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施工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除进行工程施工，还负有配合工程档案备案、发票开具等协助义务。就本案而言，古田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存在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的违约行为，且在房屋未竣工验收时即擅自入住。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原审判决判令北方建设在古田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后履行相应的工程竣工资料提交义务，并无不当。关于古田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超额查封及发票开具问题，因古田公司原审时并未提起反诉，原审判决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其可就相应责任另行主张。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42号
【裁判摘要】关于仙谷山公司是否有权以楚峰公司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仙谷山公司与楚峰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仙谷山公司作为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楚峰公司作为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建设成果，而开具发票仅是楚峰公司的附随义务。在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仙谷山公司即负有按《工程结算确认表》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在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仙谷山公司从未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楚峰公司也未曾作出拒绝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的意思表示，仅抗辩仙谷山公司应先支付工程欠款。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合同虽约定开具发票是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但收款方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发票，属于合理抗辩。付款方拒付工程款理由不成立——《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在甲方向乙方付款之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正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并不视为甲方违约”．．．．．．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债权转为出资未履行法定程序不予认定：首先，红旅集团将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与其承诺的出资方式（《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以现金”认购１.２亿元）不符．．．．．．其次，红旅集团与仙谷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1309万元债权也缺乏有效证据支持。红旅集团举示的《审计报告》是其单方委托的，审计的依据是红旅集团提供的财务资料，该《审计报告》系红旅集团单方财务审计，楚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红旅集团也未能提供其与仙谷山公司之间完整的资金往来凭证予以佐证，故《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红旅集团对仙谷山公司享有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红旅集团为证明其足额出资的事实，还举示了仙谷山公司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看，《出资证明》属于单位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仅有仙谷山公司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形式上不符合上述规定。．．．．．．《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交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红旅集团并未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红旅集团主张其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但其所举示的《审计报告》、《出资证明》也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红旅集团作为仙谷山公司股东尚有1309万元出资未到位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46号
【裁判要旨】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账记录、银行对账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康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当负有对该主张举证加以证明的责任。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帐记录、银行对帐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因此，康达公司仅以持有发票而主张付清全部工程款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封某某挂靠盛远公司承建案涉工程，并与不具有施工资质的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签订《建筑工程清包合同》。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并非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三人不具备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资格。故三人关于对案涉厂房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提示】从挂靠人处取得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能否起诉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赛虹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盛远公司施工，封某某系挂靠盛远公司承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后封智高又与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签订《建筑工程清包合同》，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施工。因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故其关于赛虹公司应对案涉债务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分包合同的，应当由被挂靠人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虽案涉工程清包合同系封某某与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所签，但封某某系挂靠盛远公司承建中力科技园二期工程，其就案涉工程所签订的合同应当由盛远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故案涉工程款依法应由盛远公司支付。按照上述结算单，盛远公司应当向任某某、刘某某、王某某支付工程款4470851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11号
【裁判摘要】关于中建三局对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否包括北方置业公司欠付的所有工程款及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的规定：“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故中建三局请求应在北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26328787.50元的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至于中建三局对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否包括北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的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的规定，可以享受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工程款范围是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但工程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是基于承包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而产生的孳息，与工程款本为一体，理应属于优先权的受偿范围。中建三局上诉主张，其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包括欠付工程款及利息，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855号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 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62号
