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98号
【裁判要旨】发包人与承包人订立合同之时即应知晓其资质等级，在合同履行完毕且工程验收移交之后又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严重有悖诚信。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瑞溪公司以博特公司无设计、总承包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组资质查询结果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新的证据，拟证明因博特公司与博特技术公司不具备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一级资质，案涉合同无效，应承担过错责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9月，瑞溪公司与博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博特技术公司签订《工程总包合同》，约定修建水泥生产线工程。2011年6月，生产线点火成功。2011年12月，生产线工程通过业主方验收，并移交进行试生产。2012年1月，瑞溪公司接收移交内容。2012年3月，第三方质检单位出具《检验报告》，结论为：本案工程生产的水泥合格。故双方订立合同并已实际履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瑞溪公司举示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但并未主张并举示证据证明博特公司承建工程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与博特技术公司订立合同之时即应知晓其资质等级，在合同履行完毕且工程验收移交之后又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严重有悖诚信，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6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施工，必须进行招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七条进一步明确了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以上或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虽低于200万元，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进行施工，必须进行招标。德化县金龙中心城项目包括了总建筑面积71793.34㎡的安置房，工程总造价超过2亿元，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重大项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但金龙公司在未履行公开招标程序的情况下，即确定由中扶公司进场开始垫资施工。后金龙公司虽补办了招标手续，中扶公司中标，但双方均确认该招标投标程序仅是为办理相关证件而进行的形式意义上的招投标。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无效，并无不当。中扶公司关于案涉工程招投标程序合法，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
摘要2：【解读】施工合同无效，质保金条款也无效。
【摘要1】行使优先受偿权不以施工合同有效为前提——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规定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一项法定权利，目的是保障承包人能够优先获得工程款。中扶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主张在金龙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已完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有据。金龙公司以中扶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违法分包情形为由，主张中扶公司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无据。
【摘要2】中扶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其应当将已完工程的施工内业资料移交金龙公司。一审法院判令中扶公司向金龙公司移交已完工程的施工内业资料，并无不当。
- 日期： 01-18 10: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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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通知（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
【摘要】
第一条 为明确必须招标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包括：
（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以及公共航空和A1级通用机场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
（三）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项目；
（四）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五）城市轨道交通等城建项目。
第三条 本规定自2018年6月6日起施行。
摘要2：【解读】843号文坚持”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将2000年《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规定的12类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压缩到能源、交通、通信、水利、城建等5大类），将民间资本投资较多的商品住宅项目、科教文卫体和旅游项目、市政工程项目、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等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中删除，将”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公用事业项目“的兜底条款删除，大幅放宽对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选择发包方式的限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3号
【裁判要旨】案涉工程系商品住宅项目，鉴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规定不再将其作为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可以参照新规定认定施工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及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商品住宅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同时本院考虑到，2017年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加快修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缩小并严格界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范围，放宽有关规模标准，防止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招标‘一刀切’。在民间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中，探索由建设单位自主决定发包方式。”2018年3月27日，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四条规定，不属于该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定。其后2018年6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范围,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不包括商品住宅。此情形下，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而签订，但该行为的发生已不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精神，从保护市场交易的安全稳定和诚实信用原则考虑，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现应认定有效。
摘要2：【解读】商品住宅项目不属于必须招标范围。
【裁判规则】综合考量违约金的性质、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及过程承担等因素，并结合建筑行业是微利行业的特点，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违约金除具备一定惩罚性外，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失。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5条约定：“因乙方（中建三局）原因造成工程停工、消极怠工，包括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本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工期要求完成约定的工作延误在30个日历天以内的，每一天乙方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万分之五向甲方（金胤公司）支付违约金；超过30个日历天的，自第31个日历天起，每一天乙方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综合考量违约金的性质、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结合建筑行业是微利行业的特点，原判决认定违约金30日内每日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万分之五计算，30日外每日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总计达工程结算总造价的15.05%。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折合年利率达到36.5%，也超过人民法院保护的民间借贷法定利率。原判决关于违约金的认定过高，可予调整。根据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违约金统一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5条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即：工程结算总造价157127788.93元×0.0005/天×165.5天=13002324.53元。
