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合同。
【注解１】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区别：（1）合同经过要约与承诺阶段即成立；但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具备时合同才得以生效。（2）合同生效的起始时间依赖于合同的成立，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1.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有何区别
【注解２】未生效合同与无效合同的责任依据不同：（１）未生效合同作为已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２）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内容违法或者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否定。——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1.未生效合同与无效合同有何区别；014.法院认定合同未生效与无效有何区别
摘要2：【注解３】合同未生效／无效区别：（１）合同未生效前提是合同已经依法成立，无效合同不存在已合法成立的前提（自始绝对无效）；（２）合同未生效条款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无效合同除解决争议的程序性条款有效外其他条款自始无效；（３）认定合同未生效的条件是没有法定无效情形，认定合同无效条件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
摘要1：认证是指法庭对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作出判断，确认其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被告答辩义务和答辩内容】;【举证通知书的送达时间和内容】;【举证期限的确定】;【证据裁判主文和认定证据的基本原则】;【提高和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单一证据审核认定】;【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核认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如何审核认定】;【公文书证的复制件、副本、节录本证明力】;【私文书证审核认定规则】;【判断电子数据真实性因素】;【电子数据推定真实】;【证明妨害规则】;【证人证言审核认定】;【采纳证据的理由必须公开】;
摘要2：问题０１｜什么是认证？ 问题０２｜什么是单一证据审核认定规则？问题０３｜什么是全部证据综合判断规则？问题０４｜什么是认可证据？问题０５｜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证据表示认可能否作为当事人认可证据？问题０６｜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能否适用认可证据规定？问题０７｜当事人为达成调解或者和解的让步认可的证据，能否认定为认可证据？问题０８｜拟制自认的规定能否适用于认可证据？问题０９｜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
【解读】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不仅可以作为证明申请证据调查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之证据材料，也可以作为证明未申请证据调查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之证据材料，并且不以当事人援引该证据调查的结果为必要（《民事诉讼法》第２条、第６４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０４条第２款；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８条）。
（１）当事人在提交证据后不存在当事人审查撤回证据或主张提交行为无效的制度余地；
（２）例外情形为：Ａ．与案件审理无关且不存在明显的违法情形（证据本身不具有可采性）；Ｂ．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且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如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利益等）。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12.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如何审核认定
【注解１】（１）根据《证据规定》第９２条规定，通过援引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负有对私文书证形式真实性的举证责任；（２）若援引的私文书证中所载内容是对援引的当事人不利的内容则一般应当认定该部分内容具有实质证明力。——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15.私文书证审核认定规则
【注解２】（１）法律文书中对于证据采纳均要求说明理由；（２）仅笼统地表述“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或者“证据充分、予以支持”等不属于在裁判文书中真正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24.法律文书中是否需要具体阐述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注解３】（１）诉讼行为分为：Ａ．作因诉讼行为（取效性诉讼行为）——期待通过法院的裁判以产生其效果的行为；Ｂ．作用诉讼行为（与效性诉讼行为）——直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２）诉讼行为的拘束力（《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４２条）：为了维护诉讼程序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诉讼行为以表示主义为原则，
摘要1：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2：【注释】《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修订）第１１５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适用前款规定。”——单方捏造民事案件事实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
摘要1：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外人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本案当事人以外的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意见（对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主张权利，目的在于阻止特定财产执行）。
摘要2：【目录】案外人异议提出主体；案外人异议事由；案外人异议期间；案外人异议形式：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案外人异议审查内容；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审查标准；案外人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与申请执行人优先受偿权产生冲突时处理；金钱债权执行中预告登记权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审查规则；案外人主张不动产租赁权异议的审查标准；案外人异议审查处理；案外人异议审查结果；案外人、当事人对异议裁定不服救济途径；案外人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许可执行之诉；提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仲裁程序规避执行的解决方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9条）；提示：案外人异议裁定不具有既判力；提示：案外人异议的适格主体；提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提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享有租赁权属于实体异议
摘要1：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法院应当执行。
摘要2：【注解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７７条规定，部分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应当不予执行的部分具有可分性；仲裁裁决部分执行的情况：（１）超范围仲裁，对超出部分不予执行；（２）有部分证据是伪造的，与该证据无关的其他部分应当可以执行；（３）当事人存在隐瞒证据仅涉及部分裁决事项，对其他部分应依法执行；（４）部分裁决事项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仅对该部分裁决事项不予执行。——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1.部分错误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执行
【注解２】（１）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主体为当事人（仲裁委员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无法律依据）：《仲裁法》第５８条规定“当事人”；（２）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的主体为案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９条、第１８条明确了案外人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仲裁调解书的权利。——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8.仲裁机构、案外人能否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注解３】因仲裁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仲裁裁决损害案外人利益时：（１）对案外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通过就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方式解决；（２）案外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９条、第１８条规定向法院申请不予中继线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9.因仲裁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仲裁裁决损害案外人利益时，对案外人如何救济
