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行初240号行政判决书
上海市黄浦区典艺馄饨店诉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案——行政许可期限续展与许可听证的合法性要件 【裁判书字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行初240号行政判决书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云行终129号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云行终129号 【裁判摘要】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昆政复〔2012〕21号《关于双河磨南××水源××保护区规划的批复》，案涉的双河营里溪里砂场处于水源林保护区范围内，志顺公司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需提交相关材料并取得相关职能部门的同意。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志顺公司在申请时未提交相应材料，且因案涉砂场处于水源林保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亦不同意办理该砂场的采矿权延续登记。故国土晋宁分局不予办理采矿权延续手续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志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皖行终976号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皖行终97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该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规章可以对延续行政许可的申请期限另作具体规定，包括期限长短、起止日的确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属于规章，该规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海关负责海关行政许可事项的机构或者依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负责统一受理海关行政许可申请的机构收到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之日，即为海关受理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之日；以信函申请的，海关收到信函之日为申请之日；以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海关收到有证明效力材料之日为申请之日。”该规定并不违反行政许可法。故被许可人需要延续海关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以信函申请的，海关收到信函之日为申请之日。本案中，涉案《注册登记证书》的有效期至2017年12月26日，联邦物流公司需要延续该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2017年11月26日前提出申请。然而，联邦物流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通过信函方式提出延续申请，合肥海关于2017年11月29日收到该延续申请书，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联邦物流公司所述“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等规定属于诉讼法的范畴，适用于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形。本案系联邦物流公司申请延续海关行政许可，应当适用行政许可法及海关相关规章的规定。因此，合肥海关决定对联邦物流公司提出的延续申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1号 【裁判摘要】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行政机关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符合法定规定。办学许可证被注销后，教育部门对于学校的后续管理行为不能视为认可延续办学。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梁法行初字第00003号
【案号】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梁法行初字第00003号 【裁判要旨】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性的审查不应当单纯局限于强制措施实施结果的合法性判断，亦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过程的合法判断，行政强制措施只有同时满足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的双重标准时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1号 【裁判摘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二者具有显著区别。本案中，江南区城管局于2013年4月22日向莫某某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决定，而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则是属于为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因此，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江南区城管局所称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的行政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江南区城管局并无实施本案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职权。一、二审法院确认江南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03行终223号
【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03行终22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于2016年2月2日对上诉人林某某作出莆涵食药监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2017年2月14日再次对上诉人作出莆涵食药监罚[2016]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原审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材料中，并未发现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第二次处罚决定前有作出撤销第一次处罚决定的正式决定，显然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第二次处罚决定已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作出第二次处罚决定成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案件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新行初字第72号
【案号】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新行初字第72号 【裁判摘要】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应当适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裁判观点，本条表述虽未明确列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行政处罚属于法定听证的类型，但本条中“等”系开放式不完全列举，包括了与明文列举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类似的其他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属于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类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被告未告知原告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构成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29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292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中原区政府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强拆过程中依法对再审申请人的室内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和保存。而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现场照片和室内装修及室内家具明细清单所反映的情况看，其主张的相关损失并未超出日常生活用品的合理范围。在此情况下，中原区政府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一、二审法院却将室内物品损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再审申请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虽不存在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的问题，但因中原区政府在未与再审申请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该行为必然导致再审申请人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承担相关费用。因此，该项费用损失系中原区政府的违法拆除行为直接导致的，应当由中原区政府予以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59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595号 【裁判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某某等19人的房屋所在土地原为集体土地，而建业森林半岛小区所在土地为国有土地，无论是从法律依据，还是从征收补偿程序等方面来讲，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标准均存在差异。