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点】VIE（协议控制）模式是一种境外间接上市的法律架构，由境外上市公司依靠合同安排控制境内营运实体，从而实现境内业务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目的。在VIE模式下，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权关系或投资关系，但一系列合同的签订使境外上市公司对境内营运实体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同时VIE合并报表规则在多层次法律主体之间实现了利润的无缝对接。在VIE模式下，境外上市公司成功上市后，投资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境外上市主体的股权的方式，实际投资并有效控制境内营运实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公司为引进技术人才，以股权激励名义向个人收取投资款并出具投资凭证，应认定该特定投资人已向公司实际出资。特定投资人未实际履职，亦未与公司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其仅有权就其出资金额部分向公司主张权利，无权要求显名登记为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15民终21号
【裁判要旨】公司承担法定代表人从事民事行为法律后果的前提是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或者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否则，即使盖有公司公章也不能认定由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裁判摘要】本案中，张某某要求鼎鑫公司返还投资入股款，主要依据是庆胜公司和杨某某共同向张某某出具的一份收条。从收条载明的内容分析，该50万元是入股周集搅拌站，说明张某某应享有周集搅拌站50万元的投资份额。虽然该款已由张某某交付给杨某某，但张某某和庆胜公司及杨某某并未签订书面入股协议，张某某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周集搅拌站的投资人、投资金额、股东人数、股份比例、盈亏承担等进行约定，且周集搅拌站有无实际成立并经营及后期经营状况等均无据证实，故张某某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入股款已经具备全额返还的条件，其要求鼎鑫公司返还50万元投资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问题】张某持有加盖公司公章、收款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收条，能否认定为公司收取的款项？
【解读】本案法定代表人明显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不是代理公司事务的情况下，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张某对此应当知道，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张某要求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
摘要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答复（2003年6月6日 工商外企字[2003]第75号）
【摘要】
一、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适用《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二、外商投资企业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须经董事会决议或确认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决议。
公司制外商投资企业原法定代表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责，致使董事会不能按法定程序召开的，按照《规定》第七条规定，可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开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决议。同时应当提交原法定代表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证明文件。
三、外商投资企业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更换方式为股东委派或股东之间协商产生的，无须提交董事会决议。申请人应依据《规定》第六条规定提交文件，其中免职、任职文件种类根据企业章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产生方式确定，具体包括：有权委派方的委派文件、投资各方的协商确认文件等。
摘要2：
摘要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47号）
摘要2：
摘要1：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就《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进行解读（2020年1月6日）
摘要2：
摘要1：司法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2019年12月31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13号
【裁判摘要】关于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出合理期限的问题．．．．．．其次，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权利之行使应当有一定的行使期限。为此，《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应当受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期限的限制，除此之外，在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行使。虽然，若对方没有催告，解除权是否仍应有合理期限，该条未作明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解除权的行使，就未催告时的期限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根据类推适用的民法基本原理，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尽管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同，但股权转让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均属于价值较大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具有一定的参照性。股权一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权属的转移，如果放任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过长，不仅将使股权的归属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影响股权的正常交易和公司的经营，也将使新股东无法安心对公司进行投入经营使公司资产不断增值，违背商事交易倡导的效率价值。因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即便对方不催告，亦应有合理期限。此外，针对同样是形成权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规定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具有参照性。本案中，迪普物业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及股权变更登记后经过7年才向博诚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此时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股权、经营以及资产上发生了诸多变化。经一、二审法院查明，博诚物业公司受让案涉股权后，2013年8月27日，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00万元增加至2亿元，同日，博诚物业公司拥有的4000万元占股比例变更为20%，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后博诚物业公司在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多次变更。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包括除博诚物业公司以
