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人曾多次为关联公司担保应认定知道借新还旧
摘要1：【要旨】签订借款合同前，保证人曾多次为关联公司的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亦应认定担保人对上述借款实际用于借新还旧应当知情。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77号见《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以及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摘要2：
王××与张××、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一房二卖案件审理中应合理分配对在后交易恶意串通的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法律事实的认定是从蕴含着无限多样性的证据事实中发现案件客观事实，是建立在综合人的感官、遵循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与法律事实进行对话的过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保证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得到均等保护、甚至裁判正确与否的关键。在事实不明，当事人有无举证时，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将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事实盖然性较低的当事人。
【裁判意见】房屋买卖协议和付款收据系房地产交易的基本证据，作为第二个买房人应自证据形成之时原始持有，其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间内提交而在一审败诉后的二审中提交，证明证据形成时间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提交证据的第二次买房人负担，由其举证证明证据系原始存在、系客观原因在二审中作为新证据提交。
摘要2：
毛某某等因其亲属在就餐时误将液体燃料当做白酒饮下致死诉饭店业主李某某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摘要1：【要旨】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致人死亡的赔偿责任。
摘要2：
张某妨害作证案——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主观故意应如何把握
摘要1：[第81号]张某妨害作证案——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主观故意应如何把握
【裁判要旨】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其中，“有意”应理解为仅限于直接故意，即辩护人明知自己的妨害作证行为会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而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
摘要2：
金某某等销售有毒食品案
摘要1：金某某等销售有毒食品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明知”的认定
【裁判要点】在被告人拒不承认“明知”的情况下，犯罪故意中“明知”的认定，应采用推定明知的审查方法，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知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进货渠道及销售价格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2014）甬奉刑初字第547号（2014年10月27日）
摘要2：
指导案例87号：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
摘要1：指导案例87号：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裁判要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应当综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网络销售电子数据、被告人银行账户往来记录、送货单、快递公司电脑系统记录、被告人等所作记账等证据认定。被告人辩解称网络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的不真实交易，但无证据证实的，对其辩解不予采纳。
摘要2：
行政诉讼证据种类
摘要1：证据种类：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电子数据；5.证人证言；6.当事人的陈述；7.鉴定意见；8.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摘要2：无
证人证言质证风险
摘要1：无
摘要2：无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新中行终字第145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新中行终字第145号
【提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争议的房屋系原审第三人张胜利出资修建，有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且生效行政判决也确认所涉房屋是由第三人张胜利出资修建。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原阳县国土资源局处罚被上诉人张伯然系处罚主体错误，判决撤销被告原阳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原国土罚字（2013)9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无
男子高压线下钓鱼触电身亡，家属向供电公司索赔63万
摘要1：【摘要】
柳江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院出具的出诊记录单和死亡证明书及证人证言，均证明黄某因触电电击伤休克死亡，柳江供电公司对黄某死因有异议，却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在本案中，黄某死亡属高压电致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柳江供电公司作为涉案高压电输电线路的经营者，应对黄某的死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而黄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高压电具有相当危险性，仍到高压电下垂钓，鱼竿触及高压电线，造成自身身亡，其行为属重大过错，对自身的死亡负有责任，故可适当减轻柳江供电公司的赔偿责任。柳江区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一审判决柳江供电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向黄某家属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7万余元。
摘要2：无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0243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0243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卷宗中的询问笔录记载证人李新宇的主要证言内容为，“我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中学同学；……；我进了被告院内，但是我没有上楼，也没有看见对方的领导，具体蔡文军上楼和对方说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事后我和蔡文军聊天的时候蔡文军提到的，判断蔡文军是去要账的；……；印象中去过两三次，最早一次大概是2011年秋天，后面2012年也去过，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3年是4月到5月的样子，但是一次都没有上楼，没有见过他们的人。”前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即上诉人持续多次向被上诉人追索欠款。与此同时，在本案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以后，证人李新宇确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证人李新宇并非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因此，李新宇的证人证言不能视为出庭作证。综上，一审法院未将李新宇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使用并采信，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4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朱某某提交的消防部门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原审法院以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相关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且内容与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整改通知书内容不相符为由不予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证据认证规则。朱某某认为该《证明》属于书证的申请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五条 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
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5行终193号
摘要1：【案号】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5行终193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中，对原审第三人杨某某系上诉人福建省佳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及原审第三人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暴力伤害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审第三人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从被上诉人对杨某某的调查笔录、对付某某的调查笔录、（2015）晋刑初字第37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及上诉人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限内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司员工出具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8月5日17时许，因原审第三人杨某某在上诉人公司办公室给打印机加纸时不小心撞到案外人施某某工作的电脑屏幕，二人发生口角纠纷，后施某某用拳头殴打杨某某鼻部，导致杨某某受伤的事实。被上诉人作出晋人社工认[2016]22号《关于对杨雁雅的工伤认定决定》，认为原审第三人所受伤害符合前述条文之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
