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65号 【裁判摘要】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确定力及执行力，但是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变迁而不宜存续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权力和职责。自我纠错的价值在于减少或者避免行政争议的产生，尽早结束行政行为效力的不确定状态，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增强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认同和信赖。在目前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自我纠错方式主要有撤销、补正、改变原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等方式。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而言，对于所有有瑕疵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通过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但是从行政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虑，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和减少行政争议产生的考量，行政机关应当采取足够审慎的态度，只有在该行政行为的瑕疵足以影响到实质处理结果时，才采用撤销的方式进行纠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1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根据该条规定，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均有权自我纠正错误的被诉行政行为，至于纠错行为是否正确合法，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认定。推而广之，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发现作出的行政行为确有错误的，同样具有自我纠错的法定职权。至于自我纠错行为是否合法，则应当看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理由是否合法、正当，并依法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613号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对前置颁证行为的审查都是以证据的标准来审查，即是否符合证据的三性，是否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从而决定是否可以在案件中予以采信。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前置颁证行为没有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在后续的颁证行为案件中就可以作为土地权属来源的合法性证据从而采信，并以此作为认定后续颁证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和基础。当前置登记发证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时，就可以排除该证据的效力，即后续的登记发证行为没有依据。尤其是在当事人对前置登记发证起诉可能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另行对前置发证行为起诉，不在本案中进行实体审查，也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1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本案中，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收储骆岗机场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补偿的相对人是安徽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东韵木材有限公司并非骆岗机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及补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属于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且，案涉的骆岗机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及补偿行为并不影响合肥东韵木材有限公司依据租赁合同向转租方主张相关权益，故该收储及补偿行为对合肥东韵木材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合肥东韵木材有限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条件，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810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也就是说，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根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裁判摘要】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所作81号复议决定有两项内容：一是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的行为违法，二是驳回再审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再审申请人起诉时仅针对后者，并不包括前者。一审法院对前者进行审查，以再审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的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为由，对81号复议决定予以判决撤销，便产生是否超出法定审理范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虽可载明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但彼此可分，因为这两种处理引起的诉讼相互独立。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仅挑战其中之一时，人民法院不宜主动审理另外一个并作出裁判。在再审申请人只对81号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该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查，并进而撤销了该复议决定，有违不告不理原则，超出了法定审理范围。另外，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使再审申请人行使诉权的结果比不行使诉权更加不利，对诉权的充分行使和诉讼渠道的畅通产生阻碍效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显有不合。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全面审查原则通常适用于诉讼标的为行政行为的单一案件中，但81号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并非本案诉讼标的，故该原则不适用。二审法院以全面审查原则为据，对再审申请人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所提质疑不予采纳，判决理由显有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法院超出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错误，该主张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81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亦应撤销。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418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法解释（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应当以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为共同被告，并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但该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针对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理条件、但复议机关仍然作出维持决定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根据该条规定，原行政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即使复议机关嗣后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原告在收到该决定之日起15日内提起行政诉讼，从维护起诉期限制度从而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出发，仍不应认为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已经丧失了的诉权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重新获得。故，陈某某等5人以其在收到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提起行政诉讼为由，主张未超过起诉期限，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88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对诉权和救济途径的告知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不因行政机关的错误告知而必须受理案件。故涉案复议决定中对于诉权的告知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188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两条不同的救济途径。在非复议前置案件中，对同一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直接起诉；也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先行复议，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要么选择起诉不予受理复议决定，要么选择起诉原行政行为，不能既起诉不予受理复议决定，又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人民法院不能在判决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让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同时，自己又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决。本案中，智聪公司在对107号不予受理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又对原行政行为1号移送案件书一并提起行政诉讼。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向智聪公司释明，只能选择其一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未经释明，直接就107号不予受理复议决定进行审理和判决，未对1号移送案件书进行审理和裁判不妥。但是，鉴于1号移送案件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同样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本案后裁定对1号移送案件书驳回起诉，没有实际意义，本案不予再审。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首先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人民法院将难以判断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更无法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案中，智聪公司一审还请求撤销与1号移送案件书相关的拘留、罚款、行政许可、终止执照、鉴定意见等。