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 日期： 03-20 10: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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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未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67号
【裁判摘要】新大采矿厂与星明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转让的是新大采矿厂的采矿权及相关选矿设备、厂房等企业整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新大采矿厂与星明公司签订的涉及采矿权转让的合同需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合同未办理批准手续，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采矿权转让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无法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解除合同。
【摘要】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国土资源部国土发（2011)14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15)65号《关于修改＜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的通知》的规定，采矿权的受让主体需为企业法人。星明公司请求在保留新大采矿厂个人独资企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将采矿权主体变更为自然人陈克翔，不符合上述规定，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
摘要2：【解读】认定采矿企业包括采矿权资产整体转让合同未经批准转让合同整体未生效。
- 日期： 04-24 16: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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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76号
【裁判要旨】土地转让方未取得权属证书、未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同意转让或者存在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事实，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本案中，豪韵公司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亦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未取得该地块的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豪韵公司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事实不影响案涉《协议书》的成立和法律效力。本案双方当事人只要严格履行约定，就能满足转让条件并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的规定针对的是土地使用权进行物权变动时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仅仅强调起诉前转让方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经过政府批准同意转让的合同有效，并未明确没有取得或者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法律后果。
摘要2：【解读１】未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时签署的土地转让合同不因此无效——土地转让方在起诉前未取得权属证书，也未经政府同意转让的，不影响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
【解读２】裁判理由：（１）《物权法》第１５条“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相区分原则”，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事实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效力；（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９条规定，仅强调起诉前转让方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或经政府批准同意转让的合同有效，并未明确没有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或者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法律后果（无效）；（３）《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３８条、第３９条关于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规定仅针对的是土地使用权进行物权变动的条件，不影响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
- 日期： 04-26 14: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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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
【裁判要旨】转让设有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仅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受到限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土地使用权行设定抵押权的事实，仅会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办理过户手续时受到限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之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已经成立并生效。被告日月公司辩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该项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拟转让的土地是否达到25%以上的投资，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被告日月公司以其转让的土地未达开发投资总额的25%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日月公司主张涉案土地在转让时已设置了抵押担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不得转让的相关规定，转让合同应无效。经审查，涉案土地之上设定了土地抵押的事实已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明知且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还约定了由日月公司提供置换物解除抵押，再为远和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故涉案土地之上的抵押权应由日月公司提供置换物予以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并不影响抵押权人的权利，抵押权人仍可以就该抵押物行使其抵押权。因涉案土地上设定有抵押权的事实，仅令土地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受到限制，而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因此，被告日月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日月公司还主张涉案土地被司法冻结，亦违反上述规定而应归于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远和公司与被告日月公司签订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6月20日，
摘要2：（续）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而涉案土地被司法查封、冻结的时间是2013年10月24日，表明在签订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时涉案土地上并没有司法查封、冻结的事实。况且司法查封、冻结的事实及法律后果仅导致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受限制，而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综上，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54号
【备注】上诉人湖南日月投资有限公司、彭某提起上诉后，未按通知书的要求缴纳上诉费，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 日期： 05-30 09: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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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买卖合同（包括股权转让合同等权利转让合同）约定分期付款至少分三次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１６７条之规定，只有逾期付款达到全部价款１／５才有权要求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非买卖合同约定分期付款的任一期逾期付款对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视为全部未付款到期有效。
摘要2：解答：买卖合同（包括股权转让合同等权利转让合同）约定分期付款至少分三次的，应当根据民法典第６３４条之规定，只有逾期付款达到全部价款１／５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才有权要求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非买卖合同约定分期付款的任一期逾期付款对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视为全部未付款到期有效。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82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代偿公司债务是受让股权对价的一部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该条是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责任限制的规定。作为法人主体的公司，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法律应保护其运用自己的财产进行对外投资，但投资具有风险性，如果允许投资的公司承担无限责任，有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的破产或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进而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公司法》范畴下，公司可以对其他企业投资，但不能在出资时约定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并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４项约定鑫悦公司应采取措施促使新益公司在2014年8月31日前足额偿还全部债务，并就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订立的《债务清偿协议》约定，鑫悦公司代新益公司偿还债务2.4亿元。根据本案事实可见，鑫悦公司对新益公司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其取得新益公司股权、成为新益公司出资人的条件之一，且该债务的内容、金额是明确的，鑫悦公司并非是在成为出资人之后再行对新益公司将来的不确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鑫悦公司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对新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代偿公司债务是受让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2号
