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名实不符合认定——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转让合同、名为开发实为房屋买卖合同、名为开发实为借款合同、名为开发实为租赁合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合同的共同特征在于不承担经营风险（均涉及转性后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如转性后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解读】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借款、租赁合同，本质上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不要求具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有效要件。
【注解】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依法应承担公司项目的经营风险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55号
摘要1：【问题提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糾纷中如何区分是借用资质还是合作开发？
【要点提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认定合同有效。即使双方当事人存在“借用”资质之意图，但是，以资质、技术、劳务出资非法律所排除，且双方没有明确排除有资质的一方不承担风险，不能因双方存在“借用”之意而否定其合作的性质。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盐民一初字第0014号；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终字第0280号
摘要2：
摘要1：——约定以特定房屋作为收益分配的地产合同性质认定
【裁判要旨】一方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作为出资与他人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明确约定以特定房屋作为收益分配，如果该合作开发又具有政府规划的强制性和必然性，那么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认定为关于特定房屋的一般互易合同，其实质是以所有权调换为补偿方式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本案中，尽管类似拆迁人地位的东城建设公司违约将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袁某等8位第三人，但根据《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具有类似被拆迁人地位的随州烟草公司请求优先取得讼争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2007）随民初字第15号；（2008）鄂民一终字第88号；（2009）民提字第78号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7条的规定，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仅以该合同涉及的土地为划拨用地主张认定合同无效，应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210号
【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按照相关施工验收规定对工程及时组织验收，该验收既是发包人的义务，亦是发包人的权利。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对工程组织验收，单方向质量监督部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侵害了发包人工程验收权利。在此情况下，质检部门对该工程出具的验收报告及工程优良证书因不符合法定验收程序，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出资方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要求出地合作方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订）第二十八条规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价入股，合资、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由此可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在于“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仅以《合作建设开发合同》在字面上没有约定“共担风险”即否定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性质，既不符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也与合同当事人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基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性，即“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至于是否为合同相对人，以及在履行《合作建设开发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均不能成为其免于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抗辩事由。
【裁判观点】基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性，即“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双方对外共同负连带责任；至于是否为合同相对人，以及在履行《合作建设开发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均不能成为其免于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抗辩事由。
摘要2：
摘要1：——债的平等性原则的实践应用研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约定以特定房屋作为收益分配的房地产开发合同应认定为关于特定房屋的一般互易合同，其实质是以所有权调换为补偿方式的拆迁安置协议，被拆迁人对补偿特定房屋享有的是特种债权优先权，第三人购买房屋的行为不能对抗其依据土地转让开发协议的约定要求违约方交付房屋的行为。
【裁判意见】约定以特定房屋作为收益分配的地产合同的性质：
①一方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作为出资，与他人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明确约定以特定房屋作为收益分配，如果该合作开发又具有政府规划的强制性和必然性，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认定为关于特定房屋的一般互易合同（一般认为以产权调换为补偿方式的拆迁安置协议为以物易物的互易合同），其实质是以所有权调换为补偿方式的拆迁安置协议。
②拆迁人以易地或原地再建的房屋与被拆除房屋进行产权交换，被拆迁人丧失了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但调换之后拥有调换房屋的所有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主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双方签订合同后，一方当事人接受并使用对方投资款后，又以缔约行为未经公司控股股东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作为独立法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签约人的缔约行为即是公司行为，当事人应对其缔约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当事人的控股股东因该协议而与当事人发生的争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以其缔约行为未得到该股东同意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法律不允许一个独立的法人在签订合同或者为其他民事行为之后，以自己的股东不同意为由否认合同或者相应的其他民事行为的效力；否则，公司作为法人的独立人格就不存在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摘要2：【解读】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
（１）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付与碧波公司开发；
（２）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３００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与常理不符；
（３）解除协议后，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夏某某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奥康公司主张其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民终字第83号
【要旨】设立新公司项目转移至新公司时工程款支付主体为新公司。
【提示1】在合同签订超过一年后，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法院以合同条款显失公平为由对合同变更或撤销。
【摘要1】当事人认为合同的约定显失公平，有关条款应予调整或撤销的请求是在二审期间提出的，即使认定其一审反诉已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1】撤销权是形成权，只存在除斥期间，没有诉讼时效问题。
【提示2】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发包人与第三人合资成立新公司，由新公司继受该项目的，承包人未获得工程款，无权请求原发包人、合资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虽然是原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但原发包人与第三人成立新公司后，项目转为新公司的开发项目，新公司作为项目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并承接了合作合同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新公司由此与承包人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此后，结算协议是承包人与原发包人就涉案工程进行的结算，此时项目已改为新公司的项目，原发包人仍与承包人签订工程款结算协议，本应无效，但由于结算协议签订后，新公司明知而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多次向承包人实际付款，均事后经其确认。因此，作为合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项目的所有人，新公司应是完全的付款义务人；一审判决以原发包人签署了与工程有关的合同及结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是新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由，判决其对新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改正。