该项诉讼请求并未指向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亦应当进行释明，要求智聪公司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及其具体内容。如果智聪公司拒绝明确被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一、二审未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亦属不妥，本院一并予以指正。鉴于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利害关系人在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后，可以依法另行起诉，再审本案徒增诉累，本案不予再审。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则上，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后，原告对同一行政行为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行政诉讼，有不同于第一次起诉理由的其他“正当理由”的除外。所谓“正当理由”，通常是指不同于第一次起诉的、常理能够说得通的其他有合理解释的理由。本案中，2011年6月29日林某某对017113号土地证提起行政诉讼，二审中林呈燕与金世伟达成和解协议，终审裁定准许林呈燕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不再执行，该项裁定实质是同意林某某撤回对颁发017113号土地证的全部起诉。后因林某某修建房屋，金世伟以阻碍其通行权为由，再次提起民事诉讼，在一审判决林某某败诉后，林某某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第二次请求撤销017113号土地证。林某某2011年、2014年两次起诉的被诉行政行为均是颁发017113号土地证的行为，且两次起诉的理由均为“在自己1985年购买的土地上建房，不侵害金某某通行权”，再次起诉并非基于“正当理由”。因此，一、二审裁定驳回林某某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423号 【裁判摘要】所谓重复起诉，是指当事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其具体情形包括：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为前诉所包含。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申请人曾于2007年8月30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广州市政府向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的031号证，经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帅某某的诉讼请求，上述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帅某某再次以广州市政府为被告对同一行为提起诉讼，本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皆与前诉相同，属于重复起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71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起诉人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所谓重复起诉，是指当事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其特点是两次起诉的原告和被诉行政行为均相同。即使两次诉讼请求的具体表述存在差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被诉行政行为后，同一当事人又对同一行政行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的，亦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本案中，王某某、陈某某两次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行为实质上指向的均是雷州市政府通过协议方式收回其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重复起诉。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王某某、陈某某主张本案系确认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但是，无论修改前的、还是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确认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规定，其主张没有法律根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06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应当是指实体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条件不成就或时机不成熟，原告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不包括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权从而不是适格被告、或申请人未提出申请因而起诉没有事实根据等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本案中，根据大村一至六经济社提供及一审法院调查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起诉前大村一至六经济社已经向云浮市政府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大村一至六经济社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本应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58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如果起诉人不能提交相应材料，完成初步证明责任，则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本案中，刘某某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内容存在起诉状格式错误、将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列为被告、没有具体明确哪个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一审法院书面通知补正后，刘某某亦未明确诉讼请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湘潭市人民政府对其实施被诉的行政行为。刘某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05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有事实根据，是指诉讼标的能够固定，且能够被特定化或者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起诉人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行政决定等行政行为，应当提供该书面决定，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则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本案中，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对其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但没有履行补偿职责，故提起诉讼，该项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实施征地安置补偿系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履行的职责，但该职责成立的前提是行政机关有实施征地拆迁的具体行为。本案中，邓某仅能提供其与林日武签订的《水产养殖场合作协议书》，尚不能证明海棠区政府或镇政府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经过本院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地块至今仍然是集体土地，并未被征收为国有。故，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实施征地行为缺乏事实根据，海棠区政府当然也不存在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至于海棠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拆除行为，邓军提供的证据亦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该事实行为存在。本院经询问还查明，邓某所称的鲍鱼场没有工商登记、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也不能提供鲍鱼场进行过生产经营的其他有效证明材料。综上，邓某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易某某与崔某等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9719号 【裁判摘要】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转让范围中有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证的部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于无房屋产权证约1800平方米和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约1900平方米的部分，因产权和土地性质不明，有违法律法规之规定及有损害他人利益之可能，本院对该部分转让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以易某某、崔某与金冠公司偷逃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为由，确认该合同整体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易友良、崔伟与金冠公司在转让过程中应当依法缴纳各种税收，若存在逃税行为，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追缴或进行相关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税务局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税务行政复议上诉案 【案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01行终3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问题。根据复议法的规定，一般行政复议案件的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应当从“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是由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将“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从而产生了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应当从“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之日起”开始计算的问题。对此，从《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对本规则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按照前款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可以得出结论，税务行政复议的起算点应当从“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之日起”而不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亦不是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确定的缴纳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长春市国税局以“吉林银行的行政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期限”为由决定不予受理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吉林银行的复议申请未超过法定申请期限的结论正确，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裁判摘要２】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申请的前提条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设定了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争议的实质不是“申请期限”而是“申请条件”，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适用问题。应当说，正确的税务行政行为没有必要规避行政复议的合法性审查，错误的税务行政行为有必要接受税务行政复议的监督。按照合理行政、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设定税务行政复议前提条件的目的应当是防止纳税义务人利用复议程序期间转移财产规避税收征管以及保证税款及时入库，
