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犯在判刑前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行政拘留的日期仍应折抵刑期的复函（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７日 [81]法研字第26号）
【摘要】
关于罪犯在判刑前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和因同一犯罪行为被行政拘留的日期是否继续折抵刑期的问题，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仍应按照我院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关于罪犯在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期间可否折抵刑期的批复》、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９日《关于罪犯在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期间折抵刑期两个具体问题的批复》和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关于行政拘留日期应否折抵刑期等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予以折抵刑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日《关于侦查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问题的联合通知》是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对被告人在侦查中的羁押不得超过二个月的期限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我院上述三个批复的规定，则是解决罪犯被收容审查和因同一犯罪行为被行政拘留而实际上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时间也应计算折抵刑期的问题。这三个批复与《联合通知》并不矛盾，仍应继续执行。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的电话答复（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８日）
【摘要】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如，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与行为人进行策划，行为人分工承担窝藏，或者答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提供虚假证明来掩盖罪行等等。因此如果只是知道作案人要去实施犯罪，事后予以窝藏、包庇，或者事前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未去报案，犯罪发生后又窝藏、包庇犯罪分子，都不应以共同犯罪论处，而单独构成窝藏、包庇罪。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对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的复函（[1998]高检研发第16号）
【摘要】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对象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犯罪分子，只要判决执行的刑罚为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案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摘要2：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５０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已经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５日国务院第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2：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6）
十八、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中的“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修改为“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
第十一条中的“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修改为“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筹备申请书”修改为“登记申请书”。
第十二条修改为：“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发起人说明理由。
“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和业务主管单位。
“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中的“不予批准筹备”修改为“不予登记”，“申请筹备”修改为“申请登记”。
删去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依照法律规定，自批准成立之日起即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应当自批准成立之日起6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批准文件，申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文件之日起30日内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删去第二款。
第十九条改为第十七条，删去第一款。
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删去第一款中的“备案事项”和“变更备案（以下统称变更登记）”。
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删去其中的“注销备案（以下统称注销登记）”。
删去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删去其中的“或者备案”。
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五条，删去第一款第一项中的“筹备申请”。
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中的“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修改为“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将其中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修改为“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取保候审的被告人逃匿如何追究保证人责任问题的批复（１９８９年７月３日法（研）复（１９８９）４号）
【摘要】
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被告人逃匿，如保证人明知其逃匿下落，但拒绝提供被告人去处或者拒绝将被告人找回，以及与被告人串通，协助被告人逃匿的，可由保证人承担应由被告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根据案件事实，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确系犯罪分子，如保证人与被告人串通，协助被告人逃匿，视其情节，已构成犯罪的，可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窝藏罪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
摘要2：【备注】本篇法规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发布日期：2013年1月14日，实施日期：2013年1月18日）废止（废止理由：已被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代替）
摘要1：【案号】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海南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摘要】尽管保证担保诉讼期限已过，被上诉人木棠信用社丧失了向保证人主张保证担保责任的胜诉权，但保证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履行保证责任的行为属合法行为，应予保护。现苏巨儒在政府清理公职人员拖欠贷款活动中又履行了保证责任，归还了贷款本息，且在此过程中苏巨儒又无法证明木棠信用社实施了胁迫还款行为，因此，苏巨儒的还款行为应认定为自愿履行行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的抗辩无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现木棠信用社所收取的贷款本息有合法的根据，也没有造成他人损失，不符合不当得利的两个构成要件，上诉人主张木棠信用社为不当得利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200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8号公布 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7号：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7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4年11月2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人民币或者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拨给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60%。”
二、删去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三、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本条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1年以上；
“（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的，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期限自外国银行分行设立之日起计算。
“外国银行的1家分行已经依照本条例规定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该外国银行的其他分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不受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限制。”
本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假释时间效力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2011年7月15日 法研[2011] 97号）
【摘要】
一、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行为实施时；而不是审判时，作为新旧法选择适用的判断基础。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1997年10月1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包括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已被羁押尚未判决的犯罪分子。
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前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暴力性犯罪”，不仅包括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五种，也包括故意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
摘要2：
摘要1：[第175号]朱某某交通肇事案——超过1979年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又应当追诉的应如何处理
【裁判要旨】
