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3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提供承包人的项目经理出具的欠条，承包人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在该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对欠条真实性应由最便于提供证据的承包人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摘要】诉讼中杨某某依据张某某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欠条》上有张某某签字，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按常理推断，《欠条》应系由甘肃三建集团出具，但甘肃三建集团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在该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对《欠条》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应根据举证便利性原则进行分配,即由最便于提供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甘肃三建集团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张某某系其授权管理项目部的项目经理，现《欠条》载明系由张某某签字确认并加盖项目部印章，由甘肃三建集团举证证明项目部印章及张某某签名的真实与否，必然较由杨某某提供证据更为便利，故上述事实的证明责任应由甘肃三建集团承担。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以自己的名义将其他家庭成员名下的房屋出卖给他人，该行为对房屋所有人是否有效，须判断房屋所有人是否事前知晓且同意。为此，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房屋产权证书、钥匙是否为房屋所有人持有，对价支付情况，买受人实际占有房屋持续时间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定。
摘要2：【解读】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以自己名义将其他成员名下的房屋出卖，房屋所有人事前知晓且同意的，对其有约束力。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9095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经营者故意隐瞒重大风险，造成相对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达成免责合意，应当认定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不包括承担被隐瞒的重大风险，免责合意的范围仅限于签约后发生的不确定风险。
【裁判摘要】责任限制型格式条款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转移约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签约时，经营者除了需要对条款内容进行重点提示，还应当对免责范围内已经显露的重大风险进行如实告知，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经营者故意隐瞒重大风险，造成相对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达成免责合意，应当认定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不包括承担被隐瞒的重大风险，免责合意的范围仅限于签约后发生的不确定风险。在后续履约中，因恶意隐瞒重大风险最终导致违约情形发生，经营者主张适用免责条款排除自身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1】法院认为，系争责任限制条款属于被上诉人亚绿公司事先拟定，并在房屋销售中重复使用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的范畴。系争责任限制条款使用了小号字体，而且根据当事人陈述的签约过程分析，亚绿公司并未采取足以引起注意的方式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系争责任限制条款虽然以列举免责事项的方式限制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范围，但并未绝对免除亚绿公司的违约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系争责任限制条款属于可撤销的格式条款，而非绝对无效之格式条款，因张某1、张某2在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内并未申请撤销该条款，故该条款仍属有效。
【摘要2】法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信赖利益价值高于格式条款提供者被上诉人亚绿公司的责任风险限定利益。交房期限条款与系争责任限制条款之间的互补逻辑关系应解释为：系争责任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限于签约后发生的不确定风险事项，不能适用于签约时被隐瞒的现实风险事项。
【摘要3】本案中，被上诉人亚绿公司在 2015年3月27日就已明知配套工程受阻停滞，产生了现实的延误风险，但其在2015年 8月15日签约时并未向上诉人张某1、张某2告知该风险事项，而是承诺于2015年12月31日交房。配套工程受阻停滞的现实风险产生于系争预售合同签订之前，在后续没有出现新的风险事项的情况下，原有的风险状态持续延展，最终导致系争房屋于2016年7月1日才完成交付。亚绿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了对交房期限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承诺，无权就配套工程延误主张适用系争责任限制条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70号
【裁判摘要】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中的房屋建立于不锈钢厂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之上，因此其处分房屋时必然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国务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亦明确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上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房屋所涉及的土地为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人不锈钢厂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不具有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处分的权利，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另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相关规定，本案在起诉前也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抗字第41号
【裁判要旨】政府批准在划拨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由此形成的房地产项目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该房屋买卖行为不会造成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控制权的流失和国家利益的损害。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本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旨在维护国家土地管理秩序和打击擅自改变划拨土地的使用用途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而本案中呼和浩特市政府已经批准了在划拨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由此形成的房地产项目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并未突破呼和浩特市政府的优惠政策的范围和国家土地管理的目的。......因此，涉案房屋买卖行为不会造成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控制权的流失和国家利益的损害。......综上，普利商城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划拨土地上进行商品房开发建设的项目，瑞德康公司通过市场交易已经合法取得了普利商城的所有权。在普利商城所有权已经过户的情况下，普利公司不积极履行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义务，为瑞德康公司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反而两次提起诉讼，意图收回普利商城，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瑞德康公司愿意缴纳普利商城占有范围内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未扰乱国家土地管理秩序和损害国家利益。二审判决驳回普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要求普利公司协助瑞德康公司办理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既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又保护了国家土地管理利益的做法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在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为防止借款无法按期收回而要求借款人提供不动产作为债权担保的，双方应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出借人回避抵押担保制度，选择指定第三人与借款人签订委托合同并由该第三人取得出售借款人的不动产等重大权利的，此时委托合同虽意在实现抵押担保功能，但其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受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则之制约。
