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
【提示】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或者管理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不能以合同当事人名义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
【裁判要旨】承包人指定他人依据其意思表示负责施工工程的管理与建设，该被指定人是施工工程的负责人或者管理人，而不是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
【裁判规则】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或管理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不能以合同当事人名义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
【摘要】本案作为承包人环亚公司在完成医技楼项目前期管网改造工程后，与作为发包人的医大四院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施工合同》签订后，环亚公司陆续将安装、消防、水暖等后续工程分别分包哈尔滨市中实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等公司，并签订相关分包施工合同。各分包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虽刘某某与环亚公司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环亚公司不参与管理，出现问题由环亚公司的项目公司六分公司与刘某某负责，刘某某负责办理了工程的《工程报审表》、《结算书报审表》、《工程结算报审表》、《工程概预算书》等与施工相关的事项，但上述各类表格载明的刘某某，均为医技楼项目施工负责人或者管理人。......事实证明，环亚公司为涉案《施工合同》及分包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与义务承担主体。刘某某作为医技楼项目施工负责人，是依据环亚公司的意思表示从事负责施工管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6条“实际施工人为转包人”和“违法分包人的承包人”的条件。环亚公司关于刘某某不是实际施工人的上诉主张，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刘某某为医技楼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款享有独立请求权，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排除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之权利义务，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黑龙江省环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及原审第三人刘国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83页】
【解读１】无论刘某某是以环亚公司提供的公章与医大四院签订施工合同，还是以环亚公司提供的财务章接收医大四院拨付的工程款和以环亚公司六分公司名义缴纳各项税费等事项，其所实施的都是医技楼项目施工管理行为，刘某某不符合实际施工的条件，不具有以自己名义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原告主体资格。
【解读２】实际施工人与项目管理者的身份区别：（１）环亚公司与医大四院签订《施工合同》后将后续工程分别转包给其他公司施工；（２）环亚公司与刘某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环亚公司不参与管理，出现问题由环亚公司的项目公司六分公司与刘某某负责；（３）刘某某系工程管理人员而非实际施工人（工程已经分包给其他公司）。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成民终字第5589号
【裁判摘要】首先，六建公司对2010年9月13日的《保温工程合同》上加盖的“成都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马电花园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在六建公司对外进行分包资格报审、对内进行项目管理中均使用该印章开展业务工作，该印章的使用范围及效力并非如六建公司所陈述的仅作为技术资料交接之用。其次，六建公司认可案涉外墙外保温工程由四美公司实际施工完成，现六建公司既无证据证明王某某与六建公司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王某某与四美公司形成了分包合同关系。故《保温工程合同》中四美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六建公司而非王某某，四美公司与六建公司于2009年9月13日签订的《保温工程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全面履行义务。六建公司关于其不是合同相对方、应当追加王某某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非仅作为技术资料交接之用，在无证据证明加盖其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合同主体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公司应承担合同主体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71号
【裁判要旨】对合同效力和性质的认定不必基于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
【裁判摘要】本院开庭庭审中，市政府对本院归纳的庭审争议焦点提出异议，要求将案涉《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增加为争议焦点。对此，远洋公司当庭提出异议。本院当庭已向双方释明，关于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范围，不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提出关于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发包人主张协议应理解为承包人履行缺陷修复义务在先，发包人给付剩余工程款在后，可以从文意解释、体系解释和交易习惯解读等角度综合分析。
【解读】市政府设立的住房领导小组与承包人签订合作协议，承包人就装修工程分别与受市政府委托的七家房地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与承包人履行合同的相对人是市政府，市政府政府应受合作协议的约束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7号
【裁判要旨】存在共同债务人且协议中未约定承担按份责任的，债务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经查，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12日签订了《备忘录》、《补充备忘录》，其中明确约定由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共同向昆仑公司承担案涉工程±0.000以上、以下工程款，非正常施工损失费、财务成本增加的付款责任。即根据该三方以备忘录形式所签协议的内容，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为支付相关款项的共同债务人，且协议中未约定按份承担责任。昆仑公司虽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安徽省文化厅与文越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但其上诉要求安徽省文化厅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合同依据。在此情况下，如果其中一方债务人退出债的清偿，则需债权人明确表示同意。本案中，虽然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另就±0.000以上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由文越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但昆仑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免除安徽省文化厅的付款责任，安徽省文化厅仍应依约承担相应付款责任。
【裁判规则】原告主张一人公司的股东与该公司存在人格混同，鉴于该股东未举证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其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关于机关服务中心应否对文越公司应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经查，文越公司是机关服务中心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机关服务中心是文越公司的唯一股东，虽然机关服务中心并非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机关服务中心在本案中应就其是否与文越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承担举证责任。鉴于机关服务中心在昆仑公司主张其与文越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只是辩称自己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仍未举证证实文越公司财产独立于机关服务中心财产，故其应对文越公司欠付昆仑公司的相关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以昆仑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文越公司与机关服务中心财产混同为由，判令机关服务中心不承担连带责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判决民事责任承担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22号