摘要2：
摘要1：——免责的债务承担应以债权人的明确同意为要件
摘要2：
摘要1：——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按照补偿合同性质处理
【法理提示】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具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资格的受让方后，起诉前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决定将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应按照补偿合同性质处理。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201页】
【解读】本案海天公司正是基于与京门公司之间的补偿关系方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其认为自己是从政府处原始取得土地使用权缺乏依据。
摘要1：【提示】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不能作为新证据提起再审——支付令属于督促程序。申请人以对方当事人未提异议而生效的支付令作为新的证据申请再审的，法院应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支付令不属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具有非诉性、简捷性，只要被申请人不提出异议，法院基于申请人的申请发出的支付令即发生法律效力。故申请人以对方不提出异议而生效的支付令作为新的证据申请再审的，法院应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4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中，当事人约定一方出地、一方出资并以成立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开发，项目公司只是合作关系各方履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的载体和平台，合作各方当事人在项目公司中是否享有股权不影响其在合作开发合同中所应享有的权益；合作各方当事人在合作项目中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约定的内容予以确定。
摘要2：【提示】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依合同相对性原则，按照约定的内容确定权利义务。
【摘要】根据上述事实，在天河公司未经海联公司同意即将所持天阔公司股权转让给丽源公司、丽源公司又很快再次将其受让的股权转让给爱地公司和富丽达公司后，以及天阔公司的后续股东不仅没有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完成拆迁工作，而且也拒绝与海联公司进行协商等行为，充分表明天河公司已不再履行与海联公司所签订的《合作项目合同书》所约定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由于天河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后续股东也没有按约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天阔广场项目目前仍处于停滞状态，致使海联公司在《合作项目合同书》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天河公司不但明确表示，而且以其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作项目合同书》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四)项、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海联公司请求解除《合作项目合同书》，返还“天阔广场”项目的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应予支持。
【解读1】设立行为人的认定——为设立公司“签署公司章程”（非签订公司设立协议）“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构成公司发起人同时具备的三个法律特征（法定条件）。
【解读2】天阔公司是海联公司与天河公司为便于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发而借用天阔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但天阔公司并非海联公司与天河公司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天阔公司仅是天河公司与海联公司双方按照《合作项目合同书》约定进行天阔广场项目合作开发，履行各自义务的载体，天阔公司并非《合作项目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更不是海联公司、天河公司合作开发协议的合同相对方。
【解读3】当事人既非公司股东，也没用委托第三人代为持股的事实，不能认定该第三人在公司的股权为代持股权。
【解读４】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中，合作各方当事人在项目公司中是否享有股权不影响其在合作开发合同中所应享有的权益。
摘要1：【提示】房地产合作开发一方因行政规章调整未能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如何认定违约责任？合资合作开发合同未能继续履行，一方的预期利益损失可以得到保护吗？
【裁判观点】合资合作一方因教育部办学条件调整未能继续履行合同，并无主观过错，结合合资合作另一方同意解除合同并将联建房屋改造成商品住宅对外出售弥补自身经济损失的事实，合资合作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徐民初字第0097号
【裁判要旨】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摘要1：【要旨】企业合作开发房地产不属于个人合伙关系，而是属于法人型联营，合作各方各自承担责任，除非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才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注解】未签订施工合同的合作开发房地产一方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两种不同裁判观点——（１）不承担连带责任：主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２）承担连带责任：主要基于《民法典》第３０７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１２条规定。
摘要1：【目录】一、取得的成绩二、建筑市场新变化及应对措施（一）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二）是《解释》适用过程中，对个别条文理解存在偏差（三）是建筑业部门立法和多头管理给执法活动带来的困难三、建筑业的新变化给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四、 适用《解释》应当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一）审好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树立的审判理念（二）正确处理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三）准确认定和正确把握涉及“黑白合同”案件的执法尺度（四）慎用民事制裁措施。（五）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各方对发包人欠付工程价款不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备注：该文章来源于网络，未经核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14号
【裁判要旨】审理前诉的法官应当在旨在撤销前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中回避。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张洪兴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名都公司与志诚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4）黔高民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0号判决）存在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对该规定中所称的“本案”，不应简单机械地从当事人范围、诉讼标的等方面进行理解。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权利能否得到支持，依赖于对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错误，是否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问题所作的判断结果。所以，尽管原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件当事人范围、诉讼标的等方面并不相同，但在评价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上，第三人撤销之诉与二审、再审诉讼程序具有相同性质和功能。据此，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产生的案件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中所称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中所称的“该案其他审判程序”。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之一，曾经参与了20号判决一案的审判工作。