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16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16号
【裁判要旨】委托持股关系已通过签署《确认函》的方式予以解除，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其签署的《确认函》的事实的，应认定委托持股关系解除。退股款的是否收悉并不能直接证明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与否。
摘要2：
浙江宁波中院判决朱晓燕诉王建民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摘要1：浙江宁波中院判决朱晓燕诉王建民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据未收回债务是否履行的证明
【案号】（2011）甬镇商初字第390号；（2012）浙甬商终字第457号
【裁判要旨】借款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借据未收回情况下，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否则仅凭转账凭条，一般不能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
摘要2：
分公司使用私刻印章以自己名义对外举债的责任是否由总公司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172号
【裁判要旨】
1.分公司未经审批部门同意私自刻制合同专用章，并以其个人名义使用该合同专用章与债权人签订借款协议。因分公司不具企业法人资格，其对外实行的民事行为应由总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且公章的使用和管理应属于公司内部问题，公章系私刻的事实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在该笔借款到期分公司未予清偿时，总公司应对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2.当事人因借贷纠纷被诉至原审法院，原审作出民事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向再审法院申请再审，并提交相关证据。虽然当事人向再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是在原审庭审终结之前形成，且与原审诉讼请求具有不可分性。但是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具有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明力，且部分证据已被原审法院审查认定过，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故再审法院有权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
摘要2：
有表面瑕疵的证据仍可依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其效力——案件证据虽有表面瑕疵，但抗辩方并无证据否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应按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其证明力
摘要1：【实务要点】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关键证据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瑕疵，但抗辩方并无证据推翻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应按优势证据原则，支持提交较多较有利证据一方的主张。仅因合理怀疑，不足以推翻瑕疵证据的证明力。
【案例索引】天津高院(2010)津高民二终字第0028号《杨士英诉天津市聚华实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有瑕疵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定》
摘要2：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泰中执异字第0019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泰中执异字第0019号
【裁判摘要】根据苏豪公司提供的证据，苏豪公司为保证造船合同的履行，向船东出具了银行保函，在港华公司未按合同全部交付船舶前，苏豪公司根据《8艘荷兰船舶建造项目代理协议》，对为建造8艘船舶所购材料享有所有权。但由于钢板及废钢被港华公司合法占有，且港华公司拥有质物的合法凭证，质权人有理由相信港华公司对质物享有所有权，其在接受质物的过程中对质物权利的审查已尽到了注意义务。港华公司虽称在融资贷款时向银行提供了全部证据，但《8艘荷兰船舶建造项目代理协议》中关于船舶及材料所有权的约定足以推翻港华公司向银行提供的其他全部证据，对于处于经营困境急需融资的造船企业而言，在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质物拥有所有权的同时，再提供一份相反证据，无法令人相信。本院对质权人善意取得质权的意见予以采信。上述质物虽存于港华公司厂区并处于流动质押，但出质人向质权人及监管公司出具了出质通知，质权人委托监管公司对质物进行监管，监管公司对质物建立了台帐和月报制度，实施了有效的监管，应当视为质物实际交付并处于质权人占有之下，符合动产质押的法律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这表明，法律对类似本案之质权予以承认和保护。出质人与第三人对质物所有权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质权人。
摘要2：
行政诉讼再审事由
摘要1：再审事由——（１）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２）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３）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４）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５）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６）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７）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８）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摘要2：【注解】未将本案有关违法违纪犯罪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定再审事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08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9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958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应当有能力在举证期限内收集和提交的证据，但其逾期提交存在过重大过失，且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法院对于该证据可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国电民权公司再审审查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其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及刑事卷宗笔录形成时间为2011年，其起诉时间为2013年，此时上述证据已经客观存在，但国电民权公司并未在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而是在一审开庭数月后才提交，已超出了举证期限。该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双方已经采样、检验、收货、付款、开具发票等完成交易的事实，一、二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未予采信，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摘要1：（１）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确认的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权利能力不是能力，实际是指主体资格或地位，民事权利能力是参加法律关系的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在民事诉讼上对应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当事人能力）。
（２）民事行为能力是指以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思表示参加法律关系的资格。民事行为能力是意思能力。
【民法典标签】Ｄ１３－２５；Ｄ１１５５：Ｄ１３ Ｄ１４ Ｄ１５ Ｄ１６ Ｄ１７ Ｄ１８ Ｄ１９ Ｄ２０ Ｄ２１ Ｄ２２ Ｄ２３ Ｄ２４ Ｄ２５ Ｄ１１５５【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起止】【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平等】【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判断标准】【胎儿利益的特殊保护】【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法定代理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与恢复】【自然人的住所】【胎儿预留份】
摘要2：【解读１】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何时开始？——根据《民法典》第１３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１）自然人一旦出生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一般认为出生必须具备两项条件：
Ａ．胎儿与母体分离（胎儿与母体分离之后即为法律上的人）；
Ｂ．与母体分离之际保有生命（即是“出生”）。
（２）死亡是自然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的唯一法定事由。