而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未考虑被拆除房屋原系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性质，直接参照作为国有土地性质的建业森林半岛小区房屋价格认定王某某等19人的损失，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赔申17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赔申178号 【裁判摘要】应当由直接加害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受害人不得先行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国家赔偿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最终救济制度，在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系由第三人行为所造成，尤其是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损失而受益的情况下，应当先由该加害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损失起有一定作用，也只有在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仍不能使被侵害权益得到足额赔偿时，受害人方得以行政赔偿作补充，行政机关不应当承担应由直接加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如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充分赔偿，则应当免除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以避免出现直接加害人不需承担任何赔偿或对同一损害法院判决重复赔偿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9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98号 【裁判要旨】对违法征地行为的行政赔偿——行政机关提供的据以作出被诉征地行为的征收土地批复中列明的被征收集体土地并未包含相对人所在的村民组土地，故行政机关未经批准征收村集体土地的行为违法。返还案涉土地很可能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因此，以恢复原状、返还土地的方式赔偿被征地农民损失，既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也缺乏现实可行性。被征地农民的相关损失可以在查具体损失数额的基础上采取支付赔偿金等方式予以弥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6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6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国家赔偿有不同的分类。《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以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就是以国家赔偿的原因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国家赔偿的种类不同，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程序就有所不同。本案所涉及的公民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患病死亡所引起的国家赔偿，就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程序处理。受害人对此主张行政赔偿并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以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5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5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对于行政协议之诉的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进行了“两分法”处理，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二是，“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这是基于行政协议既有双方性、又有单方性，行政协议之诉既有关系之诉的新特点，又有行为之诉的旧传统，而作出的区别处理。行政协议虽然仍属于一种行政活动方式，但它却借用了民法合同的方式，行政机关与协议相对人之间虽然本质上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但却是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订立并履行协议，正是基于这种平等性和双方性，当因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和履行产生争议，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但行政协议终究不是民事合同，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可以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这种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与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并无不同，因此针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仍然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据此，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提起的合同撤销之诉应参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7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72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一个协议，到底属于行政协议，还是属于民事合同，有时的确较难判断。．．．．．．但通说认为，协议的属性应由协议本身客观判断，协议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据此，认定行政协议的客观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第二，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第三，协议的目的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裁判摘要２】合同相对性与第三人效力｜．．．．．．民事合同原则上仅具有相对效力，其权利义务关系仅可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行政协议既采民事合同之形式，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应遵循。但行政协议之所以属于“行政"，自有其不同于民事合同之处。当行政协议属于补充或者替代诸如征收拆迁这样的单方高权行为，当行政协议具有针对诸如竞争者、邻人等第三方的效力，则不应简单地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排除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协议影响的第三方寻求法律救济。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的功能是为了丰富行政机关的行政手段，增进行政相对方的合作与信任，扩大解决问题的弹性余地，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作相反规定，行政机关原则上有权以协议方式活动，但却不能通过协议方式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使之成为规避依法行政的特殊领地，更不能借此减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救济权利。 【裁判摘要４】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应当有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行政机关具备当事人所申请履行的特定职责。这个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来自一个行政协议的约定，但更多情况下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仅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否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由此可知，行政协议虽然与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但与单方行政行为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双方行为，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通过平等协商，以协议方式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协议既保留了行政行为的属性，又采用了合同的方式，由这种双重混合特征所决定，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与协议相对方平等协商订立协议；协议一旦订立，双方都要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出现纠纷时，也要首先根据协议的约定在《合同法》的框架内主张权利。另一方面，“协商订立”不代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法律虽然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缔结协议，但仍应坚持依法行政，不能借由行政协议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法律也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优益权，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89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89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因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意产物“合同性”的一面。故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城关镇政府是否具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确实属于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因而无效的情形之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乡镇一级政府也确实不是国家征收土地以及进行征地补偿、安置的实施主体，但是，行政权力可以委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专业性方面的特殊要求，行政机关可以将某一事项的一部或全部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乃至私人组织具体实施。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以及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的领域以外的具有给付、服务性质的行政行为，尤其是以协商协议方式实施的行为，更是如此。 【裁判摘要３】虽然一般认为，受托主体接受委托后仍应以委托主体的名义实施行为，但只要委托主体不是转嫁责任，对委托予以认可，并能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委托关系成立。．．．．．．