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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3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388号
【裁判要旨】股权变更登记只是公示要件，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生效。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股权的变更登记只是公示要件，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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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9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未在约定情形内支付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款项，其后转让人未通知受让人即将股权转让他人也属不当阻止合同生效，双方对合同未生效均负有缔约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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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82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代偿公司债务是受让股权对价的一部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该条是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责任限制的规定。作为法人主体的公司，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法律应保护其运用自己的财产进行对外投资，但投资具有风险性，如果允许投资的公司承担无限责任，有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的破产或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进而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公司法》范畴下，公司可以对其他企业投资，但不能在出资时约定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并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４项约定鑫悦公司应采取措施促使新益公司在2014年8月31日前足额偿还全部债务，并就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订立的《债务清偿协议》约定，鑫悦公司代新益公司偿还债务2.4亿元。根据本案事实可见，鑫悦公司对新益公司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其取得新益公司股权、成为新益公司出资人的条件之一，且该债务的内容、金额是明确的，鑫悦公司并非是在成为出资人之后再行对新益公司将来的不确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鑫悦公司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对新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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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上述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还就股权转让时易商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等其它事项一并作出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需在整个合同框架下加以确定。其中，1000万元系易商公司原股东吴某某、宋某某向新股东徐某某、张某转让各自名下股权的对价，1.9亿元系易商公司对安振的欠款，上述两部分款项共同构成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总额，徐某某、张某基于合同产生的付款责任以及净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均应涵盖上述合同价款总额2亿元。鉴于吴某某、宋某某主要依据案涉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净雅公司关于上述款项法律性质不同而不能一案审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结合前述分析，徐某某、张某支付1.9亿元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代偿公司债务行为，是其受让吴某某、宋某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净雅公司主张因吴某某、宋某某通过该协议规避税收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还款主体的具体认定。因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某某、张某的付款义务，且易商公司的债务人身份并未灭失，此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签订后徐某某、张某、易商公司均成为1.9亿元债务的还款主体，并无不当。最后，各方当事人是否主体适格。本案当事人中，除易商公司外，其余主体均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均受合同约束。吴某某、宋某某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并不存在吴某某、宋某某作为共同原告和徐某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安振作为合同主体之一，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亦无不妥，其加入诉讼的方式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净雅公司与此有关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6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7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鑫中天公司依照上述协议约定和承诺向明珠公司支付矿冶公司所负债务287万元，虽非鑫中天公司受让股权的市值价款，但构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交易对价，是双方约定权利义务的组成部分。鑫中天公司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到承诺书，对承担矿冶公司所负的287万元债务均予以确认，并明确了支付期限及违约责任，应当信守并履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及承诺书，该笔款项是矿冶公司的债权人即明珠公司与作为该笔债务关系的第三人鑫中天公司直接约定的，由鑫中天公司偿付矿冶公司对明珠公司的欠款，属于债务承担，而非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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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裁判摘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在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时，可以通过股权上市、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可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上述规定可见，北方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与企业之间借贷并不相同。北方信托公司将案涉资金投入禹丰公司完成增资入股、登记为股东后，即应承担持股期间出资人的责任。而企业之间借贷，出借人只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并非股东，不承担出借款项期间借款人股东的责任。而且，本案中，接受增资方为禹丰公司，受让股权方为云创公司，接受资金方和给付资金方并非同一主体，不能因股权转让事实认定北方信托公司与禹丰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北方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是滨奥公司，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信托资金的来源非法。依据相关业务规则，信托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案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费用进行了安排。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约定的15.4%的行权费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也不能认为出借人非法收取高息。因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对北方信托公司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目的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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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0号
【裁判要旨】转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在二审期间转让股权，意图阻止受让人取得股权，该股权转让无效。
【摘要】关于刘某与秦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系刘某与唐某某因履行《框架协议》导致的纠纷，唐某某原一审诉讼请求之一就是要求刘某履行《框架协议》，将杰佳公司100%的股权过户给唐某某。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2011）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唐某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该22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8月16日，本院开庭审理该77号案。2013年9月5日、9月10日，刘某先后与秦某某签订了9.5协议、9.10协议，将其持有的杰佳公司98%的股权转让给秦某某，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并称因其已经将杰佳公司98%的股权转让给秦某某，该部分股权客观上无法再转让给唐某某。本院认为，刘某二审期间转让财产，意图通过诉讼中的股权转让阻止唐某某受让杰佳公司股权，刘某损害唐某某利益、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主观恶意明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属无效。．．．．．．根据秦某某与刘某之间的亲属关系及秦某某在本案诉讼中的行为，秦某某的职业经历、自身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涉案股权交易的不匹配性，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内容及履行情况，本院认为，秦某某具有配合刘某损害唐某某利益的主观恶意。刘某与秦某某签订的9.5协议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唐某某利益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亦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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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2号