摘要2：（续）外的陕西亿泽投资有限公司（占股49%）、陕西融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5%）等5个股东。若允许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超出了交易主体的合理预期，将严重影响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经营，损害受让股权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其行使解除权的主张应认为超过合理期限，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回购条款是当事人在投资协议书外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特别约定，属于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应为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04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的本质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偿而非获利，回购条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及回购纠纷，股东一旦注资成为公司股东，即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即便此类由股东予以回购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回购实质上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非获利，故其回购条件亦应遵循公平原则，在合理的股权市场价值及资金损失范围之内，不能因此鼓励投资方促成融资方违约从而获取高额赔偿。因此，虽然双方在《补充协议四》中自主约定了回购价款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从其性质上而言均系因《协议书》约定事项未能实现，铭源实业公司向中静投资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故可对此做统一调整和权衡。
摘要2：【解读】回购实质上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非获利，故其回购条件亦应遵循公平原则，在合理的股权市场价值及资金损失范围之内，不能因此鼓励投资方促成融资方违约从而获取高额赔偿。因此，法院可以对股权回购协议中的回购价款及违约金予以调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中投资收益不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投资人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具有明显债权融资特特征的，应属于“名股实债”关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依据书面协议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安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确定。．．．．．．本院认为，综合判断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的签订背景、目的和内容，在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形成“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钟某某对世瑞公司享有在先债权。．．．．．．第二，2015年10月29日各方所签系列协议具有保障钟某某债权实现的交易目的。．．．．．．第三，钟某某在明确的投资期限内享有固定的投资收益，该收益不与世瑞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具有明显的债权投资特征。．．．．．．第四，就各方交易磋商过程来看，钟某某因转让崇义县振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崇义县东岭背钨锡矿资产，以及嗣后以货款、现金支付等形式，对世瑞公司享有本金6200万元债权，该债权历经投资世瑞公司IPO、申请退款，以华世公司53.85%股权质押担保，以及以债权投资入伙、债权转股权、股权回购等系列安排，钟某某始终未放弃其债权，相关交易均具有实现其债权的担保功能。综上，《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应界定为“名股实债”。本案所涉纠纷系钟某某、联胜投资、世瑞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其实质系债权债务关系。钟某某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世瑞公司还本付息、在本息范围内对华世公司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陈某某、温某某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包括请求世瑞公司收购股权。．．．．．．就《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而言，因“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下，投资方持有股份及工商变更登记会对其他债权人（尤其普通债权人）形成权利外观，故应区别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对外应遵循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目标公司破产或解散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内则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处理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股权回购协议》作为处理内部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性安排，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91号
摘要1：——股东投资协议的约束范围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676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后股东会以过半数（未过２／３）作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１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决议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因未过２／３而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44号
【裁判要旨】不应以控股公司对子公司实行一体化管理或者母子公司合并报表而简单认定存在人格混同。
【裁判摘要】
（１）关于一体化管理是否表明青海水泥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本案中，盐湖股份公司是盐湖新域公司的控股股东，盐湖新域公司是青海水泥公司的控股股东，盐湖股份公司通过盐湖新域公司间接控股青海水泥公司，对青海水泥公司等企业的统一管理，可以是基于股权法律关系，通过行使股权来实现，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一体化管理必然会导致子公司丧失独立法人人格。华融公司以盐湖股份公司对青海水泥公司实行一体化管理为由认为二者存在人格混同，缺乏事实依据。华融公司在缺乏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对青海水泥公司、盐湖新域公司、盐湖股份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２）关于合并报表是否表明青海水泥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合并报表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是指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母公司，是指控制一个或一个以上主体（含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企业所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等）的主体；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可见，合并报表仅表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并不能以合并表报为由简单得出子公司丧失独立法人人格的结论。因此，在华融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青海水泥公司、盐湖新域公司、盐湖股份公司在业务、人员、财产等存在混同的情况下，仅以合并表报为由要求盐湖股份公司、盐湖新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564号
