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征收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以向批准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55号 【裁判摘要】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征收土地公告公告办法》第十条等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分为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听取意见基础上报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再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并组织实施等不同阶段，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故就本案补偿安置方案争议，复议申请人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时，可申请复议审查的是芙蓉区政府对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行为、芙蓉国土分局制定并公告补偿安置方案行为、亦或是补偿安置方案中的某一项补偿标准行为。因此被征收人申请行政复议时应当明确申请复议审查的对象是批准行为、还是补偿安置方案，请求复议机关撤销的是批准行为还是补偿安置方案；长沙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也应在明确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前提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有关“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的规定，确定适格的被申请人。在长沙市政府复议决定以芙蓉区政府为被申请人并对芙蓉区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予以维持的情况下，被征收人以复议机关和复议决定中的被申请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仍应根据其复议申请书所载明的申请审查的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为行政诉讼审查标的。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有关“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的机关为被告"规定可能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一审法院在确定本案被告时，可以释明本案长沙市政府、芙蓉区政府与芙蓉国土分局在不同情况下的被告适格问题；但在被征收人拒绝将芙蓉国土分局列为被告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可仅将复议机关长沙市政府和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芙蓉区政府列为共同被告，并对复议决定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18号 【裁判摘要】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救济途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据此，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救济途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复议）。在此类复议前置案件中，由于复议机关的处理决定是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当事人只能就该不予受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直接针对原行政行为起诉。
【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甘行终637号 【裁判要旨】对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救济途径——行政相对人对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服，是申请行政复议还是申请行政裁决，如何来救济自己的权利，当前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统一的做法。针对此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的规定，集体土地的被征收人若对补偿标准有异议，既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甘肃省征地补偿争议裁决办法》的规定申请行政裁决。当事人对复议决定或者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于被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裁判摘要】公民个人租赁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馆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规定中的建设项目。公民之间因个体餐馆排放的噪声空气污染产生争议的，可以依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经营管理者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排放物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物的排放标准；对他人造成危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环保审批文件不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个体工商户餐饮业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本案上诉人郭某在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时无须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上诉人福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依法审查了上诉人郭锦提供的申请材料后，依法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颁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安行初字第2号；二审判决书：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宁行终字第66号
十大典型案例：1.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2.张风竹诉濮阳市国土资源局行政不作为案；3.彭某诉深圳市南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行政不作为案；4.钟华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为案；5.王顺升诉寿光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案；6.沈某、蔡某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行政不作为案；7.兰州宏光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诉兰州市城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不作为案；8.赵永天诉凤阳县武店镇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案；9.艾立仁诉沈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不作为案；10.张美华等五人诉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行政不作为赔偿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也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国办发〔2016〕5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衡阳市政府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该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是否有正当理由，同时亦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仅委托一名律师出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关于强化行政应诉工作监督管理的规定，对于衡阳市政府既无负责人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工作人员出庭的行为，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裁判要旨】被诉应急预案行为仅仅解决了2006年冬季供暖的问题，应急预案结束后，法院无论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还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都不能最终解决李沧区10余万居民的供热问题。为了达到化解纠纷、案结事了的目的，合议庭通过协调，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使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案号】（2008）鲁行初字第1号；（2009）行终字第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20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包括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逾期提交证据的处理、证据采纳的标准以及新证据的界定。在行政诉讼中，较之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可能由于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能力不足而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应的重要证据，其在二审、再审审查、再审审理阶段提交起诉前已经存在但未能提交的证据，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考虑当事人未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交该证据的原因及过错程度、该证据对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以及行政诉讼权利保障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审查评判。本案中，余某某在再审审查程序中提交的证据2即案涉土地权属登记档案依法应由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保管，因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不予提供,导致余某某在一审、二审审理阶段不能及时提交。余某某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上述证据，且并无证据证明余某某存在故意延迟举证的情形，应当认定余某某提交的证据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上述规定，属于新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对作为证据的资产评估报告，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审查的依据是资产评估准则等法律规范规定，审查的内容包括评估机构和人员的资质、评估目的、评估程序、评估基准日的确定、评估对象的现状和法律权属调查、评估方法的确定、评估工作的具体流程和工作记录等。评估机构和人员提供虚假评估报告妨碍行政诉讼活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对妨碍诉讼活动行为的处罚，不限于一、二审阶段，也包括立案、再审审查、执行等阶段。 【案号】一审：（2014）沈中行初字第250号；二审：（2015）辽行终字第81号；再审：（2015）行监字第192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28号 【裁判摘要】复议、诉讼法定期限内应当停止执行强制拆除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上述规定，在复议、诉讼法定期限内，应当停止执行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本案中，青秀山管委会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1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后，当日便强制拆除了案涉房屋，该强制拆除行为尚在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之内，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一、二审判决据此确认青秀山管委会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违法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对于条文中”重大、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和解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认定。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原则性，本条规定实质是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谓”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一般应当尊重下级法院的判断。