【摘要】本院再审期间，金胤公司于2018年5月9日当庭提交再审申请书，因不服原判决关于工程款利息部分的认定而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金胤公司在本院庭审中提出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本院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0号
【裁判要旨】案涉工程项目并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定的必须招标的工程范围，是否经过招投标并不影响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本案中，案涉工程建设的项目内容是酒店、写字楼、商业、地下停车场及附属设备用房。......从行为发生时有效的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看，本案工程显然不属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而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表述看，亦未明确将五星级酒店、写字楼、商业、地下停车场及附属设备用房工程纳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将案涉工程认定为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依据不足。
摘要2：【裁判规则】虽然当事人约定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后果，但当事人此后的协商、结算行为表明其对该约定实际上进行了变更。
【解读】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工程价款之日”，应当理解为工程款数额确定的次日较为公平合理。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5368号
【裁判摘要】所谓效力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而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如上所述，案涉国有资产在未进行评估的情况下迳行转让，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从而损害到国家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因违反前述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属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87号
【裁判要旨】未经审批当事人约定转让划拨土地上房屋的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从条文内容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均未直接规定违反后的行为无效。而且在此类纠纷中，认定划拨土地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也不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亦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房屋登记办法》和《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均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综上，《房屋转让协议》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规范的是直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合同标的的买卖行为，而非房屋买卖，故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
摘要2：【裁判摘要3】《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但该审批行为仅是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也即未经审批，将无法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但这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3号
【裁判摘要】认定《预定协议》的性质，需要分析双方当事人依据协议约定内容及实际履约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首先，《预定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合意目的系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是，协议约定虹房公司定向预定经纬公司和泰苑住宅房。按照文意解释，“定向预定”含义为预先约定购买。协议签订时，案涉项目尚未开工进行建设。原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按照上述办法对商品房预售的定义，《预定协议》约定的“定向预定”，应理解为经纬公司向虹房公司预先出售将要建设的商品房，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范畴。二是，《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协议约定了缔约主体、买卖房屋的位置及面积、价款及价款支付、购房款结算;协议约定在和泰苑符合上海市商品房预售条件下，经纬公司如何履行交付房屋义务；缔约双方未履行交付房屋、支付价款等主要合同义务时违约责任的承担。上述约定表明，《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必备的内容。其次，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了《预定协议》。经纬公司取得和泰苑0000354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双方签订了13830.98平方米房屋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取得00017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按照虹房公司指令与案外人签订了三份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交付了14012.42平方米房屋，经纬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否认虹房公司已经支付上述销售房屋价款。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依照《预定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支付房款及交付房屋的合同义务，部分实现了《预定协议》的缔约目的。二审判决认定《预定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正确。
【摘要1】《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担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违约方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后，仍需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2：【摘要2】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虹房公司基于和泰苑二期房屋涵盖在买卖房屋面积中，提出经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的请求。一审法院经庭审查明，和泰苑二期房屋不属于《预定协议》约定的买卖房屋范围，基于虹房公司在错误判断事实基础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完善，向虹房公司予以释明，并无不妥。虹房公司经释明后将其请求修正为如经纬公司不能交房则按照市场价予以赔偿，该主张应当作为虹房公司的诉讼请求。经纬公司认为虹房公司上述请求为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确定的原则，再审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不同，其是对原审的再次审理，是对已经生效的原审裁判存在错误的纠正程序，因此，必须立足于原审裁判。由于原审生效裁判的作出使得当事人原审诉讼请求已经固定，再审诉讼标的应以此为限，受原审诉讼请求限制。按照上述观点，对于原审被告一方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后就终审判决提起再审，再审申请范围应当限定在其二审提起上诉请求范围内。在经纬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就经纬公司承担房屋过户时应当缴纳的税、费提起上诉具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应当认定其已对该请求作出处分，不应作为再审审理范围。
【摘要4】《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经纬公司履行向虹房公司交付房屋义务，必然需要协助虹房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这是交付房屋的附随义务。虹房公司请求经纬公司交付房屋，当然涵盖请求经纬公司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亦包括因经纬公司未依约交付房屋，经纬公司应承担虹房公司因此增加的税费