【裁判要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诸多重要条款必须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除经特殊程序合同主体一般无权作出变更和另行协商。经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七条，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的通知》第三十四条都明确规定，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其目的不仅在于弥补损失，更在于通过惩罚性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国家及时取得土地收益并投入国家建设。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全国各地国有土地管理部门都据此执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违约金条款作为土地拍卖文件的一部分，晟森公司在参加竞拍前既已知晓，其自愿竞拍取得案涉土地并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存在超出当事人预期或显失公平之情形。因此，对该违约金条款的约定，除非有充足理由和其他因素，不应予以调整。
摘要2：
摘要1：——应根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与履行情况综合认定合同之债的权利义务关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一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法理提示】多个当事人为同一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前后签订了多份合同，在有关合同主体及合同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应通过对相应合同约定条款的理解，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有关合同履行情况，综合认定该合同之债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04页】
【解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举证期限，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鼎新鉴定报告的形成时间是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后的2011年9月28日，客观上存在无法在本案一审庭审前提供的合理原因。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举证时限，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对锦尚公司提供的鼎新鉴定报告要求大西南公司进行质证，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一终字第29号
【裁判要旨】股东已履行了足额出资的义务，其与公司是两个主体，一般情况下不应对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合同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合同的相对人主张权利——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合同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特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其效力仅及于特定的当事人，而不能及于第三人。合同的这一实质隐含了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特定性。因此，合同当事人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即使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一方违约，违约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不能直接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如果合同相对性被打破，允许缔约方为他人设定债权债务，将会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合同目的将难以实现。
摘要2：【解读１】
（１）原属昆山市淀山湖镇农工商总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经合法程序登记于新东湖公司名下。根据物权公示原则，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归新东湖公司享有。
（２）尽管富田公司曾经和淀山湖食品厂签订过土地使用权合同并支付了对价，但该宗土地原权利人为淀山湖农工商总公司，淀山湖食品厂对该宗土地并无处分权。富田公司认为其支付土地转让费却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向合同相对方淀山湖食品厂追究违约责任，而不能直接向新东湖公司主张权利。
（３）目前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新东湖公司名下，新东湖公司收取土地使用费并无不当。
【解读２】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相对权（受合同相对性原则制约），合同权利具有三项权利：（１）请求权能；（２）受领权能；（３）债权保护请求权。合同效力主要表现为在其为一种请求力或在此请求得不得满足时而产生的强制执行力（合同效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而不及于第三人）。
摘要1：解答：缔约一方借用第三方名义签订合同，对借名双方产生约束力，但不能对抗善意的合同相对人，除非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方对合同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
摘要2：
- 日期： 05-30 08: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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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8995号
【摘要1】《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以双方事先约定解除权行使条件为前提，条件成就且当事人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可导致合同解除。合同当事人既可约定合同一方违反某项合同义务，也可约定未来可能出现之具体事件作为解除条件。前者约定解除权之行使系针对违约的补救方式，后者则与合同违约不互为因果，仅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具备为考量。需要注意的是，约定解除权之行使应当遵守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解除期限，否则合同继续履行。
【摘要2】《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逾期超过9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3%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上述条款以买受人逾期付款超过90日规定为合同解除条件，且未限定逾期金额的比例，和祥恒公司可以以童某某逾期付款为由解除合同，但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间内行使权利。……依据双方先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及《协议书》，童某某应在2005年2月1日前支付首付款，其未按期支付构成违约，和祥恒公司本可行使约定解除权。但依《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十二条之规定，在《买卖合同》及本补充协议中规定的有权解除《买卖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有权解除合同方发出的解除《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书面通知，则视为有权解除合同方放弃权利，并同意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该条款限定了和祥恒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和祥恒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视为其放弃相应权利。
【摘要3】童某某还存在拖欠银行借款的行为，对于和祥恒公司是否可据此主张童国强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双方也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和祥恒公司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对童某某享有追偿权，但和祥恒公司不可据此主张童某某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之合同主体与权利义务关系彼此独立，相应的违约行为与违约责任应依各自合同约定分别判断。借款一经发放，《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以银行借款支付的购房款即履行完毕，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应承担《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不构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之付款义务的违反。虽然农商行朝阳支行提前收回借
