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对张永昌合伙建房申诉案有关问题的答复（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４日 （９２）民他字第３３号）
【摘要】建房协议是双方自愿订立的，其内容合法，且双方已按协议履行。至于协议的主体资格问题，曾骏虽是未成年人，但有其生母杨晋代理实施民事行为；杨晋母子均有该市区正式户口，属可申请建房对象，故曾骏在协议中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原西城区房管局于１９８７年３月作出的撤销原共建房层的批准手续的决定，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案件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并无不当。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终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请你院再向省人大办公厅汇报，并做好房管部门的协调工作，依法妥善处理好这起纠纷。
摘要2：
摘要1：【要点提示】有联营合同但未进行工商登记的联营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应当由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之后再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约定进行分担。
【裁判规则】合作合同约定共同出资设立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当认定为联营合同，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
【案例索引】一审：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04]花法民二初字第427号（2005年9月9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950号（2005年12月14日）
摘要2：【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6年第4辑（总第58辑）
摘要1：【最高法院处理意见】
①山西省高级法院（1998）晋经监字第2号再审判决书为本案最终执行依据，该判决明确判定了建行太原分行、工行运城分行、宏宝公司、朔州物贸、金丰公司具有返还义务的法律责任，且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各债权人可据以单独申请执行。
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216、2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之规定，你院（1998）晋经监字第2号再审判决生效后，债权人未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法院不应依职权进行执行。本案只有朔州物贸、工行运城分行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且朔州物贸申请执行宏宝公司后，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已于2000年11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工行运城分行申请执行建行太原分行后，因后者申诉而至今尚未执行。其他债权人均未申请执行，且已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放弃申请执行的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建行太原分行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能因其债权未予实现而拒绝履行其应向工行运城分行返还款项的义务。
③山西省高级法院（1997）晋经终字第102号二审判决生效后，金丰公司于1997年12月14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同年12月22日立案后将冻结在建行太原分行帐户上的贴现款486．4597万元全部执行给金丰公司。二审判决执行完毕后，山西省高级法院又以（1998）晋经终字第2号再审判决撤销了该院二审判决。本案由于判决的错误而造成执行的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9条之规定，应依职权对金丰公司依据二审判决获得的款项执行回转，并返还建行太原分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摘要2：
摘要1：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诉香港新中地产有限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法公布[2002]第5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1）民四终字第14号
【提示】境内金融机构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和登记，对外担保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一中民终字第4984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慈铭健康公司在二审提交的形式上真实的录音、录像、公证书、提醒函、来访人员登记表等证据能否作为证明慈铭健康公司主张的信诺时代公司未完成安装义务的证据。本院认为综合前述证据及慈铭健康公司与信诺时代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本院询问在慈铭健康公司进行录音、录像时信诺时代公司去慈铭健康公司做什么时，慈铭健康公司回答称一定程度上是和解，信诺时代公司回答称是和解来考虑，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慈铭健康公司曾与信诺时代公司就双方之间存在的纠纷进行和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向慈铭健康公司与信诺时代公司送达（2008）海民初字第27431号民事判决的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慈铭健康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的时间为2008年12月9日。慈铭健康公司与信诺时代公司均认可于2008年12月15日及2009年1月13日进行和解，慈铭健康公司对和解的过程分别录音、录像。因和解的时间均为慈铭健康公司提起上诉之后，因此，进行和解时，双方之间的纠纷仍处于诉讼之中。虽然在和解的过程中信诺时代公司做出了对其不利事实的认可，但这种认可不应当在之后进行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故本院对慈铭健康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可。对于慈铭健康公司提交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2009）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2389号公证书，因二审审理期间在回答本院提出的对于该公证书中的和解协议中为何慈铭健康公司要多支付45 000元？慈铭健康公司回答称，是因为考虑到企业发展和今后的损失，是被迫的，因为软件一直没有用上，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不得已才接受的。本院认为该公证书的内容系双方经过和解后，对于相关条款或要求初步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对录音、录像资料体现的和解过程的一种延续，因此，该公证书的内容亦不能证明慈铭健康公司的主张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现场勘验拒不提供勘验现场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软件是否安装成功，对此，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信诺时代公司的软件安装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理由如下：一、慈铭健康公司主张其购买的软件根本不可能在其硬件系统中安装成功，为验证慈铭健康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于2009年4月14日在慈铭健康公司技术支持主任王×、网络部主任王××、首席执行官××、慈铭健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信诺时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史晨以及中软公司的工程师刘×、王×的参与下进行了现场勘验。