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但如果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参加诉讼更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以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受托主体的诉讼参加并不可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能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裁判摘要４】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是一种附带请求，一方面限于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应当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一并提出附带审查的请求，即使有正当理由，也应在一审法庭调查结束之前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1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16号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作出的尚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裁判摘要】本案中，武国土用（2009）6号批复明确“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附表中所定用地位置、面积、规划用地性质等办理有关手续”。该批复的存在并不代表最终拆迁许可行为必然作出，且亦未直接对外付诸实施，因此未对所涉建设用地片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的影响，故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湖北省政府对胡某某等的复议申请审查后，书面告知胡玉枝等对其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8号 【裁判摘要】省级政府所作的征地批复在现实中和法律上通常等同于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所规定的"征收土地的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关于"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之规定，征地批复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践中，相关内容往往已按照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征地公告程序公之于众，产生了外化效果。且经过同级复议后形成的复议决定，也是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前提依据之一。同时，国务院法制办作为国务院办事机构，亦已办理大量针对省级政府所作的征地批复复议决定申请裁决的案件。此外，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收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也即省级政府根据其作出的征地决定而作出的确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决定不仅可申请复议，且相关复议决定系不可诉的终局裁决。由此可见，如果征地决定（批复）本身被解释为不可复议，不仅与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七项、第十一项有关"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等可申请复议情形之规定精神不符，也与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和国务院法制办认可的做法相冲突。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他字第23号复函旨在强调，人民法院当时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般标准，即省级政府的征地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未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原审法院将有关内容解释为省级政府作出的征地批复是最终裁决，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并不加区分的认为针对批复作出的复议决定均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存在一定误解，与行政复议法前述规定精神不符，亦不利于当事人法定的复议请求权的保障，确有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82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82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收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他字第23号《关于适用第三十条第二款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最终裁决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二是省级人民政府据此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上述关于“最终裁决"的规定，确定了省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土地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并不意味着其也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关于“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之规定,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事项是被申请人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批复,应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其作出的本案被诉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理解为，其作出的征地批复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决定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确有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裁判摘要１】《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可见，在我国，信访制度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而言，是一种具有补充性的纠纷解决途径。这种补充性体现为，只有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不予或不应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相关诉请被纳入信访事项才是适当的。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依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时规定，申请人或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才能适格地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在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拒绝作出致使申请人或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其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权利”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申请人或原告，且并非明显不属于被告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只有该“权利”存在，申请人或原告所提申请对有关行政机关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从而使有关机关的处理与申请人或原告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简言之，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区分复议机关的驳回复议申请究竟属于因理由不成立而驳回，还是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驳回，应当适用实质性标准。名为驳回复议申请，甚至名为不予受理决定，但事实上对复议请求作出了实体审查的，也应当定性为驳回复议请求，进而构成对原行政行为的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这是因为，如果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属于一种实体处理决定，在性质上与维持原行政行为并无不同；而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在性质上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既不属于维持原行政行为，也不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没有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 【裁判摘要2】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但是，无论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都不涉及另一机关作共同被告问题，因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按照立法本意，本款所说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仅指未就实体处理作出决定。