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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14467号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14467号 【提示】股东知情权范围。 【裁判摘要】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内容、范围应当依据合同、公司章程、以及法律来确定。股东在知情权诉讼中提出的要求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请求,缺乏合同、章程约定以及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股东请求公司提供公司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以及公司开发工程的施工图纸、施工变更图纸、竣工验收报告、银行贷款手续等原始凭证供查阅复制以及要求公司提供注册会计师对于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供其查阅复制、复制会计帐目,超出了公司合同、章程以及法律赋予的股东知情权范围,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 ①查阅会计账簿知情权的行使: A.仅限于查阅,不能复制; B.查阅会计账簿范畴应包括相应的原始凭证。 ②股东知情权范围不包括公司经营活动中其他商业资料:即不包括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以及公司开发工程的施工图纸、施工变更图纸、竣工验收报告、银行贷款手续等原始凭证,注册会计师对于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等; ③股东知情权法定范围不包括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 ④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一般不应准许股东委托他人、与他人一起查阅。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1266号

【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1266号 【裁判要旨】公司要求股东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在查阅会计账簿前签署保密协议并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依据上述规定,为防止股东滥用股东知情权,损害公司合法权益,股东请求辅助人员查阅时需要本人在场,并且股东及辅助人员负有不得泄露商业秘密损害公司利益等审慎义务,否则需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邦公司要求周某某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在查阅会计账簿前签署保密协议并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如若周某某委托的中介机构及人员并无相应的执业资质,新邦公司可以直接拒绝其查阅。

刘××等诉新沂市××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

【问题】公司以在公告栏张贴公告的形式通知召开股东会,能否视为有效通知,之后召开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是否有效? 【裁判观点】股东会会议通知是股东得以参加股东会并行使其干预权的前提,公司仅以公告形式作出的通知不能视为已经成功地通知股东。公司因未经有效通知而召开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未能参会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公司通知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通知,应为实质意义通知,即既要有公司的“告诉”,又要有股东的“知晓”,而不能为仅走通知形式的程序性通知。公司因未经有效通知股东而召开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未能参会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马×等诉阜康市××有限责任公司等未按公司章程按时召开股东会议请求判令召集案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从2001年至今长达二年多时间不召开股东大会,不仅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违背该公司的章程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改变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应由董事会召集,故股东大会应由五个董事负责召集。被上诉人杨庆等五个自然人是康达公司的董事,应当负责召开股东大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立即召开股东大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各股东并告知开会的时间、地点,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以支持。上诉人要求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因为这是股东会的职权,应由股东会在会议期间行使这项权利,故不予支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51号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51号 【裁判要旨】股东协议中的约定未载入章程,对股东仍可能有约束力——股东协议中对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策程序作出特别约定,该内容未记载入之后签署的公司章程。章程生效后签署的股东间协议明确约定遵守原股东协议的,原股东协议的约定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 【提示】股东超级否决权的效力。 【裁判要点】 1.股东协议约定创始股东享有特别否决权得到承认。股东协议约定公司创始人股东对股东会表决事项和董事会表决事项拥有否决权,此约定属于股东真实意思,应当有效。 2.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约定不一致,但公司章程并未有相反意思的,股东仍可依股东协议享有约定权利。无论是股东协议抑或章程均应属于各股东的合意表示。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法规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绍商终字第36号

【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绍商终字第36号 【裁判摘要】公司章程是公司必须具备的由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全体同意,依法以书面形式制定的,用以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则,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修订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均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是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修改公司章程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和原章程规定的规则进行。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均为要求确认1998年5月章程第十三条无效,理由为该章程未经股东会讨论及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定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章程的条款无效不属于民事行为无效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故其认为章程条款未经股东会讨论而该章程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只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但并不禁止公司通过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同时公司法也规定了股权回购制度,且1998年5月章程第十三条并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抽回出资,故该第十三条的内容本身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因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锡破字第0009-14号

【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锡破字第0009-14号 【裁判摘要】霞客环保已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陷困境。如霞客环保破产清算,现有资产无法满足债务清偿,出资人权益将为零。为挽救霞客环保,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出资人需与债权人共同努力,分担霞客环保的重生成本。因此,本重整计划草案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四终字第6号

