新22民终31号
律师教你打离婚官司
摘要1：婚姻家庭共同体实质上是男女双方甜蜜的“合伙”关系。既然是“合伙”，也就意味着存在“经营风险”，有可能因“经营不善”而“散伙”（离婚），那就意味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营成果”付之东流。因此，离婚是不得已的选择！
摘要2：
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借款、租赁合同
摘要1：名实不符合认定——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转让合同、名为开发实为房屋买卖合同、名为开发实为借款合同、名为开发实为租赁合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合同的共同特征在于不承担经营风险（均涉及转性后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如转性后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解读】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借款、租赁合同，本质上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不要求具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有效要件。
【注解】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依法应承担公司项目的经营风险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55号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部签章的效力及风险控制
摘要1：在当前的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施工企业的法律风险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项目部公章的使用不当，“项目（经理）部承包制”在充分发挥项目经理主观能动性、给施工企业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项目（经理）部签章不当，使施工企业承担极大的法律和经营风险。因此，有必要引起施工企业的高度重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24号
【裁判摘要】
一、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一般应以原审审理范围为限。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同于支持其提出请求的理由和依据，如当事人提出请求的理由和依据不同于检察机关抗诉所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并不意味其申请抗诉的请求未获得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未超出原审审理范围的，人民法院再审中应予审理。
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代理机构销售房屋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委托代理机构未告知其特定房屋已经售出而导致一房二卖，属于其选择和监督委托代理人的经营风险，不得转嫁于购房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此为由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予免除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法院审理抗诉再审案件，如检察院抗诉理由及依据与当事人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据相悖，并不代表当事人申请抗诉请求未获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当事人再审请求未超出原审审理范围的，法院再审时应予一并审理。
【裁判意见】开发商因销售商过错导致一房二卖不免除双倍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一般应以原审审理范围为限。
摘要2：【摘要】根据本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可见，只要出卖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事实上存在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行为，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即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且上述规定中并不存在此种赔偿责任的适用以出卖人具有恶意违约故意为前提的规定。
【解读】出卖人一房二卖，不管其是否具有恶意违约故意，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均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号
【裁判摘要】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估值调整机制(即投资者与融资方根据企业将来的经营情况调整投资条件或给予投资者补偿)时要遵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则该收益会脱离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应认定无效。但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提示1】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
【提示2】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对投资者经营风险补偿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
【裁判规则】最高院判决的核心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增资扩股）与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法院会以“约定使得PE或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被投资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判决“对赌协议”无效。但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原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公司其他股东（原股东）相关的补偿承诺则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裁判意见】融资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应认定无效。
摘要2：【裁判规则】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对赌条款因可能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而无效，但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4〕7号）
6.依法认定兼并重组行为的效力，促进资本合法有序流转。 要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正确认定各类兼并重组合同的效力。结合当事人间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习惯，准确认定兼并重组中预约、意向协议、框架协议等的效力及强制执行力。要坚持促进交易进行，维护交易安全的商事审判理念，审慎认定企业估值调整协议、股份转换协议等新类型合同的效力，避免简单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维护契约精神，恰当认定兼并重组交易行为与政府行政审批的关系。要处理好公司外部行为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要严格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方面，对兼并重组中涉及的企业合并、分立、新股发行、重大资产变化等决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对交叉持股表决方式、公司简易合并等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问题，应结合个案事实和行为结果，审慎确定行为效力。
【解读１】（１）补偿条款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收益，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应为无效；（２）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解读２】该裁判确立规则“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无效”。
投资建设他人划拨土地上立项的房屋并承租建成后房屋的合同性质和效力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7条的规定，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仅以该合同涉及的土地为划拨用地主张认定合同无效，应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0）邳商初字第149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徐民终字第1505号
摘要1：【问题提示】出资不到位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是否应当受到相应限制？
【要点提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应根据具体的股东权利的性质确定，即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只能按出资比例来行使。