【裁判要旨】工程是否实际竣工不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根据该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及起算点以实际或者约定的竣工日起算，而非以工程是否实际竣工作为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或前提条件。本案中，因海源公司作为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款，因此一审判令中铁建设集团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就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海源公司关于案涉工程并未竣工，中铁建设集团缺乏行使优先权的前提条件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1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已经超出施工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结算或者已交付发包人或者被发包人擅自使用，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可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
【裁判规则】鉴定意见书关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原告已完工程数量及价款”的结论属于以鉴代审，应不予采信。
【摘要】本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书》记载内容，华澳公司与陆港公司对争议项中已完工程量存在争议，但《鉴定意见书》关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原告已完工程数量及价款”的结论属于以鉴代审，应不予采信。鉴于《鉴定意见书》所列证据不足争议项对应的工程量属于案涉《施工合同》《补充合同》约定的工程量，而在华澳公司曾对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进行施工的情形下，陆港公司主张《鉴定意见书》所列证据不足争议项对应的工程量系第三方施工完成，对此陆港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陆港公司未提交相应的施工合同或竣工结算文件且其在二审庭审时陈述无证据证实前述工程量系由第三方施工完成，故陆港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关于《鉴定意见书》中证据不足争议项1818862元应从一审判决确定的欠付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46号
【裁判要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应为实际的竣工验收日而非推定的竣工验收日。
【裁判摘要】至于广宇公司再审审理过程中主张，本案二审过程中广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律师事务所律师，汇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为同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诉讼过程中存在委托诉讼代理人操纵诉讼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该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而且，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必然侵害建设工程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可通过其他途径的保障予以实现。因此，安泰公司关于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约定放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
【裁判要旨】个人挂靠公司以公司名义承接工程，个人组织人员具体施工，向挂靠公司交纳管理费，该个人为实际施工人。
【裁判规则】实际施工人撤回对承包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可以将承包人列为第三人，在查明案件事实后结合实际施工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判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1号
【裁判要旨】劳务分包公司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受到行政处罚的，该公司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裁判摘要】本案中，中海公司认可工程系刘某某雇佣工人所干，刘某某为巨龙新疆分公司负责人，巨龙新疆分公司因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被行政处罚,刘某某的施工行为对外系代表巨龙新疆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巨龙新疆分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中海公司、博海公司以中海公司与博海公司、博海公司与巨龙新疆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为由主张涉案工程与巨龙新疆分公司无关，其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巨龙新疆分公司为实际施工人身份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4号
【裁判摘要】大理十二建司承包案涉工程后，通过吴某某、杨某将案涉工程转包给罗某某施工，罗某某又将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罗七某施工，一审法院认定罗某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有权向大理十二建司主张工程款是正确的。
【解读】实际施工人起诉主张工程价款需对其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罗某某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与大理十二建公司签订了转包合同、组织罗七某等进行劳务施工、购买回填土施工所需的建筑材料、持有相关的施工资料等，罗某某具有实际施工人身份，其作为原告提出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适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52号
【提示】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可以直接起诉发包方？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沈某某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发包人安达公司提起诉讼，安达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沈某某承担责任。安达公司主张上述法律条文中的实际施工人仅指非法转包及违法分包的施工人，不包括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此种狭义理解不符合该条文意旨，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39号
【裁判要旨】层层转包中，实际施工人起诉要求所有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均承担责任的处理。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中天公司与汪某某签订《木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汪某某与张某某达成口头协议，由张某某负责汪某某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张某某与中天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对于张某某而言，其合同相对方为汪某某。张某某可以向违法分包人汪某某主张工程款。《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中天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包人，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此事实均无异议。中天公司并非涉案项目的发包人，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应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天公司既不是涉案工程发包人，与张某某之间也无合同关系，张某某申请再审要求中天公司承担支付款项的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268号