二、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负有遵照委托人指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善意处理委托事务之法定义务。受托人无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与切身利益，转而根据出借人指令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即使该处分行为对交易相对方发生效力，受托人仍应就其严重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受托人无视委托人利益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的，即使该处分行为发生效力，仍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86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互为对待给付，根据双方所签一系列合同、协议所载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除房屋转让之外还存在建设约定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
【裁判摘要】尽管本案当事人法律关系与单纯、独立的房屋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存在一定差别，即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互为对待给付，但根据双方所签一系列合同、协议所载内容，可以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除房屋转让之外还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6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79号
【提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与房屋代建合同纠纷的认定。
【裁判摘要】就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实质而言，优幸公司与大团镇政府对于案涉项目的建设并无纠纷，优幸公司于本案诉请的基础在于大团镇政府迟延支付房屋回购款，故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性质应该属于项目回购纠纷。该种项目回购纠纷的实质系大团镇政府支付购房款，优幸公司交付房屋，故此种法律关系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属性，应界定为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为房屋代建合同纠纷，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号
【裁判要旨】因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导致合同无效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赔偿）不包括租金损失。
【裁判摘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即不存在继续履行问题，故基于合同有效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赔偿损失的范围。本案中，徐某主张的房屋租金损失，系其经营期间向案外人租赁经营场所发生的费用，徐某认为如果富临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其就可以避免对外支付上述租金。本院认为，因本案中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徐某就不能再期待依据该无效合同取得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因此，该房屋租金不是合同无效必然造成的损失，属于徐某开办公司和批发中心的经营成本，徐某诉请富临公司赔偿其房屋租金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租金损失不应作为合同无效的损失赔偿范围，故富临公司再审中提交的与租金损失相关的证据，与本案已不具有关联性，对此不予采信。原判决将房屋租金损失认定为合同无效后徐某的经济损失范围并判决富临公司支付徐某房屋租金损失2207756.25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富临公司主张的不应负担房屋租金损失的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买受人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后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部分房款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双方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的权利以作出处理，不能认定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债权。
【裁判摘要】依据1996年1月9日富裕达公司与万事通公司、国电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合同》，万事通公司以10614.5万美元购买案涉房产，取得该房产65%的权益。合同签订后，万事通公司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第三、第四期及其后数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2亿元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该公司并未取得案涉房产65%的产权。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系因万事通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万事通公司与富裕达公司一直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理，故目前不能认定万事通公司对富裕达公司享有债权。而且，依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万事通公司逾期支付第三、第四期购房款超过30日的，富裕达公司有权没收第一、二期购房款。万事通公司在支付前两期款项后未按约定支付后续款项，富裕达公司没收万事通公司已付2亿元购房款符合合同约定，不构成不当得利，再加之万事通公司在本案诉前从未向富裕达公司主张降低违约金，故万事通公司的债权受让人信达辽宁分公司无权向富裕达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降低违约金。综上，信达辽宁分公司依据《声明及授权书》向富裕达公司主张返还1.9亿元，理据不足，二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处理一房二卖情况下的合同履行问题，可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缔约真实性、签约时间顺序、付款程度、合同备案情况、讼争不动产的占有事实、预登记情况等方面加以评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50号
【裁判要旨】部分房屋转让给案外人且已经办理过户手续或者办理网签的，针对该部分房屋的履行，已出现客观障碍的处理。
【裁判摘要】针对该三套房屋的履行，已经出现了客观障碍。经本院释明，江山重工公司称其不变更诉讼请求，但其确认的该项诉讼请求为“继续履行合同，在不能交付房屋的情况下，按实际的销售价格进行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第（七）项为“继续履行"，第（八）项为“赔偿损失"。江山重工公司在再审庭审中所明确的诉讼请求，即为在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请求赔偿损失。本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7号）第七条规定，“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构成另案诉讼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本案再审中，江山重工公司提出了“赔偿损失"诉讼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因江山重工公司不同意调解，本院无法予以审理。故驳回江山重工公司对2-1-24-1、2-1-24-2、2-2-24-2号房产的诉讼请求，其可就这3套房屋另行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外人不能以查封后的另案仲裁裁决阻却执行
【裁判要旨】执行法院查封房产后即具有固定权利现状、排除之后物权变动的效力。案外人以查封后作出的另案仲裁裁决解除购房合同为由，主张实体权利要求阻却执行，不应得到支持。另案生效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应严格审查。当事人虽无须举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依法不予认定。
【案号】一审：(2017)苏10民初8号；二审：(2017)苏民终1341号
摘要2：
摘要1：——开发商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诉讼时效