据此，中宇公司以被告为沈阳市政府、案情特别复杂、涉及面广、诉讼标的特别巨大等为由，主张本案应属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其理由是否成立，应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范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42号 【裁判摘要】对于无行政主体认领强制拆除行为的案件，在立案环节不宜强求所列被告确为行为实施主体——对于涉及无行政主体认领强制拆除行为的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关于提起诉讼需有事实根据的规定较为特殊。在此种场合，主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往往只是知道或应当知道强制拆除行为本身，无从准确知晓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若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时即要求其列正确的行为主体为被告，则无疑是强人所难。在立案环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时，若已符合有明确的被告的要求，则对于是否有事实根据的审查，应重点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能否证明存在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及所列被告是否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作出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宜强求所列被告确为行为实施主体。至于所列被告是否确为行为实施主体，则在人民法院立案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审判庭审理后，由审判庭经审理确定。在审理中，可通过综合审查、追加被告、通知第三人参加、举证责任分配等方式认定或推定行为实施主体。若经审理，所列被告确非行为实施主体，则此时不宜再认定错列被告，仍应以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经审理后，不宜未确定行为实施主体便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3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行政赔偿是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对受害人合法权益损失进行的赔偿；行政行为违法，但未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予行政赔偿。本案中，尽管强制拆除养猪棚的行为已经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是，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理由是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并未否定涉案养猪棚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建设、属于违法建筑的性质。因此，违法强制拆除黄某某、郭某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并未造成其合法权益的损失。黄某某、郭某某请求赔偿贱卖生猪损失,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造成贱卖生猪损失。一、二审判决驳回黄某某、郭某某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1588号 【裁判摘要】法定起诉条件的审查逻辑（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关于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罗列规定了十余种。就处理具体案件而言，有无比照审查次序，不可一概而论，原因是并非每个案件都必得全部涉及所列众多法定起诉条件。法定起诉条件只要不符其一，便应驳回起诉。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需有事实根据和第四项规定的起诉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这两个法定起诉条件却需优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六条规定的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决定了必须首先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第二章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界定了可诉行政行为的种类。若不以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为前提和基础，便审查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错列被告等法定起诉条件，则不合法定起诉条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才得以顺理成章。本案中，二审法院仅查明再审申请人起诉称2016年1月其房屋被再审被申请人断水断电至今，但并未查明再审被申请人是否确实作出了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断水断电行为。尚未认定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行政行为及再审申请人当时已较为完整地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主体为再审被申请人等行政行为的内容，二审法院便直接以再审申请人诉称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实属欠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44号 【裁判摘要】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而对前诉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也认为具有既判力。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只要前诉已将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列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经过当事人质证、辩论后作出了认定，那么，该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即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人民法院在前诉案件中对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性审查时，已经在当事人质证辩论基础上，对房屋面积认定问题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合法性认定。因此，有关房屋面积认定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受到前诉判决羁束；王某某在前诉中有关房屋面积认定违法的主张未得到支持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79号 【裁判要旨】非诉执行裁定作出后可否起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 （１）人民法院在作出非诉执行裁定后，当事人起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因非诉裁定认定该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有效并准予强制执行，且该裁定已送达并发生法律效力，意即该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所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其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 （２）人民法院作出非诉执行裁定后，当事人起诉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一般来讲，行政机关依据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合法的实施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是，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扩大强制拆除范围或者使用违法手段造成被执行人物品、财产损失，被执行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077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利益不应因行政机关的错误告知而丧失——起诉期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定的重要法律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体现法律不保护“睡眠的权利"；另一方面亦作出例外规定，将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原因耽误的时间从起诉期限中扣除。本案中，王某因房屋被强制拆除以高新区管委会为被申请人向昆明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昆明市政府告知系其他村民拆除，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侵权纠纷。直至2015年12月25日王某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知其房屋系高新区管委会拆除，进而提起本案之诉。王某在案涉房屋拆除后没有及时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与复议机关的错误告知具有密切联系，该期限利益不应当因复议机关的错误告知而丧失。王某自2010年10月25日申请行政复议至2015年12月25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取新的证据之间的期间依法应当扣除。在获取新证据之后，王某及时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积极寻求权利救济，具有合理性，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不能中断或者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与民法上的合同履行之诉有诸多相同点而做出的特别规定，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仍然要适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中，陈某某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五河县政府征收其土地的行为违法，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一个征收土地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某某于2012年9月底便已知道被诉土地征收行为的内容，其于2015年7月2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陈永利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陈某某还主张，五河县政府并未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应当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权利，故二审法院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驳回起诉裁定。本院认为，固然，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07号 【裁判摘要１】起诉行政不作为应遵循“成熟原则”——法谚云：“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所以，过于迟延地请求法律救济将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有些情况下，过早地请求法律救济，同样不被法律所允许。就行政诉讼来说，通常都是针对一个行政处理提起诉讼，这就存在一个起诉时机问题。按照成熟原则，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才算成熟，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就是如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有些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作出了专门规定。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未作专门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则统一设置了两个月的期限。如果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职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可以提起诉讼；反之，如果法定履行职责的期限未届满就提起诉讼，就属于起诉时机不成熟，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当然，如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期限之内就作出拒绝决定，则不受履行职责期限的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即时针对拒绝决定提起诉讼。 【裁判摘要２】按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王某某于2013年10月28日向宣城市城管局电话举报，要求该局履行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因法律、法规并未就查处违法建设的履行职责期限作出规定，根据前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最早可在宣城市城管局接到其履行职责申请满60日后，方可申请复议。因此，王某某于2013年11月8日即以宣城市城管局不履行查处职责为由向宣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宣城市政府驳回王守保的复议申请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确实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本款规定的“紧急情况”，通常强调的是时间紧迫、事项重大，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不