【解读２】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民法典》第１５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判断标准依次为：（１）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２）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３）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解读２】死亡证明由哪些组织出具？——（１）由医疗单位出具死亡医学证书（自然人死于医疗单位的）；（２）由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或基层卫生医疗单位出具证明（自然人正常死亡）；（３）由公安司法部门出具死亡证明（自然人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正常死亡的）；（４）殡葬部门出具火化证明。
【解读３】胎儿是否具有继承遗产资格？——根据《民法典》第１６条、第１１５５条规定，胎儿具有继承遗产资格。
【解读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区别？——（１）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条件；（２）所有自然人都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不一定有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典第１８条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
【解读５】认定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序如何规定？——（１）认定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需要法院作出判决；（２）申请人为利害关系或者有关组织。
【注解】《民法典》第１５条规定，死亡时间以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该规定为采用脑死亡时间作为死亡时间提供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烟台市京蓬农药厂诉潍坊市益农化工厂商标侵权纠纷案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烟台市京蓬农药厂诉潍坊市益农化工厂商标侵权纠纷案的答复（2000年4月17日[1999]知他字第5号函）
【摘要】烟台市京蓬农药厂（以下简称京蓬厂）的“桃小灵”注册商标与潍坊市益农化工厂（以下简称益农厂）的“桃小一次净”商品名称都具有区别商品品质和来源的标识作用，“桃小”在其中均是起主要识别作用的部分，“灵”与“一次净”都均有功效显著之意，因此，两者的字型和含义存在一定的近似之处。本案的关键问题就是判定这种“近似”是否足以造成消费者的误认，即是否符合《商标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2）项的规定，属于《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4）项所指的对他人的商标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关于执行〈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七条的解释，“足以造成误认”是指会造成对商品来源的误认，或者会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联系的错误认识。从本案现有材料看，证明已经在客观上造成误认的证据似有不足，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判定足以造成误认的证据也不扎实，原审判决作出使消费者产生两者存在一种特殊联系感觉的认定，在事实依据方面尚有所欠缺。但你院倾向性意见所述理由似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认定。理由是：1.字型结构、词语组合、包装装潢上的明显差异不能作为否定两者近似并足以造成误认的充足理由，因为认定近似并不需要在字型、读音、含义三方面均构成近似，而且包装装潢的异同不能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依据。2.虽然“桃小”是昆虫的通用名称，商标权人不能以其注册了“桃小灵”商标而限制他人使用该词汇，且农药行业有将药物防治对象与防治效果组合命名的惯例，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桃小”均是正当合理的。判断正当与否，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是否造成了对他人商标权的损害来认定。如果本案“桃小灵”与“桃小一次净”之间构成近似并足以造成消费者的误认，则益农厂使用“桃小”就是不正当的，要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此外，从京蓬厂提供的证据看，似已发生了农药经销商产生“桃小一次净”是“桃小灵”替代产品错误认识的客观事实，经销商虽然不是最终消费者，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消费者的主观判断。你院复查本案时应当考虑这一情况。
摘要2：无
惠尔普法|信访答复函能否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摘要1：解答：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职权制作的信访答复函性质上属于公文书证，所记载的事项推定推定为真实，且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国家机关超越职权制作的信访发复函所载明的事实不具有公文书证的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摘要2：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60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6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各方对古田县国土局、古田县信访局、宁德市人民政府三份书面信访答复函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答复函的性质为公文书证，且系有权机关针对本案关联事实依法进行调查后作出，其内容已明确认定三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合伙事项导致诉争耕田损毁这一事实，若无相反证据即应予以认定。上诉人虽对此提出异议，如主张部份损毁系其他矿山造成，但未对此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答复函；上诉人主张未开采矿山，但答复函中已认定其作业内容为矿山实际开采前的山体表皮削土作业，故实质性采矿尚未开始并不能推翻答复函。因此，上诉人对答复函所提异议均不成立，答复函所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应认定诉争耕田等系被三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合伙作业行为所损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94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940号
【裁判摘要】讼争土地位于城厢区内，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作为讼争房屋、土地主管部门的上级部门，有权就土地的权属进行认定，其维持凤凰山街道办事处作出的答复意见，即维持凤凰山街道办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之规定，城厢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的莆城信复查[2012]43号《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其证明效力高于《社员群众用地计划申请表》以及《证明》，二审法院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2011）川民初字第893号；（2012）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85号
摘要1：——另案中的自认事实在本案中应依自认规则判定
【裁判要旨】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属于免证事实。但另案生效裁判基于自认所确认的事实，在本案中的证明力应依自认效力规则判断。
【裁判规则】当事人在他案中的自认，不能直接当做本案中的自认，这种案外自认应当仅为一种证据材料，并无诉讼中自认的效力，除非第三人认可，否则该自认不能对第三人和法院产生的约束力。因此，当事人在其他案件判决中作出的自认事实，并不必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案号】（2011）川民初字第893号；（2012）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85号
摘要2：
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问题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1）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在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各自的主张分别承担举证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中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承担举证责任。（3）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或理由，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