【裁判要旨】层层转包中，实际施工人起诉要求所有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均承担责任的处理。
【裁判摘要】中化四建公司、广厦商丘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2011年10月1日，北海新材料公司与中化四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中化四建公司承建案涉土建、装饰与安装工程。2012年1月10日，中化四建公司与广厦商丘分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将案涉工程的土建及安装部分分包给广厦商丘分公司。此后，广厦商丘分公司又将其分包的工程项目肢解转包于柘城市政公司、宏庆公司、万通公司施工。因此，中化四建公司系本案工程的总承包方，也是分包方，广厦商丘分公司为转包方，柘城市政公司、宏庆公司、万通公司为施工单位。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方、转包方、违法分包方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并未明确转包方、违法分包方应当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转包方、违法分包方亦应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中化四建公司已经足额垫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无需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二审判决由转包方广厦商丘分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柘城市政公司、广厦商丘分公司申诉主张中化四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44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要求发包人给付工程款，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承包人工程款以及承包人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承包人工程款以及合同相对方承包人有破产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适用上述规定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有在转包人和分包人没有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也没有能力支付，而发包人尚存在拖欠转包人和分包人工程款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发包人在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本案中，尹×、袁××原则上应向转包方庆田公司主张工程款，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可能欠付庆田公司工程款，以及合同相对方庆田公司有破产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但尹×、袁××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庆田公司认可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已向其付清案涉工程款，故尹×、袁××上诉请求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6号
【要旨】发包人与承包人拖延结算工程价款，阻碍实际施工人权利的行使，不能成为其拒绝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
【案件争点】发包人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按照《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6条第2款的规定，盛天置业公司作为发包人可以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工程已实际分为两部分施工，李某某对承建的案涉中雅·滨江御城B区1 -11＃楼及地下室工程已基本完成，2015年5月27日案涉工程全部验收合格后，已具备结算条件，盛天置业公司和中鸿建设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及时对工程进行结算，支付李某某工程价款。但直至2016年3月28日一审庭审前，并未完成案涉工程总造价及收付款的结算，原审判决盛天置业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李某某工程款，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一审判决】．．．．．．三、宁国市盛天置业有限公司在欠付浙江中鸿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34152209.39元及利息范围内对李××承担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64063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45638元，由李××负担129127.6元，中鸿建设公司负担192191.4元，盛天置业公司负担322819元；鉴定费65万元，由李锡明负担13万元，中鸿建设公司负担19.5万元，盛天置业公司负担32.5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判决诉讼费负担是否适当的问题。《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原审法院根据拖欠工程款的比例及部分支持李××的诉讼请求的情况，确定三方分担诉讼费及鉴定费用，符合法律规定，盛天置业公司关于不应承担上诉费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89号
【裁判要旨】诉讼过程中发包人提出鉴定申请，法院依法委托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因发包人拒交鉴定费用，经法院协调可以由承包人垫付鉴定费用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据此，即使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进行鉴定的，也可以委托进行鉴定。一审诉讼过程中，华纳公司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通过摇号依法委托建成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因华纳公司拒交鉴定费用，经一审法院协调，由东皖公司垫付了鉴定费用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该鉴定的启动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8号
【裁判要旨】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应根据其专业技术知识独立地开展鉴定活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鉴定亦应由鉴定机构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应根据其专业技术知识独立地开展鉴定活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鉴定亦应由鉴定机构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对于另外39幢别墅的地下部分，鉴定机构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解释，已经覆盖，无法查看。如果全部采用挖掘的方式勘验，必然对已经施工部分造成破坏。因此，晟盛公司以一审未同意采用挖掘方式进行现场勘验的鉴定申请属于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提示】本案系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等提起诉讼，发包人于一审过程中另案起诉要求承包人对工程进行整个或者重置赔偿，巴南应否因此中止审理？
【摘要】本案系隆盛公司要求晟盛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等而提起的诉讼，而晟盛公司于一审过程中在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向隆盛公司另案提起诉讼，要求隆盛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整改，若无法整改则要求重置赔偿800万元（暂计），故晟盛公司提出中止本案诉讼的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应当中止诉讼。就本案情况而言，本案无须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应中止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5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造价鉴定报告，可否作为法院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有争议，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向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释明。当事人经释明未申请鉴定，虽申请鉴定但未支付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工程造价鉴定由金程公司于诉前单方委托。中鼎公司作为具有相关鉴定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依据《施工合同》，经现场勘查，剔除未施工内容后，作出《工程造价编制报告》。凉州区交通局不认可该报告，但经一审法院释明，该局不对工程造价申请鉴定，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报告存在程序违法或结论缺乏依据等不应被采信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采信《工程造价编制报告》并据此确定本案工程造价，具有法律依据。凉州区交通局关于一审判决错误采信《工程造价编制报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不能证明司法鉴定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亦不能证明鉴定意见存在缺陷的，对其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批准。
