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的函（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
【摘要】借款人携款外逃，未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人民法院不宜以借款人借款系欺诈行为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也不能据此认定作为以合同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可依法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较无偿提供担保的保证人承担更多的义务。保证人提出自己也是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你院提到的我院［１９９０］民他字第３８号函效力问题，查该函是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一起具体案件的答复，与你院请示的问题情况不同，不适用于你院请示的问题。
摘要2：无
摘要1：绝对无效合同法定情形是指《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情形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担保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多次对外出借款项，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906号
摘要1：——借款担保合同无效后诉讼时效起算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主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其知道该损害发生之时而非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时起算。
【摘要】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而依法确认该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因该借款合同无效，为此形成的保证合同关系亦应认定无效。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对主合同双方所实施的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违法性亦应当知道，债权人就其到期不能收回的贷款及利息损失，有权依法要求保证人及其债权债务的承继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合同应当或者事后已经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合同而要求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其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合同约定的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届满后的次日起计算。本案中，债权人其损失的真实和根本的原因是本案借款人未按其约定的数额和期限清偿借款，故债权人请求保护其相应的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其知道该损害发生之时而非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时起算。
【裁判意见】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无效合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将对财经界重大经济活动产生重要指导和警示作用。
①合同效力确认原则上不能对无效合同诉讼时效产生直接或者实质性影响。
②本着合同有效为普遍原则，合同无效为个别情况的基本理念，即使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各方当事人对待自己的实体债权请求权，也应当在合同约定的主张权利期间内行使，而不能等到合同被确认无效时才行使。
摘要2：【裁判观点】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对另一方合同权利的侵害。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而对方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期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尽管已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因合同在事后被确认无效而不为法律所认可，但因合同双方是在自认为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基于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任何一方对其合同约定权利的实现期限均有其明确、合理的预期；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期限履行合同义务之时，另一方基于其对合同有效的认识以及对方到期不履行义务的事实自当意识到其合同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即应关注并及时行使其权利；即使其行使权利的结果会因合同无效而使该项归于无效的权利不能实现，但在处理无效合同之后果的过程中亦即依法返还财产、使双方的民事关系恢复到合同履行之前的状况的同时，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合同被确认无效所遭受的损失亦得以弥补，其合法的民事权利即得以实现。
合同当事人在知悉其预期的合同权利受到侵害即对方当事人在约定期限届满而不履行约定义务之时，即有权亦应当及时提出权利主张，无论合同在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其对合同对方的请求权亦即其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签订并履行合同，以及对方到期不履行合同等事实而形成的要求对方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的权利即已产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对此依法不应认可与支持。
据此应当认为，即使在合同应当或事后已经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合同而要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其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从合同约定的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提示】无效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规则1】行为人通过私刻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裁判规则2】签订合同只是诈骗行为的形式和手段，该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１】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不适用表见代理。
【解读２】借款人伪造贷款文件、虚构贷款用途，以非法占用的目的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是诈骗银行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解读３】借款人骗取贷款，只要合同当事人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对此不知情，也可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１）借款人单方以非法占用目的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禁止性规定无效；
（２）银行对借款人的“非法目的”是否知情并不在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时的考量范围内，只要合同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就足以否定与此相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而不要对方是否知情更不要求就“非法目的”达成合意。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０２年，崔某（时任深圳机场高速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日常工作）使用公章以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３亿元银行承兑合同，而后将贷款转入由张某担任董事长的西北亚奥公司；
（２）２００３年３月，崔某以公司名义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６亿元贷款合同用于偿还前笔借款本息；
（３）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在１.６亿元贷款到期后崔某使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３亿元授信额度的基本授信合同，后以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２亿和２５００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贷款发放后其中１.６亿元用于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余款转入西北亚奥公司等处，２.２５亿元即将到期时崔某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三份各７５００万元的借新还旧合同；崔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
（４）２００５年原告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起诉被告深圳机场高速诉请：解除案涉借款合同，深圳机场返还借款本息；一审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深圳机场高速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依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1号
