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形式
摘要1：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摘要2：【注解】当事人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对交易内容达成一致导致合同成立。——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650号
合同成立
摘要1：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必要内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的事实，合同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为合同成立。
【注释１】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必要条款达成合意而使合同关系得以设立的事实状态（侧重于合同被缔结的结果）——（１）合同成立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合同成立是各事实判断问题，不涉及效力评价但评价合同关系是否存在仍属于法律判断问题）；（２）合同成立是区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重要标志；（３）合同成立（有无合同）与合同生效（法律约束力）是两个不同概念。
【注解２】合同订立是指当事人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意思表示以缔结合同的行为（侧重于当事人缔约合同的行为）。
摘要2：【注解１】借条内容明确约定借款本金及还款期限，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可认定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参考案例：(2023)新民申471号
【注解２】软件开发合同不仅未确定价款，涉及合同标的的系统建设方案也未确定，应认定双方当事人未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参考案例：(2022)最高法知民终1572号
【注解３】一方提出新报价，另一方表示新报价过高不能接受，只能接受旧报价的价格，一方未予回应，双方就新报价和旧报价均未达成合意。——参考案例：(2023)沪民终199号
【注解４】当事人表示行为具有多义性导致双方内心真意存在不同理解且无法依据客观标准确定其含义，应认定双方未达成合意。
【注解５】合伙合同未约定双方出资形式及出资数额，应认定合伙合同不成立。
【注解６】医疗服务合同在患者向医院提出进行诊查、治疗的请求，医疗机构收取患者的医疗费并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成立并生效。——参考案例：《郑××、陈××诉江苏省××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注解７】信息服务合同成立时间｜网站与申请人的信息服务合同关系在申请人完成注册登记时成立。——参考案例：《来××诉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摘要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指建筑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施工，建设单位支付工程价款的合同（即承包人接受发包人委托，完成建设工程施工任务，发包人支付相应价款的合同）。
【注释】项目转让是指享有土地使用权和项目建设开发权的当事人，在办理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后，将项目的建设开发权及土地使用权让渡给他人的民事行
摘要2：【注解】名为工程承包实为项目转让合同｜案涉合同名为承包合同，但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看，是甲方将诉争项目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可以以甲方的名义进行开发建设。本案双方不是被代理与代理的法律关系，而是名为工程承包，实为项目转让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有必要在整个民事领域承认事实合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详解合同法解释（二）
摘要1：有必要在整个民事领域承认事实合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详解合同法解释（二）
摘要2：【目录】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具有与签字或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这应当如何理解？ 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依法经批准或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规定或约定办手续，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法院可判决相对人自己办手续。这样规定有何创新？ 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们知道，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司法解释在关于合同效力认定方面有何考虑？ 焦点 首次明确“债的清偿抵充顺序” ；适用情势变更 须报高院审核
浅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效力
摘要1：【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买卖合同中的证明力问题，买受人为了证明出卖人交货后，其已经支付货款给出卖人的事实，往往将出卖人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证据提供法院以证实其已经付款，尤其是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或货物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形下，增值税专用发票有时甚至是买受人能提供的唯一证据，但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不能认定付款事实的，因为增值税发票具有的是证明销售方已尽纳税义务和购买方进项税额的作用。因此当事人主张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付款或者交付货物的事实，仍需要另外补强举证，以其他证据作为义务履行完毕的依据，否则要承担举证不充分的败诉后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民终字第1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民终字第130号
【提示1】当事人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双方已经履行了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可认定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提示2】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可认定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领域中的事实合同是承认其效力的）。
【裁判摘要】当事人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是，双方之间发生的以施工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施工单位方直接向建设单位报告工程进度，建设方直接向施工方支付工程进度款，双方还对施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与核定，以上事实表明施工方和建设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裁判要旨】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对违约金作出约定，法院不得主动判决支付违约金。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68号
摘要1：——事实合同的认定，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依据和举证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68号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仅赋予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相对预决力，并非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