在勘验之前，本院询问慈铭健康公司是否准备好设备，慈铭健康公司回答称都已准备好。．．．．．．本院询问慈铭健康公司现在能否提供IBM品牌的存储器，慈铭健康公司称不能。但在本院2009年4月20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时，慈铭健康公司却称在勘验当天能提供IBM的存储器。由于慈铭健康公司两次关于其能否提供IBM品牌存储器的陈述不一致，故本院认为慈铭健康公司能提供IBM品牌存储器，却在本院进行现场勘验以验证本案涉及的软件能否安装时拒不提供，因此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慈铭健康公司购买的软件具备在其硬件系统中安装成功的可能性并且已经安装成功，对于慈铭健康公司提出的要求对安装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1：【问题提示】如何认定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的起算点？
【要点提示】在保险合同纠纷中，对于保险的索赔时效的理解至关重要。而在索赔时效的理解中，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的起算点的理解则是重中之重。现行法律并没有对保险发生之日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按照中国保监会的有关批复，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指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日。因此，本案中的索赔未超过索赔时效。在这里，当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时，应按照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在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研判。
【裁判要旨】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的起算：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为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日。
①《保险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指定或者应当指定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
②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批复意见，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是指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从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日开始计算。
【案例索引】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7）朝民初字第16345号（2007年9月10日）；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终字第16586号（2007年12月14日）
摘要2：【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4辑（总第66辑）】
摘要1：【要点提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在债务逾期催款通知书上，签署意见承认债务的存在，但认为应当由债务转移后的新债务人偿还，其予以配合。鉴于债务人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偿还债务，在债务转移不成立的情况下，应当判决债务人偿还债务。
【裁判要旨】确认债务但误认为他人应承担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民事主体承认义务应履行的情况下，误认为应由他人承担义务而被法律确认应由其承担时，不能因主体变化而撤销原本放弃了的诉讼时效抗辩行为。
【案例索引 】一审：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2004]猇民初字第33号（2004年4月13日）；二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宜民终字第368号（2004年7月14日）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５４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１］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５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４日起施行。
摘要2：
摘要1：1 乙法院能否对甲法院裁定以物抵债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屋进行查封？
2 人民法院能否直接变更被执行人的企业名称？
3 人民法院执行村集体财产是否应经村民代表大会批准？
4 执行法院能否保护抵押权人未经诉讼程序确定的抵押权？
5 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能否依原执行依据直接申请执行被保证人？
6 因再审而中止执行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是否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
7 同一法院在不同案件中是否可以对同一财产采取轮候查封、扣押、冻结保全措施？
8 债务人超过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期限履行但债权人接受的，原生效法律文书能否恢复执行？
9 旅行社被吊销、注销经营资格后，法院能否执行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
10 执行依据被撤销后，能否对执行拍卖的标的物实行执行回转？
11 被执行人无偿转让抵押物的，能否追加抵押物的受让人为被执行人？
12 执行程序中可否追加未履行清算义务的上级单位为被执行人？
13 如何在执行程序除去拍卖财产上的租赁权？
14 到期债权执行程序中，第三人提出异议后，执行法院能否以第三人向被执行人擅自履行为由裁定第三人对债权人承担给付义务？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执行回转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被执行人破产案件中能否得到优先受偿保护的请示的答复（2006年12月14日 [2005]执他字第27号）
【摘要】在执行回转案件被执行人破产的情况下，可以比照取回权制度，对执行回转案件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认定应当执行回转部分的财产数额，不属于破产财产。因此，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将该部分财产交由执行法院继续执行。
【要旨】执行回转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以优先受偿。
摘要2：无
摘要1：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问题（2012年10月16日甘孜中级人民法院）梁慧星