【裁判要旨】抽回出资虽不影响股东资格，但股东表决权受限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其不能享有按出资比例确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在未补足应缴出资款之前，应对其相应的股东表决权、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增资优先认缴权加以限制。
【摘要】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以下权利：（1）表决权；（2）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分取红利的权利；（4）剩余财产分配权；（5）查阅公司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权；（6）增资优先认购权；（7）转让出资权；（8）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权；（9）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其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查阅公司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权、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等身份性质的权利主要依据股东资格取得和享有，与实际出资无关。但是与股东投资行为相关的表决权、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增资优先认购权直接涉及公司的财产权，需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虽然名义上取得了股东资格，但由于其没有实施真实的投资行为，不仅没有使公司以其资本进行经营产生利润，也没有以其投资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因此，基于公平原则，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享有上述按出资比例确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在没有补足应缴出资款之前，应当对其相应的股东表决权、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增资优先认购权加以限制。
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参与2008年10月16日股东会的股东已将出资抽回，故无表决权的股东作出的决议应当无效。因参与案涉股东会的股东已将出资抽回，故无表决权的股东作出的决议应为无效。原告不能直接依据该决议替代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地位，故其决定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法院不应受理，该起诉应予驳回。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0）邳商初字第149号（2010年8月8日）；二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徐民终字第1505号（2011年2月11日）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经终字第53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经终字第530号
【裁判摘要】法院认为，林某和胡某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某的行为有效。理由如下：
一、转让股权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购买林某和胡某的股权是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成立后，高某、林某和胡某因在经营中产生分歧，均提出要转让自己所有的股权。在这种情况下，高某可以选择解散公司，也可以选择购买其他两个股东的股权继续经营公司。后高某同意购买林某和胡某对公司的股权，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因此，购买林某和胡某的股权是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2、股权转让的价格由三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林某和胡某转让给高某的股权的价格是以转让股权时的公司净资产总额作为计算依据，按照三方的出资比例予以确定。上述公司净资产总额及据此计算出的买卖价格均经三方当事人同意，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转让股权不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
1、林某和胡某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某有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公司章程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因此，林某和胡某享有向高某转让全部股权的权利。
2、林某和胡某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某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该条规定的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的发起人人数，即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发起人。但在公司成立后，由于转让股权等原因，出现公司只剩下一名股东的情况时，公司是否必须解散，《公司法》未作出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也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出现公司只剩下一名股东的情况时，公司必须解散。因此，林某和胡某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某不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续】三、转让股权不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高某购买林某和胡某的全部股权后，客观上形成了公司只有一名股东的情形，高某要继续经营，可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保持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不变；也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企业的性质，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前者，高某以其持有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变更后的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人承担责任。由于公司的资产没有减少，因此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后者，因个人独资企业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故公司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后，对高某来说，高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经营风险增大，需要说明的是，高某经营风险的增大是其自愿选择的结果，即高某购买林某和胡某的全部股权后知道企业的性质会发生变化并愿意承担企业性质变更后加重的财产责任，故转让股权不损害高某的利益；对公司的债权人而言，债权人的债权的担保财产范围增大，不仅包括原公司的全部资产，还包括高某个人的财产，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更好的保障。
综上所述，林某和胡某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某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应确认为无效。股东大会决议成立后，高某分别与林某和胡某签订借款协议，即，高某由支付股权转让金转为向林某和胡某归还借款。据此，高某承担的股权转让金的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高某亦可依约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原审法院仅以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人数低于二人为由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摘要2：【解读】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
（１）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付与碧波公司开发；
（２）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３００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与常理不符；
（３）解除协议后，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夏某某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奥康公司主张其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56号
摘要1：——当事人约定先办理抵押登记后签订主债权债务合同的，抵押登记不因其先于主合同债权成立而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56号
【提示】约定先设定抵押权后订立主债权合同的，抵押权合同不是当然无效。
【裁判要旨】当事人明确约定先设定抵押权后订立主债权合同的，当事人不能以抵押权从属主债权而不能先于主债权为由主张抵押无效。
【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其中的“所在国公证机关”系指证据形成地所在国的公证机关，而不是指法人注册地所在国的公证机关。
【裁判意见1】抵押合同约定内容不明或者前后矛盾，导致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根据订立合同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