【摘要】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数码网络公司2002年年底介入青海水泥厂和青海水泥公司的改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让青海投资公司持有的青海水泥公司的3892.61万股股份，转让价6800万元；二是受让青海投资公司拥有的新老矿山、石灰石矿及粘土矿开采权、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其他相关资产等，转让价格800万元；三是以承债式方式收购青海水泥厂二线资产。至于以数码网络公司还是以青海水泥公司作为收购主体，存在争议。第一项内容是数码网络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青海投资公司对青海水泥公司的股份，属于股权转让行为，作为股权受让人的数码网络公司对于青海水泥公司的债务无需承担责任。第二项内容是数码网络公司受让青海水泥厂的资产，数码网络公司支付相应对价，该行为属于资产买卖，作为买受人的数码网络公司也不需要对青海水泥厂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三项内容虽有协议且得到青海省国资委的认可，但并没有实际履行，数码网络公司无需基于承债式收购对青海水泥厂的债务承担责任。可见，数码网络公司虽通过股权及资产转让的方式介入青海水泥厂的改制，但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所规定的需要承担责任的行为，华融公司要求数码网络公司对青海水泥厂、青海水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盐湖股份公司对青海水泥厂、青海水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约定的承债式收购并没有实际履行，收购人无须承担改制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27号
【裁判要旨】整体承接被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债权债务的，具体承担债务时不应区分证券与非证券业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3042号
【裁判摘要】投资者与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的股份回购条款是有效的，该条款对于公司和投资人（股东）具有约束力，股东可依据其中的约定情形要求公司回购股份，《投资协议书》是法院判断股份回购请求是否成立的依据之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35号
【裁判要旨】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情形，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如果该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参加诉讼，债权人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准许。该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情形的，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根据该复函的意见，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仍依法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类法人与他人产生合同纠纷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具体到本案，原审虽查明华洋公司于2009年5月因未办理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在华洋公司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仍将其开办单位王庄煤矿列为被告，不符合该批复的规定。但考虑到，王庄煤矿作为华洋公司的开办单位一直未组织清算，将其一并列为被告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和责任，本院亦予以认可。
摘要2：【裁判摘要２】但王庄煤矿应否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前述复函以及本案事实进行判断。根据前述复函意见，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情形的，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而非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到本案，王某未举证证实王庄煤矿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之情形，原判决亦未认定王庄煤矿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之事实，即认定王庄煤矿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王某答辩提出，王庄煤矿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华洋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王庄煤矿的责任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进行认定。但该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形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或者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连带清偿责任。而本案中，王某仅证明王庄煤矿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华洋公司进行清算，但未举证证明王庄煤矿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华洋公司财产损失，或者导致华洋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原审亦未审查上述事实即认定王庄煤矿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号
【裁判摘要】关于张某某是否具有淮信公司股东资格问题。《协议书》和《补充合同书》均可证明，淮信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张某某向淮信公司缴纳出资成为股东且淮信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张某某以殷某的名义进行投资均是明知的。张某某多次以淮信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修订）》内容，房地产开发并未列入上述目录限制类或禁止类产业，故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不再需要审批。因此，原审判决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以及出资事实确认张某某为淮信公司的股东，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摘要】《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40号
【裁判要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外方的实际出资人之间转让投资权利不需要报内地外商投资审批机关批准。
【裁判摘要】本案转让的目标公司是在广东省中山市注册的两家外资独资企业——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金昇公司登记的投资外商是永星贸易行，该贸易行的业主为柯某某１、柯某某２等。海照公司登记的投资外商是银屏公司，银屏公司的股东是柯某某１。有关各方承认，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柯某某１、陈某某和黄某某。虽然有关各方在8.13协议中约定了柯某某１将其持有的金昇公司、海照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黄某某或拟由陈某某、黄某某共同设立的新金星公司，但在法律上，柯某某１、陈某某黄某某不是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的直接投资人，股权转让不能在他们之间直接进行。8.13协议也未直接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外方，该协议实际上是投资外方的实际出资人之间转让投资权利，不需要报内地外商投资审批机关批准，也无法报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协议成立即生效。由于8.13协议不是金昇公司、海照公司的投资人永星贸易行、银屏公司与受让方永星贸易行签订的，不能直接产生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效果，这才由设立两家外商投资企业的永星贸易行、银屏公司与受让人新金星公司签订了10.15协议。10.15协议已经过审批，说明审批机关同意股权转让，股份也已过户。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以8.13协议未经审批而未生效为由驳回柯某某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41号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为委托投资权益问题与目标公司是否进行盈余审计无关，而与是否有利益分配约定以及无此约定时目标公司是否进行盈余分配有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1号
【裁判要旨】以间接持股方式投资并控制公司权益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非隐名投资者。