①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所谓“按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理解上当然既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的定罪量刑规定，也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不能把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排除在适用之外。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9月25日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明确地确立关于追诉时效也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②在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方面，1979年刑法与新刑法虽基本相同，但在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上有两点显著区别：
A.1979年刑法规定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起始时间为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而新刑法则对此修改为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B.新刑法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
③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无论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哪一个阶段，都应当由正在负责追究的司法机关终止诉讼程序，不再往下一个诉讼阶段移送。由于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终止诉讼程序的方式只能是终止审理，而不是宣告无罪。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一终字第39号
【提示1】《民法通则》第84条第1款“特定的”之含义
【裁判摘要1】《民法通则》第84条第1款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2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特定的”含义就是只有合同当事人才受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约束。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基础是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
【提示2】因第三人的行为致使债权不能实现，债权人不能向第三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要求第三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2】债权属于相对权，相对性是债权的基础，故债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对人权。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务人也只对特定的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即使因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行为致使债权不能实现，债权人不能依据债权的效力向第三人请求排除妨害，也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第三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提示3】合作开发不属于个人合伙和合伙企业——合作开发合同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有成立合伙企业，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或《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裁判摘要3】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指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当事人没有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项目公司或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其他组织，应属“独立经营”，应按照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开发合同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用成立合伙企业，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或《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裁判规则】以原发包人的资质证书重新设立的企业与名称变更后的发包人视为共同发包人。
【解读】《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的是法人型联营关系，该条恰恰并没有规定合伙型联营的合伙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而是明确规定“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要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有约定的前提下才成立，这正是法人间的合伙联营型联营与个人合伙的区别。
摘要2：【提示3】合作开发不属于个人合伙和合伙企业——合作开发合同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有成立合伙企业，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或《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裁判摘要3】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指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当事人没有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项目公司或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其他组织，应属“独立经营”，应按照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开发合同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用成立合伙企业，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或《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裁判摘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合作开发合同各方是按照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权利义务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指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参照上述两条规定，本案当事人没有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项目公司或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其他组织，应属“独立经营”，应按照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退一步说，即使金世纪公司与宝玉集团、宝玉公司之间合作开发合同属于《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联营各方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金世纪公司与宝玉集团、宝玉公司之间合作开发合同，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有成立合伙企业，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或《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解读】施工合同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1：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醉酒驾驶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垫付责任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追偿范围不受致害人在交通事故中责任比例和过错大小影响，保险人有权要求致害人归还全部垫付费用。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以规避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为目的，借他人名义与自身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抵押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如果商品房买受人明知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2）泉民初字第148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业主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成立，具有一定目的、名称、组织机构与场所，管理相应财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组织”。业主委员会依据业主共同或业主大会决议，在授权范围内，以业主委员会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物业管理用房依规划定点建造，为区分所有权建筑物管理人进行管理维护业务必须的场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业主共有。在建筑物竣工验收交付后，物业管理用房的分割、转移、调整或重新配置，应当由业主共同或业主大会决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佛中法民二终字第532号
【裁判摘要】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产品的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而在本案中冯国强向鑫晟公司所购买的小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自燃，已说明该产品存在上述危险，而且冯国强已举证证明该汽车自燃并非人为纵火所致，而且其在购买汽车后一直在指定维修点进行了定期保养且汽车并无大修记录，因此冯国强对于本案中产品存在缺陷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鑫晟公司作为销售者应对其是否存在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其应向冯国强赔偿损失。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临民再字第1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偿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客观上使其丧失了对其他债权人的赔偿能力。虽然抵偿财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但该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债务人与第三人用房屋抵偿损害赔偿金的协议行为系恶意串通，旨在逃避对其他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侵权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一种合同关系。以房屋抵偿损害赔偿金的协议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行为，其他债权人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抵偿协议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的事实，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行使撤销权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执行机关，其主要职能是运用法律手段，依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执行工作作为审判工作的延续，是人民法院工作中重中之重，关键的关键。