摘要2：（续）款，但因偿还借款的最终主体是童某某而非和祥恒公司，对已支付的购房款不产生溯及力，未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和祥恒公司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享有追偿权，与童某某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此追偿权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合同价款请求权在发生依据、请求数额、行使条件、违约救济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不可混淆。和祥恒公司的追偿权不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价款请求权，和祥恒公司以享有追偿权为由主张童某某不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进而主张童某某违约并要求行使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约定解除权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4】《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中“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两句之间使用“导致”做连接词，表明前后两句系因果关系而非选择关系。这一因果关系句式的前置状语表达出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使“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共同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所规定之合同解除条件。仅有“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的前提，但未导致“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后果时，合同解除权因必要条件之欠缺而不能发生。
【摘要5】本案中，童某某拖欠的首付款金额占总购房款总额不足10%，大部分的购房款已经通过部分首付款和银行借款支付，未履行的部分不足以影响和祥恒公司合同目的实现。有争议的是，童某某未偿还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及罚息，和祥恒公司可否据此主张某某强根本违约。如前所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系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和祥恒公司对童某某之追偿权不同于合同价款请求权，不可以以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认为童某某违反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付款义务而构成违约。本案中，和祥恒公司可通过向童某某行使追偿权保护己方利益，和祥恒公司不行使追偿权而是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与合同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上述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还就股权转让时易商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等其它事项一并作出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需在整个合同框架下加以确定。其中，1000万元系易商公司原股东吴某某、宋某某向新股东徐某某、张某转让各自名下股权的对价，1.9亿元系易商公司对安振的欠款，上述两部分款项共同构成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总额，徐某某、张某基于合同产生的付款责任以及净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均应涵盖上述合同价款总额2亿元。鉴于吴某某、宋某某主要依据案涉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净雅公司关于上述款项法律性质不同而不能一案审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结合前述分析，徐某某、张某支付1.9亿元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代偿公司债务行为，是其受让吴某某、宋某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净雅公司主张因吴某某、宋某某通过该协议规避税收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还款主体的具体认定。因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某某、张某的付款义务，且易商公司的债务人身份并未灭失，此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签订后徐某某、张某、易商公司均成为1.9亿元债务的还款主体，并无不当。最后，各方当事人是否主体适格。本案当事人中，除易商公司外，其余主体均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均受合同约束。吴某某、宋某某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并不存在吴某某、宋某某作为共同原告和徐某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安振作为合同主体之一，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亦无不妥，其加入诉讼的方式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净雅公司与此有关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属其内部法律关系。
【裁判摘要】本案中天元公司、华新公司、康大公司和汶源公司共同作为股权转让方与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作为共同转让方向青鸟公司出让兴和煤矿的100%股权，并共同接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在协议中并未明确各自的权利主张份额。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亦是由四方转让主体共同指定代收代分配人，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并未按照四方主体的股权比例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四方股权转让主体系作为权利共同体主张权利，现汶源公司已经注销，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丧失，由其清算义务人徐某、姜某某和其他三方股权转让主体诉请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价款并无不当。至于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亦属其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向该权利共同体承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33号
【解读１】股权受让人不能证明转让人虚构隐瞒公司实际情况的，不得以转让人严重违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合同。
【摘要】所谓情势变更，系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通常而言，情势变更的适用需具备以下几项要素：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须情势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提出情势变更的事由系因兴和煤矿所在区域不再进行煤矿改扩建工作的审批，因政策原因导致其年产120万吨/年的改扩建目的不能实现。而从查明的事实可知，2011年11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即已下发了《关于对硫磺沟矿区和南山景区煤矿进行综合整治的通知》（新政函[2011]312号），该时点早于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表明在合同成立之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所主张的情势变更事由已经出现。且如前所析，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股权转让方刻意隐瞒相关政策性文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亦具备获知该政策规定的能力和途径。既然该事由出现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并非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亦表明其知晓可能产生的相应风险，并自愿予以承担。
【解读２】受让人主动的情势变更事由在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前已经存在，不能证明转让人隐瞒相关情况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1：解答：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
摘要2：【解读】国有股权转让是指国有资本入股的公司（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依法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国有股权转让涉及三个前置程序和条件：
（１）决策、审批程序：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2号
（２）评估、定价程序：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而非效力效力性，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违反评估规定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３）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立法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尽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转让价格最大化、防止国有资产低价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并非仅仅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或单纯限制合同主体的行为资格，应当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转让合同无效。——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 日期： 07-26 18: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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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别转让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民终7682号