【裁判要旨】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具体来说，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逾期办证违约金数额的，为一时性债权，从约定或法定的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诉讼时效；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以日或月为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数额的，属于继续性债权，对每个个别的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同时，办证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即便逾期办证违约金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未获法院支持，买受人仍然可以请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办证义务。
【案号】一审：(2015)南民初字第1213号；二审：(2016)桂08民终343号；再审：(2017)桂民再369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未行使约定解除权但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可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
【摘要】《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的约定解除权，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的法定解除权，两者之间在行使上并不矛盾或互相排斥，在当事人未行使约定解除权、但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时，可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本案中，虽然当事人在《协议书》中约定了解除条件，但通盛公司未予行使的行为并不导致其法定解除权的丧失，故其有权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协议书》。综上，通盛公司通过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请求解除案涉《协议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13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对方之间合同关系时超过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认定其解除权依法已经消灭。
【爱拼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张掖城投公司与刘岗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未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签订合同时，张掖城投公司即已经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在双方都不存在向对方催告和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到张掖城投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向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刘岗之间合同关系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解除权的法定行使期限。故一审判决张掖城投公司的解除权依法已经消灭，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5）启开民初字第01662号，（2015）通中民终字第0313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将特定主观目的作为合同条件或成交基础并明确约定，则该特定主观目的之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制范围。如开发商交付的房屋与购房合同约定的方位布局相反，且无法调换，购房者可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赋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案涉房屋内部布局左右相反导致张某某、徐某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购房合同。
其一，合同目的包括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客观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当事人购房的客观目的在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用于居住、孩子入学、投资等，影响合同客观目的实现的因素有房屋位置、面积、楼层、采光、质量、小区配套设施等，客观目的可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通认知标准予以判断。主观目的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和本意。一般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合同目的不包括主观目的，但当事人将特定的主观目的作为合同的条件或成交的基础，则该特定的主观目的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制范围。
其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约定明确。从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取生置业的宣传图片还是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均明确了房屋进门后的左右布局。取生置业在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加盖合同专用章，该附件并未提醒购房者，实际交付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可能与平面图相反。取生置业辩称其工作人员在销售房屋时曾明确告知，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张某某、徐某某所购房屋为期房，在购房时参观的样板房也与实际交付的房屋不一致，无法据此推断张某某、徐某某明知所购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与合同约定相反。
其三，张某某、徐某某对于房屋内部左右布局明确约定并作为特定的合同目的，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害第三人权益，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尊重和保护个体通过自身价值判断自由选择合适房屋的合法权利。房屋并非普通商品，购房者对所购房屋的谨慎选择符合生活常理。由于取生置业并未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布局的房屋且无法调换，致使张某某、徐某某购买符合购房合同附件中约定布局房屋的合同目的落空，张某某、徐某某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确认。张某某、徐某某于2015年7月16日向取生置业发出律师函，告知取生置业构成根本违约，要求其拿出解决方案，但未明确解除合同，故法院确认案涉购房合同的解除时间为一审期间起诉状副本送达取生置业之日即2015年8月1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号
【裁判要旨】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并非单纯债权转让合同，还有工程款结算以及变更履行方式的条款，当事人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中盖章表明其确认结欠工程款及变更履行方式。
【裁判规则】当事人多次推翻己方在之前庭审活动中所作陈述，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
【摘要】民贸公司在多次庭审或询问活动中否认二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二建公司在多次庭审或询问活动中否认作为名义施工单位，承建案涉工程项目的事实，并随意推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民贸公司、二建公司多次推翻己方在之前庭审活动中所作陈述，未正当行使其诉讼权利，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对二建公司刘某某所作陈述及《证明》记载内容不予采纳，符合法定的证据采信标准，本院予以确认。二建公司刘某某的陈述及二建公司《证明》并不能否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准许民贸公司申请鉴定二建公司印章，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约继续履行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答：买受人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当然涵盖请求出卖人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亦包括因出卖人未依约交付房屋而增加的税费。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38号