民事执行是执行法院根据权利人的申请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执行依据所确认的义务内容的一种公力救济活动。执行依据是民事执行活动的参照依据，包括执行依据所确认的义务人和义务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制定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以及其他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为交付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5条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由制作支付令的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第256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新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的、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的、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以上规定明确法院执行法律文书的种类、范围。但在执行实践中，往往有些被执行人恶意逃避执行，借破产、改制、重组之机逃避债务。对于法律文书生效以后原债务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执行法院如何依法规范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0九条对于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第83条规定了被执行主体的追加、变更的具体情况。现就被执行主体的变更、追加作如下探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1185号
【裁判摘要】
诉讼和解协议是案件当事人为终止争议或者防止争议再次发生，通过相互让步形成的合意，和解协议的内容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
当事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有代理律师一同参与诉讼、调解、和解活动。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同意并收取了对方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的款项，此后又以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愿为由申请再审的，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豫法民二终字第13号
【提示】《法函（2002）3号答复》只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溯及力问题，不能扩大适用。
【裁判摘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之规定，因债权人和保证人签订的是连带保证合同，因此，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并不会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更何况由于债权人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恒利公司主张权利，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尚未产生。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中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的规定，是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如何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并不涉及保证合同与保证期间的问题，不能据此认定东方公司郑办于2000年4月7日向保证人恒利公司主张过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137号
【提示】公司合并虽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所有股东均同意且不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公司合并有效。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未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对《资产重组协议书》效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的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这两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排除适用，但这里的强制性体现在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上，通过赋予股东大会相应的权利而限制公司的行为，从立法目的解释该两条是以保护股东权为出发点，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做出公司合并等重大事项的决定，公司股东即相应地产生了对该行为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权利。本案公司的三家股东虽未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决议，但对合并意向均表示同意，事后亦不认为合并行为侵害其利益，因此，公司即具有签订《资产重组协议书》的权利能力，合同相对方不是《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权利人，无权以违反该两条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以公司未形成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法规定，认定《资产重组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资产重组协议书》第—条、第六条的约定，合并形式是吸收式合并，其后果是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格被消灭。《资产重组协议书》履行的第一步是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有资格作为处置自身资产的签约人。
【裁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没有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企业之间以签订买卖合同为名，进行企业间借贷，应认定合同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27号
【提示】关联企业对相关货物进行回购，转售方获取差价且不承担风险系“以签订买卖合同为名，进行企业间借贷”。
【裁判要旨】本案所涉《购买协议》和《销售协议》同日签订，其内容相同或者相互关联，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当事人之间系以买卖为形式，实质进行融资的真实目的。因其并无出借资金的法定资质，故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故本案所涉购买合同应确认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基础法律关系合同无效则票据债务人无须履行票据付款义务——金鲲公司基于持票人的身份，向河北中储行使票据追索权，本案为票据纠纷。由于持票人与出票人为直接具有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故作为票据债务人的河北中储可以以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对金鲲公司进行抗辩。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于是否就第七笔货物处理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存在争议，但无论是否成立该法律关系，由于双方订立的基础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不具有可履行性，故双方依据该无效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河北中储无需承担给付第七笔合同项下出借资金的义务，相应地，其也无需履行票据付款义务。因此，金鲲公司关于其与河北中储之间有效成立第七笔货物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河北中储应给付相应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金鲲公司以持票人身份请求判令河北中储履行票据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股东对公司新增出资份额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1275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裁判摘要】
①从黔峰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可以看出，黔峰公司各股东对增资扩股是没有争议的，而争议点在于要不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尽管对此各股东之间意见有分歧，但也是形成决议的，是股东会形成资本多数决的意见，而并非没有形成决议。决议内容符合黔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各股东应按照股东会决议内容执行。
②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并没有直接规定股东对其他股东放弃的认缴出资比例增资份额有无优先认购权，也并非完全等同于该条但书或者除外条款即全体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所列情形，此款所列情形完全针对股东对新增资本的认缴权而言的，这与股东在行使认缴权之外对其他股东放弃认缴的增资份额有无优先认购权并非完全一致。对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完全可以有权决定将此类事情及可能引起争议的决断方式交由公司章程规定，从而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方式作出决议，当然也可以包括股东对其他股东放弃的认缴出资有无优先认购权问题，该决议不存在违反法律强行规范问题，决议是有效力的，股东必须遵循。只有股东会对此问题没有形成决议或者有歧义理解时才有依据公司法规范适用的问题。即使在此情况下，由于公司增资扩股行为与股东对外转让股份行为确属不同性质的行为，意志决定主体不同，因此二者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要求不同。在已经充分保护股东认缴权的基础上，捷安公司在黔峰公司此次增资中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当股东个体更大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公司发展相冲突时，应当由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方式进行决议，从而有个最终结论以便各股东遵循。综上，捷安公司对其他股东放弃认缴的增资份额没有优先认购权。
摘要2：【裁判摘要（续）】
③增资扩股不同于股权转让，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发生变化上。此外，增资扩股与股权转让资金的受让方是截然不同的。增资扩股中的资金受让方为标的公司，而非该公司的股东，资金的性质属于标的公司的资本金；而股权转让中的资金由被转让股权公司的股东受领，资金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的对价。优先购买权作为一种排斥第三人竞争效力的权利，对其相对人权利影响重大，必须基于法律明确规定才能享有。其发生要件及行使范围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全体股东无约定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以及该权利的行使范围以“实缴的出资比例”为限，超出该法定的范围，则无所谓权利的存在。当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完全可以有权决定将此类事情及可能引起争议的决断方式交由公司章程规定，从而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方式作出决议，当然也可以包括股东对其他股东放弃的认缴出资有无优先认购权问题。本案捷安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了优先认购权，其对黔峰公司享有的支配权和财产权仍然继续维持在原有状态，不存在受到侵害的事实或危险。在公司法无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时，部分股东欲将其认缴出资份额让与外来投资者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的情况下，捷安公司不能依据与增资扩股不同的股权转让制度行使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股权转让过程中的优先购买权。
