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7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75号 【裁判摘要】承租人若有物品损失则与强制拆除行为之间有法律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李某作为被强制拆除房屋的承租人，如果强制拆除行为造成了屋内财产损失，李某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当然具有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就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屋内财产损失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4号 【裁判摘要】享受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租赁权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应当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所谓“有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直接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损害或者不利影响。房屋征收案件中，房屋所有权人是征收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与征收决定当然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同时，享受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租赁权的承租人，对被征收的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实际享有以低于市场价格占用、使用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合法的社会福利权利，完全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征收决定不仅造成房屋租赁关系的解除，而且对承租人依法享受的低价租赁房屋的社会福利权利将会产生现实的、直接的影响。因此，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7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7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以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为被征收人进行征收补偿活动，对征收不动产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才具有原告资格。但是，实施征收补偿、给予“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的立法出发点，均是要对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而不是保护徒有虚名的名义权利人的“权利”，增加诉累，鼓励原产权人在民事活动中出尔反尔。因此，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原产权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将不动产转让并交付受让人，受让人实际占有、使用不动产，成为不动产的实际权利人，且征收补偿过程中，原产权人未对被征收的不动产权属提出异议的，征收管理部门以实际权利人为被征收人，与之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签订主体的确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征收补偿行政程序完成后，原产权人未通过民事诉讼等法定途径依法确认其对被征收不动产的产权，仅仅以名义产权人身份提起行政诉讼的，实质上与不动产征收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没有原告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4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被征收人是房屋所有权人。一般而言，房屋承租人与征收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周某某、刘某某申请再审主张其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沙机床厂自建福利分房的合法住户。现未取得房产证，是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补充意见》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本院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投资兴建、自行管理的自管公房的承租人，实际系福利分房的享有者，不等同于普通的承租人，其与征收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原裁定认为周某某、刘某某与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裁判摘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赔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该规定中的“类似房地产”，应当综合考虑房地产区位、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予以确定，而不能理解为相邻地块的建筑即为“类似房地产”。本案中，李某某主张应当参照邻近的万达广场商品房价格确定其房屋的赔偿价格，因万达广场的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与李某某被拆除房屋相关配套设施情况完全不同，两者并非“类似房地产”，李某某以万达广场商品房市场价格主张被拆除房屋的赔偿价格，与事实不符。 【摘要】强制拆除损失举证责任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新抚区政府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强制拆除李帮伦的房屋，导致李帮伦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为此，依法应当免除李帮伦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鉴于新抚区政府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亦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根据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法庭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案件实际，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认定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4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45号 【裁判摘要】《征补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关于就近地段的范围，一般应考虑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安置房源的数量和户型面积要求等实际因素，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程序中未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就近地段选择安置的，房屋征收部门可以结合房屋征收补偿法律规定，被征收房屋的套型、面积和价值，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源的匹配程度，以及当地对居住困难户的优先保障安置方案等因素，选择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房屋进行安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7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75号 【裁判摘要】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问题｜被征收房屋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房屋征收部门才应给予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一是被征收房屋具有非住宅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有关部门认定为用于非住宅的合法建筑；二是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被征收房屋；三是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案涉商店虽然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但是没有非住宅房屋权属证明，也没有有关部门的认定结论，被诉补偿决定没有对孟某某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补偿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7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77号 【裁判摘要】取得营业质证的住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因此，在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时，应充分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其中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国办发明电（2003）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42号文）在第四部分“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中载明：“各地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42号文确定了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久拖不决遗留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对待遗留问题，不能一刀切，完全按照产权性质不给予住改商房屋有关经营方面的任何补偿。本案中，涉案房屋虽产权性质为住宅，但贾某提交的证据证实其自1998年起已将涉案房屋用于经营，且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符合42号文中“应给予适当补偿"的适用条件。虽贾某仅提交税务登记证，未提供纳税证明，但贾某一直主张其符合免予纳税情形。原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审查涉案房屋是否符合适用42号文的情形，而是直接确认3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合法，且已给予贾某适当补偿确有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37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379号 【裁判要旨】被征收人不配合入户评估，不对评估报告申请复估、鉴定，承担不利后果。 【裁判摘要】主张以经营用房补偿应提供证据证明——对张某某被征收房屋用途的认定问题｜根据原审所查明的事实，本案被征收房屋登记的规划用途为仓库，张某某要求将登记用途为仓库的房屋按商铺补偿，但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其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西秀区政府按实际登记的用途对申请人被征收房屋进行补偿，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关于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予以赔偿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房（2011）77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应当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评估，并据此予以补偿。行政法规和规章之所以选择征收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目的在于保障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同时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人用获得的补偿款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与被征收房屋区位、结构、面积等相接近的房屋，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因房屋征收而受到减损。根据这一立法目的，如果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时间与征收补偿时间相隔时间过长，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以公告之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不能确保被征收人获得足额补偿时，则应以补偿时的房屋市场价格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数额。