普遍登记背景下相对人对登记行为起诉期限的计算——陈某某诉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 【裁判要旨】在行政机关就与相对人特定权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展开普遍登记活动期间，相对人未获登记获领取相关权证，且对他人获取登记获相关权证的事实已知的，推定其知道行政机关已经该事项登记在他人名下。起诉期限的计算，从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已为《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６４条修改为１年）。
【裁判要旨】证明原告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证据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或者第三人认为原告在某一特定时间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且原告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应推定原告在该特定时间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105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不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为行政诉讼的一种法定起诉条件，诉讼时效则为民事诉讼的一种实体判决条件。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将行政协议争议列举规定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后，在行政协议争议领域区分适用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变得非常必要，原因是一体适用起诉期限制度不符合行政协议兼具的公法性与私法性的双重属性。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尚属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此即意味着，对于行政机关基于高权行政，单方行使权力作出的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适用起诉期限制度；对于不涉及行政机关单方行使权力的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则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临渭区政府、临渭区人民办多收取了契税、房产过户费等税费而请求予以退还。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再审被申请人临渭区政府或临渭区人民办行使权力就《补偿协议》作出单方行为。二审法院适用起诉期限制度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192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应当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限制最长申请期限——虽然《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未直接规定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最长期限，但若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加以限制，当事人在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行政行为或确认行为效力时，可能转而请求行政机关进入复议程序，进而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提起诉讼，通过申请复议达到规避起诉期限的目的。因此，基于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之间的衔接关系和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需要，有必要参照《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行政复议最长申请期限进行必要的限制。据此，参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不动产申请行政复议的，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行政机关应决定不予受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蔡某某等34人就被申请人浙江省政府于1996年12月10日作出的征地批复意见，于2018年2月向被申请人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最长期限。该期限作为最长保护期限，直接影响复议申请的受理条件，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公告等主张属于进入实体审查后所需要审查的内容，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845号 【裁判摘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点是起算起诉期限的前提和基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是针对其确信是真实的行政行为。若起诉人尚对是否存在被诉行政行为存疑，便起算起诉期限，则有违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本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并非简单的“看到"。本案中，尽管再审申请人在起诉状中自认其在与智某某的交涉中，智某某向其出示了××××号证，但智某某系另一自然人，并非主管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机关，仅此事实难以认定马某某已经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颁证行为。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至迟在其自认2013年4月将智某某起诉到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金积法庭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号证的认定不当。同时，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在再审申请人提起相关民事诉讼之前，其已经从再审被申请人吴忠市政府、吴忠市国土资源局等有权机关获知该证的真实性，亦难以起算起诉期限。从本案相关情况看，只有本案一审法院所作另案终审民事判决关于再审被申请人吴忠市政府于2011年8月22日为智某某颁发×××号证的认定，才使再审申请人达到合理的内心确信。对于再审申请人而言，行政行为的内容至此才算具有确定性，才使其确信该证的存在已影响到其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其后于2018年7月23日首次就×××号证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行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的起诉期限。一、二审法院关于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认定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37号 【裁判摘要】适用最长不得超过１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且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备注：已为《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６４条修改为１年】。适用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但直至本院审查期间，相关行政机关均不承认案涉行为是行政职权介入下的强制拆除，均否认实施过强制拆除行为。刘某某虽然自2009年12月即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行政主体承认实施拆除行为，也无任何行政机关直接或者间接承认是行政行为，因此，适用前述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1798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并非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起开始计算——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并非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起开始计算。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于2015年4月才知道征地行为违法，起诉期限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再审申请人对于救济途径的选择，并非属于法定的“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一直在维权，耽误的期限应当予以扣除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957号 【裁判摘要】公告送达的行政行为起诉期限起算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根据上述规定，房屋征收决定以公告方式送达，无需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程序，向每一户被征收人逐户送达。只要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公告，即视为征收决定已经送达每一户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公告中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即视为全体被征收人已经被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727号 【裁判要旨】法院在审查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时，不能仅仅以被诉决定落款日期作为计算起诉期限的依据，而是应当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点、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存在正当理由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认定当事人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即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点、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存在正当理由。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91年制定的《贯彻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正确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当事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而非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1年零3个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才能认定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确定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首先要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即行政行为送达相对人的日期或者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日期。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定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时，既未查明被诉决定作出后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给马某某，也未查明马某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决定的日期；在计算马某某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时，既未查明是否存在因法院立案原因造成延迟立案情形，也未查明是否存在当事人提交起诉状日期与法院立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而仅以被诉决定落款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认定马某某自1998年8月20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并以此认定再审申请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其起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构成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