【注解４】当事人认为仲裁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以及损害当事人、案外人利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2020)最高法民再118号
【注解５】执行法院在本案中以执行案件的立案审查替代不予执行的司法审查审查程序不当。——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复912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三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上海申浦对外技术投资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2000]民他字第7号 2000年1月1日）
【要旨】主合同双方当事人隐瞒贷款实际用途，以贷还债，应认定恶意串通，欺骗保证人，根据《担保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保证人对主合同债务不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外部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外部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性质上属于附有停止条件的形成权）。
摘要2：【解读】
（1）认定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可撤销或者效力待定均缺乏法律依据；损害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为有效合同（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２１条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除转让股东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订立的合同无效外，一般情况下，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６１页。
（３）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其他股东优先获得拟转让股份而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法律所要否定的是非股东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而不是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成立转让协议的行为。一般而言，侵犯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不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
（４）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后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
Ａ．如果优先购买权人主张的优先购买权成立，优先购买权人与转让人之间成立了股权转让合同优先于第三人获得股权；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事实上将无法履行。
Ｂ．优先购买权股东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提出撤销股权转让合同或者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时，应以《合同法》第５５条、第５２条规定进行判断。
（５）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其他股东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同时必须主张优先购买权，不主张优先购买权而提出其他主张应当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例外情况是，在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单独情况下，其可以提出损害赔偿，同时，也可以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６７页。”
摘要1：绝对无效合同法定情形是指《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情形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担保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多次对外出借款项，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906号
摘要1：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是指欠缺某种合同生效要件，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内容予以变更或使合同效力消灭的合同。
【法条链接1】《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法条链接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摘要2：【注解】当事人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但依据的理由却是合同可撤销的事由，此时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１）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２）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可撤销事由成立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后果相同，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49.撤销合同之诉与合同无效之诉中的法院审理范围
摘要1：企业与公民之间借贷
摘要2：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公布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提供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摘要1：（无效合同）
【提示】全部财产作价抵偿给一个债权人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在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坚持将全部财产抵偿给其中之一的债权人时，就构成恶意串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无效。
【裁判要旨】债务人上级主管部门在明知债务人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情况下，以以物抵债形式接受债务人全部财产，构成恶意串通，债权人可以此诉请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无效。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2004）龙民初字第405号
二审判决书：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汴民终字第154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夫妻一方具有和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构婚内债务嫌疑的，该夫妻一方单方自认债务，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二、借款人配偶未参加诉讼且出借人及借款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的债务份额的，为查明案件事实，应依法追加与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配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形成实质性的对抗。
三、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摘要】基于两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项某某对系争借款的认可，显然亦不能当然地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故基于以上原因，原告赵某仍需就其与项某某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至于项某某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法院对此不予处理。