【目录】问题1：合伙协议无效后，涉及返还财产的问题。如何保护与合伙企业交易的无过错相对人利益？返还出资财产的主体为一方当事人，但取得合伙期间的财产方是合伙企业，要求合伙协议另一方返还财产是否欠妥？问题2：如果合同采用口头形式，没有书面的怎么办？问题3：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关系如何？问题4：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经权利人追认的，合同有效。但根据债的相当性原理，在权利人追认的情形，该权利人将处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问题5：在合同当中，第三人介入到合同关系，然后决定合同成立与否，是否打破了合同相对性法则？问题6：关于钓鱼岛无权买卖的问题，有人认为，它的无效是指处分行为无效，而买卖行为作为一种负担行为，是有效的？问题7：合同法第51条规定，如果转让人没有取得处分权，或者权利人没有追认，则受让人不能主张善意取得，最多只能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但是，衡量二者求偿大小，缔约过失责任所获得赔偿肯定远低于善意取得之利益。这样，受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请问有无解决之道？问题8：按照物权法第108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怎么理解？问题9：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当中没有被抚养人生活费，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的通知第4条说，受害人如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照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那么实际上是否仍然要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10：离婚协议中约定，男方给付女方10万元的子女抚养费，因男方无力支付，由男方的父亲担保，该担保是否有效？问题11：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对表见代理制度的认识比较模糊，请梁教授给讲一下。问题12：梁老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低价中标情况较为严重，低价也就是不合理。这时是承包方希望合同无效？问题13：如何正确理解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所指的"管理人或组织者"？补充责任是否扩至国家责任，能否允许受害人请求政府承担责任？问题14：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行政、刑事、民事责任时，侵权责任优先。如果行政机关已经先执行行政责任，把侵权人的财产没收了或作为罚款罚走了，怎么办？在被侵权人起诉的民事案件中，如何处理行政机关的诉讼主体地位？
摘要2：问题15：侵害财产的侵权人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其预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失公平时，如何确定赔偿责任？问题16：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问题17：2月20日四川某地河道发现一个乌木，后来被判乌木归国家所有，梁老师你认为是天然孳息，孳息相对的原物主是谁？乌木可不可以认定为无主物？问题18：遇到的一个案件，如果判定合同有效，那么就会使不诚信的一方得到不当的利益，该怎么办？问题19：小两口在别人的宅基地上建房，建房后离婚，房产如何去分割？
摘要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1992）启行初字第14号
二审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南行终字第37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112号
【提示】未报经证监会批准是否对股权变更登记产生效力影响？
【裁判要旨】中国证监会文件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转让协议效力的依据。
【裁判规则1】
①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证券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故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
②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之实质并非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该行为的真实意思系支付名义认购证券股份的款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以借款合同形式支付股份认购款尽管存在不妥之处，但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实质并非企业间相互借贷，在股东转让协议有效的情况下，不宜认定借款合同系企业间资金拆借而无效。
③“股东变更”与“公司章程变更”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以及该法第四十条关于“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之规定，可以认为公司章程的变更与公司注册资本和形式变更属于并列关系而非包容关系，前者并不包括后者。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证券公司设立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或者解散，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法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注册资本等事项与公司章程的变更并列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内容范围，说明该法条并不认为证券公司章程所记载事项的变更就是证券公司章程的修改或变更。质言之，不宜将证券公司章程所记载事项的变更与该法条所规定的“变更公司章程”等量齐观，该法条之规定并非证券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应报证监会审批的法律依据。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之规定，以及该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之规定，亦未明确要求股东发生变更登记需要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摘要2：【裁判规则2】
④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28日公布并于2002年3月1日施行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公司下列事项，应当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一)撤销或者转让分支机构；(二)变更业务范围；(三)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四)证券业务部异地迁址；(五)修改公司章程；(六)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以及解散或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事项。”第十八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下列事项，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一)变更公司名称；(二)变更总公司、分公司的住所；(三)证券营业部和证券服务部的同城迁址；(四)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事项。”该办法的上述条文将诸如证券公司名称和住所的变更等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列为证监会备案的内容而非审批的事项，说明证券公司章程所记载事项的变更并非必然属于“变更公司章程”的范畴，而且该办法的上述条文并未明确要求证券公司股东之间转让出资应报证监会批准。