【裁判摘要】吴某某、高某某、戚某某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戚某某将杭州彩艺纸制品有限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吴某某，高某某将杭州彩艺纸制品有限公司42%的股权转让给吴某某。据此，虽然高某某、戚某某同为股权出让方，但二人所负有的合同义务和享有的合同权利不同。吴某某上诉认为高某某、戚某某为合同一方共同当事人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高某某、戚某某、吴某某均系独立的合同主体，现吴某某违约，高某某有权单独向吴其明主张违约责任。
摘要2：【解读】虽然共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但各股权分别转让的，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相互独立。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的事实，不能当然否定它们的相互独立性。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不属于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3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87页
【解读１】关联性合同是指不同合同间因具有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从而导致这些合同产生互为彼此的履行基础或履行保障关系的合同。关联性合同一般分为两种：
（１）主从合同：ｚ主合同是指不依赖其他合同的存在而能够独立存在的合同；从合同，是指必须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才能存在的合同。
（２）普通的关联性合同：其他的具有事实上履行关联关系的合同（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房地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货物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等），因为不具有主从合同的这些特征，则不构成主从合同关系，属于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作为履行基础性的前一个合同或者其后成立的后续性合同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解读２】本案中，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签订在前，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在后。虽然补充协以（二）约定致爽公司股权转让与重组目的是为建贸永信的宗地开发，但本质上，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和合作开发协议是相互独立的，合同目的及给付行为各不相同，一个是股权转让，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两个合同存在关联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它们的独立性。 它们不是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 日期： 08-30 20: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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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内江市东兴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内江支公司保险合同赔付纠纷合同是否成立等请示一案的答复（2003年7月10日[2003]民二他字第09号）
【摘要】一般保险合同只要双方签字盖章，或者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该保险合同即应认定已经成立。内江太保公司在签发保险单时如投保人未提供借款合同，则该公司不应签发保险单。内江太保公司经审核向钟××签发了保险单，故应认定所涉借款合同已报送内江太保公司。虽投保人提供的借款合同与保险条款中所列的消费借款合同种类不一致，但至出险前内江太保公司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内江太保公司认可了钟××提交的商业贷款合同代替了保险合同中的消费贷款。故同意你院研究的第一种意见，应认定本案保险合同有效，内江太保公司依约承担保险责任。
摘要2：【解读】（１）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保险的对象是钟××的个人消费贷款，其与钟××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的客观存在是构成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中作为受益人的东兴信用社的保险利益不可缺少的要件。本案中东兴信用社与钟××个人之间未签订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其所提供的是玉琪公司与东兴信用社的商业贷款合同，主体和用途都不同，不能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因此，钟××的死亡，并未造成规定的作为内江太保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东兴信用社的保险利益受损，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东兴信用社依法向玉琪公司提出偿还欠款的请求。（２）本案保险合同成立、有效，应当按照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对于保险公司利益可能出现的不公平，只能由保险公司在本案审结后依法以不当得利或者侵权等事由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1：【案号】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沙民初字第716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签订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征用”，实为“租用”。根据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使用原告的土地并未符合征用的特征，不是一次性对原告进行补偿，而是约定于2002年开始，每年支付土地征用费人民币1000元，每十年一次性支付，满五十年后，再作相应的调整，直至该电站废弃为止。且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必须协同乙方对电站建设所需用地和地面作物做好征用的协调确认工作，不得将确认补偿范围内的电站建设用地作为村属土地、林木、毛竹林承包、转让、租赁、抵押给任何第三方（堆石碴面积除外）。”为此，该协议不是征用土地的协议，不存在签订合同主体不适格的问题。2.被告新建郑湖顺发水电站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是属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由：（1）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关于土地使用审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上述法律条文中规定了用地审批，但无规定未经用地审批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不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办理。通过该责任条款来看，没有办理用地审批的应给予行政处罚和限期改正，并没有规定合同无效。土地使用中的审批是国家加强土地管理的一项制度，是节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一项措施，依法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尽管没有办理审批，也并不能认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法规中关于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2）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协议继续履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3）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被沙县国土资
摘要2：（续）源局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又作出了“关于没收福建省沙县长虹电能投资有限公司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处置的决定”，同意将没收的被告的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又作价11160元卖给被告使用，被告也依约缴纳了相应的价款，且要求被告到有关部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由此更确定对违反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的未规定为无效。被告违反未办理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3.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7日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为此，原告以合同签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因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该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土地征用实为土地出租，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且双方已履行十余年之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被告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其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本案的合同实为土地租赁合同，未强制性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因此，该合同有效,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 日期： 11-15 15: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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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31民终82号