【解读】根据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６条第２款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自认无效，法院应驳回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临民再字第1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偿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客观上使其丧失了对其他债权人的赔偿能力。虽然抵偿财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但该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债务人与第三人用房屋抵偿损害赔偿金的协议行为系恶意串通，旨在逃避对其他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侵权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一种合同关系。以房屋抵偿损害赔偿金的协议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行为，其他债权人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抵偿协议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的事实，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行使撤销权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无偿或者低价转让财产，债权人认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该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也可以依据该法第74条的规定请求撤销转让行为，同时，债权人无效请求权和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均应当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范围为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之规定，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房产抵债协议、房产转让协议无效，属于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符合法律规定。依据该法条的规定，应当证明房产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且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违约，导致法律上不能继续履行，但其他合同部分仍未解除且应继续履行前提下，仍应依当事人约定、实际履行情况促成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意见】合同一方逾期付款不因对方接受而免除违约责任——股权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因其接受逾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而消灭。
【提示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不需向受让方开具发票的条款是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裁判摘要1】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及同年10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8条关于“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的约定，均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提示2】诉讼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要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以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
摘要2：【裁判摘要2】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曾经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其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至7月29日期间陆续支付的5460万元价款，而未就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对双方当事人仍有法律约束力。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以其于2011年2月22日、7月26日、28日发出的三份《解除函》为据，主张其再次向京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主张其在京龙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权利并不因京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消灭。此三份《解除函》虽明确包含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京龙公司提起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规则】在提起诉讼前，合同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违约方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免除合同义务的，有违诚信原则，解除无效。
【解读】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摘要1：【最高法院处理意见】新疆高院在执行最高法院（1997）经终字第147号民事判决时，于1999年6月25日追加刘晓军为被执行人，而刘晓军将其所购买的长安花园A—20—G号房屋通过深圳市长城房地产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转让给李福胜，时间是在1998年7月。同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李福胜核发了房地产证。新疆高院以刘晓军与李福胜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为由，强制执行李福胜名下的房产，证据并不充分。而李福胜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该房屋拥有所有权，最高法院予以认可。故新疆高院强制执行李福胜名下的房屋是错误的，应当依法纠正。如申请执行人对李福胜名下的房屋权属有异议，认为刘晓军与李福胜之间转让房屋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摘要2：
摘要1：——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可以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依据确认合同的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提字第61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提示】当事人采取许以高额报酬的手段，诱使对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与之签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了新的法律法规生效之时，根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但如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而根据原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认定无效的，根据从宽例外、持续性行为例外的基本法理，应适用新颁布飞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A.从宽例外原则：是指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如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该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该合同有效，适用《合同法》；
B.持续性行为例外原则：是指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至《合同法》实施之日的，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实施以后，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2：【提示1】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与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在合同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能否完全按照合同当事人约定提成劳动报酬，需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即应根据当事人已投入的费用和其他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提示2】营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提成费用的约定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科技公司与彩票发行中心双方约定，科技公司为彩票发行中心提供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科技公司既不参与销售，也不参与资金结算，提成比例的上限为销售总额的3%。合同履行期间，因省募办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约定提成费用是否过高，是否有违劳动报酬的本质，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根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每年投入宣传营销费用和付出相关劳动进行宣传策划工作，有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当然，该报酬应与投入相应，在投入和收入明显悬殊的情形下，应予适当调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彩票中心已不履行合同达两年多时间，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因此，应根据科技公司已投入的费用和其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进行确定。
【提示3】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新法与旧法确定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不同的，应适用认定合同有效的法。
【解读】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上，可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53号
