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鄂州中民一终字第0011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裕呈祥公司是刘某某与蔡某某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2、确认聚友公司是刘某某收取房屋租金的代理人；3、确认聚友公司与裕呈祥公司达成以垫付电费折抵房租的事实合同，因房屋出租人刘某某未持异议而有效。上述诉讼请求中，第一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租赁关系，第二项是请求确认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第三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93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若干规定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赋予了合同相对人享有请求发起人或者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选择权，且一经选定，不得再行变更。宝声空调公司于原审中主张徐某某、赏鲤苑酒店共同承担涉案合同责任，二审中表示若二者选其一，则要求徐某某作为承责主体。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未按上述法律规定行使释明权，在宝声空调公司未选择承责主体的情况下，判令由赏鲤苑酒店承担本案合同责任，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现宝声空调公司明确选定由徐某某承担合同责任，依法应予支持。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代表越权，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王某在285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加盖钢材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王某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某的上述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且蒋某应当知道王某已超越代表权限，故该代表行为对钢材公司不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王某自行承担。
【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民终255号 【提示】董事损害公司利益由董事赔偿，委派的股东无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董事与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公司股东没有管理公司董事的法定职责，公司董事亦没有对向公司股东负责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只对公司承担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如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该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委派该董事的股东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告赵某某是第三人海航投资公司的股东，持有第三人海航投资公司40%的股权，2014年1月24日原告致函海航投资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某某请求对公司原董事长王永凡及董事党鹏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行使索赔权利的函，要求海航投资公司对公司原董事长王某某及董事党某向公司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但海航投资公司至今未提起诉讼，据此，原告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适格。被告辩称原告以皇城酒店的事宜，主张被告损害海航投资公司利益，属于主体不适格，由于本案中原告起诉的是被告损害海航投资公司利益，且皇城酒店作为海航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对皇城酒店公司财产的损害亦是对海航投资公司财产的损害，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辽审一民申字第983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为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可。而“半数以上”是否包括本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明文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因此，该“半数以上”的法律规定，应包括本数。
【案号】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6民终160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赋予了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即使兰某某承认该8万元是第三人公司债务，仍有权选择发起人或者设立后的公司为合同责任的承担主体。在签订合同时，相对人知道发起人是为设立公司而订立合同并不影响其权利的行使。因此，本案中即便兰某某知道陈某某代表设立中的公司而签订合同，仍有权选择陈某某承担合同责任。陈某某承担合同责任后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另案处理。
【案号】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四民三终字第116号 【裁判要旨】公务员在营利性组织担任职务是否违规的判断标准在于其是否获得经济利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而本案中两股东，在会议中明确作出决议，清算组法定成员为两股东，而会议决议由股东自愿聘请相关人员参加清算工作的意思表示真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所聘请的相关人员，并不具有法律所禁止的，虽有国家公务人员，但其并未领取相关报酬，亦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清算组成员分工》属公司自治行为，不属司法审查范围。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再438号 【裁判摘要】沭阳县人民医院是非营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本案中张某某1、张某某2要求确认其享有沭阳县人民医院相应出资份额的实质是要求确认其成为沭阳县人民医院的举办者，而确认和变更举办者属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张某某1、张某某2可就此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处理。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宿中商终字第00354号 【裁判要旨】不得参与的营利组织的范围不包括民办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摘要】虽然张汉某、张某签订三方协议以及参与沭阳县人民医院股东会时仍是国家公务员的身份，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沭阳县人民医院系民办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是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企业，且沭阳县人民医院均在二人退休后才向其发放工资和生活补贴。故张汉某、张某投资购买沭阳县人民医院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务员法的强制性规定。
【案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西民初字第1378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工商档案登记资料可知，郑某某为健峰公司的登记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利，该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的程度并不因其是否为公务员而有所差别。至于郑某某是否参与公司管理，则与股东权利无关。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81号 【提示】继承股权因公务员身份无法工商登记。 【裁判要旨】吴甲通过继承行为获得了继承股东资格的权利，本应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恒盈公司的经营享有决定权、选举权、审议权、作出决议权及其他相关职权。但其现为公务员及法官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均规定了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而所谓营利性活动，即指公务员参与的活动是以盈利为目的，且进行收入分配。因此，吴甲以公务员身份参与恒盈公司经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所禁止，吴甲诉请欲成为有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股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相关规定冲突，其诉请本院难以支持。吴甲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其财产权。
【案号】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65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虽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但并未明确规定违反上述规定将导致民事行为无效，该条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上诉人以长安口煤矿公司的实际股东或直接股东是个别国家公职人员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温商终字第2053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系公务员身份为由，主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款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但该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认定诉争合伙协议无效的理由。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5296号 【裁判摘要】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属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规范，若高某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可按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不导致本案的持股协议书无效。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 【裁判要旨】 ①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出资事实并不表明股东资格的获得： A.出资缴纳和股东身份没有必然的严格对应关系； B.现行法律已经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资格可以分离。 ②任何私法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都可以成为股东。 A.《公司法》对成为股东没有身份上限制：现行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股东并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除非其同时具有管理者身份；我国《公司法》仅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进行限制，而不对成为公司股东的原有身份进行限制。 B.《国家公务员法》第31条第（13）项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赢利性的经营活动：该条款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所作的禁止性规定，但对依《公司法》取得的股东资格没有约束力（公务员的经商行为应由其所在党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受《公司法》的调整）； C.公务员的身份只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不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股东。 【裁判意见】 ①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可以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②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确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A.向公司认缴出资； B.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C.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章； D.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E.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 ④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工商登记、工商章程、股东名册、验资报告等具有法律公信力资料记载的股东为法定股东，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