【一审诉讼请求】周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两被告与两第三人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及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依法无效；2.判决原告在同等条件下（被告熊某某与被告蔡某在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零对价）有权优先购买被告熊某某在第三人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3.判令诉讼费由两被告和两第三人承担。
【二审判决】一、确认原告周某某对被告熊某某持有并对外转让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具体以2019年6月18日《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撤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3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熊某某与蔡某以及祥和置业公司、本草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无效。"；三、驳回被上诉人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的合同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案涉合同主体的缔约行为及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虽然，周某某以该合同存在处分其股权及损害其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是，股权转让合同仅为股权转让行为的依据，而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才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周某某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足以否定该合同的效力，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本案中，熊某某在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情形下，与股东以外的主体签订股权转让性质的协议转让股权，已造成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后果，故对于被上诉人周某某于原审中提出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案涉股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合同履行以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可得利益受可预见规则限制即可得利益“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可得利益损失受可预见规则限制。
解读：签订对合同时对合同履行不能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并非受可预见规则限制，而是由于其对合同不能履行有预见仍然坚持订立合同负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主张的可得利益不应支持。即：签订合同时明知合同履行不能的，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３条规定——（１）在认定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综合考虑合同主体、合同内容、交易类型、交易习惯、磋商过程等因素，按照与违约方处于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予以确定。（２）除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外，非违约方主张还有其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应当支出的额外费用等其他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并请求违约方赔偿，经审理认为该损失系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问题】签订合同时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后果有预见能否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解读】签订对合同时对合同履行不能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并非受可预见规则限制，而是由于其对合同不能履行有预见仍然坚持订立合同负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主张的可得利益不应支持。即：签订合同时明知合同履行不能的，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注解】（１）《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违约损失“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２）《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１款明确规定违约金应当按照违约赔偿损失确定“但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 日期： 05-03 20: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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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95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当然，行政机关只有在协议订立后出现了由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的，亦应依法予以补偿。
摘要2：【备注】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88号《黄某某与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再审案》
- 日期： 05-20 16: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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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3民终933号
【裁判摘要】政府采购行为除了采购工程适用招标投标法外，其他政府采购行为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本院认为，本案中，红寺堡资源局通过政府采购行为采购涉案枸杞苗木，采购的苗木属“货物"类而非“工程"类，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规定，只对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案采购的枸杞苗木属“货物"类，故虽采用招标投标形式，但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政府采购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个人可以参与政府采购，故吴某具有合同主体资格，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吴某没有投标资质，签订的合同无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３款规定，（１）当事人请求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损失为限；（２）当事人请求减少违约金的，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３０％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析１：减少违约金举证责任分配——（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５条规定——（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２）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３０％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３）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调整违约金的基准为“实际损失”；（２）《纪要》修改为调整违约金标准为《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更有利于维护守约方利益，鼓励诚信交易。
【注解２】《纪要》第１１条明确：（１）违约金计算基础——《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违约损失赔偿额（包括实际损失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受可预见规则限制）；（２）综合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其他因素；（３）违约金司法酌减的举证责任：Ａ．举证责任应该由主张调整违约金的一方承担，但是有可能该方无法的得知对方的损失的大致范围，所以相对人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违约方需要提供足以让法官对违约金约定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然后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守约方）；Ｂ．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违约损失的具体数额，可依公平原则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作出裁量。