摘要2：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03民终362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03民终362号
【裁判要旨】公司内部股东代股东之外的第三人以股东名义收购其他内部股东股权的行为，形式上为股东内部股权转让，实际上是向股东外部转让股权，该行为规避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权的规定，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桂粉金、被上诉人陈玉真、原审被告陈忠华均为第三人曲靖百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出资。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上看系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份，但实质上上诉人是代股东之外的人以股东名义收购股权，对该事实有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且曲靖百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陈述公司上下均知道上诉人系代非股东收购股权，曲靖市麒麟区商务局在《信访告知书》中也对非股东委托上诉人收购股权的事实作出表述，告知被上诉人依法维权；上诉人收购股权的资金亦来自于委托其收购股权的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案外人。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2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关于“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数据和证人证言”之规定，法律赋予了公证文书在证据效力上的优势，因此，为确保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优势并进一步规范公证取证行为，人民法院对于公证取证及其程序等应予严格审查。但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在对公证证据的审查和采信中，既要避免将公证证据尊为“证据之王”而认为只要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公证书，就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也要防止机械、简单地否定所有存在瑕疵的公证书。公证证据本身存在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公证证据丧失证据效力。在公证证据或者取证程序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对于红双喜公司的上述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根据其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李某某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进行综合判断。一审、二审法院仅以红双喜公司提交的涉案公证书存在瑕疵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解读】公证机构跨区域执业因此受到行政程序上的处理，但所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因此导致必然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30号
【裁判要旨】录音记录和证人证言证明施工人与业主方就工程的增加变更进行过沟通，不是施工方罔顾业主意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故工程范围发生了变更增加，可以突破包干总价。
摘要2：
万××、万×诉狄×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以自己的名义将其他家庭成员名下的房屋出卖给他人，该行为对房屋所有人是否有效，须判断房屋所有人是否事前知晓且同意。为此，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房屋产权证书、钥匙是否为房屋所有人持有，对价支付情况，买受人实际占有房屋持续时间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定。
摘要2：【解读】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以自己名义将其他成员名下的房屋出卖，房屋所有人事前知晓且同意的，对其有约束力。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扬民终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扬民终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以自己名义将其他家庭成员名下的房屋出卖给他人时，该行为对房屋所有人是否有效，须判断房屋所有人是否事前知晓且同意。为此，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房屋产权证书、钥匙是否为房屋所有人持有，对价支付情况，买受人实际占有房屋持续时间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9号
【裁判摘要】孙某提供了2007年7月10日至2007年11月23日期间的银行汇款凭证以及证人证言，证实其将780万元分12次打入路某某的两个个人账户。路某某对收到孙某780万元汇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且在一、二审庭审中认可双方之间无其他经济业务往来，故孙剑已完成对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路某某主张其合法占有该780万元不需要返还，应就合法占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推翻孙某的举证。因路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占有孙某所汇款项的合法依据，一、二审法院判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借款人未清偿到期借款，出借人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出借人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有转账关系，而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的，转出方可以变更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求相对人归还款项，收款方对非基于借贷关系合法收受款项的原因负有举证责任。
新证据９６｜证人证言如何审核？
摘要1：
摘要2：
简法｜当事人约定书面形式合同有哪些法律意义？
摘要1：解答：合同中约定任何修改、变更和解释以及补充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即当事人约定书面形式合同，如当事人对合同的修改、变更和解释以及补充协议未采用书面形式，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属于实践性合同，除非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才具有约束力，否则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风险提示】合同约定书面形式可以有效避免将来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变更协议（如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合同达成口头变更协议等）。约定书面形式合同将当事人非书面形式变更合同局限于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之情形，可以有效避免合同履行中被口头变更的法律风险。思之，慎之！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0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04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土地在1999年之前属于集体土地，原由再审申请人张某某１的父亲张某某２使用，张某某２于1997年死亡，虽然张某某１于1959年从该土地所在村民组迁出，但在其父亲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依法继承其父所有的房屋产权，从而与房屋所在土地的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封丘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封丘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颁发案涉土地使用权证时，案涉土地上张某某１父亲张某某２的房屋仍然存在，且封丘县人民政府未能提供案涉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征地手续。在此情况下，一、二审法院以张某某１、原某某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张某某１、原某某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当事人因继承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产权从而与房屋所在土地的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裁判摘要】“有明确被告”和“事实根据”的理解——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亦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起诉状指向了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但“明确”不代表“正确”，因此被告适格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实质性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的“事实根据”就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根据。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以怀远县政府对其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为由，以怀远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次诉讼，被告虽然是明确的，但并不符合实质性适格的要求。