【裁判摘要1】关于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长城能源公司上诉主张力达公司的鉴定资质取得不合法，涉及主管鉴定资质认定的行政机关的意见，长城能源公司该项质疑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力达公司系由长城能源公司、中环建设公司协商一致所确定的鉴定机构，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鉴定人员赵相荣、丛树茂亦取得煤炭行业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长城能源公司在力达公司作出鉴定意见前未对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问题提出质疑，长城能源公司提出质疑后，力达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长城能源公司不能证明该说明的内容不属实。据此，本院不能认定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不合法。长城能源公司以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不合法、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为由提出上诉，证据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2】 关于一审法院应否批准长城能源公司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经查，长城能源公司不能证明本案司法鉴定具有以上规定的情形，力达公司认为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漏项、缺项，没有必要进行补充鉴定，长城能源公司亦不能证明力达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存在缺陷。故一审法院对长城能源公司提出的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未予批准，不违反法律规定，长城能源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盛公司与省建七公司签订的中匈友好国际大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设备安装工程及±0以上土建工程的承包价11.168万元。根据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和大中型划分标准的规定》，该建设工程应认定为大型建设项目，依照建设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的规定，大型建设项目的造价评估鉴定应由甲级资质的造价咨询估价机构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委托甘肃信诺房地产咨询估价中心（系乙级资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评估鉴定不妥，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上诉人中盛甘肃的该项请求有理，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江苏南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是原建设部的部颁规章，属于管理性规范，不能作为评判鉴定意见效力的依据，为新的观点，应以此为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7号
【裁判要旨】存在共同债务人且协议中未约定承担按份责任的，债务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经查，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12日签订了《备忘录》、《补充备忘录》，其中明确约定由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共同向昆仑公司承担案涉工程±0.000以上、以下工程款，非正常施工损失费、财务成本增加的付款责任。即根据该三方以备忘录形式所签协议的内容，安徽省文化厅、文越公司为支付相关款项的共同债务人，且协议中未约定按份承担责任。昆仑公司虽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安徽省文化厅与文越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但其上诉要求安徽省文化厅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合同依据。在此情况下，如果其中一方债务人退出债的清偿，则需债权人明确表示同意。本案中，虽然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另就±0.000以上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由文越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但昆仑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免除安徽省文化厅的付款责任，安徽省文化厅仍应依约承担相应付款责任。
【裁判规则】原告主张一人公司的股东与该公司存在人格混同，鉴于该股东未举证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其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关于机关服务中心应否对文越公司应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经查，文越公司是机关服务中心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机关服务中心是文越公司的唯一股东，虽然机关服务中心并非文越公司与昆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机关服务中心在本案中应就其是否与文越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承担举证责任。鉴于机关服务中心在昆仑公司主张其与文越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只是辩称自己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仍未举证证实文越公司财产独立于机关服务中心财产，故其应对文越公司欠付昆仑公司的相关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以昆仑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文越公司与机关服务中心财产混同为由，判令机关服务中心不承担连带责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判决民事责任承担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5号
【裁判要旨】挂靠人可以放弃对被挂靠人主张工程款的实体权利，仅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本案中，对于金花公司和中建公司而言，迪旻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建设工程纠纷案法律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迪旻公司有权向发包人金花公司主张工程款，金花公司应当在其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迪旻公司承担支付责任。金花公司与中建公司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结算造价为109603346元；双方无争议已付款为66313649元，有争议部分为5758381.14元，该5758381.14元因大多涉及质量问题扣款，应是金花公司请求范围，但金花公司在本案中未就涉案工程施工质量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将该争议部分款项计入金花公司已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金花公司与中建公司结算造价为109603346元，减去已付款66313649元，欠付工程款应为43289697元。涉案工程竣工后，中建公司与迪旻公司进行了结算，迪旻公司应得的工程款为105219212元，迪旻公司已经收到工程款为66040236.28元，还有39178975.72元未收到，在金花公司应付未付的工程款范围之内。故本案应判令金花公司向迪旻公司支付工程款39178975.72元。原判决判令中建公司向迪旻公司付款，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原判决不支持金花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迪旻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均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32号