【裁判意见2】公司法人注册资本是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限额，与公司履约能力无必然联系，因公司注册资本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标的差额而产生的经营风险，由合同当事人自行承担，不属于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裁判意见3】向外国投资者转让不良债权徐逐笔办理本案登记——外国投资者受让不良金融债权及其抵押权，应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管理部办理备案登记并注明担保的具体情况，否则担保合同无效，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补交担保具体情况的不良资产备案材料除外。
摘要2：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锡民终字第172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锡民终字第1724号
【提示】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不能适用留置权。
【裁判要旨】留置权是平等主体之间实现债权的担保方式；除企业之间留置的以外，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使用的根据、物品等不是劳动合同关系的标的物，与劳动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对用人单位供其使用的工具、物品等动产行使留置权，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不能行使留置权。《物权法》第230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根据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架构，留置权的行使要件之一应为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留置权是担保物权之一，规定在我国的《民法通则》、《担保法》、《物权法》等民法体系中，其调整对象应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担保关系，排除因管理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对担保法的运用。留置权在性质上是平等主体间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其平等性表现在债权人可通过留置债务人的动产对抗债务人，督促其履行债务，并可通过对留置物进行变价优先受偿来保护债权。而劳动关系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为劳动者，与一般的民事关系相比，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劳动者不能基于劳动管理关系而对所占有的用人单位的财产适用留置，否则将导致劳动管理秩序的紊乱。我国的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已经对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设置了倾斜性保护条款，劳动者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劳动债权，如再使用私力救济方式保护劳动债权，不仅影响劳动生产和管理秩序，还将造成债权债务保护的不公平性。另外，由于留置权具有优先受偿性，不仅优于一般债权人，还优先于享有抵押权、质押权人的其他债权人，而劳资纠纷产生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本质上系经济组织的内部纠纷，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担经营风险的角度而言，也不应通过行使留置权而优先于外部债权人受偿。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134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134号
【提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不属于可以免除定金罚则的意外事件。
【裁判要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可免于定金罚则，该规定所指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但又不属于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债务人因其他债权人申请而进入破产程序应为债务人在经营中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故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不属于规定所指意外事件的范围，不能因此而免于定金罚则。
摘要2：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1105号
摘要1：【案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1105号
【提示】名为合伙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认定。
【裁判摘要】《投资合作经营合同》虽名为投资合作经营合同，但合同内容并未对双方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约定，且出资款不承担经营风险，未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对于合伙关系规定的要件；反而，“投资合作经营合同”规定了款项的利息和返还期限，符合民间借贷合同的构成要件。认定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名为合伙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97号
摘要1：——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具有独立性，其性质与违约金不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97号
【裁判要旨】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清理补偿性支付，与《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违约金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
（１）后者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在违约后生效的给付。在违约实际发生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不符时，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２）前者是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的清理整理补偿性支付，已经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裁判规则】合同不能履行后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具有独立性——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不能履行后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其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因合同的效力而受影响。
【摘要】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合作协议》中关于“冯村委员会负责土地招、拍、挂的前期筹备与协调，保证利嘉公司顺利通过国家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方式，获得本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的约定虽有不当之处，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裁判意见】认定名为合作开发实为房屋买卖或者借款合同的条件——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第26条规定，认定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或“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均须具备“不承担经营风险”这一法律特征。
摘要2：【摘要】《协议书》第二条虽约定由冯村村委会向利嘉公司支付“违约金10500万元”，但结合双方在《协议书》中确认“冯村一期项目用地的一级土地开发是在甲方投入的大量人力、无力、财力支持下得以完成，并于2007年12月3日至17日挂牌出让。乙方在土地出让后完成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事实，可以认定该约定是在双方均认可冯村村委会在土地出让完成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前提下，经协商共同确定的给付利嘉公司的补偿金。该10500万元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在违约后生效的给付。在违约行为实际发生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不符时，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但该支付是在前述合作协议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清理补偿性支付，是双方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合法处分和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该协议双方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解读】《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闵民二（商）初字第1724号；（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969号