【裁判要旨】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订立在法院查封之前，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与第三人之间的转租合同虽订立在法院查封之后，但该转租合同不应被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中，一方面，大富豪公司与跨世纪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订立在法院查封之前，大富豪公司与吉大一院之间的转租合同虽订立在法院查封之后，即涉案房屋在大富豪公司与吉大一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虽已因案外人赵某申请执行案件而被法院依法查封，但吉大一院在其租赁期限内承接了大富豪公司的承租权，该承租行为并未增加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负担，大富豪公司与吉大一院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应因签订在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后而被认定为无效。另一方面，涉案房屋在大富豪公司与吉大一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已经由房屋所有权人跨世纪公司抵押给宽城支行，且因宽城支行依据法院生效判决申请执行而被查封。但跨世纪公司在与宽城支行签订抵押合同之前，已经与大富豪公司签订了出租合同，故跨世纪公司与大富豪公司之间的原租赁关系不受宽城支行抵押权的影响，大富豪公司仍可继续承租本案涉案房屋，在跨世纪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大富豪公司有权就涉案房屋进行转租。吉大一院对涉案房屋的租赁期限没有超出大富豪公司租赁期限，吉大一院在其租期内承接了大富豪公司的承租权，并不受抵押权的影响。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在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在法院查封之后签订的转租合同也属于有效合同。
【裁判规则】承租人使用涉案房屋持续处于风险中而没有得到出租人的保证，其行使后履行抗辩权符合法律规定，未按合同约定给付租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摘要１】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从吉大一院的履行情况看，吉大一院在2010年8月19日与大富豪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于当日接收房屋，但于接受房屋10余天后即2010年9月1日就接到了吉林中院（2010）吉中民执字第33号公告，并被告知在查封期间非经该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查封的财产有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承租、出租等行为。有鉴于此，吉大一院虽接收占有了涉案房屋，但在使用过程中受到了限制，致使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故其于2011年8月25日向法院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由于出租人跨世纪公司将涉案房屋在出租给大富豪公司之后，因欠付赵某工程款，而被法院将涉案房屋依法查封，同时又抵押给宽城支行，造成了吉大一院在承租房屋的过程中存在不能继续使用的风险，吉大一院行使后履行抗辩权，中止给付租金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
【摘要２】以起诉方式解除合同的解除时间确定——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在一审法院受理的（2011）吉民一初字第2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事案件中，吉大一院是本诉原告，大富豪公司是反诉原告。在该案中，吉大一院和大富豪公司均诉请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且各自的民事起诉状均已向对方送达，大富豪公司于2011年9月28日收到吉大一院民事起诉状副本，吉大一院于2011年11月29日收到大富豪公司民事起诉状副本，后双方于2012年9月27日撤回了该案的诉讼。......综合上述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皆有明确表示解除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合同合意解除的时间为最后收到对方民事起诉状的时间即2011年11月29日，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43号
【裁判要旨】承租人被法院裁定通知冻结并提取出租人租金的，应当认定承租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其未支付租金不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做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１）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第67条规定：“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据此，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即负有不得向其债权人即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否则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人民法院亦可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本案中，酒店公司自2010年6月23日起，先后收到有关法院作出的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并提取平和公司在该酒店公司享有的租金收益。虽然本院认定本案的实际出租人为铜锣湾公司，鉴于平和公司与铜锣湾公司之间亦存在租赁关系，在酒店公司只负有支付一次租金义务的情况下，法院限制其向平和公司支付并通知提取相应租金，酒店公司即负有依法协助法院执行生效裁判的义务。直至本案二审判决作出时，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仍然对酒店公司具有法律效力，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酒店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其未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违约，铜锣湾公司主张酒店公司支付违约金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问题提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如何确定？
【要点提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缔约优先购买的请求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须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充分考虑承租人居住安全利益、出租人稳定财产占有关系以及善意第三人交易安全保护三者之间的价值衡量原则。在接到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15日内，承租人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审判实践中，出租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自出卖人出卖房屋届满1年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亦应归于消灭。
【案例索引】
一审：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0）石民初字第3398号（2010年10月29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20855号（2010年12月13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29号
【裁判要旨】申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成立在后的租赁关系，依法不能产生阻却执行法院对涉案资产拍卖行为的效力。
【摘要】本案中，良龙公司基于其对涉案资产的所谓租赁权对拍卖行为提出的异议，属于利害关系人异议，鄂州中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有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9号
【裁判要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属于民事纠纷而非行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民事审判实践制定该解释，解释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及其调整、土地用途变更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即该司法解释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性质有明确界定。且“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也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明确规定。从本案《成交确认书》的内容来看，一是确认成交地块的位置、面积和成交金额；二是确认双方随后签订正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从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来看，双方争议的是《成交确认书》能否履行、未能履行的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并非对淮南国土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提出异议。双方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行为，符合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是适当的。