【裁判要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双方当事人也未对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转让人不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
【裁判要旨】根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时，应当报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批准，未办理完成该批准手续转让合同只是处于已成立但未生效的法律状态。
【裁判规则】一方发出终止股权转合同通知，另一方回函虽未明示同意，但未主张继续履行，并对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提出要求，应认定同意解除。
【裁判摘要】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于2013年10月11日协商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鞍山财政局于2013年6月6日以国有资产明显增值为由，向沈交所发出鞍财债[2013]137号《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函》，沈交所根据该函，于2013年6月14日向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宏运集团、中信红河公司、辽宁融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出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通知。2013年10月11日，宏运集团代表四家挂牌公司向鞍山财政局发出《关于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的函》。该函虽未明示同意解除合同，但并未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反而对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提出要求，即要求返还保证金及支付交易费，该回复函应认定为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由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3年10月11日达成一致解除合同，合法有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事后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出具商榷函未予否认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有效。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该条是对合同法定生效要件的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对于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国务院国办发明电（1994）12号《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有中央投资的，要事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意，属中央投资部分的产权收入归中央。”因此，国有股权转让，应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合同未生效。本案中，兰驼公司是甘肃省国资委设立的企业，其股权转让行为，应经甘肃省国资委批准后才生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价款远低于询问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款，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常柴银川公司向兰驼公司发出的《征询函》，告知0.5%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00万元并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故应认定兰驼公司对以500万元转让0.5%股权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兰驼公司主张，案涉0.5%的股权的价格为50万元而非500万元，其证据为宁夏高院2010年10月19日作出的（2009）宁高法执裁字第12-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事实。．．．．．．由于万通公司与常柴银川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明确载明0.5%的股权抵债50万元的事实，且该事实被法院裁定书认定，故该0.5%股权的对价款为应50万元而非500万元。鉴于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万元，远低于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格，故载明案涉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0万元的《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26号
【摘要】《企业改制规定》规范的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出现的问题。本案是因兰驼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并非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因此，原审法院适用该规定审理案件错误。
【解读】当事人协议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不属企业改制——本案是因兰陀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东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两份协议的本质是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其实质为股权转让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2号
【裁判要旨】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裁判摘要】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在交易标的、交易主体、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矿企股权转让可能会产生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结构重构、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等，但在未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径行视为变相的采矿权转让；亦不宜直接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具有效力瑕疵。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矿业权转让报批义务是矿业权人的法定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移交矿山企业的证照、印章而移转，但受让人因此负有协助、配合办理报批手续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可能是公司主要财产，但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不宜一概将股权转让视同变相矿业权转让。
【裁判摘要】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会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最终会对矿业权的实际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财产的矿业权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尽管矿业权可能作为公司的主要财产，但矿业权的转让和公司股权转让并不等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一径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在本案中，《转让合同》系自愿签订，是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与莱芜矿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转让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59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从平等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为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其行使要符合合同解除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即解除权人应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2013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作出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莱芜矿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是依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关于办证期限的约定。如前所述，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并非一个明确的期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合同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莱芜矿业公司解除合同告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将包含采矿权在内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受让人，采矿权转让已经得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威宁县得磨煤矿100%的股权、煤矿七证及矿山所有附属设施全部有偿转让给乙方”，虽然协议名称及内容上约定是得磨煤矿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将得磨煤矿包含采矿权在内的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上诉人朱某某。但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上诉人朱某某指示，被上诉人蔡某才与盘南投资公司签订兼并重组合同，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后，将得磨煤矿采矿权变更登记在盘南投资公司名下，可以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即将采矿权向朱家裕交付变更为向盘南投资公司交付，且已经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裁判要旨】民航总局规章”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的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号