【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四终字第6号 【裁判摘要1】关于亿能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由于被上诉人亿能公司已被吊销,目前处于清算状态,尚未办理注销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因此,亿能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裁判摘要2】上诉人粤林公司认为亿能公司处于清算阶段,且无负债,支付出资款没有意义。本院认为,亿能公司经清算后是否负债,与粤林公司的出资义务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况且法律并未赋予当事人以清算结果抗辩出资义务的权利。因此,粤林公司应当承担500万元的出资义务。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9号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9号 【裁判要旨】股东将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股东转让给自己构成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公司债权人起诉公司股东承担股东责任,只需举证证明股东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对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提出合理怀疑的证据即可,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其全部债务,不是判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所需要确认的法律要件事实,而是在执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股东有限责任时所需要确认的法律要件事实。因此,本院用以证明美丽房产存在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证据,不作审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闽民终字第82号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闽民终字第82号 【裁判摘要】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否属于抽逃出资范围,应从有无借款合同、有无还款期限、有无支付利息、是否催逃债务、有无担保、公司有无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讨论、进出款项的数额大小及款项进出的时间关系等方面进行判断。上述被验资为注册资本金的港币1991.2万元汇入嘉隆公司后,即大量地以借款等名义退还“投资单位”,两被告及第三人嘉隆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如下事项:公司与所谓的“投资单位”存在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期限、利息的支付、公司是否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予以讨论。 因此,在本案中嘉隆公司的股东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而非借款。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道格拉斯公司在股东陆某、吴某2011年7月6日完成出资款验资后,于同年7月1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而陆某当时系道格拉斯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与陆某系夫妻关系,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陆某与江某、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已提供证明陆某存在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后,被告陆某、吴某、江某并未依法提供证据证明道格拉斯公司基于合法目的且已履行正当程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故应当认定陆某滥用职权,利用关联关系抽逃了出资。综上,因被告陆某、吴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已在抽逃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陆某应当在抽逃出资47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被告吴某应当在未补足出资2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道格拉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 【提示】起诉后因未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的,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因此,法院收到诉状后,即使原告的起诉最终因未按期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上述两案南岸区法院确认收到诉状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因此,即使程某某的起诉最终因其未按期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王鹏、罗广银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02民终2124号 【裁判摘要】罗某某、王某某作为进城务工人员,身份证被他人使用注册公司及开银行帐户,该事实有公安机关询问周某某和王永木的笔录予以证明。开封市旭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周某某和王永某,该事实有已经生效的2015金民初字1100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为证。二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参与开封市旭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二被上诉人情况符合被冒名股东的基本特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二被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从而不予追加二被上诉人为案件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昆商初字第00162号

【案号】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昆商初字第00162号 【裁判摘要】依据被告提供的其于2005年4月及12月的付款凭证,其确实向华地公司汇入款项4000万元,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本院可以确认被告为原告持有的华地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于2013年6月15日另行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但原、被告之间系代持股关系,被告本身即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原告仅为股权代持人,其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并无事实依据,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不予支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案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提示】隐名股东享有在增资时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裁判摘要】孙某某与施某某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某某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某某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某某名下,但授权施某某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某某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某某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某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某某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某某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某某享有并实现,施某某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某某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某某名下,孙某某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某某的增资扩股权利。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足以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明确的,即该合同的主义务就是要以合同的方式产生投资行为,本案的事实能够确定实际投资人是创业公司,在投资关系中创业公司尽到了全部投资义务,根据以主给付义务分辨合同类型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关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委托投资义务吸收了其他合同内容,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是正确的。西高所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其名义在投资关系中充当了名义投资人,其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并在事实上代替创业公司完成了对青药发的隐名投资。西高所关于依据青药发设立时的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及其对借款入股所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免责条款,借款已投资青药发,其应是青药发的实际入股股东,而不是代替他人投资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本案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作为名义股东的西高所在转让股权时,不能与实际出资人创业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对转让股权的事宜协商处理,在转让股权后直接将全部转让所得占有是不当的,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协议目的。创业公司以股利归属纠纷进行诉讼,一审法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其请求判决西高所返还股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西高所为青药发成立及顺利上市作出的贡献和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并获利所起到的作用,确定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正确的,但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与西高所所起的作用和实际的劳务义务不相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酌情调整。本案应将投资本金33.3万元返还给创业公司;所投资收益款10612745.9元,由西高所分得4245098.36元;创业公司分得6367647.54元。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徐商终字第0325号