⑤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3月17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证监机构字[1999]14号)明确规定股权变更登记要报中国证监会批准；但是，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证监会新近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并未明确证券公司股东之间转让出资必须报经证监会的批准，故上诉人成浦公司关于湘财证券股东变更登记必须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关于股东发生变更登记不需要报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认定，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召集程序违法的董事会所作决议的法律效力
【裁判观点】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方面存在瑕疵，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精神相违背，与公司利益不符的临时董事会决议，不能体现公司的团体意志，属于对董事个人表决权的滥用，应予撤销。
【裁判规则】董事会召集程序违法，其做出的决议应予撤销。
【裁判摘要】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应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通知应包括“事由及议题”，而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中，仅列明会议议题为“规范公司管理，改善公司现状”，用语模糊，内容空泛，接通知董事无法掌握具体议题，更无法作出准备。同时，《公司法》及章程中均规定“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章程中又规定“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并且召开本次临时董事会的事由是公司目前管理混乱，而经理，监事因职责关系，对公司的现状更为清楚，因此，经理、监事参加目的为解决公司目前管理问题而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就更为必要。无证据表明该次临时董事会召集人通知经理、监事参加，且从会议记录中也能推断出会议召集人并未通知经理、监事参加。因此，本次临时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以及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还应该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充分保障董事能充分表达意见，行使表决权。共同推举临时董事会召集人，在决定召开临时董事会时，并未将推举情况告知杨某某，使杨某某知道盛某某有权召集本次临时董事会，在杨某某以召集程序违反章程规定，从而表示拒绝参加时，也未给予解释，而是置之不理，径行召开。况且，会议通知于6月12日传真至杨某某处，6月14日即在重庆召开临时董事会，而重庆远距临淄两千余公里，杨某某即使愿意参加该次会议，一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到重庆确有很大困难，二又不知具体的会议议题，无法有针对地进行准备，从而不能充分地表达意见，有效地行使董事的权利。因此，本次临时董事会议召集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06）临民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淄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解读】如果刻意将股东会、董事会召开地点选在外地，恶意排除个别股东参与相关会议的权利，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决撤销相关公司决议。
摘要1：【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通知债权人即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股东在收回出资的范围内对减资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观点】公司减资时未履行法定程序[如未通知债权人等]，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①债权人不得诉请确认减资行为无效；
②未通知债权人即减资的行为，符合第三人侵害债权构成要件，公司股东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③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挪用国有企业改制前资金出资，改制后企业的股东资格认定——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
【答复搞要】公司法规定合法资产才能出资，非法资产出资可能致股东资格被解除。对于国有企业的改制，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具有一定发言权，不完全是公司的人合或资合问题。根据公司法理论，公司有很大的自治权利，其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一切重大事项，故可推定股东大会有权实行公司股东除名。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2009年10月21日，[2009]民监他字第6号)
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由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鉴于姜光先在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14万元出资系挪用改制前的国有企业资金的犯罪行为且已被判处刑罚，其14万元出资款已全部被没收追缴，昌邑市体改委和经贸局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取消了姜光先的股东资格，由其他人认购该14万元出资份额。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此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取消姜光先股东资格，由赵安会等人认购该部分出资并已完成出资验证。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参照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关于非法财产不得作为出资的规定精神，同意你院的第二种处理意见，即认定姜光先股东资格无效。
【解读】该案处理结果与《公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不同，是因为该案中违法出资已经被追缴且公司召开股东会取消了姜光先的股东资格。
摘要1：【裁判摘要】
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公司怀疑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是为公司涉及的其他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查阅的，不属于上述规定中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形。
【摘要1】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账簿，除非公司证明或者审理认定其具有不正当目的，并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否则不应限制。
【摘要2】股东账簿查阅权行使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应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
【解读】公司拒绝查阅权所保护的是公司的合法利益而不是一切利益。
摘要2：【裁判要旨1】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体是股东，确认股东身份的两大原则是“当时持股”和“连续持股”。