- 日期： 10-11 09: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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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1号
【裁判摘要】（１）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２）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不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该规定，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国金公司根据其与太平洋公司签订的三份《合作协议》、三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提起诉讼，要求太平洋公司与三江公司共同支付居间报酬及资金占用费。三份《合作协议》分别约定了国金公司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对接洽谈BT项目提供全面协调服务，虽然合同主体相同，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但所约定的居间服务地域不同、协调的相对人不同、标的内容不同，《承诺书》也未对居间报酬总额作出明确承诺，因国金公司认可与太平洋公司没有对居间报酬进行统一结算，国金公司是否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签订合同履行了居间协调义务以及所完成的工作量和对应的居间报酬等基本事实，宜分别追加上述三县人民政府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予以查明。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结合当事人行使诉权和抗辩的具体情况，从有利于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等角度，认为本案应分案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0-15 15: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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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098号
【裁判摘要】上诉过程中对一审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可|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存在异议，不认可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但在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后，该当事人上诉至二审法院期间对该证据并未提出异议的，应视为对该证据所体现的事实予以认可——本案中，双方对恒泰云联公司是否曾承诺21个工作日交付成果存在争议，张某虽不认可存在上述事实，但是对于原审查明的赵某某与恒泰云联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未提出异议。根据2019年3月19日双方聊天记录，赵某某提出恒泰云联公司曾承诺21个工作日交付成果未实现，恒泰云联公司对此未提异议。其后，赵某某又分别于4月1日、4月10日多次催告，并要求退款，恒泰云联公司均未提异议，亦未交付成果。根据二审查明事实，张某主张恒泰云联公司已履行了搭建平台等部分合同义务，但其认可至今未向赵某某交付任何技术成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恒泰云联公司曾依约履行《新零售项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合同义务，且迟延履行远超过合理期限。此外，恒泰云联公司在双方合同签订半年后注销，合同主体已经不存在，进一步佐证其已不具备履行能力，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审法院认定《新零售项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应予解除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0-27 14: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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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而非驳回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销售合同》主体是民生商贸公司，成某某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仁博景隆公司撤回对民生商贸公司起诉后，因成某某不是案涉《销售合同》主体而造成本案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该种情形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更为适当。原审法院对仁博景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进行全面审理，即对仁博景隆公司的实体请求权作出否定性评价，以判决形式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注解】被告主体不适格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更为适当；以判决形式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 日期： 10-27 15: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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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10民终889号
【裁判摘要】违约金条款是合同主体契约自由的体现，除具有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性和对守约方的补偿功能之外，还应体现预先确定性和效率原则。约定违约金降低了发生纠纷时合同主体的举证成本，使合同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即明确违约后果，从而做到慎重订约、诚信履约。人民法院对约定违约金进行调整应依法、审慎，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违约方举出初步证据证明违约金可能过高时，守约方才有义务证明约定的违约金在合理范围内，故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2-01 09: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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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1620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起诉发包人主张剩余工程款——本院认为，案涉《建设工程内部劳务扩大清包合同》双方当事人为洪宇青海分公司与聚源公司，合同落款处由高某某在洪宇青海分公司负责人处签字，刘某、涂某某在聚源公司处签字。由此可见，高某某是代表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签订，洪宇公司为该合同的一方合同主体，且其认可刘某、涂某某是合同另一方主体，是代表聚源公司对案涉工程施工。同时，聚源公司与刘某、涂某某之间的《建筑劳务挂靠合同》，又证明刘某、涂某某是借用聚源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聚源公司并没有参加本案工程施工。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刘某、涂某某有权依照《建设工程内部劳务扩大清包合同》，向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剩余工程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34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理由不认可能否提起上诉？——关于焦点问题一，武昌城环公司就本案一审判决可否提起上诉的问题。本案一审原告为国通信托公司，一审判决为驳回国通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武昌城环公司对一审的裁判结果无异议，但对于其中的部分裁判理由有异议并提起上诉。本院认为，裁判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裁判理由是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就裁判主文如何作出进行的阐述，本身不构成判项内容，故原则上，如果当事人对裁判主文认可，不会因为裁判理由遭受不利益。但是本案中，一审判决驳回国通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是基于武汉缤购城置业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需要解除现有保全措施。武昌城环公司作为武汉缤购城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其是否为消费者购房人，是否具有消费者期待权，会影响到其之后在破产程序中权利顺位的认定，故其对于一审判决就“武昌城环公司是否具有消费者期待权”作出的认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情形下，应当认定其具有上诉利益，可以提起上诉。