- 日期： 02-26 09: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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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合同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687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为了规避国家税收监管，故意隐瞒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签订的“阴阳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无效，但该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门的效力，当事人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买卖合同全部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王×与吕某某采取阴阳合同的方式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事宜。根据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与吕某某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合同。关于王×与吕淑芳为规避国家税收监管，在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隐瞒了真实交易价格（即280万元），将交易价格仅写为64万元的行为，显属不当。但该行为只会导致《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价格条款的无效，而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整个合同的无效。现王×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全部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3-05 10: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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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补偿款
摘要1：【案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房民初字第01593号
【裁判摘要1】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原告与被告于2000年4月7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被告不属于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虽然签订协议后，被告及其家人已经将户口迁入X村，但结合本院对X村村委会的调查及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标准，宋某及其家属不属于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涉诉宅院亦未经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宋某，其无权享有X村X街X条X号的宅基地使用权，故原告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2】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某与宋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宋某应返还王某某房屋，宋某购买X街X条X号宅院后一直由其居住、使用争议房屋，现争议房屋已拆迁。宋某与X村村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取得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款中有王某某的份额，故王某某对的有权要求分割。X村永久避险安置房项目进行拆迁时，宋某作为争议宅院使用人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有权取得争议宅院拆迁补偿款中的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周转费、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房屋安全拆除奖等拆迁利益，上述款项王某某无权主张权利。宋某因非X村集体组织成员不应享有对宅基地的使用权，故X街X条X号拆迁补偿款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王某某有权主张分割。王某某将房屋卖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宋某，对造成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关于宅基地区位补偿款的数额，为了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结合买卖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予以酌定。王某某要求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应安置建筑面积160平方米是基于X街X条X号宅院宅基地面积确定，针对的安置对象是特定的，应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
摘要2：
- 日期： 03-06 09: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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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
一、刘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检例第60号）
【关键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永久基本农田 “大棚房” 非农建设改造
【要旨】行为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耕地上建设“大棚房”“生态园”“休闲农庄”等，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造成耕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应当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实际建设者、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二、王敏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检例第61号）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假种子 农业生产损失认定
【要旨】以同一科属的此品种种子冒充彼品种种子，属于刑法上的“假种子”。行为人对假种子进行小包装分装销售，使农业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南京百分百公司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检例第62号）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借证生产农药 田间试验
【要旨】
1．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借用他人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等许可证明文件生产、销售农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追究刑事责任。
2．对于使用伪劣农药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可采取田间试验的方法确定受损原因，并以农作物绝收折损面积、受害地区前三年该类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为基准，综合计算认定损失金额。
四、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诉拖市镇政府不依法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检例第63号）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监管职责 违法建设 农村垃圾治理
【要旨】一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保护负有法定职责。政府在履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职责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整改回复，检察机关应当跟进调查；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整改到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6期（总第310期）第24-36页】
【裁判摘要】违反行政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违反行政规章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经鉴定机构鉴定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出租用于经营酒店，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大小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违反部门规章的合同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虽在效力等级上属部门规章，但是，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公序良俗的维护。结合本案事实，在案涉房屋已被确定属于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当尽快拆除的D级危房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仍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该房屋出租用于经营可能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商务酒店，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从维护公共安全及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的角度出发，对本案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司法不应支持、鼓励这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共安全的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本院确认案涉《租赁合同》无效。原审判决关于《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的认定，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答：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租赁合同，违反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二）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之规定，该部门规章规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公序良俗的维护，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危房租赁合同无效。