摘要1：——股东代表诉讼如何行使与恶意串通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 4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当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个人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间接受损，因此，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起的诉讼。相应地，胜诉后的利益归于公司。通常情况下，当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公司可以直接追究侵权人的责任。然而，当侵权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时，因为存在利益关系，公司就可能不追究或者怠于追究上述人员的责任，这样就会导致其他股东的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司法就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
摘要2：【摘要】梁某某在联合公司改制过程中代表联合公司出卖不动产时并没有通知联合公司的另外两个股东汽贸公司和汽修厂。综合考虑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协议共同的违法性以及梁某某贱卖联合公司的房地产、环成公司获取不当暴利等因素，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买卖涉案房地产的上述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构成恶意串通，直接损害了联合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间接损害了联合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包括公司股东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五）项之规定，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于2002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１】因公司治理结构不完整，未设监事会或者监事，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起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的，可以豁免前置程序，故免除其先诉请求——由于联合公司没有设立监事会或者监事，参照新公司法的规定，联合公司的股东汽贸公司和汽修厂认为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签订的合同侵犯了联合公司的合法权益时，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确认《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因此，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认为汽贸公司和汽修厂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前的诉讼，股东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
【解读３】由于联合公司没有设监事（会），参照《公司法》第１５２条的规定，汽贸公司与汽修厂可以直接提前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113号
【提示】转让股东撤销对外转让股权时，不得损害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新71条）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应当书面通知股权转让事项，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本案当事人未如实向公司其他股东通报股权转让的真实条件，公司其他股东知情后起诉主张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时，转让股东在表明放弃转让的同时又与受让股东达成转让协议，对其股权是否转让及转让条件作了多次反复的处理。受让股东为继续经营公司，两次按照转让股东的合同行为准备价款，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均被转让股东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转让股东虽然合法持有股权，但其不能滥用权力，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在此情形下应支持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规则】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撤销对外转让股权时，不得损害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摘要2：【解读1】股东未如实告知股权转让条件，其他股东知情后可行使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如实向公司其他股东通报股权转让的真实条件的，其他股东在知悉股权转让的真实条件后，有权按照真是的转让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
【解读2】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转让股东滥用反悔权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典型案例。
【解读３】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２０条规定，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可以享有反悔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
【提示】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但可以类推适用。
【裁判摘要】
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7条第一款有关“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享有实际股东权利为前提。
②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故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
摘要2：【摘要１】因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其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之间的股权交易关系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时系善意。
【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２０１０）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其享有实际的股权权利为前提。如受让人并未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但仍以参照《物权法》第１０６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而主张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的”阳合同“是以逃税为目的，损害国家税收征管权，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应当认定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分别与京龙公司、鼎泰公司、合众公司以及合众公司与华仁公司签订的《星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以及《天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共七份合同，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逃避股权转让纳税而订立，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此七份“阴合同”属无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违约，导致法律上不能继续履行，但其他合同部分仍未解除且应继续履行前提下，仍应依当事人约定、实际履行情况促成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意见】合同一方逾期付款不因对方接受而免除违约责任——股权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因其接受逾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而消灭。
【提示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不需向受让方开具发票的条款是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裁判摘要1】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及同年10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8条关于“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的约定，均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提示2】诉讼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要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以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
摘要2：【裁判摘要2】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曾经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其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至7月29日期间陆续支付的5460万元价款，而未就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对双方当事人仍有法律约束力。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以其于2011年2月22日、7月26日、28日发出的三份《解除函》为据，主张其再次向京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主张其在京龙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权利并不因京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消灭。此三份《解除函》虽明确包含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京龙公司提起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规则】在提起诉讼前，合同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违约方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免除合同义务的，有违诚信原则，解除无效。
【解读】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号