【裁判摘要】刘某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某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某某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某超越权限、或者邱某某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某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某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摘要1：【案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裁判摘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者非法使用的权利。盗用姓名是指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未经姓名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位公民依法都享有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并对任何非法干涉或使用自己姓名的行为有权利追究其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首先，侵害姓名权要求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其次，侵害姓名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是故意。再次，要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合二为一性，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侵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自己姓名权受到侵害即可，无须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须加以特别证明。
摘要2：【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登记的登记注册制相关规定，尽管在两被上诉人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材料中马某某及孙某某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上诉人马某某并没有提交其身份证件被盗用或者丢失的相关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孙某某冒用马某某名义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而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予以认定。目前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因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机构，经常出现代为签名等不规范行为，导致纠纷频发。在案件审理中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签字虚假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工商档案依法记载的公司股东资格信息具有法定的推定性和一般对抗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较强的公示力，如否定当事人的股东资格，还涉及两被上诉人公司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债权保护问题，同时也要排除恶意诉讼。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上诉人马某某为该公司的股东。上诉人马某某要想否定其并非该公司股东，应充分予以举证，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具有法定推定效力的工商档案信息。因此，上诉人马某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两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关于股东资格信息的记载。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马某某请求三被上诉人孙某某、青岛华森良品工贸有限公司、青岛兴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停止对其姓名的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
【裁判摘要】殷某某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是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仅有众成公司的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明不符合前述关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规定。众成公司与国瑞公司的另案诉讼中，众成公司明确陈述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陈述的内容与其在前陈述的内容相互矛盾，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推翻其此前关于其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的陈述，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摘要2：
债权人提供邮寄催收证据，债务人无相反证据推翻的，可推定债权人的意思表达到达债务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1：【实务要点】债权人能够提供真实的邮寄催收证据，债务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可以推定债权人的意思表达到达了债务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案例索引】《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确的，只要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无论债权人是否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0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051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认为：一、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该公司有“新证据”证明超市发公司2004年度临时股东大会违反法定程序，足以推翻原审认定。天客隆公司所提交的“新证据”为超市发公司股东北京江园图书设备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但是，该公司在原审中已将该两份《情况说明》作为证据17向原审法院提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物美公司与超市发职工持股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出资义务，超市发公司将物美公司记载于超市发公司的股东名册，物美公司已经具备了合法的股东身份，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且所作出的决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超市发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认为天客隆公司“从法律上否认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依据不足”，对天客隆公司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超市发公司变更股东大会会议地点没有通知天客隆公司，未将股东大会召开事宜通知北京江园图书设备公司、北京硅谷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两股东，应认定超市发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该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二、天客隆公司与超市发公司签订《资产重组协议书》和《增资协议》后，天客隆公司以其北京地区的连锁超市、配送中心的净资产，入资到超市发公司，完成了资产评估和验资；2002年8月27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对外经营。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超市发公司资产重组完成，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三、超市发职工持股会章程第五条规定，“职工持股会会员以其出资为限，对职工持股会承担责任；职工持股会以其全部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十四条规定，“会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对职工持股会向公司其他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作出决议”。2004年4月19日超市发职工持股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同意将职工股转让给物美公司，由谈判小组负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审判决据此认为天客隆公司关于超市发职工持股会所持职工股不能对外转让，该转让行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对天客隆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超市发职工持股会股权转让违反重组双方约定，恶意规避了重组双方对职工持股会事宜的处理方法，以达到物美公司的非法目的，转让行为无效。但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天客隆公司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3号
【裁判要旨】由分公司签署施工合同并进行施工，且案涉工程款均是由分公司支付给承包人，分公司的结算行为有效。