【裁判摘要１】未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本院认为，在一审判决对中州控股公司的独立请求未予支持的情形下，中州控股公司有权提起上诉，海盾公司、轨道公司关于中州控股公司无上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关于中州控股公司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在本案一审中，中州控股公司要求参加诉讼并主张《产权交易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其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系对海盾公司、轨道公司双方的诉讼标的《产权交易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提出的独立请求权，中州控股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次，关于中州控股公司是否有上诉利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款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项实体性的权利，中州控股公司上诉主张《产权交易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其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对其有直接的上诉利益。第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民诉法司法解释》第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该款规定的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才有权提起上诉的情形系针对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论是否判处其承担责任，均有权提起上诉，海盾公司、轨道公司依据该款规定以一审未判处中州控股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为由主张其无上诉权，系对该款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一审判决：一、海盾公司与轨道公司签订的2018年541号《产权交易合同》有效；二、驳回海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80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593054元，由海盾公司负担796527元，轨道公司负担796527元。
【解读２】中州控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并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外的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驳回海盾公司的起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8054元，由河南中州铁路控股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系虚假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及上述分析，本案原告海盾公司与被告轨道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关系，因《产权交易合同》存在履行障碍而诉请主张合同有效和股权变更登记，系利用法定程序对其民事权益进行保护的正当民事诉讼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或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显然不具备前述规定的虚假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
【裁判摘要３】在一审已确定开庭时间的情形下，中州控股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虽然中州控股公司收到开庭传票离开庭时间只有两天，但一审法院后又进行了三次开庭，足以保障其举证及答辩时间，中州控股公司仅以第一次庭审时间主张一审未保障其举证及答辩时间，与事实不符。
【裁判摘要４】合议庭成员的变更，并不影响已进行的诉讼程序效力，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变更后组织了第四次庭审，当事人既可以在第四次庭审中向新的合议庭成员陈述自己的意见，新的合议庭成员也可查阅已进行三次庭审记录以全面了解案情，中州控股公司以一审变更后的合议庭成员未参加前三次庭审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显属无理。
【摘要1】人民法院对相关股权予以冻结，属于一定期间内限制该股权变动的保全措施，其法律后果是被冻结的股权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受到限制，即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的履行，但并不应据此否定合同的效力。
【摘要2】因此，海盾公司在已经履行股权转让款给付义务的情况下，轨道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协助将涉案股权变更至海盾公司名下。但是，根据本案查明情况，海盾公司与轨道公司在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方面，并无实质性对抗，轨道公司并无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协助变更涉案股权登记的情形，股权登记未变更不是轨道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所致，故海盾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轨道公司履行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到其名下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裁判的必要性，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涉案股权变更登记受阻的纠纷，海盾公司可以根据未能过户的原因，另行依照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1号
【要旨】（１）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系股东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经其配偶同意。故未经配偶同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２）如果作为股权转让人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鉴于双方签订案涉《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均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案涉股权系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在鑫意祥公司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所持有的兰德玛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于鑫意祥公司名下，且其虚假交易行为在客观上也对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张××、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张××、鑫意祥公司之间所称交易的虚假而认定为无效，张××单方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并不影响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评述。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兰德玛克公司就张××转让案涉股权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张××决定对外转让案涉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邱××作为张××的配偶，其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共有财产权利体现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收益，即为转让股权所取得的对价。邱××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张××未经其同意无权转让案涉股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邱××提交了鑫意祥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分配表，这两份表格也是反映该公司在2012年经营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鑫意祥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如果鑫意祥公司与张××存在真实交易，且双方约定货到付款，鑫意祥公司已将合同项下大部分货物于2012年交付给张××，但未收回货款，该情形应在鑫意祥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栏予以体现，但该表中“应
摘要2：（续）收账款”为零。．．．．．．因此，鑫意祥公司和张××负有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双方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而邱××提交的反驳证据亦增强了该交易关系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认定鑫意祥公司和张××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
【摘要３】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原登记于张××名下，张××作为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该股权，但因张××与鑫意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双方的《抵债协议》缺乏事实基础，且鑫意祥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同时上述抵债及转让股权行为恰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而案涉股权转让后应得的对价又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故法院有理由相信《股权转让协议》系张××与鑫意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了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属于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该部分权益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未予以处理，因此对邱宏运请求将案涉股权恢复登记至张××名下，予以支持。