【裁判要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双方当事人也未对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转让人不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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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问题】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能否放弃部分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放弃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起诉后放弃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是当事人对双方争议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争议或者退出争议而做出的一种实体权利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等规定，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自己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明确申请放弃原审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且，财融公司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管辖的约定确认管辖连接点，即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变更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亿隆房地产公司、华德孚公司关于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不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上诉期间，财融公司认为在原审起诉时，其对本案所涉一股三卖的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认识错误，导致诉讼请求选择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放弃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撤销四被告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交易行为；2.原审诉讼请求第三项：撤销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王××、张××的交易行为。放弃后保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965.5142万元；2.判令被告方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80万元；3.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注解】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
【解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初18号财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2.判令亿隆等四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共计2095.5142万元（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包含律师费130万元）；3.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合同无效；4.确认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ＸＸ豪、张××的合同无效；5.判令亿隆等四公司及第三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将涉案股权工商登记恢复至违法转让变更前的状态；6.判令亿隆等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
【裁判要旨】根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时，应当报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批准，未办理完成该批准手续转让合同只是处于已成立但未生效的法律状态。
【裁判规则】一方发出终止股权转合同通知，另一方回函虽未明示同意，但未主张继续履行，并对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提出要求，应认定同意解除。
【裁判摘要】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于2013年10月11日协商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鞍山财政局于2013年6月6日以国有资产明显增值为由，向沈交所发出鞍财债[2013]137号《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函》，沈交所根据该函，于2013年6月14日向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宏运集团、中信红河公司、辽宁融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出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通知。2013年10月11日，宏运集团代表四家挂牌公司向鞍山财政局发出《关于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的函》。该函虽未明示同意解除合同，但并未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反而对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提出要求，即要求返还保证金及支付交易费，该回复函应认定为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由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3年10月11日达成一致解除合同，合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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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裁判要旨】出让股权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未办理评估备案，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否定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出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订《交易框架安排协议》约定安联公司将涉诉世纪中珠公司49%股权转让给安恒达公司，因该49%股权系国有资产，所以协议各方应当依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程序和手续。安联公司提供的其控股股东及上级主管企业安徽交控集团2011年8月12日《会议纪要》，虽然安恒达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因安恒达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对上述《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应予采纳。该《会议纪要》表明上级主管企业安徽交控集团对安联公司出让涉诉股权并无异议，安徽省国资委2014年6月16日作出的《监督检查意见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涉诉49%股权转让未脱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所以，即使安联公司出让上述股权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未办理股权资产评估备案，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否定股权转让的情形下，不宜直接认定安联公司出让涉诉股权的行为无效。

摘要2：【解读】《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是以国有股权转让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为由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本案增加限制适用条件即如果该交易行为得到国有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则不宜认定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99号
【裁判要旨】转让房地产公司全部股权并不改变公司本身亦未变动土地使用权主体，不能认定为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7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裁判要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工贸公司与盈科房地产公司先行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工贸公司将诉争土地使用权等转让给盈科房地产公司，后因该协议履行受阻，遂由盈科集团公司出面，受让工贸公司全部股权，从而实现控制工贸公司以将工贸公司名下土地开发销售的目的，并在上述目的实现后将股权由工贸公司原股东无偿回购。上述交易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有明文约定，且《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多次强调上述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已经理解无误，各方也实际实施了变更工贸公司工商登记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盈科集团公司也是基于工贸公司股东身份而控制工贸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交付挂牌出让。因此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缺乏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工贸公司原股东石某某等人起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均与事实不符。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重点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盈科集团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工贸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与工贸公司在原股东的控制下与盈科房地产公司签订、履行《房地产转让协议》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情形足以导致合同无效。二审判决仅以盈科集团公司与工贸公司原股东均知道股权转让的目标不是由盈科集团进行实际经营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与本案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2号