摘要2：
- 日期： 03-15 11: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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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0号
【裁判摘要】案涉《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主要争点在于《框架协议》约定和润公司根据案涉地块挂牌竞价情况获得不特定的补偿和奖励条款是否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框架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案涉土地竞拍时被他人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超出挂牌底价部分区财政净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中奖励金来源于区财政土地出让收益，而资产公司擅自将土地出让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明显属于挤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为，且结合《框架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土地出让金将首先用于支付补偿安置款，因此，该奖励条款明显存在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的情形。此外，《框架协议》第八条还约定如果和润公司在案涉土地竞价时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如有结余，结余部分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明显是以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后结余部分奖励给和润公司的名义，实际是返还和润公司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零地价”转让土地，明显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综上所述，虽然《框架协议》是资产公司与和润公司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框架协议》明显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83号
【裁判摘要】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仍应认定为民事合同。首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当事人双方协商订立，遵循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这表明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出让合同时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的设定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土地使用者系平等民事主体。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权利是收取土地出让金，主要义务是在一定期限内向对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的主要权利是在一定期限内获得相应土地使用权，主要义务是支付出让金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的用途开发利用土地。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上述规定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合同解除权，守约方享有的违约赔偿请求权应属于民事权利性质。
摘要2：【摘要】本院注意到，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确有观点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行政合同。其主要理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方为政府调控管理土地资源和执行土地政策的土地管理部门，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同目的是土地管理部门通过签订出让土地合同这一管理方式，合理保护及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内容中将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细化为不得协商的合同条款，且与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合同履行方面土地管理部门享有优益权：可以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的，在履约中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为。这些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相关合同中融入了行政职权、对合同纠纷的审理需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审查等因素，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同争议一并审查，亦便于争议的一揽子解决。但是，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亦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列为“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予以明确，审判实践中基本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均将此类案件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在现行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本案纠纷不宜作为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本院还注意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有将此类纠纷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趋向，但该行政诉讼法直到2015年5月1日才实施，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至于此法实施后发生的法律行为产生争议是否按行政争议处理，再依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判断，此处不予赘述。
【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生争议并提起民事诉讼应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2015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已有高院裁判文书依据该法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待未来司法明确）。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新民二终字第15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所享有的股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自由转让，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权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均不禁止股权受让人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东的行为。故，目前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东转让其股权。因此，本案所涉由金特公司以谢某某名义与华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有效。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错误。
摘要2：
- 日期： 05-31 13: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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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9民终687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但没有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的所有权作出明确规定。《广东省实施办法》也未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的所有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目前国家法律以及广东省相关立法并未对人防工程所有权作出明确规定。故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人防工程所有权归三正雁田公司所有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也未有证据证明该约定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郭某某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条款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其他情形，故郭某某主张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人防工程所有权归三正雁田公司的约定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郭某某该项诉讼请求的说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驳回该项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案涉人防工程“投资者”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三正雁田公司的理解显然更符合法律规定。郭某某认为小区全体业主才是“投资者”的理由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三正雁田公司依法享有案涉人防工程的经营权、收益权及管理权，一审判决驳回郭某某以侵权为由要求三正雁田公司立即停止出租案涉车位的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其他问题的处理，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5-31 14: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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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4964号