【案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徐商终字第0325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高某某从权发公司领取的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应按82%的比例向上诉人李某某支付。首先,高某某与李某某于2006年12月14日签订了《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李某某与高某某共同出资335342元经营权发客运公司的营运客车一辆,其中李某某出资276495元,占投资比例的82%,高某某出资58847元,占投资比例的18%,双方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分配经营利润。高某某于2006年12月15日向权发公司交付股金200000元,其中李某某出资150000元,高某某出资50000元。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高某某与李某某为在权发公司购买旧车与更换新车,总投资额为335342元,上述出资200000元仅为其中的部分出资,原审法院以李某某出资150000元占本次交付股金200000元的75%即认定李某某实际持有75%的股份显为不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高某某在二审庭审时自认其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应按照82%的比例向李海洋支付,虽然高某某辩称自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已支付给李某某,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高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高某某按75%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明显不当,高某某应按82%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其间的分红款116004.02元(141468.32×82%=116004.02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 【裁判摘要】殷某某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是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仅有众成公司的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明不符合前述关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规定。众成公司与国瑞公司的另案诉讼中,众成公司明确陈述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陈述的内容与其在前陈述的内容相互矛盾,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推翻其此前关于其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的陈述,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0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0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根据该条规定,从《证据》的形式上看,没有制作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同时,根据山东高院对枣庄市中分局的调查取证情况看,该分局没能提供普超公司2008年1月到10月份期间领取炸药的相关记录。故枣庄市中分局渴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渝高法民提字第00093号

【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渝高法民提字第00093号 【裁判要旨】司法委托拍卖不是因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产生,不属于普通民事纠纷,不应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包括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通常意义上拍卖当事人中的委托人是“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一般民事主体,与其他当事人之间互为平等关系。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8月在下发的《关于强制变价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中,作出了“变卖船舶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开拍卖物品。1991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财产无法委托拍卖、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需要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交由有关单位变卖或自行组织变卖”。2012年8月31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自行变卖……”。该条款对于司法委托拍卖的修改主要体现在,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财产应优先选择拍卖方式变价。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委托拍卖是指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委托拍卖人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被执行人的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司法委托拍卖不同于普通拍卖,司法委托拍卖中的委托人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所拍卖的物品和财产权利不享有所有权,人民法院与其他当事人之间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司法委托拍卖具有国家公权意志的干预和强制,不以物品和财产权利所有人的意志为转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2号 【裁判摘要1】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公司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拍卖保留价确定及流拍下浮比例调整的强制性规定,未按评估值确定拍卖保留价,下调幅度违法,第三次拍卖时间不是事先公告的时间,故意违反拍卖操作程序。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与通利来公司的竞买行为,从形式上看属于两个独立法人主体的民事行为,但报名参加第三次竞拍的只有拍卖公司及其股东全额出资的控股子公司通利来公司一家,该两家公司利益高度关联,高管交叉任职,通利来公司择机参与,第三次拍卖叫价一次即成交,上述事实可反映,在同样能够参与竞拍的平等主体中,通利来公司存在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竞争优势,有直接获得拍卖的参加人、保留价、有无流拍等内幕消息的便利,实质上相当于拍卖公司参与了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违反了拍卖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两公司行为存在串通,妨害正常的拍卖秩序,危害司法权威,损害创业公司利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266号执行裁定已认定拍卖无效,在不能返还原物时,应折价赔偿。 【裁判摘要2】在拍卖无效情况下,返还原物的义务人就是实际取得案涉股权的通利来公司,但因案涉股权已被通利来公司全部卖出,实际返还不能,故应由通利来公司承担折价赔偿的责任。关于股权折价赔偿的数额,应以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为基础来确定。而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应根据案涉股权受损当时即拍卖过户时的价值为依据来确定。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应以评估值确定。本案中,拍卖行为自始无效,即在股权拍卖过户时就属无效。此时,案涉股权的评估价值是法院依法委托专业评估机构作出,该评估值反映了案涉股权当时的市场价值。无论竞拍成功还是流拍,所产生的价格不会超过该评估值,即不会超过评估的公允价2.68元股、总价值13668000元。本案拍卖行为无效给创业公司造成的最大股权折价损失也不会超过该评估公允总价,故一审判决对案涉西宁特钢510万社会法人股的折价,以拍卖时的评估值13668000元(评估公允价2.68元股×510万股),扣减通利来公司已支付的6201600元后的7466400元确定,符合案件事实,该评估值即是创业公司案涉股权受损当时的价值,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802民初967号