摘要1：——公司监事兼任高管的法律后果及其勤勉义务
【裁判要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互相兼任的认定应当综合形式与实质两个要件，具有高度人合性的小公司在决策过程中时常发生形式要件瑕疵的情形，司法应从公司法保护公司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立法原则出发，考察股东真实合意，有条件地认可瑕疵决议的效力，避免因决议无效导致公司陷入经营僵局。对公司高管勤勉义务的认定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一般标准，同时兼顾个案正义，结合具体案情在一般判断标准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更为妥当和准确的判定。
【裁判意见】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界定应注重其掌握的实质权力，并不能仅纠结于其名义上的职务。公司高管发生任职冲突时，经理的职位应优先于公司监事，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是作为监事的任命无效。公司高管违反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系因失职而非商业风险时，该高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号】（2009）闵民二（商）初字第1724号；二审：（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969号
摘要2：【摘要】判断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别：1、须以善意为之；2、在处理公司事务时负有在类似的情形、处于类似地位的具有一般性谨慎的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时的注意；3、有理由相信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的方式履行其职责。李某某在全面负责甲公司经营期间，作为UV手机外壳涂装线项目甲公司一方的具体经办人，仅以口头协议的方式与相对方日华公司发生交易行为，在其离职时亦无法向甲公司提供经交易对象确认的文件资料。按照经营的一般常识，采用口头协议交易的方式，一旦与交易对象产生纷争时，无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对于不能即时完成交易的民事行为，交易双方一般均采取签订书面协议或由交易相对方对相关内容作出确认。因而李某某应有理由相信采用口头协议方式的经营判断是与公司的最佳利益不相符合，然而其无视该经营风险的存在，没有以善意（诚实）的方式，按照其合理地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履行职务；并且，以一种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同样的地位上，类似的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履行一个高级职员的职责。因此，李某某明显违反了勤勉义务。
【解读】（１）李某某在全面负责川流公司日常工作期间，以川流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日华公司开展了uv手机外壳涂装线项目业务，直至其离开川流公司，尚有110万元项目款未收回。（２）川流公司曾起诉日华公司，主张前述款项，但由于该项目业务未订立书面协议，履行期间亦未制作相关交付凭证，致使其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未被法院受理。（３）川流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称李某某在全面负责公司工作期间未尽到勤勉义务，导致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请求判令李某某赔偿110万元。（４）法院遂判决李某某赔偿川流公司人民币110万元。
（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6686号；（2011）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911号
摘要1：——快递员身份之辨
【裁判要旨】从属性乃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系区别于承包关系、劳务关系的根本所在。认定劳动关系，除符合劳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外，用人单位还须对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权，双方形成人身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基本上不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约束、支配，以自己的技能、设施、知识承担经营风险，与用人单位没有从属关系的，不是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案号】（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6686号；（2011）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911号
摘要2：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徐民初字第009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徐民初字第0097号
【裁判要旨】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民再终字第1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民再终字第12号
【裁判摘要】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条款的适用，应当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条件或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否则单方通知解除行为本身即属无效，也谈不上司法解释所言异议期问题，除非对方认可或法院认为其符合解除条件。
2．签订租赁合同是一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商事行为，其经营风险应由双方自行承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4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456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张学成根据《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每年在坦桑尼亚销售的药品数量和供货单价等因素按照五年时间计算主张可得利益损失3240万元。本院认为，可得利益损失属于净利润损失，而《销售代理协议》系桂林南药对张学成作为独家销售代理提出了销售数额任务的要求和确定了供货单价，张学成将来五年内可能赚取的净利润需取决于实际供货情况、销售数量、销售单价、相关成本的控制和经营风险等因素。由于实际经营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其他年份相同产品的经营情况作为参照，故张学成仅仅依据《销售代理协议》并不足以证明其将来五年内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240万元。由于张学成在原审中未就其可得利益损失进行充分举证原审对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并无不妥。
摘要2：
(2013)嘉平商初字第604号；(2014)浙嘉商终字第291号；(2015)浙商提字第29号
摘要1：——股东滥用权利与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既享有资产收益的法定权利，也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作为剩余索取权人，更是公司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股东与公司签订公司未按时投产应赔偿其损失的合同条款，不合理地降低了股东本应承受的经营风险，损害了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与股东的出资人地位相悖。同时也人为制造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扭曲了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相关合同条款之缔结系股东权利之滥用，应依法认定无效。
【案号】一审：(2013)嘉平商初字第604号；二审：(2014)浙嘉商终字第291号；再审：(2015)浙商提字第29号
摘要2：【解读】公司与股东约定公司未按时完成投产任务须向股东赔偿，该约定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对该《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应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制定依据和目的来看，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从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危害后果来看，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2：（续）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１】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协议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性规定，协议无效。