【裁判摘要】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对相关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原则上，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得到维护。但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且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的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为实现案件公正审理的纠纷解决目标，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到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已确认事实以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举证反驳且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预决事实可以做出不相一致的认定。故原再审判决关于生效刑事判决已经将本案所涉1000万元资金认定为属于刘某挪用新华信托公司资金，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之规定应由新华信托公司承担责任的认定，混淆了预决事实与既判力之间的关系，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意见】免责式债务承担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发生债务转移——第三人向债权人出具承诺由其代偿债务，从而免除债务人责任，除非债权人明确同意，否则不应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不发生债务转移。
摘要2：【解读】事实合同关系的认定应结合当事人实施行为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后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为依据。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1065号
摘要1：（事实合同关系）
【案号】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1065号
【裁判要旨】犯罪嫌疑人利用同名存折调包方式实施诈骗行为，受害人在错误存款后及时发现的，可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其与银行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并返还存款。
摘要2：
免责式债务承担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发生债务移转——第三人向债权人出具承诺由其代偿债务，除非债权人明确表示，否则不应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不发生债务移转
摘要1：【要旨】第三人向债权人出具承诺由其代偿债务，从而免除债务人责任，除非债权人明确表示，否则不应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不发生债务移转。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68号《事实合同的认定，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依据和举证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所称“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合同签订日期是2006年12月4日还是12月24日，相关认定在本案中对判决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不属于基本事实，以此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
摘要2：
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鄂州中民一终字第0011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鄂州中民一终字第0011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裕呈祥公司是刘某某与蔡某某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2、确认聚友公司是刘某某收取房屋租金的代理人；3、确认聚友公司与裕呈祥公司达成以垫付电费折抵房租的事实合同，因房屋出租人刘某某未持异议而有效。上述诉讼请求中，第一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租赁关系，第二项是请求确认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第三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号
【裁判要旨】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合同法律关系的绝对标准，从当事人已经作出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形成合同关系意愿的，也应当认定合同成立。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合同法要求除自然人之外的当事人之间订立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又表明，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的绝对标准，如果从当事人已经作出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形成借款法律关系意愿的，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成立。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政府会议纪要作为政府记载、传达会议情况的公文，确如中行十堰分行所称，不同于当事人之间设立法律关系的协议书，但会议纪要作为对会议所议定事项的概要纪实，能够反映出参会各方对于议定事项的主观态度和意见，该主观态度和意见是判断当事人在诉争问题上是否达成一致的重要考证。．．．．．．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荣华公司为中行十堰分行的垫资行为，使得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借款法律关系，荣华公司由此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中行十堰分行承担返还垫资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中行十堰分行上诉所称其未与荣华公司形成借款法律关系，不应承担案涉款项归还责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政府会议纪要不同于当事人之间设立法律关系的协议书，但会议纪要能够反映出参会各方的主观态度和意见，是判断当事人在诉争问题上是否达成一致的重要考证。
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7民终24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7民终24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并没有注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许某某、徐某某对该事实是明知的，因此，许某某、徐某某请求阳春裕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阳春裕城公司存在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没有注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但并不能由此证明阳春裕城公司存在“故意隐瞒”的事实；合同中注明由阳春住建局批准预售和没有在预售许可证号的空格处填写“/”，亦不足以证明阳春裕城公司有“故意隐瞒”的行为。因此，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许某某、徐某某主ＸＸ春裕城公司故意隐瞒涉案商品房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应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裁判摘要１】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康瑞德公司以其与中山眼科中心之间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已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要求中山眼科中心支付合同价款等，根据其起诉时提交的初步证据《软件销售合同》、验收函、《撤场通知函》以及在二审上诉状中的自认，目前无法证实存在书面的合同，一方面无法实施协议管辖，另一方面也仅能认定康瑞德公司与中山眼科中心可能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因康瑞德公司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义务系在中山眼科中心处完成，即本案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山眼科中心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原审法院将广东省广州市确定为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上条款适用范围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在可能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中，康瑞德公司已自认合同实际履行，其已完成的合同义务是本案的特征合同义务，其依据以上条款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观点】