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审判人员应当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裁判摘要】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和主张相对的双方首先是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不能据此当然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解读１】案外人基于与债务人合作开发房地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鉴于其不足以证明其为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不属于合法建造人，不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摘要1】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载的权利人均为佳佳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的立项、规划、建设过程中，佳佳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的建设方，崇立公司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的联建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摘要2】《物权法》规定物权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将其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方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崇立公司与佳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崇立公司有权另案向佳佳公司主张基于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原判决认定崇立公司基于合法建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
（１）执行异议人崇立公司核心待证事实：Ａ．其对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Ｂ．强制执行所需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有效性。
（２）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适用，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合法”前提，且该建造行为已经完成，形成“物”具备物权条件。只有同时符合“合法建造”（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以及建造完成的两个前提，才符合适用《物权法》第３０条的条件。
【解读３】合作建房的出资方以“合法建造”取得物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难以获得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63号
【裁判要旨】即便存在抽逃出资，但是股东之间有特别约定的还是按照特别约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
【裁判摘要】二审判决认定，咪兰公司注册成立后仅数日该300万元借款即由咪兰公司用房屋预售款返还给了任某某，构成抽逃出资，曾某某并未实际完成投资义务，徐某某对此知晓并予以认可，在《补充协议》中仍约定了对咪兰公司账上存款及售房款五五分配，与之前《联合开发协议》的利润分配约定相符，此约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合作期间，徐某某并未提出曾某某未出资不应享受利润分配。现咪兰公司、徐某某主张曾某某没有投资不应享有利润分成，与双方的约定不符，二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咪兰公司、徐某某关于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曾某某无权请求分配利润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提示】法院可依具体情况，突破股东间关于分配红利的约定，支持部分股东提前分配利润的诉请。
【摘要】《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在开发销售结束后利润五五分成，现美兰花园小区项目已经开发完毕，由于双方产生纠纷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客观上已经不能按照《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配条件来履行，曾某某起诉要求分配利润，一、二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且一、二审判决依据鉴定报告确定了双方的利润分配具体数额，鉴定报告已载明鉴定基准日美兰花园项目尚未销售房产评估值为11534552元，该评估值已考虑到上述房产尚未销售，销售时还会发生部分销售费用，今后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等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提前分配利润并不损害徐某某的利益。咪兰公司、徐某某关于分配利润的条件未成熟，不应分配利润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提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抽逃吹的当事人能否请求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
【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方当事人抽逃出资而对方同意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的，仍应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约定出资，如另一方当事人同意按照原约定的分配比例分配利润的，双方仍应按原约定的分配比例分配利润，而不是按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406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各方应向承包人承担工程款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黑民终370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各方共同给付承包人拖欠工程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终字第698号
【裁判要旨】涉案项目建设单位虽未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引进投资公司投资开发并从中获益，应对投资公司涉案项目所欠承包人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济民五终字第513号
【裁判要旨】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的，应当由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其他合作开发方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皖民四终字第00122号
【裁判要旨】虽有一方参与如支付部分工程款、出具工程款欠条等行为，但是其系履行与另一方的合作协议的行为，相对于施工方其行为是代表合作另一方的行为，其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裁判摘要】涉案工程施工合同是由姚公社居委与海纳公司签订，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海纳公司依约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姚公社居委也按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该合同得到了履行，故姚公社居委和海纳公司为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同时，和商公司在与姚公社居委的补充协议中也明确表示：其代表姚公社居委对“姚公农贸综合楼”项目工程的建设期间进行管理和投资，认可并代为执行姚公社居委与施工方（海纳公司）的“姚公农贸综合楼工程补充合同书”。可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虽有和商公司参与，如支付部分工程款，出具工程款欠条等行为，但是其履行与姚公社居委合作协议的行为，相对于施工人海纳公司来说，其行为是代表姚公社居委的行为。故和商公司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未追加其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陕民三申字第01528号
【裁判要旨】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作方不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024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一方允许另一方用其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对内对外不同的法律效果。从对内效果看，在承包人明知合作开发一方允许合作另一方以其名义与承包人签订合同，并对合作另一方为实际缔约人予以认可情形下，合作一方无权主张与承包人之间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从对外关系看，合作一方作为案涉合同形式上的发包人，不能以其并非实际缔约热门为由对抗第三人，其应当承担此种情形下的经营风险，如接受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违法行为的处罚等，并局该风险的承担可以另寻法律途径向合作另一方、承包人主张权利，但其以该风险的承担主张其应作为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缔约人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赣民一终字第22号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作方对另一方欠付的工程款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承发包双方未对实际挖方工程量进行验收确认，且已无法根据现状对该工程量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应以最后一次对标高调整的预算工程量作为承包人施工的工程量。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463号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房地产合作开发方不对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8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