【裁判摘要】胡某某在向广进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时，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其与广进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下称买卖合同），一份是其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饰工程委托协议书》（下称装修合同），胡某某称《装修合同》签订后由广进公司保管，而后胡某某多次要求广进公司提供未果，直至一审判决后才取得。对此，广进公司并未明确否认。结合商品房买卖中的现实情况和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判断，本院采信胡某某的主张，本案装修合同实质为广进公司主导所签。广进公司与胡某某签订的买卖合同除房屋交易价款外，其他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胡某某与广进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已经约定案涉房屋装修交付，可见，装修的义务主体应为广进公司，胡某某无需再行与他人就案涉房屋签订装修合同。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约定装修款为469935元，实为将案涉房屋交易价款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买卖合同价款1295845元，一部分为装修价款469935元，有规避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限价政策、逃避税收的嫌疑，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为虚假意思表示，并未真正履行，且有违法嫌疑，应为无效。但是，双方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案涉房屋实际交易价款为1765780元。因此，胡某某要求以房屋交易价款1765780元作为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的基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1号
【裁判要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符合撤销判决条件的，但是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任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浙江省政府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但是，鉴于被诉土地批准行为所涉土地系用于“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建设，且再审申请人卢某某、谢某某的相关土地仅是被批准征收范围内的一小部分，若撤销被诉土地批准行为，将导致作为医疗卫生公益项目的整个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无法如期开展，将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 日期： 06-05 14: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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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判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再2号
【裁判要旨１】不动产登记颁证行为违法，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第三人已经依法善意取得该不动产登记证明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要旨２】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认定善意取得时，要确认行政机关是否无权处分以及第三人取得所有权的情形是否符合《物权法》第１０６条的规定。未经审理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即撤销登记，是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情况判决的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而不撤销行政行为。社会公共利益为社会全部或者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强调利益享有者的公共性，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人，应是在一定范围内带有共同性、普遍性、整体性的利益，同时还应涉及诚信、公平、秩序、稳定等基本的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中除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外，还包括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房屋登记案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实体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并确立了房屋登记案件中第三人善意取得可以阻却撤销登记的裁判规则。本案虽为土地登记案件，但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均以登记作为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故当事人主张善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房屋登记案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实体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并确立了房屋登记案件中第三人善意取得可以阻却撤销登记的裁判规则。本案虽为土地登记案件，但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均以登记作为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故当事人主张善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
【解读１】基本案情：（１）１９９５年县土地管理局与实业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将２００亩国有土地出让给实业公司；（２）因长期未开封，县土地管理局拟收回该土地，案件经一审、二审、再审后，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判令县政府及国土局为实业公司换发２００亩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３）但在此之前县政府又将该地块中一部分通过公开挂牌出让给房地产公司；（３）实业公司起诉县政府和国土局要求确认给房地产公司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无效，一审、二审均判决确认给房地产公司颁证行为违法；因未审理房地产公司主张善意取得再审判决发回重审。
【解读２】土地登记案件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当事人主张善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
摘要1：【裁判要旨】对于附条件合同，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范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是否出现的标准，不能漫无边际没有时空限制。合同履行中出现的事实只要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约定的事实范围，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条件事实出现，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确定合同的履行。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11页
【解读1】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付款条件是“法院终审维持乙方的专利之日其分期付清”。由于行政请求请求得完全实现，涉案《无效审查决定书》被撤销，工技公司实际上恢复了涉案两项专利的专利权。工技公司行政诉讼胜诉的结果意味着其专利效力得以维持，从而使双方买卖合同的付款条件得到满足，工技公司应当依约向鸿协公司付款。
【解读2】按照民法原理，条件具有限定性（决定未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否发生）、约定性（由行为人约定，而不能是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决定的事实）、合法性（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款）、不确定性（条件属于将来是否发生不确定的事实）等五方面特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34号
【裁判要旨】合同中约定限制先履行抗辩权的效力，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裁判中认为此种约定如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可。
【解读】合同中约定限制先履行抗辩权的效力——合同约定承包方不得单方停工，承包方不得行使先履行义务抗辩权而停工，承包方停止施工构成违约。