【裁判摘要】徐某某、吴某某原系置乐集团的股东。置乐集团在我国内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置乐公司，并在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经从海工处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徐某某、吴某某是以间接持股的方式投资并控制置乐公司权益，系置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非置乐公司的隐名投资者。这种间接持股的方式，不是委托投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委托他人代持股情形，更不存在隐名投资者显名成为股东的问题。徐某某、吴某某请求确认其系置乐公司实际投资人，从而显名成为置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进一步查明徐某某、吴某某在置乐公司土地购买及开发过程中投入资金的情况。原审法院未准许徐某某、吴某某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宁波金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取回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2009年10月19日 [2009]民二他字第24号）
【摘要】根据你院来函所述事实，请示问题实质为证券公司违规挪用的客户证券资产被追回后，客户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能否对该部分资产行使取回权。对于这一问题，在2007年11月2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已经明确了相关处理原则：如果证券公司违规挪用客户资金和证券，关系清楚、财产并未混同，管理人追回后，可由相关权利人行使代偿性取回权。综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9号
【裁判要旨】港商独资企业在经营期限内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经过批准，未经批准合同不生效；转让人在报批过程中负有协助义务。
【裁判摘要】《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土地证书为外资企业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外资企业在经营期限内未经批准，其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该条并未区分划拨土地和出让土地，因此，应当认为无论是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还是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其转让均应报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参照该规定，本案所涉土地要实现转让，须报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参照该条规定，东荣公司将其财产权益——土地使用权转让，应当报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本案中，当事人并未履行该两项报批义务。
摘要2：【解读】《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已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通过，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实施后，原外资三法及配套条例或细则同时废止，外商投资企业权益转让及财产权转让不再规定另行审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经终字第176号
【裁判要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方向外方出具担保书保证其收益不低于引进资金，视为先期收回投资的约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蜀都公司向安托公司出具的担保书是在88－1号合同之后签订的，其担保的内容是保证安托公司在七年合作期间的收益不低于其引进的一千万港元，保证的方式是通过调整双方的分成比例来实现的，应当视其为先期收回投资的约定，该约定符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因此，不宜认定该担保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63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先行合法占有并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并可向法院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
【裁判摘要】土地转让方起诉前已经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或者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1996年12月31日、1999年12月23日，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分别签订的上述三份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协议时金霞公司虽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但在2011年7月11日金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该公司已于2003年4月20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据此，涉案三份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双方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924号
【解读１】一地数卖且均未办理变更登记，先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使用权。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金霞公司将４３０００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长沙市交通局，转让价款５００万元（协议签订后已支付完毕）；（２）金霞公司因未及时偿还工行贷款被起诉到法院，经湖南省高院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霞公司、工行与江湾公司达成由江湾公司代金霞公司偿还工行欠款，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权益交给江湾公司；（３）金霞公司向湖南省高院起诉请求解除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长沙市交通局反诉请求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并赔偿损失，江湾公司作为第三人请求确认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归江湾公司所有；（４）长沙市交通局先行占有案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投资建成长沙汽车北站，法院据此认定金霞公司应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名下，江湾公司未取得案涉土地。
【摘要】金霞公司称本案土地因金霞公司与江湾公司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金霞公司与深圳祺芳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本案一审法院查封至2019年5月26日，致使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金霞公司因与他人之间的金钱给付之债而导致本案土地被法院查封，仅可能对本案原审判决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要件，金霞公司以此主张解除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能予以支持。
【解读３】土地被查封不构成土地转让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土地使用权转让人与他人产生纠纷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法院查封的，仅可能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案件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转让人不能据此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997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国家关于人防工程的有关规定，属于人民防空工程的地下停车场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客观上不能分割，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对该地下停车场面积进行分割。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投资数额有明确约定，而《联合建房协议书》（以下简称《联建协议》）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没有对金世纪公司与隆丰公司、宝玉集团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因此，二审判决直接适用《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有不妥。