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怀远县政府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执法执行决定书、执行公告等证据已证明系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再审申请人的房屋具体实施了拆除行为，且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亦具有为其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再审申请人虽提供了照片、证人证言等材料，以此证明怀远县政府是实施主体，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否定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执法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件的效力。在此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仍坚持以怀远县政府为被告进行诉讼，显然不具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要求的“事实根据”。在原审法院予以释明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仍拒绝变更被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被告适格包括形式上适格与实质性适格——（１）形式上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２）实质性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王某某不服某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案
摘要1：【裁判要旨】证言真实性审查三条重要经验——（１）存在合理差异的证言并不损害其真实性，而高度相同的证言则须谨慎对待；（２）多次反复的证言应优先采信首次证言；（３）完全相反的证言要考虑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等因素确定其证明力及其大小。
摘要2：
（2006）二中行终字323号
摘要1：——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裁判要旨】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诉讼不能采用单一的证明标准，法官在审判中应根据行政案件的性质、被诉行政行为的种类以及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行政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
【案例索引】（2006）二中行终字323号
【摘要】三河市公安局未向法院提交有关公安消防机关就此次火灾出具的成因分析及责任认定结论，仅凭部分受损摊主的自述及证人证言即自行判断火灾的起因及损失情况，缺乏客观科学的分析判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裁判摘要１】仅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代持意思表示或已形成事实代持关系不能推定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刘某向王某汇款，但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王某认购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王某以自己名义使用了汇款资金，认购了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并以自己名义在江苏圣奥公司登记股东和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诉辩意见，王某也有向刘婧的汇款行为，刘某与王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殊关系，其间多笔高额资金往来未以人们通常习惯的方式留下建立法律关系性质的凭证。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刘某和王某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收到刘某汇款资金后已经将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财产形态的转换是基于王某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完成的，刘某没有提供其参与处分将其汇款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形态的证据，其可以依法向王某主张货币资金债权，但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刘某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仅凭其汇入王某账户的该两笔资金在数额和时间上与王昊向江苏圣奥公司的投资相吻合的事实，难以认定刘某和王某对资金的用途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不能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推定刘某委托王某并以王某名义向江苏圣奥公司投资。．．．．．．原审法院关于仅凭往来资金款项不能推定委托出资关系的观点正确。
【裁判摘要２】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民事主体之间建立法律关系需要各方当事人本人自愿并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他人直接替代建立法律关系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证人没有直接参加王某与刘某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故其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本案中，刘某陈述其与王昊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其为江苏圣奥公司股东，而在其与石光强的纠纷案件中，刘某、王某、江苏圣奥公司一方的诉讼观点是否认其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刘某对此解释为诉讼策略的需要及系受王某主导影响。可见，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裁判摘要３】签名页独立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在二审期间刘某追加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王某向刘某转让江苏圣奥公司股权，但该协议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王某与刘某签名页是独立的，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第二，协议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08年1月16日，而江苏圣奥公司于2008年5月14日才设立，即上述协议签订时江苏圣奥公司尚未成立。基于该协议存在的上述问题及刘婧不能说明一审未提交该证据材料的正当理由，本院难以认定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
行政处罚证据
摘要1：行政处罚证据种类（８种）：（１）书证；（２）物证；（３）视听资料；（４）电子数据；（５）证人证言；（６）当事人的陈述；（７）鉴定意见；（８）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1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153号
【裁判摘要】职工下班回家又返回单位宿舍途中发生车祸能否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高某某系石鼓卫生院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为该院职工做早饭和午饭，工作之余的时间由其自行安排，石鼓卫生院为高某某安排了宿舍，高某某工作结束后可以在石鼓卫生院宿舍休息。2016年7月23日16时许，高某某在其家通往石鼓卫生院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从石鼓卫生院对高某某的工作安排来看，其在完成午饭的工作后回家，又于16时左右从家中返回石鼓卫生院宿舍的行为不违反常理。石鼓卫生院否认高某某发生交通事故系在上下班途中，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石鼓卫生院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王某某、张某某和高某某１等人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高某某是为其自家拉饮用水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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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6号
【裁判摘要】父母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但办理过户登记不能以此对抗强制执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提交案涉房产档案、离婚协议书、林××证人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房产在刘芳邑父母离婚时约定归刘××所有，案涉房产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其委托亲属对案涉房产进行实际管理。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案涉房产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刘××主张通过父母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受赠方式取得案涉房产，但其因自身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并未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刘××主张依据离婚协议书已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但其仅依据夫妻内部处分行为排斥对外法定公示物权效力，并无依据。另外，案涉房产用途为商用，并非住宅，总面积达1340平方米，不属于为保障刘××最基本生活居住条件用途。因此，刘××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鉴于案涉房产仍然登记在刘××１名下，对作为登记的权利人财产予以执行并无不当，刘××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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