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公司诉某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奉贤分局工商撤案决定案
【摘要】撤案决定可诉性｜在行政调查程序终结后作出的撤案决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起诉人梅泰克诺公司系“BREMET”注册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使用人，其就快联公司涉嫌商标侵权的行为向工商奉贤分局具名投诉，工商奉贤分局对该投诉的处理结果与起诉人梅泰克诺公司所享有的商标权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起诉人梅泰诺克公司对工商奉贤分局的撤案行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
吕某某与某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行政登记纠纷上诉案
第49号案例┃普通债权人不具有要求撤销肇事车辆行政登记的主体资格——吕某某诉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行政登记案 【裁判要旨】在由交通肇事引发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将肇事车辆转让他人，行政机关为其办理了转移登记，债权人与该转移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该登记行为的原告资格。
洪某某等诉某某政府土地行政登记
【裁判要旨】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债权人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债权人要求查封债务人房屋后，债权人的债权即不同于普通债权而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国泰部门在此情况下作出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导致房地分离，妨碍了债权的实现。债权人对此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资格。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07）霞行初字第17号判决书；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宁行终字第9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潜在影响的能否提起行政诉讼？——（１）合法权益受到潜在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２）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包括现实的、将来的侵害，以及明显的、潜在的侵害。 【精要】（１）土地主管部门在未确定该土地的全部界址的情况下对该土地进行确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２）虽然土地主管部门未直接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讼争土地界址进行确权，但是对该整宗土地使用权的确权行为，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讼争土地界址的处理，因此原告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有权对此提起行政诉讼。 【案号】一审判决书：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07）霞行初字第17号判决书；二审判决书：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宁行终字第9号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3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31号 【裁判摘要】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等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建筑工程符合法定开工条件后对建设单位作出的开工建设许可，其主要是规范建设单位的开工建设行为，目的是监督和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本案被诉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减损再审申请人所诉请保护的通风、采光等权益，再审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6号 【裁判摘要】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实质上涉及的是人民法院启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主张其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人民法院随之以该主张为起点，客观地审查其是否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经审查之后，只有那些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被认可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通常认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若进一步精确审查利害关系的形成，则基于上述条款，因袭司法实践积累，可从三个呈阶梯型的要件着手：一是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二是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三是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对这三个要件的审查，宜依次逐级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67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677号 【裁判摘要】投诉人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对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原告资格和复议申请人资格都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前提，针对投诉人的利害关系问题，更是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作为判断投诉人与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一方面，只有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投诉，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即投诉人有区别于其他人的可保护的特别权益，且应当是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非基于公益；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投诉人权益的影响应当具有直接关联性，因与行政行为的间接关联而对投诉人权益产生影响的，投诉人原则上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国泰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合作开发人，因其与雁城公司就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存在争议，双方之间产生民事争议。又由于涉案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国泰公司向衡阳市住建局投诉，并对衡阳市住建局未全面查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一）国泰公司的投诉是否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赋予住建部门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查处权，是为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住建部门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是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违法建设侵害的相邻权人以及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而建设项目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的保护，主要应当通过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保护，与住建部门是否全面履行对其投资项目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义务，并无利害关系。本案中，国泰公司认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对其投诉举报的雁城公司在涉案项目中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面查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意在解决其与雁城公司的民事争议。但是，作为雁城公司的合作开发人，国泰公司并没有区别于他人的特别的、独立的权益受到被复议行政行为损害或不利影响，国泰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并不能解决其民事上的利益诉求。因此，没有事实证明，国泰公司投诉举报雁城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销售行为，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二）住建部门查处行为对国泰公司权益的影响是否具有直接关联性。1.国泰公司在涉案项目中的合法权益系合作投资权益，而与该权利相关的纠纷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就其与雁城公司之间的纠纷作出了处理，该判决正在执行过程中，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否则，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非但无从发挥，反而有可能产生制度异化后的负面效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本案中，张某某请求判令天元区政府向其公开《通知》，但起诉时已将《通知》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张某某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75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755号 【裁判摘要】韩某某因不服后沙峪镇政府作出的限拆决定，向顺义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限拆决定是后沙峪镇政府针对案涉违法建设房屋的所有权人作出的，韩某某系部分房屋的租赁权人。