1.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9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发包方对挂靠不知情情况下承包合同应为有效——从查明事实看，罗××未在案涉工程招投标文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签字，也未作为缔约一方实质上参与了案涉工程招投标、施工合同订立过程，相关文件上签字人均为时任钢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谭××。而且，即便罗××和钢建公司已经达成借用资质合意并已经对案涉项目进行施工，但是在遵义开投公司对此不知情且不认可情况下，罗××和遵义开投公司无法直接建立事实合同关系。因此，遵义开投公司和罗××之间缺乏绕过承包人钢建公司而建立合同关系的合意，相关履行行为也未建立事实合同关系。罗××、钢建公司关于罗尚雄和遵义开投公司建立事实上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发包人遵义开投公司和承包人钢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为有效。一审法院以罗××无施工资质，从而认定该施工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挂靠人（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能否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适用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
【理解与适用】关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可否依据本条款向发包人提起诉讼的问题．．．．．．我们认为，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则上不适用于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０－４５１
【注释１】实际施工人包括３类——（１）转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２）违法分别合同的承包人（违法分承包人）；（３）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
【注释２】
（１）《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所指实际施工人仅指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但不等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履行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不能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
（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非债的代位关系，无须以《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为依据，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即可，即：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注解１】《最高法院民一庭：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法院民一庭法官会议讨论认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２）在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注解２】挂靠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为由直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参考：(2020)苏01民终11673号
【注解３】借用资质的挂靠人属于实际施工人，其有权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 (2020)最高法民终1321号
【注解４】挂靠关系中挂靠人能否依据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摘要2：（续）主要取决于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是否知情：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反之，则不可以。——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985号
【注解５】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借用施工资质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注解６】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注解７】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情形。——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注解８】（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72号
【注解９】挂靠人不能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发包人主张代位权。——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6892号
【注解１０】挂靠人能否跨越被挂靠人直接与发包人达成结算协议？｜（１）挂靠人与发包人进行结算符合法律规定，结算协议合法有效；（２）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径直对发包人主张权利，不适用于借用他人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682号；(2020)最高法民申1814号
【注解１１】（１）被挂靠人缺乏与发包人形成建工关系的意思表示；（２）挂靠人是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主体，有权与发包人进行有效结算，结算协议合法有效。——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3885号
【注解１２】挂靠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在订立和履行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形成事实上的法律关系，发包人应当承担支付挂靠实际施工人欠付工程款的责任。——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2114号
【注解１３】（１）无论发包人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是否知道挂靠事实，挂靠人均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4501号；（２）实际施工人有权向知道挂靠事实的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2013)民一终字第100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2民终42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反映买卖双方将来以发票上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反映买卖双方将来以发票上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合同法》第13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证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0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发包人明知挂靠人借用资质，双方之间形成事实合同关系，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本案中，首先，从版纳拓普公司发包案涉工程的情况分析，雷××代表甘肃建工工程承包有限公司签订的《湄公河畔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系由版纳拓普公司作为证据提交，从其证明内容可以看出，版纳拓普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对于雷××欲借用建筑企业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施工项目的目的是明知的。