【提示】借贷双方合谋以签订借款合同方式骗取贷款，构成犯罪的，所签订借款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①贷款人与银行在办理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时，为获得固定资产贷款，制作虚假财务报告等文件申请贷款，并向银行工作人员行贿财物。为此，银行工作人员将虚假材料逐级上报，致使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获得涉案贷款，其分别构成骗取贷款犯罪、单位行贿罪和非法发放贷款罪及受贿罪。因《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形成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明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制度，构成犯罪，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②在没有证据证明抵押人对借款人骗取贷款行为知情仍为其抵押时，抵押人不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１】借款合同形成过程中，借款人伪造申贷材料，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逐级上报虚假材料，双方当事人明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了国家金融制度，构成犯罪，依据《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有效，借款人和银行均未对一审判决借款合同有效提出异议；（２）因银行对一审法院判决第三项不服，认定对担保人兰某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而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主从关系主动审查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原审判决书主文并未涉及合同效力，仅对其间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抵押担保的内容作出判决，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对原审判决书该判项主文予以维持）。
摘要1：——经翻建的抵押物其抵押权的效力是否及于抵押物生效的仲裁裁决书能否对抗经登记的抵押权
【裁判要旨】根据《物权法》第186条、《担保法》第40条及《担保法》解释第57条第1款的规定，在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流押条款无效。
【裁判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
【裁判意见1】法律文书生效，并不当然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法律文书关于抵押人与第三人已设定抵押的房产权属确认，不能对抗已依物权公示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
【裁判意见2】以贷还贷非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行为——银行进行以贷还贷活动并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贷款人据此主张借款合同无效及贷款利息不应受保护的，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要点归纳】
①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还本付息并要求连带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对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涉嫌骗取贷款罪立案侦查的，必须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且确有经济犯罪嫌疑，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方能驳回债权人的起诉。
②借款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以骗取贷款罪、同时债权人相关工作人员以非法发放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谋，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在没有证据证明抵押人对借款人犯罪行为知情仍为抵押行为时，抵押人无需担责。
③借款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无证据证明债权人对诈骗行为明知的前提下，涉案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并未行使撤销权的，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者债权人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的，担保合同有效。
④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构成票据诈骗罪，签订借款合同系为偿还票据诈骗罪所涉欠款，债权人对此借新还旧行为明知的，借款合同无效，抵押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另外，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承认国内商事交易中独立担保条款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担保人未经严格审核即提供担保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解读无锡汇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刘婵娟、崔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无锡富民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阅读提示】
本案原告作为担保人签署保证合同，为个人住房贷款提供担保，但提供担保时其未亲自对被担保人的情况进行严格审核，而是无条件同意借款人的审核结果。最终却因第三人的违法冒名行为及借款人未尽到严格审核，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随之无效，但担保人仍应承担未尽到亲自审核义务的过错责任；
在借款合同中，第三人违法替借款人签约时，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合同关系并未有效建立，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贷款人与该违法第三人建立了事实借款关系，其损失依法应向违法第三人要求赔偿；
因上述无效的主借款合同而导致从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应对贷款人承担其对借款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
担保人依法提供担保时，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担保人在依照约定收取保费的同时，应履行亲自严格审核借款人的资格条件和偿还能力的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险。
【裁判要点】在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担保人有过错的，即使该过错并未直接导致担保合同的无效结果，担保人仍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过错民事责任；但其承担过错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2：
摘要1：01.以回购状态国债设定质押，应视为接受其潜在风险——银行明知处于回购状态的国债作为质押物本身存在瑕疵仍接受的，应对质押物价值减少带来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
02.质押合同因标的虚假而无效，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用虚假标的出质的质押合同无效，第三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在主债务人不能清偿范围内补充赔偿。
03.股票质押未办登记，但担保意思明确的，亦负责任——承诺以特定帐户内股票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对方亦予接受的，虽未办理质押登记，亦应认定担保合同成立。
04.银行签发承兑汇票时，应对基础关系进行形式审查——银行签发承兑汇票时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形式审查，即使资金用途与申请的原因不符，票据权利仍有效。
05.国债券代保管凭证作为质押，不发生担保法律效力——国债券代保管凭证只是保管关系的证明，不是实物券的有效权利凭证，将其作为质押物进行担保不发生担保效力。
06.券商以交存证交机构的铺底券质押，应有明确约定——券商交存证券交易中心的国债铺底券如作为质押物应有明确的约定，擅自处分执行标的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7.担保承诺因借款合同无效而无效后的过错责任承担——借款合同无效，保证亦无效，各方均有过错的，保证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超过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2：
摘要1：【要旨】借款合同无效，担保法律关系亦无效，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有过错，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不超过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终字第146号《以国债出质的，质押合同以国债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质押登记为生效条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友谊大道证券营业部、湖北元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高金公司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2】鉴于高金公司与德享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有别于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院酌定将已经履行部分的利率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中长期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两倍，未履行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237号