韩某某所主张的租赁权系债权，韩某某的相关权益应通过民事途径依法予以救济，后沙峪镇政府作出案涉限拆决定，无需考虑韩某某的租赁权，故韩某某与案涉限拆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原一、二审法院认定顺义区政府决定驳回韩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驳回韩某某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8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利害关系的考量｜一方面，从郑某某的不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郑某某已经提供了其与涉案房屋有关联的相关基础证据，人民法院即便不认可其完全意义上的产权，亦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审查对郑某某过去所交集资款、住房性质等作出实体认定、回应与考量，对涉案《租用公房凭证》《收款收据》的性质等作出司法判断。特别是对于被诉的组织实施强拆行为本身也应作出合理评价，而不宜仅以原告举证不足为由不作实体性审查。且在案证据显示，涉案房屋系1987年政府拆除相关简易房后安置于此，现又面临征收补偿定性问题，仓山区政府向郑某某提供的两种补偿安置方案（一种是继续按照公房租赁，另一种是补交差价获得新房产权）均涉及针对郑某某的政策执行，且在无法达成协议时宜作出补偿决定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作为后续执行依据，且保留郑某某对此不服而申请救济的权利。而在未形成相关补偿决定情形下，原审法院仅以郑某某无房屋产权为由否认其与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理据不足。另一方面，从郑某某的屋内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除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但是对于本案所涉强拆前郑某某一直使用的房屋中，是否有物品以及有何物品，行政机关如欲表明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就需要对强拆活动的基础事实作出合理释明（如强拆活动是否存在、由谁实施，现场是否制作清单、有无影像记录等），这是国务院有关执法全过程公开的要求和判断强拆程序正当性的要素。人民法院对此也应在实体审查中结合案情加以核实，且如果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时，还有权酌定。而本案原审期间没有形成这方面证据，而在本院组织的听证中，郑某某明确主张在强拆当时，其与丈夫在涉案房屋内，并且家具物品均在屋内，存在现场被埋压等情形。如果确系行政机关组织了强拆活动，则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特别是对于合法建筑物的拆除，行政机关在实施强拆活动前至少要依法作出明确的执行依据且必须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审查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之法定程序。而本案以原告举证不足、主体不适格的单一理由未触及上述宜审查事项，有必要通过启动再审全面作出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5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59号 【裁判摘要１】村民个人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村农民集体成员的个别村民认为村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受到行政行为侵害，需要对有关行政机关主张权利的，应通过法定的途径和形式，将个别村民的意愿转化为村农民集体的意愿，以村农民集体的名义主张权利，作为村农民集体成员的个别村民未经授权原则上不能代表村农民集体提起行政诉讼。为此，个别村民对相关行政行为不服且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又不主动提起诉讼，则该个别村民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形成集体决定，并由村民委员会执行，或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二款“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后，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过半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以确保起诉代表整体村民的集体意志，或者也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摘要２】本案李某某等29人的诉请为涉及征收土地决定的行政复议不作为违法并请求行政复议履责之诉，而并非对直接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涉及的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对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资格要求和范围上不尽相同，二审法院仅以李某某等29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为由，裁定驳回其上诉,显然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指出纠正。退一步来说，即使本案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对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资格要求和范围上是一致的，四川省政府作为法定复议机关亦应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八条规定，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而不应仅以函的方式予以转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35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355号 【裁判要旨】 （１）在民事租赁使用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使用人活着实际占有人，在行政行为对合同标的物造成影响时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２）行政行为的作出应对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前提下，选择对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最小的手段。法院在审查行政强制行为时，应对着重考察行政强制措施是否符合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最小侵害性原则。 （３）根据国家赔偿理论和现行法律规定，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及其他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责任。对于赔偿或补偿非直接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扑杀的奶牛虽不属新惠奶牛合作社所有，但鉴于新惠奶牛合作社与养殖户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奶牛被扑杀后，必然会对新惠奶牛合作社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故新惠奶牛合作社与姜堰区政府扑杀奶牛等系列行政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05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057号 【裁判摘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后不能以公司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元氏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撤销了元氏县商业局，成立了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变更其下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更换公章等行为，均属其履行管理职责的范围。本案再审申请人武某某被免去公司经理职务后，使用作废公章，仍以元氏县石化产品总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不是该企业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能代表该企业主张诉权，故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商业总公司的机构设置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事务，与武某某个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机构的设置、成立未侵犯武某某的合法权益，故武某某以个人名义对元氏县人民政府设立元氏县商业总公司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9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申请人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易言之，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存在一项合法权益、该项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犯。但此种举证应当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而不能要求在申请阶段就必须证明其权利确实已经受到侵犯；在相邻权案件中尤其如此。是否具备申请人资格与其请求能否在行政复议中得到支持，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承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判决支持其实体诉讼请求；起诉权与胜诉权虽然有关联，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不能以事后查明的不具备合法权益或者其合法权益未被侵犯事实，来否认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行政复议申请人是否具备合法权益，是否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与原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当按照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渠道维护权益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1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10号 【裁判摘要】集体土地完成征收后相关行政行为利害关系的认定——本案被诉的是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涉案土地以及莆田国土局出让该土地的行为。