【裁判摘要】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估值调整机制(即投资者与融资方根据企业将来的经营情况调整投资条件或给予投资者补偿)时要遵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则该收益会脱离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应认定无效。但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提示1】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
【提示2】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对投资者经营风险补偿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
【裁判规则】最高院判决的核心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增资扩股）与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法院会以“约定使得PE或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被投资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判决“对赌协议”无效。但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原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公司其他股东（原股东）相关的补偿承诺则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裁判意见】融资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应认定无效。
摘要2：【裁判规则】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对赌条款因可能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而无效，但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4〕7号）
6.依法认定兼并重组行为的效力，促进资本合法有序流转。 要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正确认定各类兼并重组合同的效力。结合当事人间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习惯，准确认定兼并重组中预约、意向协议、框架协议等的效力及强制执行力。要坚持促进交易进行，维护交易安全的商事审判理念，审慎认定企业估值调整协议、股份转换协议等新类型合同的效力，避免简单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维护契约精神，恰当认定兼并重组交易行为与政府行政审批的关系。要处理好公司外部行为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要严格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方面，对兼并重组中涉及的企业合并、分立、新股发行、重大资产变化等决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对交叉持股表决方式、公司简易合并等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问题，应结合个案事实和行为结果，审慎确定行为效力。
【解读１】（１）补偿条款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收益，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应为无效；（２）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解读２】该裁判确立规则“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无效”。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及活动的基本准则。在作为特殊企业的资产评估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退休时必须退股，退股时以退股月份上月为结算月份，退还其在公司享有的净资产份额时，股东与公司应该按章履行。
二、职业风险基金系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按规定提取的用于职业风险赔偿的准备金。财政部财企[2009]26号《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经营期间，应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5％，在此前提下，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所以，在资产评估公司已有相应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股东退股时要求分配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可予支持。
摘要2：【法条链接】《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资产评估机构职业责任保险的追溯期超过5年，且累计赔偿限额已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5%的，可不再增加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并可将5年以前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予以分配。
【解读】资产评估公司已有相应股东会决议情况下，股东退股要求分配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可予支持。
摘要1：——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后，应当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29页】
【案号】（2009）高民初字第47号；（2011）民一终字第62号
【法理提示】当事人双方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后，应综合缔约时建筑市场行情、利于当事人接受、诉讼经济等因素，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发包人就其得到的建设工程价值向承包人予以折价补偿，该补偿款中包含建筑工人工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是为解决发包人拖欠承包人工人工资问题，处于立法政策的考虑，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场合，仍然要保护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认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由于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普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无效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认定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均不享有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则很难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承包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工程款债权很难实现，相对应，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员工资亦难以保护。从合同法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考虑，应尽可能保护承包人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2：【裁判摘要】汕头公司第十工程公司、秦浪屿公司、中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1日签订的《工程保证金使用约定》表明，在涉案工程招标前，秦浪屿公司与汕头公司已就涉案工程由汕头公司承建达成合意。双方经招投标，将上述合意体现在2007年4月1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秦浪屿公司与汕头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有两份合同，一份是在招标之前私下签订的合同，另一份是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都属于无效合同。
【摘要】《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二）》《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三）》虽然无效，但上述协议中有关工程奖励费和赶工费的约定，属于当事人对施工过程中劳务报酬的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但在合同无效情形下，汕头公司主张其因政府指令性要求停工的16天期间，应作为工期顺延时间，计算在提前完工时间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应当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注释】中标无效情形下“黑白合同”均无效，应按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进行结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104号
【裁判摘要】鉴定机构分别按照定额价和市场价作出鉴定结论的，在确定工程价款时，一般应以市场价确定工程价款。这是因为，以定额为基础确定工程造价大多未能反映企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市场价格信息，更贴近市场价格，更接近建筑工程的实际造价成本，且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更公平。
【摘要1】本案所涉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且质量合格，在工程款的确定问题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是，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了由相同的委托代理人签订的、签署时间均为同一天、工程价款各不相同的三份合同，在三份合同价款分配没有规律且无法辨别真伪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当事人对合同价款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三份合同均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为解决双方当事人的讼争，通过委托鉴定的方式，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工程价款作出司法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实务要点】根据合同无法确定工程造价款，而鉴定机构分别按照定额价和市场价作出鉴定结论的，在确定工程价款时，一般应以市场价确定工程价款。
【摘要2】本案不应以定额价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首先，建设工程定额标准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建筑市场建筑成本的平均值确定的，是完成一定计量单位产品的人工、材料、机械和资金消费的规定额度，是政府指导价范畴，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作出以定额价作为工程价款的约定时，一般不宜以定额价确定工程价款。其次，以定额为基础确定工程造价没有考虑企业的技术专长、劳动生产力水平、材料采购渠道和管理能力，这种计价模式不能反映企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再次，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市场价格信息，更贴近市场价格，更接近建筑工程的实际造价成本。......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合同价款或者报酬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所涉工程不属于政府定价，因此，以市场价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不仅更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对双方当事人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