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不应低于赔偿时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否则，因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行政机关付出的行政赔偿数额还要低于其合法征收支付的补偿数额，其实质效果是鼓励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鉴于此，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格对被征收人予以行政赔偿，符合房屋征收补偿的立法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15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156号 【裁判摘要１】评估机构选定程序先于征收决定作出且选定程序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合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进一步明确，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通过摇号、抽签等随机选定方式确定。但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未明确评估机构的选定时间节点。行政机关在征收决定作出之前，或者紧随其后选定评估机构，均不违反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征收项目只要相关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相关土地、规划即可并不要求其必须取得相应法定手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等。该规定是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的规定，相关前置条件不具备，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得作出征收决定。但应当注意的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并非要求征收房屋决定作出之前，相关建设单位必须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施工许可证》等进行开发建设施工的法定手续，只要相关部门经审查认为，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符合相关土地、规划要求即可。实际上，要求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决定作出之前，就将尚未征收、仍属于被征收人的土地出让给建设单位，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其他开展施工建设的许可手续，亦不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0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02号 【裁判摘要】房屋征收决定作出程序——《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条规定，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旧城区改建项目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应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江南区城市执法局野蛮强拆，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妥善保管，确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赔偿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在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准确认定损害事实，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损害事实。 【摘要】拆除违法建筑中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江南区城市执法局，江南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江南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江南区城市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依法分配行政强制执行职权的内部职权分配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5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52号 【裁判摘要】程序合法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均应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即使行政相对人违法在先，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的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该法第四章对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强制拆除的对象是违法建筑本身，但组成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及建筑内的物品，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当事人因违法建筑所负的法律责任，不应当涉及其合法的私有财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均未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章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的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行政赔偿案件中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时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精神，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手段、方式必须科学、适中，不得以野蛮方式实施强制拆除。对于建筑物内的物品，行政机关应当采用公证、见证等方式，进行清点造册、制作现场笔录、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如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上述程序，造成当事人合法财产损失的，则该强制拆除行为应予确认违法。本案中，涉案建筑位于县城总体规划的规划区范围内临武县城管局认定该临时建筑未办理规划许可手续，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陈选金逾期没有自行拆除临武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之后由临武县政府组临武县城管局等部门对违法建筑强制拆除。上述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并无不当。但是，临武县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针对建筑物内的财产，既未与陈选金办理财物交接手续，亦未清点建筑物内的财产或进行相应的证据保全。临武县政府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确认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42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424号 【裁判摘要】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建设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行政机关应当在征收之前依法予以甄别，作出处理，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不予征收补偿；违法拆除因历史形成的无证房屋造成损失的，也不能简单以无证房屋即为违法建筑为由，不予行政赔偿。在行政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拆除的无证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应当将该房屋视为合法建筑，依法予以行政赔偿。行政赔偿的项目、数额不得少于被征收人通过合法征收补偿程序获得的行政补偿项目、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40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40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条件，且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收回，并再行出让、转让的法律关系中，原土地使用权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未对政府收回土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收回土地行政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法律效力，原土地使用权人丧失对相关土地的权利，之后再对政府出让被收回土地的行为，以及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转让相关土地给他人的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土地使用权人因丧失对相关土地的权利，与政府出让土地、办理相关土地转让手续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14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142号 【裁判摘要】国有农场收回补偿——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8〕202号）规定，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保障农场职工的长远生计。经济补偿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国有农场因土地被收回而不具备失地职工基本安置条件的，应当将失地职工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就业体系。具备安置条件的，在安排失地职工新的劳动岗位后，国有农场可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用于农场基本农田的建设保护和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09〕850号）进一步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给土地所有者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也应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补偿，即将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补偿分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具体的补偿费用标准由地方自行规定，但应保持失地的国有农场职工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其中，国有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国有农场享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土地补偿费应当给予国有农场。长期承包国有农场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职工，失地后自谋职业并与农场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补助费给予个人；但由国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的，安置补助费给予国有农场。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照“谁投入、谁获得"的原则给予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4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42号 【裁判摘要】关于《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适当补偿”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第八条规定，财产征收征用应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因此，结合我国土地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家依法保护产权政策，对于上述“给予适当补偿”，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不能静止、孤立、机械地解释为以受让土地价格为基础给予相应补偿，而宜作统一的法律解释。即行政主体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应当根据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按照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当时的市场价值给予补偿，也均同意通过评估方式确定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客观合理价格。