【解读２】代持股协议虽然仅违反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该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代代持协议无效。隐名出资人无权依据无效的代持股协议请求名义股东返还股权、无权要求公司确认股东资格办理工商过户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0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024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一方允许另一方用其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对内对外不同的法律效果。从对内效果看，在承包人明知合作开发一方允许合作另一方以其名义与承包人签订合同，并对合作另一方为实际缔约人予以认可情形下，合作一方无权主张与承包人之间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从对外关系看，合作一方作为案涉合同形式上的发包人，不能以其并非实际缔约热门为由对抗第三人，其应当承担此种情形下的经营风险，如接受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违法行为的处罚等，并局该风险的承担可以另寻法律途径向合作另一方、承包人主张权利，但其以该风险的承担主张其应作为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缔约人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4263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4263号
【裁判摘要】根据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本案中，因李某某的行为给傲农生物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且傲农生物公司与李某某所签《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第二条明确约定李某某知悉并同意遵守傲农生物公司适用的福建傲农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制定施行的《人事规章制度》，而《人事规章制度》第八十六条赔偿损失明确规定：“员工在上班过程中使用机动车的，使用的机动车必须符合机动车上路的一切条件，并且必须购买国家规定的强制保险（即交强险），否则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由员工自行承担。若员工行为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除依据本规定给予相应处分外，公司可以保留向当事人依法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该规章制度李某某是知晓的，且李某某向傲农生物公司出具的《遵纪守法承诺书》也明确载明“坚决不酒后开车、无证驾驶以及驾驶证照不齐全、保险不齐的车辆，如有违反，李某某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某某所驾摩托车并未购买交强险，因此，傲农生物公司向案外人支付的赔偿款确符合因李某某本人的原因给傲农生物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李某某应对给傲农生物公司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运输行业的特殊性、经营风险分摊的公平性、李某某实际收入等因素，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某按照70%的比例对给傲农生物公司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郴环民终字第7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郴环民终字第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而非探矿工程施工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理由如下：1、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内容看，涉案槽探中探明出的铁矿产品由李某某、李某自找销路销售，并承担所有的槽探费用，李某某、李某探出的铁矿石按税后30元％／吨交玉城公司。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李某某、李某支付，而与当地村民和林场的关系、施工安全均由李某某、李某负责；2、从权利义务看，玉城公司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对外关系的处理，是李某某、李某，并非玉城公司。况且该协议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不符合工程劳务承包特征。故涉案协议具有探矿权转让的特征，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
【裁判摘要２】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效力，我国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探矿权属特许经营权。由于我国对探矿权人的探矿资质和探矿权的转让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自行对探矿权进行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除此以外，不得转让探矿权。因此，该协议的性质名为《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实为探矿权转让，其转让探矿权的行为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为无效协议。
摘要2：【解读】具有探矿权转让特征的探矿权工程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探矿权人将勘查工程承包给他人后，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不负责施工项目对外关系的处理，承包合同亦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应认定承包合同为探矿权转让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委托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委托人中国建行的信托资金1.2亿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向被投资公司菊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增资持股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了股权质押、派驻人员、资金监控、股权回购等风险控制及退出安排。其中特别约定，当发生被投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导致标的股权变更或灭失的事宜时，谢某某、孙某某或菊隆公司仍应对中航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如谢某某、孙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由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全部收购义务，不提出任何抗辩。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中航公司不参与菊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一名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持股期满收回资金后未再收取菊隆公司的红利等，可见，中航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航公司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菊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中航公司占有菊隆公司54.55%的股份，但中航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中航公司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中航公司在两年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中投资收益不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投资人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具有明显债权融资特特征的，应属于“名股实债”关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依据书面协议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安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确定。．．．．．．本院认为，综合判断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的签订背景、目的和内容，在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形成“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钟某某对世瑞公司享有在先债权。．．．．．．第二，2015年10月29日各方所签系列协议具有保障钟某某债权实现的交易目的。．．．．．．第三，钟某某在明确的投资期限内享有固定的投资收益，该收益不与世瑞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具有明显的债权投资特征。．．．．．．第四，就各方交易磋商过程来看，钟某某因转让崇义县振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崇义县东岭背钨锡矿资产，以及嗣后以货款、现金支付等形式，对世瑞公司享有本金6200万元债权，该债权历经投资世瑞公司IPO、申请退款，以华世公司53.85%股权质押担保，以及以债权投资入伙、债权转股权、股权回购等系列安排，钟某某始终未放弃其债权，相关交易均具有实现其债权的担保功能。综上，《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应界定为“名股实债”。本案所涉纠纷系钟某某、联胜投资、世瑞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其实质系债权债务关系。