在涉案土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完成征收，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情况下，陈某某、魏某某与被诉的批准出让及出让土地行为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陈某某、魏某某不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7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74号 【裁判要旨】房屋征收案件中被征收人与相关行政行为利害关系的判断——房屋征收案件中，被征收人在达成房屋征收协议或者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未起诉，或者起诉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征收人又对征收决定（包括征收补偿方案）或者之前的用地批复等征收决定前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因其已经丧失对被征收土地及房屋的权利，其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针对涉案土地、房屋作出的征收决定及相关前置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以被征收人不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身份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8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81号 【裁判摘要】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其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王某某受到伤害系刘某某违法侵权行为所致。新邱公安分局“失职和纵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发生在刘某某伤害白某某案件中，与刘某某伤害王某某的事件之间虽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王某某以新邱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45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453号 【裁判要旨】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认定错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和义务。立案登记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并尽可能多地将矛盾和纠纷引入法治化解决渠道。但是，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仅向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即能够产生诉讼系属，也不意味着此即必然对人民法院形成约束，将被告强制卷入诉讼，并形成诉讼法律关系。因为，只有经依法审查符合登记立案条件，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后，才宣告诉讼成立，人民法院才可以对“诉的合法性”以及“诉是否有理由”依次审理。申言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明显不成立或者滥用起诉权利的，人民法院有权不予登记立案；滥用或者恶意行使诉讼权利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9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90号 【裁判摘要】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作出颁发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开除学籍等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利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上述行为不包括高等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规定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行为。本案中，教育部认为梅某申请复议的北京邮电大学对其教务管理与留级处理的行为系高等学校依据法定权利自主实施的内部管理活动，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9号 【裁判摘要】人民政府统筹部署辖区内各项工作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政府有权统筹部署辖区内的各项工作，监督各政府部门及下级政府依法行使职权，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但这种行为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并未产生外部效力，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政府工作部门按照同级政府的部署，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行政相对人不服的，适格被告应是具有法定职责的政府工作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46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466号 【裁判摘要】城中村项目批复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与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均规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亦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此可知，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具备法效性特征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效性是指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本案中，被诉的批复系宝鸡市政府对所辖各区组织编制的改造项目进行的审批行为，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于下级行政机关请求事项作出批复的内部行政行为。该批复虽然涉及了城中村改造的有关内容，但其是针对有关单位的内部审批行为，未直接设定茹某某等9人的权利义务，对其并未产生实际影响的效果，其法律效果还须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加以实现，故该批复不具备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特点，不具可诉性。也就是说，在该城中村项目实际改造的过程中，相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安置补偿等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才产生直接对外的法律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40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40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一般而言，可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应当是行政主体直接设定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或者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即行政管理活动的最终行政决定。一般不包括行政主体在作出最终行政决定过程中针对程序性事项所作的决定和处理。此类针对程序性事项所作的行为以及过程性行为虽具有一定法律意义，也会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但它的法律效果是依附并被最终的行政决定所吸收，除非过程性行为具有独立的价值且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对过程性行为合法性的评价，可以在对最终的行政决定合法性评价中一并进行，过程性、程序性行为存在违法情形的，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行政决定被认定为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方面，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有权予以撤销并可责令重作；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当事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违法而不撤销行政行为。因此，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所作的程序性行为以及过程性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在对最终的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中予以解决。对于是在最终行政决定作出后，甚至行政相对人已对最终的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再对过程性行为、程序性行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不再具有诉的利益，不再具备诉讼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因此，行政主体程序性行为、过程性行为，通常不能单独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除非该程序性行为具有事实上的最终性，并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沈某某认为无锡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行为违法，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行政复议。无锡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属办理治安行政处罚案件中的程序性行为，不直接对沈某某增加义务或减损权利，即使存在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也只能在针对行政处罚所提起的案件中进行审查，而不能单独就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申请行政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57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575号 【裁判摘要】破产清算组对破产企业财产的处置行为属于司法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应当是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本案纠纷发生时有效的1998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民事活动。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清算组可以聘任必要的工作人员。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也就是说，破产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破产，人民法院作出准予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后，依法指定破产清算组组成人员，清算组成员作出的对于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及分配等一系列活动，均属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号 【裁判摘要】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法院主管工作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参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对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2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20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处的法定职责，系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规定，具有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直接进行处理、直接解决行政管理相对人诉求的职责，不应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本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的层级监督、内部管理职责。