【摘要1】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案涉地块的拍卖出让文件《竞买人须知》第二十六条规定“竞得人在本次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协议处理，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就是说，关键是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禹洲房产公司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竞得签订案涉五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资格，并于当日与淮南国土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双方在拍卖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争议，拍卖行为已经完成。《成交确认书》中明确约定“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成交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本案双方争议的是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淮南国土局关于本案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的规定，淮南国土局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有关证据资料，显然超过了举证期限，且所举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没有组织质证不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
摘要2：【解读】签订《成交确认书》说明拍卖行为已经完成，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40号
【裁判要旨】合同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限制。
【解读】如何确定出让人对受让人的合同利益进行适当赔偿的范围？
【裁判摘要】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民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依法解除合同并返还已经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10年12月10日，即绥中国土局收取绥中中科公司的土地出让金数日后，东戴河管委会向绥中中科公司第四次发函，通知绥中中科公司一周内退出场地归还建设用地，不允许绥中中科公司继续施工。2011年4月17日，东戴河管委会召开主任办公会议，对绥中滨海经济区控规进行调整，将包括案涉项目用地在内的202.3亩工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绥中国土局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时，距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订仅有半年，即使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两年的投产期限尚未届满。上述土地性质调整的事实表明，绥中国土局主观上已不愿、客观上已不能再继续履行案涉出让合同。故案涉出让合同不能继续履行，难以归咎于绥中中科公司开发建设进度缓慢。2011年5月19日，绥中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绥中国土局《关于收回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案涉项目用地被收回。2012年4月18日，绥中国土局将诉争土地使用权以二类居住用地条件另行出让案外人。绥中中科公司随即发函提出异议。涉案用地性质变更后另行出让给案外人，显然背离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初衷，客观上终结了招商引资进程，实现了绥中国土局所追求的土地变性为开发用地的意图，显然从根本上违背了作为引资兴办的高科企业绥中中科公司落地投产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投资主体签订招商引资合同后，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有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控制性规划调整，绥中国土局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设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内，将案涉项目用地另行出让。综上，绥中国土局对绥中中科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00号
【基本案情】
1.一审原告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绥中拜克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50802896.9元，并承担律师费和本案所有的诉讼费。
2.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诉讼双方系因政府收回土地而产生的纠纷，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关系非民事案件调整范畴。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四）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北京中科拜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绥中中科拜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起诉。
3.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管委会虽然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但在对外签订民事合同，实施民事行为时，与合同相对人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虽然政府部门最后收回涉案土地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但是并未否定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裁判要旨】因土地出让合同引起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5号
【裁判摘要】开发区管委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本案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订立主体系常昆工业园管委会与常昆大酒店，在常熟国土局对合同未予追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约定交地义务不足以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土部门随后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
【法理提示】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交地事项作出约定，不能必然得出案涉法律关系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更不能以此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关系的性质。在具体判断国有土地出让还是转让关系时，应结合两者在合同签订主体、标的土地使用权用途及其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加以正确界定。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1页】
【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与转让合同区别。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20号
【裁判要旨】因违约方未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对方因违约而获有利益的，不予扣除。
【裁判摘要】青州国土局提交《世纪鸿基花苑项目住宅网签情况明细表》、《龙苑项目住宅网签情况明细表》、《龙苑项目预售许可情况明细表》作为新证据，证明因楼盘价格大幅攀升，开工时间延迟没有给丛亿公司造成损失反而带来更大的利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青州国土局在原审中从未主张扣减丛亿公司因延迟开工所获得利益，故原审判令青州国土局赔偿利息等损失且未予扣除相关涨价利益，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青州国土局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等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并提出扣除主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64号
【裁判要旨】转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合格发票的，受让方享有抗辩权，可以拒绝转让方支付转让尾款的履行要求——判决日新会社向金昌公司交付合格的发票，符合日新公司和金昌公司在《土地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不能视为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虽然金昌公司并未提起反诉，但向金昌公司交付合格发票是日新公司的合同义务，而且是在先履行的义务。在日新公司提供的发票不合格的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金昌公司作为后履行义务的一方，享有抗辩权，可以拒绝其履行要求。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