摘要2：【裁判摘要】二建公司与职业学院于2007年7月5日订立的《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自2007年6月8日起复工，工期至2008年2月8日止，共计240个日历日……发包人在本协议签约后一周内给承包人支付工程款100万元，承包人在收到该款项后不得单方面停工，否则承包人赔偿发包人100万元违约金。”该协议书中并无职业学院如不按合同支付后续工程款、导致正常施工无法进行则需承担包括顺延工期在内的违约责任的表述，尤其是关于二建公司不能单方面停工的约定更排除了可顺延工期的可能性。二建公司还主张实际施工过程中职业学院将楼梯扶手、栏杆等铁艺工艺变更为石雕工艺增加工程量以及未消防报件、无节能设计以致影响竣工验收、应当顺延工期，但该公司并未在原一审中予以主张，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述工程变更程度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工程按期完成。故二建公司关于其有权顺延工期、实际施工时间并未超过240天的主张因无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原判决虽认定案涉工程第一次和第二次停工的原因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双方责任的约定不明确和职业学院未能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该合同也有“发包人未能履行8.1款各项义务，导致工期延误或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发包人赔偿承包人有关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以及“发包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等约定，但该合同还有关于“发包人不按约定付款，无论是否达成延期付款协议，承包人都不能停止施工，发包人承担延期付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以及“在此期间若发包方工程资金未能到位时，承包方同意发包方延期付款，但延期付款不影响承包方继续完成工程项目的施工，且承包方须保证工程按期竣工并投入使用”的特别约定，说明在职业学院未能依约支付工程进度款这一特定情况下二建公司不得停止施工，应由职业学院承担利息损失。由于该合同并未约定职业学院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数额以及时间等，且二建公司主动放弃申请鉴定的诉讼权利，因此原判决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停工不应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认定并无不当。另由于第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二建公司收到工程款100万元后不得单方面停工，还约定未涉及的违约责任等内容仍按前述合同执行，故原判决就二建公司单方面停工之事实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延期交付工程违约责任的约定计算违约金有事实依据。
摘要1：解答：合同中约定限制一方先履行抗辩权，如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可。
摘要2：【注解】合同专用专用条款中关于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工的约定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98号《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上海天安金谷科技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4号
【裁判要旨１】债权人向公司股东主张瑕疵出资责任不适用诉讼时效。
【裁判摘要１】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债权经法院判决且执行后裁定终结强制执行程序，鞋帽进出口公司并未提供证明案涉债权已经得到清偿。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只意味着强制执行程序的暂时停止，不代表实体债权的消灭。．．．．．．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但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本案而言，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债权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案涉债权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目前仅是终结执行状态，汇洋公司受让的债权不存在其未依法行使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且汇洋公司系以鞋帽进出口公司出资不到位为由主张权利，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鞋帽进出口公司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应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２】鉴于瑕疵出资股东已经为公司偿还担保债务，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股东无法就担保债权行使追偿权利，不应在苛求其继续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对案涉债权承担偿付责任。
【裁判摘要２】1995年7月20日，鞋帽进出口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青石公司20%股份给顺都公司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因在该部分股份转让时，鞋帽进出口公司第二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尚不具有出资义务，相应的增资义务应由顺都公司承接；鞋帽进出口公司对该部分增资所负义务不属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最后，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鞋帽进出口公司曾作为担保人替青石公司向案涉原始债权人莆田中行偿付借款430万元人民币和120.8万美元，相应取得对青石公司的追偿债权，但由于青石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该部分追偿债权已经难以实现。就本案而言，汇洋公司主张鞋帽进出口公司132万美元出资不到位，请求鞋帽进出口公司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替青石公司对外承担偿付责任。客观地说，鞋帽进出口公司作为股东，基于对青石公司出资不到位对外承担的责任与基于为青石公司提供担保对外承担的责任，在法律上确实有所区别，或者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但鞋帽进出口公司对外承担的上述两种责任，目的都是增加青石公司的偿债能力，从而保证青石公司债权人利益。鉴于鞋帽进出口公司已经为青石公司偿还430万元人民币和120.8万美元的担保债务，金额远超132万美元，在青石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鞋帽进出口公司无法就担保债权行使追偿权利，在前述已代偿债务和本案的债权人均为莆田中行或其债权受让人汇洋公司的情况下，即便鞋帽进出口公司对后续增资132万美元负有出资义务且出资未到位，亦不应再苛求鞋帽进出口公司继续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对案涉债权承担偿付责任，否则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裁判摘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在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时，可以通过股权上市、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可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上述规定可见，北方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与企业之间借贷并不相同。北方信托公司将案涉资金投入禹丰公司完成增资入股、登记为股东后，即应承担持股期间出资人的责任。而企业之间借贷，出借人只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并非股东，不承担出借款项期间借款人股东的责任。而且，本案中，接受增资方为禹丰公司，受让股权方为云创公司，接受资金方和给付资金方并非同一主体，不能因股权转让事实认定北方信托公司与禹丰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北方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是滨奥公司，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信托资金的来源非法。依据相关业务规则，信托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案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费用进行了安排。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约定的15.4%的行权费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也不能认为出借人非法收取高息。因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对北方信托公司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目的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问题】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能否放弃部分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放弃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起诉后放弃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是当事人对双方争议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争议或者退出争议而做出的一种实体权利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等规定，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自己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明确申请放弃原审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且，财融公司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管辖的约定确认管辖连接点，即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变更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亿隆房地产公司、华德孚公司关于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不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上诉期间，财融公司认为在原审起诉时，其对本案所涉一股三卖的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认识错误，导致诉讼请求选择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放弃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撤销四被告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交易行为；2.原审诉讼请求第三项：撤销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王××、张××的交易行为。放弃后保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965.5142万元；2.判令被告方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80万元；3.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注解】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