【摘要】对于江某某所称案涉协议未办理行政审批、登记手续而尚未生效的主张。首先，从案涉协议多次提到的“自本协议生效……其余款项在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并在民航局报备后一次性付清”、“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和民航管理局等”等约定可以看出，案涉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向民航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江某某所依据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并未明确规定相关民事合同未经过行政许可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国民航总局149号令系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判断合同效力的条件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自然人之间转让股权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虽然按照该令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但该条款应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法定条件，故案涉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并有效。
【解读】转让人未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10号
【裁判要旨】针对同一股权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对于实际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除当事人约定外，应当结合实际履行情况作出正确认定。
【摘要】因登记部门拒绝将自然人登记为担保物权人而导致代持有效——案涉股权质押合同以及当事人约定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为甘某某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由企业为个人代持抵押权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案涉股权质押合同、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质押和房屋、土地使用权抵押事项均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了相关登记、抵押手续。企业为个人代持抵押权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20号
【裁判要旨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为特别限制的，应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内容。
【裁判要旨２】股权转让合同关于转让方收到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须在60日内完成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合同签订三日内，杨某某、党某某向于某某支付1.2亿元定金，于某某将京盛公司整体移交给杨某某、党某某。于某某在收到定金后60日内，应当将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交付给杨某某、党某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整体移交公司以及交付采矿许可证，当事人双方产生了不同理解，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本院就此分析如下：．．．．．．本院认为，首先，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公司整体组成部分。在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出特别限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的内容。于某某主张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与合同文义不符。其次，．．．．．．可以认定公司整体移交的目的就是实现杨某某、党某某对京盛公司的实际控制和管理。公章是公司处理内外事务的印鉴，是公司控制权的重要体现；财务账目不仅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是公司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杨某某、党某某实际控制和管理京盛公司的合同目的必然无法实现。故从合同目的角度，整体移交公司的范围亦应当包括公章和财务账目。于某某关于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可能导致其承担巨额债务风险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理解。．．．．．．上述事实表明，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前，京盛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无法继续用于开采矿产资源。对此于某某和杨某某、党某某均系明知。在此情形下，《股权转让意向书》关于于某某在收到1.2亿元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于某某须在60日内完成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以便杨某某、党某某接手公司后及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于某某关于其合同义务仅为移交原采矿许可证的主张，既有违常理，亦与合同目的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核心资产土地使用权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直接挂钩的，土地使用权保留于公司名下是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
【裁判摘要】就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不仅负担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等基本义务，还应向买受人承担标的瑕疵担保义务，即若买卖标的上存有买受人不接受的瑕疵的，出卖人应当消除瑕疵以保证标的物的形式完整及法律上无障碍。这一担保义务不仅存在于有体物的买卖合同中，亦存在于以权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之中。而该义务所对应的商事责任即瑕疵担保责任，对于本案所涉以股权为标的的转让合同亦应适用。就本案而言，土地使用权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符某某、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目标公司拥有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地区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的旅游用地，土地证号为xxx，以及402亩土地上的《山林权证》（以下简称目标资产）”的表述，说明各方认可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是金川公司唯一资产或者核心资产。而符某某、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转让之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为本协议所约定的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即402亩国有出让旅游用地使用权的对价为3亿元人民币（暂作价），每亩单价为74.62万元，转让总价格以新换发土地证所确定的面积为准”的约定，更是将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与股权转让的价格直接挂钩。综上所述，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保留于金川公司名下是该公司股权得以转让的实质要件，符某某、同山公司关于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将金川公司名下402亩土地使用权能否恢复认定为关系案涉金川公司转让协议效力的唯一要素存在明显错误的主张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价款并未足额支付、合同未能履行，金川公司亦未将该两公司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完成内部登记手续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外部公示手续，故案涉股权并未发生变动至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名下的法律效果，该两公司不应承担3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及赔偿657万元损失的民事责任。
【解读１】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协议未能履行。涉案公司亦未将转让人和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完成内部登记，且双方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外部公示手续，应依法认定股权并未发生转让效果，转让人无权要求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解读２】公司股东发生变更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88号
【解读】股权转让合同价款支付条件成就的认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8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民二提字第２１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股东虽未履行公司委托的向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代收欠款的义务，但并不因此负有代为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8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目标公司的矿井类型，受让人不能以矿井类型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减少股权转让价款。