【裁判要旨2】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基本的法定权利，不得约定排除；公司主张股东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应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3】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中的查阅权包括公司会计账簿，公司账簿应根据《会计法》（第14条、第17条）的解释，将原始凭证包括在内，才符合《公司法》的立法本意。
【裁判规则1】股东起诉时15天答复期未满，但公司拒绝查阅的，不宜裁定驳回起诉——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提起账簿查阅权诉讼的前置条件是股东向公司提出了查阅的书面请求且公司拒绝提供查阅。这一前置条件设定的目的在于既保障股东在其查阅权受侵犯时有相应的救济途径，也防止股东滥用诉权，维护公司正常的经营。本案中，四上诉人于2009年4月8日向佳德公司提出要求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以了解公司实际财务状况的书面请求，虽然4月14日四上诉人至一审法院起诉时佳德公司尚未作出书面回复，但佳德公司在4月20日的复函中并未对四上诉人的申请事项予以准许，且在庭审答辩中亦明确表明拒绝四上诉人查阅、复制申请书及诉状中所列明的各项资料。至此，四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其查阅权受到侵犯进而寻求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此时不宜再以四上诉人起诉时十五天答复期未满而裁定驳回其起诉，而应对本案做出实体处理，以免增加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
【裁判规则2】股东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属于正当目的——本案中，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佳德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现状，显属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佳德公司以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为由拒绝其查阅，则应对四上诉人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并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规则3】股东要求复制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缺乏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股东有权复制的文件限定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二款仅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可以复制，而佳德公司章程亦无相关规定，因此四上诉人要求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上的规定，又超出了公司章程的约定，不予支持。
摘要1：——外商投资的企业取得股东资格的认定
【问题提示】享有股东知情权的前提是什么？如何认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资格？
【要点提示】
①股东的知情权是公司股东维护自身权益、维护公司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本案当事人虽然提起的是股东知情权之诉，但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只有确认了这一重要的前提，只有真正成为公司的股东，才可能真正享有股东的诸项权利。
②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属于重大事项的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资格的取得，首先取决于审批机关的审批。本案中，从严格适用法律和维护法律安定性的角度考虑，认定当事人不具有股东的资格，不享有股东的知情权。
【裁判规则】认定是否具有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资格，取决于是否取得审批机关的审批。
【裁判摘要】
①根据《外资企业法》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实行审批制度。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外资企业股东资格的取得，首先取决于审批机关的审批。现汉唐公司在北京台群公司的股东资格未经相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故其尚不是北京台群公司的股东。具备股东资格是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基础，因汉唐公司不具备北京台群公司的股东资格，故其不享有股东知情权。
②汉唐公司请求判令台群清算委员会立即向北京市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汉唐公司的名称、住所、持有的股份、重新委派的董事姓名等事项记载到北京台群公司在北京市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档案中，其请求记载的上述事项均属于须经外商企业审批机关进行审核批准的事项，汉唐公司提出的此项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故应予驳回。
【案例索引】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476号（2006年10月24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247号（2007年12月14日）
摘要2：【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4辑（总第66辑）
摘要1：【要点提示】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股权转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股权的价值又与有形财产不同，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价格是否达成合意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在此类纠纷中，若当事人提举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亦无法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补充协议，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同时，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对价，故该类合同因欠缺股权转让协议的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的效力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证明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且依据《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规定无法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欠缺股权转让对价必备条款而不具备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就转让价格未达成合意，导致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的，应认定该转让协议不成立。
【裁判观点】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股东资产、流动资产、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公司的资产、生产经营状况、公司的发展前景等又时时刻刻处于不固定状态，不停地发生着变动。因此，股权作为综合性的权利状态，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性质。