此后，多家建筑企业出现在施工往来函件及资料中，即便在版纳拓普公司与泸州江南公司于2015年10月1日在形式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版纳拓普公司亦明知雷××是通过借用资质的方式实际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同时，施工资料中显示的施工方代表均为梅××等人，并未因施工资料中建筑企业名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泸州江南公司否认其与案涉工程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且梅××出庭作证证实雷××为工程出资人的情况下，再结合版纳拓普公司发出的多个往来函件中有“雷××项目部"的表述，以及版纳拓普公司的工程款支付行为均是按照雷××或雷××的代理人的指示所为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版纳拓普公司对于雷××未能实现借用建筑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目的且实际上已经按照2015年10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进行了案涉工程的施工的事实是明知并予以认可的。其次，从雷××参与案涉工程施工的过程分析，雷××自2014年11月起便以甘肃建工工程承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版纳拓普公司商洽案涉工程的承包事宜未果，后多家建筑企业出现在施工往来函件及资料中，但均未与案涉工程建设发生实质性关系。2015年10月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虽加盖有泸州江南公司公章，但四川中和兴达建设有限公司（原泸州江南公司）在回复一审法院的函件中明确表示其与案涉工程无关，合同及施工资料中的公章系伪造，加之工程的施工资料均由雷××掌握，再结合施工资料中施工方代表梅××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虽然雷××本人在合同及施工资料中均没有署名，但雷××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意欲借用泸州江南公司等建筑企业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但均未借用成功，雷××与泸州江南公司等建筑企业之间未就案涉工程的施工形成真实的挂靠关系，2015年10月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为版纳拓普公司与雷××签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版纳拓普公司与雷××之间通过意思表示、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
摘要2：（续）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雷贤金系自然人，不具备施工资质，其与版纳拓普公司之间于2015年10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而版纳拓普公司在本案中未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进行抗辩，故雷××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向发包人版纳拓普公司主张工程款。云南拓普公司、版纳拓普公司、俊江公司认为工程款应由泸州江南公司主张，雷××不是适格的雷贤金的抗辩理由，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泸州江南公司在本案中作出的意思表示相悖，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笔记】能否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事实合同关系？
摘要1：解读：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可认定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注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领域中的事实合同承认其效力。
摘要2：【注解】事实施工合同无法查实双方对计价方法如何约定，参照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计价方法对争议的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确定工程造价并无不当。——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民申15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建设工程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２）事实合同关系认定——首先，华宇公司与中铁七局三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双方就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合作建设，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有效。其次，华宇公司与佘×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将工程进行转包，冯×虽对此予以否认，但冯×与佘×之间的合伙关系系基于该工程项目而产生，且随后华宇公司向冯×及中铁七局三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载明该项目由冯×全权负责，双方亦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该合同已在冯×与华宇公司之间成立。冯×提交的《分（承）包工程结算汇总单》亦可以证明，其与华宇公司之间就工程进行了结算，其主张施工合同的履行与华宇公司无关，华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依据不足。另外，冯×主张其是与中铁七局三公司直接发生的施工合同关系，亦不能成立。合同的成立，系以要约和承诺为要件。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系由中铁七局三公司中标后，与华宇公司签订协议进行合作经营。冯×以华宇公司派驻人员身份参与工程建设，在双方制定的协议附件中已有体现。中铁七局三公司与冯×之间并无直接接触或合意，在中铁七局三公司否认与冯×建立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难以认定中铁七局三公司有与冯×直接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冯×虽从案涉工程项目部领取工程进度款项，但中铁七局三公司仍将该款项列入华宇公司支取类，并主张是替华宇公司进行代付，未将冯×作为独立的施工主体，不能以进度款的支付和领取强令双方产生合同关系，否则违背合同自由原则，故对冯×主张的该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从《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华宇公司与冯×之间并无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冯×的财务管理、经营风险等方面均独立于华宇公司，工程建设所需投资、机械设备、各种管理人员费用等亦由其自行承担，故冯×系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原判认定华宇公司违法转包，《工程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摘要2：（续）冯×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工程建设活动，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管理费支付不构成不当得利——关于管理费的问题。冯×主张1000万元管理费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工程承包合同》无效系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管理费的给付系双方基于工程项目建设资格交换的对价，并在《工程承包合同》中进行了明确。冯×实际参与了施工，并与华宇公司进行了结算，该管理费既非给付错误，也无权利侵害，并非冯×遭受的损失，尚难认定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另，冯×并未在一审提出反诉或主张该抗辩，故对冯×关于返还和抵扣管理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