【解读】（１）邱××起诉称:．．．．．．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与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兰德玛克公司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鑫意祥公司名下兰德玛克公司66%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旭华名下），张××和鑫意祥公司予以配合；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鑫意祥公司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张××与鑫意祥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张××、鑫意祥公司、兰德玛克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66%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名下。（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解读：（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且债务人有破产原因的，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请求撤销；（２）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管理人有权请求撤销。
摘要2：【注解１】通过诉讼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撤销——司法行为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撤销，但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注解２】（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17号《西飞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再审案》一案中，生效民事判决判项认定扣除银行扣划款金额；（２）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浙江甲公司管理人与A银行绍兴分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案》一案中，银行是在诉讼期间扣划款项后自行变更诉讼请求金额，生效判决并未确认银行扣划款金额；（３）两案区别在于前案银行扣划款得到生效判决确认，后案银行扣划款未得到生效判决确认而是自行变更诉讼请求。
【风险提示】债权人接受可能面临破产债务人私下还款是否存在风险？——（１）对于债务人可能面临破产而进入破产临界期，债权人应当积极通过诉讼方式追收债权，即使债务人原意“主动”还款，债权人也应当坚持通过司法程序追收债权；（２）否则，通过私下和解方式接受债务人还款，可能构成破产撤销权之个别清偿行为。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1262号
【裁判摘要】受让人知道隐名合伙人但有理由相信显名合伙人有权代理隐名合伙人出让合伙份额构成善意取得合伙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是否与吴××对杨××的退股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本案中铁选厂一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虽然杨××与吴××在2007年3月8日签订入伙协议，但该铁选厂一直未变更登记为合伙企业，工商登记未显示杨××15%的股份。2009年4月29日，铁选厂仍然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变更投资人为吴××，工商登记仍然未显示杨××的股份。由此可以看出，杨××在铁选厂15%的股份应认定为隐名股份或由吴××代持。2008年9月28日，吴××与杨×签署协议书约定杨×占铁选厂55%股份，吴××占铁选厂45%股份（包括杨××15%股份）。2009年5月8日，铁选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更名为刘××（代杨×持股）。2011年7月27日，吴××与杨×签订协议书将45%股份转让给杨×。虽然，从上述杨×与吴××签署的协议书来看，杨×一直知道吴××45%股份中包括杨××15%的股份，但是从工商登记来看，该杨××15%的股份从来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显示了吴××对个人独资企业铁选厂的投资人身份，因此，从法律规定的工商变更形式要求的角度来看，形式上吴××完全可以不经杨××的同意转让铁选厂100%股份并变更铁选厂的投资人。而杨××与吴××签署入伙协议后知道其没有将其股份进行工商登记，无论原因为何，杨××应该知道吴××有不经其同意将其15%股份从工商登记上转让给他人的风险，故虽然杨×知道杨××15%股份的存在，但是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杨×有理由相信吴××可以代替杨××对外行使权利，有理由相信杨××持有的铁选厂15%股份是杨××与吴××之间的合伙关系，并不具有对外效力。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杨×与吴××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续）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杨××与吴××的入伙协议在二人之间合法有效，杨××要求吴××返还270元退伙资金应该得到支持，但要求杨×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1：解读：（１）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时，法院还应对受让人受让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２）债权转让人将债权低价转让给受让人损害第三人利益，债权转让行为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读：一房二卖恶意串通取得房屋产权证，案外人有权提出排除执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根据郑州银行、杜××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需要审查的焦点问题为：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拍卖无效，应当符合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且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一、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私下约定成交价；（二）拍卖人违背委托人的保密要求向竞买人泄露拍卖标的保留价；（三）其他恶意串通行为。”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志鹏公司并未提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证据证明郜×与国源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志鹏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尚不足以认定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仅以国源拍卖公司与郜×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互相接触，国源拍卖公司又将该500万元作为该公司自有保证金向郑州银行缴纳为由即认定二者之间构成恶意串通，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二、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首先，商业拍卖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拍卖行为，实现对物的交换价值最大化，最大限度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拍卖法之所以规定拍卖企业与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拍卖无效，
摘要2：（续）其原因就是恶意串通行为导致拍卖不能充分竞价，从而损害其他竞买人想通过拍卖买受拍卖物的利益，以及委托人充分实现拍卖物价值的利益。拍卖行为是否进行了公开充分竞价，也应贯穿整个拍卖过程来看。本案中，案涉拍卖提前向社会发布了拍卖公告，对拍卖权益的详情及权利瑕疵进行了说明，竞买人在此基础上报名参加拍卖。举牌时，郜×与志鹏公司均进行了举牌，进行了竞价。一方面，并没有其他竞买人主张被限制竞买权利受损，另一方面委托人郑州银行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明确表示认可此次拍卖效力，要求确认拍卖有效，表示其权利没有受到损害。从本案中志鹏公司参与竞拍的一系列行为看，其在拍卖当天向郜×之弟郜××账户中支付1000万元，虽然关于该笔款项性质志鹏公司与郜×各执一词，一二审均未认定，但可以看出志鹏公司一直是积极争取并实际拍得了案涉债权，其本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郜×提前交纳部分保证金及与国源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志鹏公司并不属于“损害他人利益”中的“他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拍卖因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他人利益，损害正常拍卖交易秩序，违反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尚不充分。