①法院不能仅依据股东的出资额、审计报告评估的所有者权益、公司的净资产额等因素来确定股权的价格；
②无法参照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按照交易习惯和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转让价款；
③只能确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因缺乏价款主要条款而不成立。
【案例索引】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16583号（2007年4月20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7430号（2007年9月14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佛中法民五终字第75号
【提示】双方签订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合同，约定升平百货公司拆除霍光建筑面积合计23.14平方米地房屋，以建筑面积15平方米商铺产权作为补偿。后百货公司拟用包含走道、楼梯等公摊面积在内共15平方米建筑面积商铺（实际面积为10平方米左右）给拆迁人。双方就置换商铺“建筑面积”是否包含走道、楼梯等公摊面积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拆迁人请求按套内面积15平方米补偿商铺无充足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我国拆迁立法精神在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拆迁房屋的产权置换实行等价有偿原则，如果原建筑面积不包含公摊面积，那么补偿置换建筑面积也就不应包含公摊面积，在约定不明的情形下不得擅自降低补偿标准、缩小补偿安置范围，变相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如补偿商铺建筑面积包含公摊面积，将大大缩小实际补偿房屋的面积，这与霍光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不符，也使双方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遂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改判按照套内建筑面积15平方米商铺补偿给拆迁人【摘自吴宝庆主编《房地产纠纷裁判标准规范》P10-11，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佛中法民五终75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无
摘要1：——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均存在缔约的过失，损失应各半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83号
【提示1】拍卖广告属于要约邀请的性质，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提示2】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均存在缔约过失的，损失应各半承担。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没有依据《房地产管理法》第14条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其行为仍停留于《出让合同》的要约阶段，合同未成立，双方的争议实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律关系。导致该《出让合同》不能签订，双方均有缔约过失。涉案竞买保证金因合同未成立，故未转为土地出让金，又因双方皆有缔约过失故该笔保证金的损失应由双方各半分担。对于受让方请求出让方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对于合同缔约过程中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赔偿请求予以主张。受让方未就缔约过失致其损失提出独立的请求，故对此不予审理。对于出让方请求索赔其佣金、原拍卖准备的实际损失和利息损失，在认定其缔约纠纷过程中存在的缔约过失的前提下，此项主张显属不妥，且受让方的竞买保证金足以赔偿该项拍卖费用，而受让方已经承担了缔约过失责任，再行承担其他违约责任，亦有失公平。
【裁判意见】
① 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损失的性质属于合同缔约过程中的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
②当事人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损失的范围应当是直接的、合理的、与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实际损失；
③ 当事人主张信赖利益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赔偿请求予以主张。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6年第3集（总第27集），第200-212页】
摘要1：【提示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后，受让方在承担了违约责任后，出让方无权继续占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受让方可主张重新受让土地或退还已付出的土地出让金。
【裁判要旨】泰丰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交情土地使用出让金，是不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和主张土地出让方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银行利息。
【裁判摘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后，出让方没有退还收取的定金，已经是对受让方的违约行为进行了制裁。除此以外，受让方没有对出让方造成其他损害，也没有从出让方获取到任何利益，出让方不退还受让方交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理由不能成立。受让方主张请求重新受让土地与主张侵请求退还已付出的土地出让金的权利只能二者居其一，不可能同时提出者两项请求。因此，受让方只主张重新受让土地，不等于自愿放弃请求退还土地出让金的权利：一旦重新受让土地的请求不能满足时，则退还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其必然的请求。
【提示2】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既未经行政法规授权，又与行政法规抵偿的，是无效的。
【裁判摘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没有出让金不予退还的规定。该条例第53条规定：“本条例由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因此，山西省实施办法第11条规定的“不予退还”，既未经行政法规授权，又与行政法规抵触，是无效的。
【裁判意见】法院首次公开确认与行政法规抵触的地方政府规章无效。
摘要2：
摘要1：【提示】房屋买卖合同中应当抗辩权行使是否应当具有限制？
【问题提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行使抗辩权的范围与对方不当履行之间不形成对应关系，该抗辩权是否会产生免除自身的给付义务？