【裁判摘要２】法人不属于消费者，不具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关于焦点问题二，武昌城环公司是否为消费者购房人，是否享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问题。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从目前规定来看，主要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九条规定。该条规定意在保护自然人的生存权，故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要件，只有在全部满足几项要件时，才可依据该条规定主张消费者期待权。该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武昌城环公司是法人而非自然人，不属于消费者，且购买案涉房屋是作为提供给被拆迁人进行产权调换的备选房源之一，而非用于自己居住，不符合该条规定“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要件。故此种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武昌城环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裁判理由”影响到当事人权益可以仅对裁判理由提起上诉。
【解读】武昌城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本案中，武昌城环公司虽与武汉缤购城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仅为团购住房认购协议，《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合同主体仍然是武昌城环公司，武昌城环公司不属于可以依据合同直接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买受人，不享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武昌城环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主张对案涉房地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这部分判决理由，依法予以变更。
- 日期： 01-09 09: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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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13号
【裁判摘要】未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无权提起再审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综合上述规定，未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本案系王××以沈河区城建局、沈河区政府为被告而提起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王××的诉讼请求为二被告支付安置补偿费用并赔偿其损失。本案中，丽嘉百货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原一、二审诉讼，但其并非案涉《回迁安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原审亦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规定，丽嘉百货无权对本案申请再审。
摘要2：
- 日期： 01-11 08: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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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05号
【裁判摘要1】分公司不因内部合作关系而影响分公司对外主体资格——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公司分支机构，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合同时载明的主体亦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虽然在一、二审审理中，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系金江集团公司与他人合作成立，且其合作各方在另案中已经就合作关系提起诉讼，但该合作各方的内部法律关系对本案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与省融资担保公司的外部合同法律关系并不构成影响，且省融资担保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并未申请变更其合同相对方为各合作主体，因此，省融资担保公司以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内部存在合作关系为由主张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非公司分支机构，依据不足。原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主体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并无不当。省融资担保公司认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为合伙企业的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2】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取得公司授权，如果允许分公司独立对外担保，将导致通过分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将有关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则架空。因此，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据此，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同理，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原判决认定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未经金江集团公司授权对外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 日期： 01-17 16: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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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申请再审，其对原审判决工程承担的权利义务的判项内容并无诉的利益——金××既是本案一审被告之一，又是一审被告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和第三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向本院申请再审，应理解为其系以一审被告金××的身份申请再审。因此，金××仅能就原审判决关于其自身权利义务的判项部分申请再审。但金××所提出的再审请求，既有基于自身权利义务所提的请求，又有基于一审被告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和第三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所提的再审请求。即使金××系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不能以其个人名义主张有关中恒香港公司、中恒江苏公司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原审判决有关中恒香港公司、中恒江苏公司权利义务的判项内容，对于金××而言，并无诉的利益。金××审请求驳回被申请人上述一审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无约定股东无需就公司转让其所持股权承担违约责任——从案件基本事实看，2016年8月26日，本案各方当事人等六方主体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来偿还因先前的购销合同关系欠付物资公司的债务。根据该协议，中恒香港公司有义务按约将其持有的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国投公司名下；如果中恒香港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述事实表明，应向国投公司履行股权转让以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合同主体为中恒香港公司。就金××而言，本案诉讼程序中其虽为中恒香港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关于其变更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的具体合同义务以及相应违约责任。现物资公司、国投公司起诉请求金××履行上述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以及承担因未及时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因此，难以认定金××在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的变更登记中存在违约行为。一、二审判决判令金正龙就此承担违约责任向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解读１】物资公司、国投公司诉讼请求：判令中恒香港公司、金××支付物资公司因迟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生的未经１２４０８８０９元。一审判决：中恒香港公司、金××向物资公司支付违约金。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再审判决：改判驳回请求金××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同济公司(甲方)、金正龙(乙方)、物资公司(丙方)、国投公司(丁方)、中恒江苏公司(戊方)、中恒香港公司(己方)
【解读３】关于违约责任，协议约定：．．．．．．如己方未能在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协助丁方办理完毕本合同项下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己方应支付丙方股权转让款(主债权)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乙方除应继续偿还丙方的全部主债权款项外，己方还应向丙方支付本协议股权转让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乙方、己方违反本协议过渡期安排的，甲方、乙方、己方应向丙方支付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