钟某某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世瑞公司还本付息、在本息范围内对华世公司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陈某某、温某某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包括请求世瑞公司收购股权。．．．．．．就《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而言，因“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下，投资方持有股份及工商变更登记会对其他债权人（尤其普通债权人）形成权利外观，故应区别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对外应遵循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目标公司破产或解散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内则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处理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股权回购协议》作为处理内部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性安排，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9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3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据此请求判令向审批机关办理报批等手续没有依据。
【裁判摘要】本案中，郑某某与陈某某于2006年1月4日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某将其持有的龙岩恒发公司的全数股权转让给郑某某，交易价格为龙岩恒发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核算作价11000万元（此为100%股权价），郑某某应在2006年2月28日前支付现金2000万元到陈某某指定账户，从2006年1月1日起龙岩恒发公司的所有经营收益归郑某某所有，郑某某同时承担龙岩恒发公司经营风险等。从上述内容看，陈某某意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的股权，郑某某意欲受让龙岩恒发公司的股权。由于陈某某并非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陈某某仅仅是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香港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无权与郑某某直接签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因此，应当认为，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具备一般合同要素，构成一份合同，且该合同成立，但其并不构成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并非正式的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协议，但却是郑某某与陈某某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直接导致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合同，因此即使未经审批机关批准，也不因此影响该合同的效力。此外，由于陈某某是占香港恒发公司70%股份的股东、香港恒发公司是占龙岩恒发公司90%股份的股东，陈某某是龙岩恒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某有理由相信如果陈某某信守承诺积极配合，能够最终实现龙岩恒发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的意愿。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正确，但其认定该协议系意向书并非合同且不能成立欠妥，应予纠正。由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合同，因此，郑某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判令香港恒发公司、龙岩恒发公司共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办理报批手续、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依据，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审法院没有支持郑某某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然而，《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观本案，郑某某与陈某某签订合同后，
摘要2：【裁判摘要（续）】陈某某通过龙岩恒发公司董事会聘任郑某某担任龙岩恒发公司的总经理，郑某某实际对龙岩恒发公司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经营管理，龙岩恒发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改善。郑某某积极履约，陈某某亦应积极推进龙岩恒发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如果陈某某坚持不继续推动将龙岩恒发公司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的进程，且对其不积极作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则合同对其拘束力无法得到体现。虽然郑某某关于办理股权转让报批、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其通过该请求已经表达了希望陈某某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如果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郑某某可以通过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从而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
【解读】基本案情：（１）陈某某是占香港恒发公司70%股份的股东、香港恒发公司是占龙岩恒发公司90%股份的股东，陈某某是龙岩恒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２）郑某某与陈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某将其持有的龙岩恒发公司的全数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由于陈某某并非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陈某某仅仅是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香港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无权与郑某某直接签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因此，应当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其并不构成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３）《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郑某某可以通过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从而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晋民申344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晋民申34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所有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由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商业写字楼工程合作建设暨租赁合同》，其主要内容是由申请人提供建设资金，被申请人提供建设用地，双方合作建设商业写字楼，该楼建成后，所有权归被申请人，由申请人整体承租经营使用，以租赁费抵消其垫支的建设投资款。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看，本案争议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长子县国营百货公司与长子县福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写字楼工程合作建设暨租赁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长子县福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笔记】如何认定名为合伙实为借款协议？
摘要1：解读：出资款不承担经营风险的保本收息合伙投资协议应认定为借款协议。
摘要2：【注解１】（１）合伙协议约定不符合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应认定为借贷协议；（２）是否承担经营风险是区分合伙关系和借贷关系的关键——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的投资人不是合伙人。
【注解２】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协议情形——（１）约定投资人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享有固定投资回报；（２）约定合伙清算前全数返还投资本金；（３）约定投资不受合伙经营盈亏影响；（４）投资协议约定利润分配方案而未约定损失分担规则；（５）为投资回款提供担保。
【注解３】其他参考案例——（２０１８）鲁民申７４８５号；（２０１５）渝高法民提字第０００５７号；（２０１８）渝民申２２６５号；（２０１９）湘民申１０２２号；（２０１７）川民申１９６３号；（２０１７）赣民终１９２号；（２０１６）赣民终４６６号；（２０１０）豫法民提字第１６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