摘要1：解读：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以此认定拍卖无效没有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请求确认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利明泰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利明泰公司因出让隆侨公司股权而对九策公司享有债权，依据案涉2012年3月7日《股权质押合同》，九策公司将拥有的隆侨公司100%股权出质给利明泰公司用以担保上述债务，利明泰公司就此成为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的质押权人，有权以该部分股权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相应资产价值，实质上利明泰公司系对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在其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导致隆侨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九策公司所持股权比例由100%缩减为29.98%，在新增股东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该29.98%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押权的实现，侵害利明泰公司的债权。因此，利明泰公司对隆侨公司的股权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案涉增资扩股行为与利明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利明泰公司就该增资扩股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盛康达公司、隆侨公司、九策公司上诉主张利明泰公司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１）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２）恶意串通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下，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如果新股东加入导致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则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原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新股东认缴出资实际到位，因有新的出资注入公司，虽然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其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并未变化，进而，以增资扩股前所持股份设定的质押权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未发生变化。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
摘要2：（续）本案中，隆侨公司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未将认缴的出资实际注入隆侨公司，隆侨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增加，原股东九策公司持股比例从100%降为29.98%，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实际资产价值亦实际降低。……利明泰公司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29.98%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相比增资扩股前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明显减少。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公司具有将认缴出资实际交付的能力，利明泰公司债权可以得到清偿。同时，九策公司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隆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九策公司所持股份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权的实现。因此，案涉增资扩股行为损害了利明泰公司的利益。……可见，隆侨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未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增资扩股并无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经营目的，新增资本的认缴期限对于增强隆侨公司的资信度、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并无实际意义，而与九策公司关联的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在没有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取得了隆侨公司的控制权。综合以上因素和整体案情，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存在恶意串通。
摘要1：解读：（１）《担保法解释》第６９条关于恶意抵押之规定已被《民法典》第５３９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涵盖、修改；（２）除非符合《民法典》第５３９条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和《民法典》第１５４条恶意串通无效的规定，《担保法解释》第６９条规定的恶意抵押不再适用。
摘要2：【注解】（１）《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２）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的事后担保，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不属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２）人民法院确信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 “具有高度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原审判决认为阳江市国土局所举证据不够充分，并认定其主张本案挂牌出让竞买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不存在，属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而不属于前引规定所要求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确信本案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前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高度可能性”。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摘要１】挂牌出让不适用《拍卖法》——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并经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是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实施的。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交易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事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规定执行并受合同法的规制。虽然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与拍卖出让两种方式在部分操作程序上有相近之处，但却在交易的主体资格、竞买人人数要求、竞报价方式、成交条件等方面存有重大差异；而拍卖法约束和规范的只是拍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该法只适用于由拍卖企业所组织实施的拍卖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实践中，不但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且对于不属于拍卖企业的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亦明确强调不适用该法。本案中，《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基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而非拍卖出让行为而签署，并且其组织实施的主体是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设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机构，该机构属于专门的事业单位而非拍卖企业，故对于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
摘要2：（续）对于本案当事人因该项挂牌出让活动所签署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确认上述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费；（２）有过错的胜诉方应当承担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财产案件的受理费按照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交纳，“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本案中，阳江国土局的诉讼请求虽然包括双方相互返还财产的内容，但是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所争议的以及一、二审法院审理的只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并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明相关财产争议问题需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按照非财产案件受理费的收费标准收取。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所以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是基于败诉方对于纠纷的产生和诉讼的形成负有过错这一一般情况。．．．．．．据此应当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及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练达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所引发，阳江国土局并无过错。所以，尽管本院认为认定练达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对该公司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练达公司对于引发本案争议和诉讼所负有的责任。故而，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理应由练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阳江市练达×××××公司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