【裁判摘要】华某公司施工完成的7个案涉项目，其施工合同均与云投南充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中，华某公司合同相对人均为云投南充分公司，合同中也未约定案涉工程结算时，华某公司需要与云投公司进行结算。且案涉工程款均是由云投南充分公司支付给华某公司，在该种情况下，华某公司与云投南充分公司进行的结算结果，可以作为确定案涉7项工程工程款的依据。一审中，云投南充分公司原负责人杜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云投南充分公司与华某公司的结算情况予以自认，该行为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云投公司虽于其后变更云投南充分公司负责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否认该结算行为，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华某公司与云投南充分公司之间确认的结算确定案涉工程款数额并无不当。在双方已经对案涉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的情况下，无需启动对案涉工程款的司法鉴定程序，对于云投公司、云投南充分公司要求对案涉工程价款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2017)苏10民初8号；(2017)苏民终1341号
摘要1：——案外人不能以查封后的另案仲裁裁决阻却执行
【裁判要旨】执行法院查封房产后即具有固定权利现状、排除之后物权变动的效力。案外人以查封后作出的另案仲裁裁决解除购房合同为由，主张实体权利要求阻却执行，不应得到支持。另案生效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应严格审查。当事人虽无须举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依法不予认定。
【案号】一审：(2017)苏10民初8号；二审：(2017)苏民终1341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20号
【裁判要旨】因违约方未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对方因违约而获有利益的，不予扣除。
【裁判摘要】青州国土局提交《世纪鸿基花苑项目住宅网签情况明细表》、《龙苑项目住宅网签情况明细表》、《龙苑项目预售许可情况明细表》作为新证据，证明因楼盘价格大幅攀升，开工时间延迟没有给丛亿公司造成损失反而带来更大的利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青州国土局在原审中从未主张扣减丛亿公司因延迟开工所获得利益，故原审判令青州国土局赔偿利息等损失且未予扣除相关涨价利益，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青州国土局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等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并提出扣除主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串通故意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2：【摘要】关于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故郑某某将25%股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和李某某，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第二,受让人陈某某和李某某不属于善意不知情。根据已查明事实．．．．．．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协议双方相互串通，明显故意逃避债务。综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陈某某１的请求，判令撤销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解读】债务人将所持第三方公司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人与债务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系第三方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不属于善意不知情，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股权转让。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188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根据行政法一般原理，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虽然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单方面的，但约束力却是双方面的。对于当事人而言，一旦寻求法律救济的期限届满、自我放弃法律救济手段，或者因其他情形导致法律救济途径穷尽，行政行为即具备不可撤销性。行政行为在其存续期间，对于行政机关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处理性特征所决定的，过于随意的处理是不理智和没有意义的。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量，亦不允许行政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恣意撤销或废止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
但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约束力只存在于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自行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当事人虽因法律救济期限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不过，行政程序的重开应当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变化，行政行为作出后出现足以推翻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沿袭之前的主张，行政机关作出的拒绝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即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0号
【裁判要旨】合同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还是违约责任条款，应首先判断该条款在何时开始适用。从合同订立时起该条款就已经开始适用的为附条件条款；依赖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产生而开始适用的是违约责任条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一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合同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更符合附条件条款的法律属性，故该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
【裁判摘要】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应如何解释。贺某、富强圣公司依据《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序言中“本协议作为双方债权债务清偿的最终协议”、第五条“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双方以往所签协议均失效”以及第七条中“本协议经甲方和包某某签署后即生效”主张应适用该协议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但前述约定均不足以推翻“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内容，约定在违约责任项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尊重。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约定，结合贺某未按照《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的事实，依据林某某、包某某、蔡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认定以2013年8月16日《还款协议》和9月17日《承诺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而未生效，但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因此，前述三份协议或承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解读】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有效。
（2012）新民五初字第14号；（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76号；（2015）民申字第2169号
摘要1：——鉴定机构出具的撤销决定不属上诉或再审新证据
【裁判要旨】鉴定机构根据一方当事人申请，以原鉴定结论存在程序瑕疵为由撤销了原决定。但该当事人拒绝进行重新鉴定，仅以撤销决定构成新证据为由提出申诉。法院审查发现司法鉴定中心原鉴定结论正确，仅存在程序瑕疵，该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影响原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公正性，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产生影响，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相应判项，应认定撤销决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新证据的规定。
【案号】一审：（2012）新民五初字第14号；二审：（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76号；再审：（2015）民申字第2169号
【摘要】关于《撤销决定》是否属于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河南公专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撤销决定》只是表明撤销了原鉴定，而非新的鉴定，不足以推翻原鉴定结论，不能认定为新证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7号