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一般应当向直接具有管辖职权，能够直接解决其具体请求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具有管辖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满意，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投诉、举报、反映，要求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监督、督促具有相应管辖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也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相应处理。但行政管理相对人对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的处理不服，以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为被告，要求人民法院责令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的，一般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监督范畴。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起诉，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针对原告以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为被告而提起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之诉或者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人民法院如无需实体审查即能得出被告明显不具有诉请履行法定职责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进入实体审理后再作出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实体判决，以保障各方权益，减轻司法成本，引导诉讼权利正确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8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针对咨询所作的答复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由法律设定，而非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设定；行政机关法律文书错误告知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因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因谢某某向证监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依据行政诉讼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对一个恰当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谢某某提起的系一个不成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其申请内容系要求公开“证监信复字【2013】1000985号答复中‘不再受理’的法律依据”。对此种请求一、二审法院已经认定系咨询行为而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证监会针对该咨询事项作出的[2014]39号《监管信息告知书》已经对谢某某的请求作了回答。此种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形式进行答复的行为，既未侵犯谢某某的人身权、财产权，也未侵犯其知情权，对其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论谢某某是否满意，均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亦无权对此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此类针对法律咨询所作的答复行为如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必然需要以判决方式去回应行政机关就法律咨询事项的答复行为是否合法、正确、全面，此显然有悖于司法机关裁断纠纷的职能和国家设立司法机关的目的。因为司法机关仅能对已经存在的具体纠纷进行裁断，而不能在没有现实纠纷的前提下，对行政机关依据何法律规范进行监督管理问题予以审查。因此，针对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咨询所作出的答复，不论该种答复是否合法、正确和全面，均不属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23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239号 【裁判摘要】土地监督查处行为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备注：对应２０１９年修正《土地管理法》第６７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该条规定的监督检查，既包括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政府及其所属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土地管理职责行为的监督检查行为，也包括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作为土地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涉土地违法活动的行政管理行为。前者系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层级监督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黄某某认为四川省成都市自然资源局在征收××都市武侯区××组集体土地时存在违法行为，要求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进行查处，实质是通过投诉举报的方式，要求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启动对四川省成都市自然资源局违反土地管理职权行为的内部监督程序，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黄某某的起诉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01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012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行政复议区分——（１）从外观上看，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行政复议较为相似，都是基于行政机关上下级关系构架所形成。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部层级监督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的监督，是政府系统的内部监督，具有内部性特征。另一方面，行政复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所实施的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一般为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主体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主体，两者具有层级隶属关系；但行政复议具有多元功能，是法律赋予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利救济制度，该制度设置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一项依法可供司法监督的具有外部特征的行为。（２）当事人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职责还是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职责，除了要看是否具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是否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外，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区分：一是申请形式不同，是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还是提交申诉、举报、投诉、控告等材料；二是问题反映的渠道和部门不同，是向行政复议机关及其法制工作的机构提出，还是向上一级行政主体或本级人民政府的相关信访、纪检监察等部门提出；三是法律依据不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还是基于一般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请求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行政主体履行相应监督职责；四是反映问题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行政复议应以行政主体为被申请人，针对有关行政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情形提起，而内部监督行为则不以此为限。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387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3872号 【裁判摘要】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举报人不服处理或不予处理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适用该项规定的前提是，举报人要向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举报。如果举报人违反属地管辖原则，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对信访事项作出处理法定职责行为，对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93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931号 【裁判摘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上述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亦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