【裁判要旨】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裁判摘要】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在交易标的、交易主体、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矿企股权转让可能会产生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结构重构、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等，但在未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径行视为变相的采矿权转让；亦不宜直接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具有效力瑕疵。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矿业权转让报批义务是矿业权人的法定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移交矿山企业的证照、印章而移转，但受让人因此负有协助、配合办理报批手续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0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可能是公司主要财产，但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不宜一概将股权转让视同变相矿业权转让。
【裁判摘要】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会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最终会对矿业权的实际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财产的矿业权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尽管矿业权可能作为公司的主要财产，但矿业权的转让和公司股权转让并不等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一径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在本案中，《转让合同》系自愿签订，是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与莱芜矿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转让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59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从平等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为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其行使要符合合同解除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即解除权人应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2013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作出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莱芜矿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是依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关于办证期限的约定。如前所述，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并非一个明确的期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合同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莱芜矿业公司解除合同告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将包含采矿权在内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受让人，采矿权转让已经得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威宁县得磨煤矿100%的股权、煤矿七证及矿山所有附属设施全部有偿转让给乙方”，虽然协议名称及内容上约定是得磨煤矿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将得磨煤矿包含采矿权在内的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上诉人朱某某。但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上诉人朱某某指示，被上诉人蔡某才与盘南投资公司签订兼并重组合同，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后，将得磨煤矿采矿权变更登记在盘南投资公司名下，可以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即将采矿权向朱家裕交付变更为向盘南投资公司交付，且已经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裁判要旨】民航总局规章”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的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号
【摘要】对于江某某所称案涉协议未办理行政审批、登记手续而尚未生效的主张。首先，从案涉协议多次提到的“自本协议生效……其余款项在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并在民航局报备后一次性付清”、“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和民航管理局等”等约定可以看出，案涉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向民航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江某某所依据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并未明确规定相关民事合同未经过行政许可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国民航总局149号令系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判断合同效力的条件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自然人之间转让股权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虽然按照该令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但该条款应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法定条件，故案涉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并有效。
【解读】转让人未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8号
【裁判要旨】股权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托管股份。
【摘要】根据借款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股份是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事先授权的，且唯一的前提条件是“乙方（即含章公司）不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案含章公司的借款到期日为2005年6月29日，含章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仅偿还了10万元借款，其余款项并未偿还。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含章公司仍未偿还任何款项，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托管公司并未行使质押权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到2007年6月19日，海东发公司、赵某某在相关各方为解决500万元借款担保事宜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再对含章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担保之后，托管公司才采取了转让担保人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含章公司未足额偿还所借款项、担保人海东发公司及赵某某未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托管公司的合法权益正面临被侵害的境地，托管公司有权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实现其债权。根据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提审查明的事实，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不仅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更没有违背海东发公司、赵某某的全权授权，因此，本院认定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摘要2：【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85号