【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冀民二终字第55号 【裁判摘要】关于应某某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公务员，其投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应某某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投资行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故本院对于应某某的投资行为及投资后的收益予以认可。至于应某某在投资入股时是否违反了200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的禁止性规定，应当由其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进行审查确认并予以处理。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89号 【裁判要旨】“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公务员作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并不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可享有在代持协议项下相应股东所对应的财产权益，但不能被登记为显名股东。 【裁判摘要】《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范，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但并不能以此影响合同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二终字第10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福实业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生效之后，对该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及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福实业以该公司财产为其股东中福公司1 500万港元的借款提供担保，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此类关联交易的强制性规定，该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中福实业系一家上市公司，依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国际业务部对中福公司作为中福实业之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应当明知。故国际业务部与中福实业对造成上述担保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上诉人工行营业部关于中福实业应对中福公司1500万港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23号 【裁判摘要】东山区政府作为该款的保证人，因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关于“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应认定《项目转让委托协议》中有关东山区政府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东山区政府应对鸡西龙嘉公司不能清偿5100万元及相应利息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16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确定印章证照的掌管者。 【裁判摘要】上诉人许某某在担任江源公司经理期间，公司印章、证照等均系由其控制使用，至于印章、证照等由其指定的何人具体负责保管，并不改变上诉人许某某系返还印章、证照的义务主体。并且，《福建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明确要求许某某将公司印章印鉴、公司证照、资料等返还给公司，该决议亦经生效判决确认效力，对时任江源公司经理的许某某具有拘束力，其应当依照决议履行返还义务。再者，上诉人许某某在另案相关诉讼中亦自认印章、证照等仍由其管理控制，上诉人即便离职，亦应将印章、证照等予以返还。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许某某返还公司印章及证照等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其不负有返还义务的相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6878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董事会制定印章证照管理制度，其对公司、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裁判摘要】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公章、证照等物是公司的合法财产，公司的公章、证照为他人无权占有和控制时，公司依法有权要求其返还。 2015年7月22日，兴旺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郭春X基于2012年5月29日的“股东协议”获得管理涉案的兴旺公司公章、证照，但是该约定的有限期限是公司成立早期，虽然对于早期双方存在争议。但是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兴旺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并成立了董事会依法行使管理公司之责。而公司章程明确赋予了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该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董事会均具有约束力，兴旺公司董事会随后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因此，在《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和公司成立前的“股东协议”内容相冲突的情形下，公司章程和《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的效力明显优于“股东协议”的授权，故郭春X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难以采纳。且从兴旺公司的日常用章情况来看，兴旺公司在用章过程中，程序较为繁琐，无法行使自主权，丧失了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难以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损害了兴旺公司的利益。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803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由此可知，有朋公司作为独立民事权利主体，对公司的公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社保登记证副本、财务账簿及财务原始凭证依法享有保管、使用的权利，并且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返还相关证照。本案中，有朋公司登记在案的法定代表人为冯某，故冯某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在公司公章缺位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可以代表公司意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于某某认可其作为有朋公司股东及监事，自2015年7月开始实际控制和使用有朋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社保登记证副本、2010年4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财务账簿及财务凭证，现有朋公司起诉要求于某某返还相关印章、证照及财务账簿、财务凭证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当。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粤高法民二申字第998号 【裁判要旨】股东自己在公司任职或委派人员在公司任职，并不影响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
【裁判规则】承包经营合同一方隐瞒已被法院查封事实的，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合同无效，基于合同所取得的利益应返还。
【案号】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6民终1094号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周某某、陈某某在得知王某某、易某某将股权转让给阳某某、欧阳某某后仅提出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效力无效，至今都没有主张自己按同等条件购买转让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所以规定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有限公司的老股东可以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权，该规定体现了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护和对老股东对公司贡献的承认。本案中，王某某、易某某转让出的股权本身就来自周某某、陈某某出让的股权，周某某、陈某某仅是今田公司１%的名义股东，周某某、陈某某本来不再愿意经营该公司而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如果此时，周某某、陈某某在仅是公司1%名义股东的情况下，仍然行使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本意。故周某某、陈某某以王某某、易某某转让股权时侵犯其优先受让权来主张王某某、易某某与欧阳某某、阳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属于经济纠纷，吴某某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理，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 【裁判摘要】刘某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某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某某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某超越权限、或者邱某某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某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某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02号 【裁判摘要】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某某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某某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某某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某某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107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58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对于本条规定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是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是否违反不影响公司对外合同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具有相应的外部效力，根据该条规定合同相对人负有对公司内部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即合同相对方应当要求公司提供内部决议书。此处的注意义务是形式审查义务，即只要公司提供的内部决议书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形式要求，相对人即完成了注意义务，而无需对公司是否真正召开了股东会负责。本案中，二审卷宗材料显示，农行仙游支行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浩华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股东会决议书》，即使按照上述关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第二种理解，农行仙游支行也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浩华公司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