但是，本案处理可以参照《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立法精神。该条之所以规定对未足额出资一方的利润分配比例进行调整，是基于投资是当事人利润分配的基础、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公平原则等因素的考虑。本案《联建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虽未对双方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但在确定分配比例时显然是以出资作为计算的依据，其中金世纪公司的义务是提供土地使用权，而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则是负责“整体项目建设开工至竣工所需的全部经费及水、暖、电、气、电视、通讯通邮、道路、绿化、消防、物业管理系统等全部配套费以及工程费等”，并没有约定以其他标准分配利润，并且，根据《联建协议》的约定，隆丰公司、宝玉集团交付给金世纪公司的3000万元款项，也属于投资款的组成部分，金世纪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前提下，相应地增加宝玉集团的应分配比例，该约定可以印证出资系双方确定分配比例的基础。．．．．．．二审判决以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实际投资额占其应完成投资额的比例为依据对《补充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并无不妥。综上，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关于二审判决违反法律和当事人的约定，对案涉项目权益进行分割，存在明显错误等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的出资未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而不是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分配。
【解读２】合作开发房地产只要事实上确定当事人“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就可以认定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无需合同明确约定。
【解读３】本案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了利润分配比例，虽然协议在文字表述方面没有明确“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约定了一个固定比例，但是该约定的固定比例是按照出资比例得出的，实际蕴含了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如合作一方出资没有全部到位，法院判决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调整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01318号
【裁判摘要】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权利归属问题。（一）关于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与国土资源部门签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平面界址和空间界址，故被上诉人对本案所涉人防地下车位（在本部分指整个地下车位及其构筑物，下同）相对应的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二）关于建筑物所有权。《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该人防地下车位是被上诉人投资建设，属于其建造的构筑物或者附属设施，被上诉人应当对此享有所有权。（三）关于人民防空法的相关规定是否影响物权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按照不同的防护要求，实行分类指导。”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可见，人防工程既有为保障“战时”而单独、专门建筑的工程，也有战时可用、“平时”民用的建筑工程，且不同类人防工程的建筑主体不同，其权属也当然不同，但都要服从防空法的管理，而管理主体与权属主体并不等同。另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设施建设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结合前述几条规定，可见这是对人防工程“平时”与“战时”的使用问题所作的规定，不是对权
摘要2：（续）属问题的专门界定，相反，该条规定恰恰也说明民用建筑的人防工程应为“投资者”所有。总之，被上诉人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享有除土地所有权之外的较为完整的物权，并且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人民防空法的有关规定不是对人防工程权属的专门规定，与物权法的规定并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其归属的认定并无影响。
【解读】人防工程的地下停车场产权归属于开发商所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方某某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比例问题。双方虽在《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中约定开发所得净利润，宏发公司和方某某分别按照40％和60％比例分成，但该利润分成系以双方按约投资到位，项目全部开发完成为预期。本案中，根据合同第一条约定，宏发公司对相应的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而方某某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即支付前期的1920万元，项目开发的所有后续资金均未及投入。故方明通主张按照60％比例计算其投资增值收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约定，6：4为原约定股份及利润分成比例，而非投资比例，原判决以6：4作为投资比例并计算方某某应实际投资48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案涉合同因非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自身原因终止，在方明通未全部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以各方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各自应享有的项目权益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第一条约定，该项目至宏发公司办理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止，总价为3200万元。本案中，案涉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商住用地，故认定宏发公司出资额为3200万元符合当事人的本意。由上，宏发公司和方明通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投资分别为3200万元和1920万元，方某某在“绿源小区”项目中的实际投资比例为37.5％（即1920万元／（1920万元＋3200万元）），其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权益为5481.45万元（即14617.2万元×37.5％）。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方某某无权主张项目利益。本院认为，该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进行开工建设，故无该条规定的适用余地。综上，原判决认定方某某有权享有“绿源小区”项目投资收益，并以案涉地块评估价14617.2万元作为计算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18号
【基本案情】（１）方某某与宏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约定宏发公司投入土地，方某某投入资金合作开发“绿源小区”项目；（２）后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福州市政府决定收回“绿源小区”项目建设用地，以其他土地予以置换补差价给宏发公司，“绿源小区”项目被依法吊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方某某起诉请求确认《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终止；宏发公司以“绿源小区”地块评估价为计算依据支付方某某投资增值收益及利息，返还垫付建设费用及利息；（３）一审法院判决终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宏发公司支付方某某投资收益及利息，返还代垫款及利息；二审改判投资收益金额及利息，其他维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尚未进行开工建设的合作开发项目不适用该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