【裁判摘要】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恒生智达公司的章程亦规定董事、总经理除章程规定的事宜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田某某在无证据证明已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作为恒生智达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与恒生智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田某某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摘要1：解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该合同属于虚假行为无效；其非法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非必然无效，如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于有效。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１）原《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７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的情形，不再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２）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典裁判的案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不会再出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74号
【裁判摘要】
在三方或三方以上的企业间进行的封闭式循环买卖中，一方在同一时期先卖后买同一标的物，低价卖出高价买入，明显违背营利法人的经营目的与商业常理，此种异常的买卖实为企业间以买卖形式掩盖的借贷法律关系。企业间为此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当事人共同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
在企业间实际的借贷法律关系中，作为中间方的托盘企业并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借款，而是为了转贷牟利，故借贷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后，借款人应向贷款人返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因贷款人对合同的无效也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可以相应减轻借款人返还的利息金额。
摘要2：
摘要1：解答：借款合同约定利息和违约金并非合同主要条款，约定利息和违约金过高不足以导致合同全部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答：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一案中，原告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起诉被告深圳机场，诉讼请求为：（１）解除案涉借款合同；（２）深圳机场返还借款本息。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深圳机场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依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因此，原告起诉解除合同并返还，法院可以判决合同无效并返还。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
【裁判摘要】宏泽公司认为费某某的款项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贷款而来，费某某将该笔贷款转贷给宏泽公司高利牟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制的系借款人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护信贷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宏泽公司主张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但证券机构与自然人之间偶发的借贷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调整的范围。《贷款通则》第九条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由于该项贷款是否能够按期收回完全取决于借款人的信誉，因此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严格审查，从严掌握，以降低风险。如果允许借款人以信用贷款方式获得信贷资金后，随意转借他人牟利，则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专门就此进行规制，规定因此而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即便宏泽公司所述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属实，不考虑该借贷行为的性质，仅从类型上看，该借贷因存在股权质押担保，也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制的范围。因此，宏泽公司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借款合同无效，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年修正）第１３条第１项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一律无效（不再区别是否是信贷资金，也不再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构成要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一，工行星海支行出具的两份《银行保函》均载明如德享公司出现违约事项，工行星海支行在收到高金公司索偿通知后的7个法定工作日内无条件支付款项。可见，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责任以德享公司违约为条件，不符合“见索即付”的法律特征。第二，独立保函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独立保函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担保法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银行保函》载明“以上担保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而连带责任保证为担保法所规制的保证责任承担方式，其前提为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因此，在保函开立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上，案涉《银行保函》也不具有独立保函的法律特征。第三，高金公司起诉主张工行星海支行承担的也是连带保证责任，其向工行星海支行发出的《催告函》也载明“向我司出具了一份承担连带责任的银行保函”“贵行出具保函，属于《担保法》规定的保证”。综上，高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银行保函》为独立保函，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保函具有独立担保的性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裁判摘要】信用卡套现出借民间借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从表面看原告王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出借给被告郑某某，而实际上，原告的资金来源系信用卡套现，原告王某某作为信用卡的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现转借于被告郑某某，且被告事先已知晓该事实，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虽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被告郑某某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郑某某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裁判摘要１】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l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06民终5854号
【裁判摘要】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亦无效——被上诉人刘××作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获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的明确规定，故涉案借款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涉案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无效，基于主合同产生的从合同即上诉人焦××与被上诉人刘××的担保合同亦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焦××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无效；（２）为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合同亦无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担保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多次对外出借款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合同无效——经审查，出借资金实为弘鑫公司提供，弘鑫公司作为担保公司，并不具备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资质。弘鑫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多次对外出借款项，并非偶然发生的正当民间借贷，原审判决以弘鑫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其以戴×名义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效，并非以戴×系“职业放贷人”身份而否认借款合同效力，戴×的此项申请事由不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