【裁判要旨】根据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记载的建设单位名称，结合中标通知书的发放主体、施工合同的签订主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主体等，认定案涉项目的开发主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18号
【裁判要旨】如果代建单位以发包人身份将整个代建工程发包人给施工单位施工，代建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是建设工程发包人与承包合同关系；如果代建单位将建设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施工单位，其与施工单位之间是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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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84号
【裁判要旨】原告未举证证明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主张夫妻公司参照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结合原审查明的事实，力腾公司系李某和其妻子常某某出资设立，公司股东并非一人且均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天虹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李某的财产与力腾公司的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天虹公司主张参照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李某的连带清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李某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规则】原告起诉表示合同效力问题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准，且表明即使合同无效，其诉讼请求数额也不变更，而仅将请求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请求赔偿损失，故一审未向其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不构成程序违法。
【摘要】本院认为，天虹公司虽未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效力，但其请求力腾公司支付欠款本金及迟延付款违约金的基础为《总承包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时查明，涉案合同签订前未依法进行招标投标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确与天虹公司主张的合同效力不一致。但经查，就《总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曾明确要求天虹公司于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而天虹公司提供的书面回复意见，一方面承认涉案工程确实未履行招投标程序，一方面表示合同效力问题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准，且表明即使《总承包合同》无效，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具体数额也不变更，而仅将请求力腾公司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请求其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赔偿损失。据此，一审未予明确释明并未影响天虹公司诉讼请求，同时天虹公司亦知道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其诉讼请求的关系，故天虹公司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裁判要旨】母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不应就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并不能否定股东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
【裁判摘要】股东以债转股形式完成增资或实缴出资的，未变更工商登记不影响债转股效力和股东实缴出资认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之规定，债权人单方作出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部分或全部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太西煤集团将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即包含向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免除4亿元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太西煤集团于《承诺函》中保证该债务的真实性，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以债权人身份向金阿铁路公司主张，其单方法律行为已经产生了金阿铁路公司4亿元债务消灭的效果。第二，太西煤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与金阿铁路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同意将太西煤集团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增注册资本4亿元，且《承诺函》中承诺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债转股事宜真实有效。第三，2015年11月23日，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后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太西煤集团出资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100%，证明太西煤集团增资4亿元情况属实，亦符合金阿铁路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中“最终注册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100%”的规定。第四，金阿铁路公司股权因办理出质登记而被冻结，暂无法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非为损害债权人中铁十五局的权利而恶意拖延。且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不能否定太西煤集团已经实际出资8亿元的事实。综合以上，太西煤集团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应就金阿铁路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
【提示】因PPP协议引发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
【裁判要旨】采用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争议属于民事而非行政纠纷。
【裁判摘要】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河南省辉县市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关爷坪的新陵公路，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具有营利性质，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40号
【裁判要旨】BOT投资协议中工程回购款争议属于民事而非行政纠纷。
【裁判规则】特许经营项目回购依据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特许经营协议终止后，案涉工程回购款的支付依据纠纷不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交通局行政主体的身份并不必然决定本案为行政纠纷，BOT协议中交织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民事合同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主体重叠，不能因此否认双方民事合同关系的存在及独立性。争议法律关系的实际性质，不能仅凭一方主体的特定身份确定，需判断争议是否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相关。根据《行政诉讼法》(1990年)第11条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本案当事人间就回购款支付依据发生的争议，不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有关回购原因的行政行为与回购争议本身相互独立，对回购依据的争议，独立于相关协议终止前的行政行为，属于民事纠纷。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