【要点提示】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也就是对方所负担的义务，且双方所负的债务之间具有相应性。如果一方不履行的义务与另一方拒绝履行的义务之间不具有相应性，则不得行使抗辩权。另，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地址邮寄催款通知，若其可提供寄件存根及函件内容，而债务人无证据反驳，应依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债权人已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裁判要旨】双务合同中，抗辩权的行使虽不符合法定条件，但相对方确属履约不当，行为人无需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而以支付迟延期间的法定孳息为宜。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依约履行。被上诉人已依约将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交付两上诉人使用，上诉人本应按约定期限向被上诉人付清购房款。但房屋经鉴定存在一定质量问题，且多与被上诉人有关，需采取措施修缮，经两上诉人交涉，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维修义务，上诉人因此拒付最后一期购房款虽不完全符合《合同法》中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但鉴于其主观无违约故意，客观又存在被上诉人履约不当情况，依公平合理原则，本院认为以上诉人清偿所欠购房款时向被上诉人支付迟延期间的法定孳息为宜，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有失公允，予以纠正。
【案例索引】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5]番法民初字第1387号（2005年11月21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30号（2006年4月14日）
摘要2：
摘要1：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作出的非法采矿及破坏性采矿鉴定结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问题的答复（2005年2月22日 [2004]行他字第16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规定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所作的鉴定结论”，作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将在刑事诉讼中接受审查，对当事人不直接产生权利义务的实质影响。因此，当事人对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作出的上述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求重新鉴定，一般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注解１】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废止，其中第6条内容被吸收到新司法解释第14条——此批复仍然适用。
【注解２】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作出的非法采矿及破坏性采矿鉴定意见不可诉。
【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在处理具体行政案件，适用［２００４］行他字第１６号答复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未外化的鉴定结论均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一般仅就请示的问题予以答复，对未请示的问题不作答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报告，仅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作出的非法采矿及破坏性采矿鉴定结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问题请示，故［２００４］行他字第１６号答复仅就此问题作出答复。根据这一法理，其他的鉴定结论除外化外，亦属于不可诉的行为。（二）注意区分外化与未外化的鉴定结论｜外化与未外化的鉴定结论是区分该鉴定结论是否可诉的重要条件，确定外化与未外化的区别点是”是否向社会公布“。行政机关未向社会公布，仅供有关机关处理具体案件时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属于未外化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可诉性。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机关内部途径或者行政处理、诉讼中得到行政机关未向社会公布的鉴定结论，仍属于未外化的性质，仍不具有可诉性。反之，向社会公布的，则属于外化的鉴定结论，具有可诉性。——蔡小雪、郭秀江、耿宝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摘要1：案例1：陈联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拖欠73名公司职工14万余元工资后逃匿，被依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庭审期间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
案例2：黄起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将银行存款转移至案外人名下，致使案件无法执行，被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责任
案例3：许军燕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案——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却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被以涉嫌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4：曾木生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被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立案侦查
案例5：王以军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执行人隐匿法院查封的财产，被两次司法拘留后仍抗拒执行，被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追责
摘要2：
摘要1：——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拖欠73名公司职工14万余元工资后逃匿，被依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庭审期间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
【摘要】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拖欠73名公司职工14万余元工资后逃匿，被依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庭审期间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成民终字第2318号
【提示】房屋回购与流押的区别？
【裁判要旨】房屋回购等特别约定，应视为双方就该次房屋买卖所设定的附带条件。以上附带条件的设定，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不足以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