西安咸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等税务行政纠纷上诉案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1行终6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便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作出暂缓退税的决定导致上诉人不能如期获得退税利益，已经对上诉人的财产权益造成了实际影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西安咸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依法享有诉权。
【案号】（2019）京02刑终113号
陈某某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理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8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实行立案登记制，人民法院仍应当在立案前对起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按照前述规定予以释明，而不是放弃对法定起诉条件的审查，直接登记立案。对于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应当在释明后，退回诉状记录在册，只有经释明仍坚持起诉的，才裁定不予立案。本案中，吴某某等人的起诉远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不适格，原告资格也值得进一步审查明确，属于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一审应当向当事人释明，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即可。只有在其坚持起诉的情况下，才裁定不予立案。但是，本案一审对吴某某等人的起诉，未经审查直接登记立案；亦未向吴某某等人释明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未采取退回诉状登记在册的方式处理，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本院一并予以指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04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本案中，韦某某于2009年11月26日从南丹县林业局取得《答复函》，该《答复函》告知韦某某可以提起民事诉讼。韦某某于2010年3月12日向南丹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直至南丹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7日作出（2010）丹民初字第224号民事裁定的期间，并非由于韦某某本人的原因造成，应当予以扣除。但是，其后韦某某并未提起行政诉讼，而是通过信访要求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中“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规定，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等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的情形。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期间，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应予以扣除。韦某某因信访行为而耽误的时间不能从起诉期限中予以扣除。因此，韦某某于2010年3月29日向行政机关信访至其于2015年6月2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远超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故一、二审裁定驳回韦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1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该条规定耽误起诉期限的“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比如，当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诉讼尚处于持续状态，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为前提时，起诉人不可能在当时就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等待民事诉讼生效裁判结果，就可以构成该条规定的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也正是基于上述法理作出规定，即“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前述事由耽误起诉期限，起诉人在民事裁判生效前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而不能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本案中，肖某某与陶某某因《联建新住房协议书》引发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肖某某于2015年6月8日在该民事诉讼庭审质证过程中得知预××号国土证。肖某某与陶某某签订的《联建新住房协议书》，是陶楚兰申请办理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登记的权属来源依据，被诉的预××号国土证颁证行为是否对肖云英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需以该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为前提。基于行政法上的信赖原则及司法最终确定原则，该民事诉讼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且至今尚未审结，预××号国土证将陶楚兰登记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之一，是否对肖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处于待定状态，肖某某不可能在该民事诉讼庭审时即提起对预××号国土证登记行为的行政诉讼。只有在该民事诉讼裁判生效后，肖某某才能确定预××号国土证登记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肖某某于2017年1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显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虽然其没有等待该民事诉讼裁判生效即提起行政诉讼，但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4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才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所谓“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是指在有效起诉期限内，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原因无法起诉而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有关国家机关答应处理涉案争议的信赖，等待其处理结果而耽误的期间。因放弃法定起诉救济权利申诉上访、或者所谓“没有经济能力维权”、村民组长长期在外经商等原因耽误法定起诉期限的，均不属于依法应当扣除起诉期限的情形。上崀三组主张一直提出异议，但没有举证证明存在依法应当扣除起诉期限的情形，其认为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0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只有在“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的情形下，才应当扣除相应期限。所谓“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仅仅是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期间，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第四十三条规定应予扣除的期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620号 【裁判摘要】村民小组组长获悉有关该小组重大权益事项的信息，即可视为该村民小组已经知道该事实。除非村民小组能够证明组长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或基于其他原因故意隐瞒的情形，并且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未通过其他途径获知相关事实。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59号 【裁判摘要】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方式并不局限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告知，如果当事人通过诉讼、信访、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属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本案中，商贸中心向南宁市国土资源局查询获取410026号国土证，已经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商贸中心认为应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本案审查的重点，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69号 【裁判摘要】涉及到起诉期限的争议，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起诉期限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判断直接关涉当事人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涉及到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证。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应当进行充分阐释，具体分析如何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间的理由，客观的确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7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所规定的二十年期限是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为不变期间。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针对不动产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只要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都不能再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土地权属登记行为发生在1994年，鹤峰经合社于2017年3月29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起诉期限。申请人所称因信访原因而导致起诉的耽延，不符合行政诉讼中有关起诉期限扣除或中断、延长的规定，仍应适用二十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鹤峰经合社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