【案号】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802民初967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执行拍卖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的一种执行措施和处分执行行为,是法院执行活动的一部分,除了受《拍卖法》一般规定约束外,更应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规定。《拍卖法》主要用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委托拍卖机构所进行的拍卖活动。而《执行规定》、《执行拍卖规定》所称拍卖为强制拍卖,特别是在拍卖活动中,执行法院的意志贯穿体现于拍卖全过程,法院对评估机构的估价、拍卖机构的拍卖进行干预和监督。法院在拍卖过程中作出的决定,评估机构、拍卖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法院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体现了公法上司法机关对拍卖的介入。因此,法院委托拍卖不同于民法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拍卖,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本案纠纷是因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委托拍卖行为而引起的,不属于各方当事人之间因任意拍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执行拍卖所引发的纠纷均不具有民事可诉性。

甲公司诉乙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支票的收款人记载错误,持票人自始未取得票据权利,对此,法院严格遵循票据的文义性和商事外观主义,认定不属于《票据法》第十八条“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情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26号

【案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26号 【裁判要旨】 1.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 2.如果被冒名者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上也没有履行出资,没有参与公司管理,则应认定冒名登记行为成立,不应认定为公司股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0334号

【案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0334号 【裁判摘要】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有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某某称从未实际向钻金幕墙公司出资、增资,也从未同意过将其登记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江某某系骗取刘某某居民身份证后冒用刘某某名义登记注册、增资钻金幕墙公司并将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依据该鉴定意见,可以认定钻金幕墙公司在设立及增资时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刘某某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钻金幕墙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江某某、刘某某,其中江某某占股90%。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首次股东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职权。江某某作为钻金幕墙公司除刘某某之外的仅有的另一股东,且系股东会议召集人,应对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股东签名的真实性负责。现江某某虽否认其擅自使用刘某某的身份证办理钻金幕墙公司工商登记的事实,并陈述其对此亦不知情,系其身份证与刘某某的身份证共同被盗而被他人冒用后注册成立钻金幕墙公司,但江某某对其陈述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所陈述的内容亦与常理不符。结合刘某某与江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可以认定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未经刘某某同意或授权,擅自冒用刘某某的名义进行公司股权登记、增资并将刘某某登记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上述行为构成对刘某某姓名权的侵犯。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钻金幕墙公司、江某某经一、二审法院合法传唤,均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抗辩权利的放弃。现刘某某要求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停止侵犯刘海萍的姓名权,去除刘某某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信息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670号

【案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67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用盗用、假冒他人姓名的方式侵犯姓名权要求被侵权人主观上不知道他人代其签名,故即便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但如果是本人准许他人代签或事后追认他人代签的,代签名人并不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不构成侵权。本院认为根据孟某某在2007年9月7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的一系列行为可知孟某某知道并且同意陈某某为新X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此,即便涉案股东会决议中孟某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其当时或者事后知晓并同意,故应当视为该签名其同意他人代签或事后追认了签名的效力。孟某某仅以涉案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主张姓名权被侵犯,并要求四被上诉人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1民终6935号

【案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1民终6935号 【裁判摘要】周某某设立登记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时将曾某某列为股东,并占有20%的股份,但在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设立、出资及经营过程中均无曾某某签字或参与,且曾某某否认其参与设立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周某某称其曾在2004年向曾某某分两次支付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红利,第一笔股东红利是现金发放,但没有收条或签收单,第二次股东红利是用曾某某欠周某某的欠款抵扣的。该两种支付股东红利的事实,曾某某均不认可,且该两种支付方式明显不符合公司治理的财务制度。故周某某上诉主张向曾某某两次支付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红利的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周某某、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诉称曾某某系陕西金亿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曾某某以侵害姓名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属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中的侵权责任纠纷,原审法院实体审理该案并未超过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式。原审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案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裁判摘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者非法使用的权利。盗用姓名是指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未经姓名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位公民依法都享有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并对任何非法干涉或使用自己姓名的行为有权利追究其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首先,侵害姓名权要求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其次,侵害姓名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是故意。再次,要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合二为一性,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侵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自己姓名权受到侵害即可,无须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须加以特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