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对华庆公司给予适当补偿，即应以华庆公司受让取得涉案地块的价格为基础适当补偿”，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立法原意，也与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不符，本院予以指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提字第2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提字第22号 【裁判摘要】无偿收回土地应查明政府是否有过错——涉案土地确已超过二年未动工开发,但是,造成土地未动工开发,是否存在作出三份无偿收地决定时有效的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的情形,陵水县政府未予查清;同时,三份无偿收地决定未依法送达琪楠公司,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87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877号 【裁判摘要】确定闲置土地应当以宗地为单位——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闲置土地是指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出让合同是以宗地为单位签订，是否属于闲置土地根据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计算。确定是否属于闲置土地当然应当以宗地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体项目为单位。不能以整体项目中其他相关当事人在另外宗地的投入，作为本案当事人在本宗土地上的投入；更不能以整体项目投入超过25%，否定本宗土地未动工开发、未作任何投入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76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761号 【裁判摘要】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记载和确认，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属行政裁决之列。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不同，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后者具有授予权利、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以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八条均有相关规定。因此，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行政确权功能，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2号 【裁判摘要】未使用其他集体土地满２０年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处理条例》）第四条亦规定：“确定土地权属和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工作，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尊重历史和现实，实事求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根据《处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续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使用的土地至确权时或者争议发生时不满20年的，土地权属争议各方均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土地归属的，申请土地确权前已经发生争议的，根据争议各方使用争议地的使用现状、使用时间长短、生产活动习惯、人口数量、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距离远近等具体情况，确定各方土地所有权。根据该《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土地权属争议一方或者双方均无法提供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的书面证据的，应当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4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43号 【裁判摘要】使用其他农民集体土地满２０年可取得土地使用权——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54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548号 【裁判摘要】原则上应当确定长期管理使用土地的当事人为争议土地的实际权利人——《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也就是说，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的，人民政府确定土地权属时，应当根据争议土地的管理使用情况，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作出处理，原则上应当将争议土地确权给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土地的一方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第八条第（一）、（三）项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以及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等证据，均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已经双方协商解决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其协议书一律有效；同一起争议有多次处理结果的，以最后一次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市、县政府在处理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过程中，如果相关争议曾由有关政府或部门组织调处，历史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以该协议为准确定争议土地、山林权属；根据协议仍不能准确确定争议权属的，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平、公正确定权利归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99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991号 【裁判摘要】林权证无交叉、重叠，应请求撤销对方林权证而不应申请确权——山林权属争议案件中，争议双方都没有权属凭证或者双方的权属凭证有交叉重叠产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处理，分清权属。而林权证本身不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况下，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林权证因政府发证违法而侵犯其合法权属的情况下，更为合理有效的途径是请求撤销林权证中侵犯其权利的部分，而非通过确权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60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604号 【裁判摘要】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二）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象、具体的处理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作为继承人的再审申请人其与涉案土地具有利害关系。因此，被申请人福鼎市政府认定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从而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关于其父母转让房产的《立卖断契》无效等主张，与依法具有羁束力的生效民事判决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二）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三）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四）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五）对同一起林权争议有数次处理协议或者决定的，以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终决定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决定为依据；（六）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亦规定：“集体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以及个人和个人相互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以‘四固定’时确认的权属为依据。‘四固定’时未确认权属的，参照合作化时期确认的权属处理；‘四固定’和合作化时期都未确认权属的，可参照土改时确认的权属处理。但是，依照法律和政策已将个人使用的林地划归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时，首先应当确定是否存在作为处理依据的权属证明等相应证据，同时还需结合争议林地的管用事实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2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23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规定，调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在调处当事人的权属纠纷争议时，应当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方式掌握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历史，保护现实，本着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进行裁量，作出处理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6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60号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林地争议是否属于权属争议，应否由政府通过确权方式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确认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依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一般而言，在林木林地登记前，争议双方均没有林木林地的有效权属凭证，此时产生的有关林木林地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当然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但是，林木林地已经登记发证，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已经依法予以确认，一方当事人仍以存在权属争议为由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提出的申请是否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则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区分。参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布的国土资厅函（2007）60号《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已经颁发权属证书且该凭证对林木林地权属、四至范围界定清楚明确的，不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无需进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但是以下两种情况则可以认定为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一是仅有一方的权属凭证包含有争议地，但该凭证对争议地记载的四至不清楚；二是双方的权属凭证均包含有争议地，但凭证之间对争议地记载的四至存在重叠、交叉或者包含等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持有的林权证侵犯其林木林地权属，但又不属于前述两种特殊情形时，则其更为合理有效的救济途径应当是请求撤销对方林权证中侵犯其权利的部分，而非提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申请来寻求救济。 【裁判摘要２】关于2010年两本林权证的效力及是否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依据的问题——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在处理林权争议案件过程中，生效林权证是处理林权证争议的主要依据，只有当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采信该林权证，并根据其他有效证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处理。登记发证行为本身就是基于政府公信力作出的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