【裁判要旨】股东代理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其中一公司股权，股东对于代理人的两次授权并未明确是否包括股权处分，但受让人有足够理由相信代理人有权代理股东处分其股权的情况下，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规则】转让他人名下股权属于无权处分，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合同不能履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另一标的公司的股权，该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转让没有取得登记股东的授权。该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摘要】畅达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股东会一致通过的公司章程列明曾某某与雷某某为公司股东，且有曾、雷二人亲笔签名，应当认定畅达公司已出资股东就解除宋某某、潘某某股东资格达成一致意见，形成股东会决议。故潘某某与田某某签订《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时，已丧失股东资格，无权对《出资转让协议》进行追认，也无权转让股权。《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关于追认《出资转让协议》以及将潘某某在畅达公司工商登记的全部出资权益转让给田某某的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66号
【裁判要旨】应当知道股权转让事宜且合同签订后直至诉讼发生没有提出异议或主张优先购买权，应认定同意该股权转让。
【裁判摘要】李某某将其持有的国强公司35%股权转让给冯某某１、冯某某２、冯某某３、曾某某四人，其中除冯某某１外，其余三人均为国强公司的股东。国强公司另一名股东冯某并非股权受让人，没有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但其作为国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李某某自合同签订后即退出公司经营、股权合同签订后国强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手续并向李某某汇款等事项是明知的，二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及以上情形，认定冯某对李某某转让股权事宜是知道且应当知道的，并无不当。国强公司原五名股东中，除李某某外，另外四名股东中三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同意人数占其他股东人数的四分之三，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国强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二审判决以冯某应知道股权转让事宜，且自合同签订后直至诉讼发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或主张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冯某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10号
【裁判要旨】针对同一股权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对于实际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除当事人约定外，应当结合实际履行情况作出正确认定。
【摘要】因登记部门拒绝将自然人登记为担保物权人而导致代持有效——案涉股权质押合同以及当事人约定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为甘某某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由企业为个人代持抵押权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案涉股权质押合同、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质押和房屋、土地使用权抵押事项均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了相关登记、抵押手续。企业为个人代持抵押权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号
【提示】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依据 并不仅限于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裁判要旨1】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蕴含股东权、股东地位或资格的股份转移于他人的民事行为。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股东，取得股权。凡股东基于股东身份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一体移转给受让人，原股东不再享有股东身份相关的权利义务。
【裁判要旨2】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所谓独立是指公司材料独立于该公司股东的财产，两者的财产相互分离的。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财产和运行中增资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即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裁判要旨3】股权转让时股权价格的确定依据并不仅是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本案中就是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净资产确定了股权的当前价值，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了股权预期价值的分配。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执复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执复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项“财产转让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九条第一款“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第十五条第二款“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之规定，财产转让产生个人所得税，该所得税应由财产所有人交纳或由支付相应对价的单位或个人代缴，股权转让后的变更登记，以完成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为前提条件。涉及本案，宁德中院强制拍卖了被执行人刘某某名下持有的涉案股权，因该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应由刘某某承担，故宁德中院从拍卖所得款项中予以代缴，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系就纳税人之前欠缴的税款与担保物权受偿顺序所作的规定，本案所争议的刘某某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非刘某某之前所欠的税款而系因本次股权拍卖而产生的税款，故宁德中院（2017）闽09执77号《通知书》认为刘某某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应优先于复议申请人所享有的质押权，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综上，复议申请人所称其享有的质押权应优先于刘某某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20号
【裁判要旨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为特别限制的，应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内容。
【裁判要旨２】股权转让合同关于转让方收到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须在60日内完成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合同签订三日内，杨某某、党某某向于某某支付1.2亿元定金，于某某将京盛公司整体移交给杨某某、党某某。于某某在收到定金后60日内，应当将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交付给杨某某、党某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整体移交公司以及交付采矿许可证，当事人双方产生了不同理解，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本院就此分析如下：．．．．．．本院认为，首先，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公司整体组成部分。在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出特别限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的内容。于某某主张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与合同文义不符。其次，．．．．．．可以认定公司整体移交的目的就是实现杨某某、党某某对京盛公司的实际控制和管理。公章是公司处理内外事务的印鉴，是公司控制权的重要体现；财务账目不仅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是公司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杨某某、党某某实际控制和管理京盛公司的合同目的必然无法实现。故从合同目的角度，整体移交公司的范围亦应当包括公章和财务账目。于某某关于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可能导致其承担巨额债务风险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理解。．．．．．．上述事实表明，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前，京盛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无法继续用于开采矿产资源。对此于某某和杨某某、党某某均系明知。在此情形下，《股权转让意向书》关于于某某在收到1.2亿元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于某某须在60日内完成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以便杨某某、党某某接手公司后及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于某某关于其合同义务仅为移交原采矿许可证的主张，既有违常理，亦与合同目的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新业国资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亦不能从合同相关条款、合同目的中解读出其主张的内容，原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财会[2006]3号）规定，对协议约定“或有债务"的认定并无不当。新业国资公司称已提起的相关诉讼表明鑫风麒公司存在隐瞒债务的情形，但又承认前述案件确系在中联评估公司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基准日之后提起，故该案件并不能证明鑫风麒公司存在双方约定的“或有债务"的情形。新业国资公司系风能公司持股46.45%的控股股东、风能公司是鑫风麒公司持股34%的大股东，且新业国资公司认可对控股的风能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合并以及风能公司作为大股东对鑫风麒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合并的事实，故新业国资公司称因牛国良、代伟等人恶意隐瞒而对鑫风麒公司经营及债务情况不知情，不合常理。因此，新业国资公司主张鑫风麒公司在2011年存在隐瞒或有债务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