摘要2：【裁判摘要】罗开明、王明珍与何春霖自愿签订《协议》，约定罗开明、王明珍将涉案房屋卖给何春霖，并就房屋价款及产权过户时间作了约定。该《协议》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双方当事人关于买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罗开明、王明珍此后委托江洪玺与何春霖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也印证了双方自愿买卖涉案房屋的事实。在何春霖依约支付完购房款之后，罗开明、王明珍协助何春霖办理了该房屋的过户登记，何春霖已依法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成为该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双方所签《协议》中关于罗开明、王明珍有权收回该房屋的时间和条件、签订《协议》后涉案房屋的使用以及资金占用费等特别约定，即：何春霖负有在2006年3月14日至同年9月13日期间将涉案房屋交由罗开明、王明珍居住使用，承诺同意罗开明、王明珍在此期间回购该房屋，且在此期间不得自行转让、出卖该房屋的义务；罗开明、王明珍则负有每月向何春霖支付资金占用费1.5万元的义务，应视为双方就该次房屋买卖所设定的附带条件。以上附带条件的设定，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不足以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协议》约定，罗开明、王明珍在2006年9月13日之前有权回购该房屋，但前提条件是“将所有债务一次性结清”。本案中，罗开明、王明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于2006年9月13日之前符合该条件，故其在2006年9月13日之后已无权要求按照《协议》约定回购该房屋。此外，根据罗开明于此后作为承租人与作为出租人的何春霖签订《房屋出租协议》的事实，应当认定罗开明、王明珍认可何春霖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双方之间另就涉案房屋形成了租赁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应当认定罗开明、王明珍与何春霖之间依据《协议》就涉案房屋形成了买卖关系，该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且相关买卖手续均已履行完毕。另外，罗开明、王明珍关于其系以涉案房屋为担保向何春霖借款的主张，与双方实际办理的是产权过户登记而非抵押登记不符。况且，关于何春霖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条件，双方约定的是何春霖支付完购房款，而非罗开明、王明珍未按期归还债务，此不符合我国现行立法所规范的流押的法律特征，故不能以双方约定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禁止流押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而认定《协议》中关于房屋买卖部分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上述规定中的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因此，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最高额保证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即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最高额保证的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最高额保证范围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
三、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
【裁判意见】
①商业银行违反贷款审核义务不影响贷款合同效力——《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的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与银行内部规定均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
②《担保法解释》第39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前款规定的前提是，保证人应举证证明债权银行与主债务人以贷还贷，即银行与债务人有以贷还贷的意思联络。
③借款人将贷款人转让账户的贷款再次转入下属企业，不能认定系对主合同的变更，更不能认定为属于《担保法解释》第3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保证人不能据此免责。
摘要2：【提示】最高额保证范围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而不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发生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规则】
①主张依据担保法第30条和担保法解释第40条免除保证责任需要证明两个事实：
A.债务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债务人隐瞒真实财务状况，欺骗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可以认定为欺诈；
B.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的：债权人仅仅知道债务人财务状况并不足以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担保人还需证明债权人在接受担保人担保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对担保人构成欺诈。
②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根据担保法第14条规定，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在最高额保证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不因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债务余额之增加而加重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此，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的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
③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
④担保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规定了最高额保证范围为发生的债权余额，该余额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到期的债权余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40号
【裁判摘要】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予以减少。
【提示1】违反《土地管理法》中国有土地用途的强制性规定，且在没有取得对价的情况下，约定改变征地用途的条款无效。
【提示2】擅自改变征地用途并将已征为国有土地无偿或者低价返还给原使用权人，应认定为损害国家利益。
【摘要】合同部分条款损害国家利益，但合同目的合法的，应认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经有权机关批准依法取得征地村委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资格之后，行为人与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在没有取得对价的情况下，约定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有土地后又返还给村委会，改变了经批准的征地用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国有土地用途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其他条款有效。
【裁判意见】《土地管理法》第4条有关土地用途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法》第53条第5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所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2：【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条 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