【解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初18号财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2.判令亿隆等四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共计2095.5142万元（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包含律师费130万元）；3.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合同无效；4.确认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ＸＸ豪、张××的合同无效；5.判令亿隆等四公司及第三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将涉案股权工商登记恢复至违法转让变更前的状态；6.判令亿隆等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裁判要旨】民航总局规章”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的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号
【摘要】对于江某某所称案涉协议未办理行政审批、登记手续而尚未生效的主张。首先，从案涉协议多次提到的“自本协议生效……其余款项在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并在民航局报备后一次性付清”、“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和民航管理局等”等约定可以看出，案涉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向民航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江某某所依据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并未明确规定相关民事合同未经过行政许可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国民航总局149号令系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判断合同效力的条件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自然人之间转让股权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虽然按照该令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但该条款应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法定条件，故案涉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并有效。
【解读】转让人未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摘要1：解答：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
摘要2：【解读】国有股权转让是指国有资本入股的公司（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依法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国有股权转让涉及三个前置程序和条件：
（１）决策、审批程序：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2号
（２）评估、定价程序：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而非效力效力性，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违反评估规定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３）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立法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尽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转让价格最大化、防止国有资产低价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并非仅仅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或单纯限制合同主体的行为资格，应当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转让合同无效。——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 日期： 07-16 19: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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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119号
【裁判摘要】有关国有资产评估的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的还是管理性的，需要通过综合分析来确定。首先，有关强制性规定约束的应当是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转让资产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可见，进行资产评估是国有资产占有单位的义务，而不是受让人的义务。违反国有资产评估规定的责任应当由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及其责任人员承担。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则受让人在无义务的情况下也承担了法律后果。其次，有关强制性规定没有对合同行为本身进行规制，没有规定当事人不得就未经评估的国有资产订立转让合同，更没有规定未经评估、转让合同无效。第三，未经评估而转让国有资产不必然导致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目的是防止恶意低价转让国有资产，以保护国有资产。但是，未经评估，不一定就贱卖，也可能实际转让价格高于实际价值。资产未经评估转让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有权责令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改正，依法追认转让行为。由于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无法追认，在某些情形下，反倒对国有资产保护不利。如果认定有关规定是效力性的，进而一概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当事人（包括受让人在资产贬值后）就可能据此恶意抗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就会危及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因此，从法律条文的文义和立法宗旨来看，都应认定关于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的强制性规定是管理性的，而非效力性的。如果出现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与他人恶意串通，故意压低资产转让价格的情形，则可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这同样能达到保护国有资产的目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92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对公司及股东有约束力。虽然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应当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本案股权转让亦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章程并不属于《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违反公司章程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节，在案证据尚未表明协议内容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晓程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应当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而本案程某向余某转让股份并未经晓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但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东转让合同违反公司章程规定并不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由于可能不会得到其他股东和公司认可最终不会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目的的实现（涉及合同履行及解除问题）。
【解读２】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再172号再审判决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４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