【裁判摘要】华电公司上诉主张交易确定的目标公司矿井为高瓦斯矿井，其理由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8.1.7条约定“目标公司股权交割日，甲方移交的目标公司资产，应与资产评估机构为本次股权转让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附并且经双方确认的资产明细表的情况一致”，双方股权交易的资产依据《内蒙古阿拉善盟顺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道岭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提到涉案煤矿系高瓦斯矿井，该约定所指的资产评估报告即《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顺舸矿业100%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对无形资产采矿权的估价引用了前述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但是，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既未明确约定将前述两报告作为股权交易及移交目标公司资产的依据，也未明确约定目标公司顺舸煤矿的矿井类型为高瓦斯矿井，华电公司以赵某、洪某违反协议约定交付标的物、隐瞒真相，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欠缺合同依据。此外，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安监局为监管需要委托河南理工大学煤矿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顺舸煤矿矿井类型进行鉴定，该中心在2010年5月6日就已作出顺舸煤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类型矿井的鉴定结论，华电公司在2011年3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的尽职调查中应当知晓；且华电公司亦自认在2011年9月6日变更股权登记后移交公司资产时就获知顺舸煤矿系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但是，华电公司既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目标公司煤矿矿井类型这一影响交易股权价值的重大事项进行明确约定，也未在2011年12月6日、2013年1月15日先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三）》、《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赵某、洪某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的回复函》中对顺舸煤矿矿井某艳隐瞒真相导致其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拒绝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确定的数额作为合同履行金额，但实际履行过程中未执行该约定且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应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对价款是否必须委托审计作为确定的依据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3月22日、2009年3月17日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二》，从上述合同约定看，双方确有在合同履行中对股权转让相关款项进行审计以准确确定应支付金额的意思表示。二审中，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主张其曾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万和公司相关资产进行审计，由于郁某、赵某某拒不提供有关账目导致无法出具报告。但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并不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属实。因此可以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而在2012年4月5日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不仅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实际执行合同约定的审计条款，应当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在双方对应支付款项及还款方式进行多次约定和确认之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在诉讼中又提出双方已经确认的数额不能作为支付依据而应当以审计数额为准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7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既可以通过请求转让人督促公司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也可以直接请求公司办理。
【裁判摘要】我国现行的公司登记制度规定，即便在股权转让场合，能够申请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也只能是公司，而不是转让股权的股东。就受让人来说，其既可以通过请求转让股东督促公司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直接请求公司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就此而言，三兴公司请求杰宝公司履行股权过户手续并无不当，杰宝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5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 日期： 07-18 09: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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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公司章程并不属于《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司章程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可能无法取得股东资格——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
- 日期： 07-18 20: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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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合同
摘要1：【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3民终3339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因条件为成就，合同属于未生效法律状态。出让方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范畴，但受让方对此不予接受，因此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故案涉合同还是处于未生效状况。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故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如上所述，因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现林某某主张其将名下的股权变更给王银对，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应按合同约定由受让人王某某及担保人莆发公司支付股权对价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浩特条件未成就，即使出让方履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也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
- 日期： 07-25 21: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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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
（１）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股权受让方不能以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受让方应当明确约定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交付的标准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避免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不能取得工商登记的股东资格（有可能因其他股东持有的股权被冻结导致股权在工商行政机关无法进行变更登记）。
（２）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出让方违反从给付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受让方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但是，如果股权不能变更并非股权出让方的过错（如因其他股东持有的股权被冻结导致股权在工商行政机关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则受让方不能以此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因合同法总则未规定见合同部分解除制度，而本案中不宜准用买卖合同部分解除的规定。本案股权已经完成交付，受让方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控制经营相关目标公司等实际情况，为稳定交易市场，继续履行有利于双方实现合同目的。股权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股权受让方，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2：【提示】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部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解读１】（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转让方违反同业禁止条款，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退还受让方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１０％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２）合同签订后，股权转让方完成了股权交付，受让方支付了一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起诉要求受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以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合同。（３）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和再审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对受让方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无约定不能部分解除的理由：（１）一定比例股权视为一个整体标的，其价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２）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是一种新的要约，允许部分解除不符合要约与承诺的基本构成要件；（３）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损害出让方股份中蕴含的控制权的附加价值；（４）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具体损害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