【裁判摘要１】2012年6月14日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弘兴公司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此时本案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弘兴公司于2012年7月24日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此时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了法律效力，虽然弘兴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超规划建设于2014年10月11日被撤销，但这与出卖人自始未取得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形不同，并不必然导致赵某、布某某与弘兴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又转为无效合同。赵某、布某某实际占有、使用了所购房屋并取得了部分收益等权利，弘兴公司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取得了19号商住楼的大产权证，弘兴公司具备了履行合同的条件，能够实现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有关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是行政机关在规范建筑领域内的管理性强制规定，该规定对私法领域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本案中弘兴公司并非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是在取得规划许可证之后超规划建设，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房产管理部门对超规划面积予以了确认并为弘兴公司办理了房产证。弘兴公司在申请初始登记过程中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存在的瑕疵，不足以推翻建设小区19号商住楼已竣工验收和案涉合同有效的认定。因此赵某、布某某有关本案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预售许可证被撤销和规划许可证被撤销，已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
【裁判要旨】出资资金是在验资期间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应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
【裁判摘要】前锋公司虽称其已足额缴纳了向五洲证券的出资87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及验资确认报告，用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就五洲证券在本案所涉增资扩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关事实调查和行政处理。根据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后做出的调查报告以及委托专业审计部门审计后做出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五洲证券8家新增股东均未真实出资，其验资资金均是利用案外人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及杜谋等6人的共计1亿元资金，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和广发行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进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故结合中国证监会因五洲证券上述违法行为已吊销其证券业务许可及责令其关闭的事实，以及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和中兴宇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前锋公司提供的其向五洲证券验资账户内转入87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以及验资确认报告，不足以推翻上述证券管理部门及审计部门作出的前锋公司未如实出资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依据河南证监局和中兴宇公司所作的调查报告和审计报告，认定前锋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有证据证明，并无不当。前锋公司主张其在本案中系代鑫融公司持有股份，基于鑫融公司和前锋公司均未真实出资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前锋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2号
【裁判要旨】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对增资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股东就公司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公司增资之后的交易人（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1161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1161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否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尚颖公司确实已在应缴注册资本金之外向富川公司汇款12,715,700元，富川公司也陆续还款。虽然本案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但尚颖公司提供了会计师事务所发出的《企业询证函》，其中载明富川公司对尚颖公司有4,790,000元暂借款。以上事实初步证明了双方之间有借款关系存在。富川公司认为尚颖公司所汇的款项是股东按照章程应在注册资本之外投资的款项，但富川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没有规定股东有增加投资的义务，富川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各股东达成协议对公司增加投资，或事实上所有股东均按比例增加投资。富川公司还提出系争款项应计入资本公积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不得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然而富川公司也陈述其获得银行抵押贷款后就开始陆续返还股东的投资款，而没有采取召开股东会确定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分红的方式，富川公司也未证明其向股东返还款项的金额是按出资比例计算。富川公司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并未排除股东出借款项给公司的情形。尚颖公司的陈述更符合本案事实，其证据具有优势，而富川公司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尚颖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尚颖公司主动减少诉请的借款金额系其处分自身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加重富川公司负担，故一审法院支持尚颖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92号
【裁判摘要１】杨某某（原审原告）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杨某某提交了2019年5月20日山西省翼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永昌信用社（以下简称永昌信用社）送给杨某某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三份，拟证明程某某实际并未代杨某某偿还永昌信用社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原判决认定程某某为杨振武办理了信用社转借款手续，等同于归还了杨某某72.3万元投资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杨某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案涉贷款发生于1992年，于1993年到期。程某某于1997年承诺代为偿还杨某某尚欠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但杨某某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形成于2019年5月20日。单凭《贷款催收通知书》记载的催收时间，永昌信用社催收贷款时，已经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永昌信用社起诉请求杨某某偿还贷款，杨某某可以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抗辩。如果永昌信用社能够证明其一直在向杨振武主张该贷款债权，且每次主张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鉴于二审判决2005年12月27日就已经作出，则杨某某早就应当知道诉争贷款未偿还的事实，至其2019年申请再审，早已经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综上，即使杨某某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真实合法，无论永昌信用社于2019年5月20日向杨某某催收贷款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均不宜启动再审程序。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故杨某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