“复议机关不作为”，既包括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消极不作为，也包括复议机关明确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积极不作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3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违法只是在实体上决定了针对该行为所提之诉的理由是否具备，而该诉能否被人民法院受理，还需要具备原告适格这样一个适法性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司法机关只能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行政行为，而不一般性的具有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因此，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一个不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也不能够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裁判摘要２】虽然瑞华公司取得的土地所有权证存在违法之处，但在无确凿证据证明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系在明知瑞华公司违法办理被诉土地使用权证而恶意取得涉案抵押权的情况下，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仍可善意取得涉案不动产上所设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据此，抵押权的设立，系由当事人之间设立抵押权的合意与抵押登记两个法律行为共同构成，抵押权自抵押登记时起设立。具体到本案当中，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于2016年7月26日取得灵宝市房他证市区字第××号他项权证时，涉案不动产上所设抵押即正式成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抵押权的标的为债务人的财产，而非财产的物权凭证，故，即使作为抵押财产物权凭证的灵国用（2013）第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违法被撤销，亦不应影响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对涉案土地所享有的抵押权。灵宝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依法办理涉案土地相关权证后，对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取得的抵押权登记依法进行相应变更。 【裁判摘要３】由于土地登记具有物权设定或公示的法律效力，实践当中对于物权关系的稳定和土地交易秩序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土地登记机关应当在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对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对已经登记的土地权属关系放心，从而保障国家物权登记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7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7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最直接的表现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发生了改变，受到了实际的影响。．．．．．．本案被诉强拆行为针对的就是再审申请人实际居住使用的房屋，对再审申请人权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强拆房屋的后果导致再审申请人丧失了对该房屋的居住和使用利益,因此，再审申请人与被诉强拆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裁判摘要２】行政机关在处理违法建筑的法律关系中,应当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置，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于正在进行建设的违法建筑，可对违法建设者予以处罚。二是，对于违法建筑已经建成多年并已出售的情况,由于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时已经产生了新的权利人,即除了违法建筑的建设者外还有违法建筑的实际居住、使用人。因此，行政机关对于违法建筑采取强制拆除的处理方式实际上直接影响的是购买该违法建筑并居住使用的利害关系人，对违法建筑原建设者的影响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在此情况下，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违法建筑的处理时，必须考虑到直接受到该行政处理行为实际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被申请人不能仅以对违法建设者的处罚及强制执行程序义务的履行来代替对强制拆除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的相应程序义务的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3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38号 【裁判摘要】本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张某某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但是，张某某依法享有诉权并不代表着其请求撤销虞集用（2001）字×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必然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张某某仍需举证证明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张某某在案涉土地上栽种树木并不构成其对该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益的依据。故张某某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15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１】农村家庭成员对其以户为单位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亦应当落实在相应的土地登记中。而李某某作为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之一，既未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也未被纳入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其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得到法律认可，其相关合法权益在土地的使用、流转、征收、补偿等法律关系中，都将无法得到周延的保护，从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本身就是对李某某合法权利的损害。因此，被诉颁证行为与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可以作为适格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摘要２】至于被申请人提出的自颁证行为作出至本案起诉时，已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起诉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李某某系因家庭纠纷并导致民事诉讼之后，于2016年3月24日申请查阅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时，方才得知被诉颁证行为。其于2016年3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6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6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参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商品房销售以建筑面积为面积计算单位；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房者所购买的套内或单元内建筑面积（以下简称套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房面积应为建筑面积。而且，经再审申请人签字确认的《新北小区安置户选房结果确认书》中也进一步明确，再审申请人所选安置房的房屋面积为建筑面积，而不是套内建筑面积。从对房屋的实际使用需要看，安置的房屋为高层单元式住宅，必然存在与他人共同使用的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设备间等。这些公用配套设施与整栋住宅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产权人正常使用房屋不可或缺的部分，且产权人对该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再审申请人的安置房为高层单元式住宅,其安置房屋面积理应包括共有部分面积。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26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26号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应当合理善意履行行政承诺——行政机关在已就特定事项对相对人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应当以实现该承诺作出的目的为原则，合理、善意地作相关行政行为。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出让的价格，虽然郑州市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制定的会议纪要及其与和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行政机关已就特定事项对相对人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应当以实现该承诺作出的目的为原则，合理、善意地作出相关行政行为。本案中，郑州市政府、郑州市国土局只有在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出让时将涉案的15.83亩土地一并或尽快出让给和谐公司，才符合郑州市政府会议纪要中“相关土地采取与球场打捆方式……相关部门依法加快办理手续”的要求。而从土地本身的实际利用状况来看，案涉15.83亩土地在规划上与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同属A5-02号地块，系A5-02号地块的出入口，本就应与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一并挂牌出让，但是由于再审申请人的原因一直未予出让，在此情况下，因地价增长带来的损失，不应由和谐公司承担。故，原审法院判定郑州市政府、郑州市国土局按照和谐公司2011年7月7日取得A5-02号地块中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的出让价格，以协议方式出让涉案的15.83亩土地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1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这里所说的全面审查，意在强调不仅要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审查，也要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是因为，在撤销诉讼中，理由具备性的核心要件就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二审法院对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审查，自然离不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是，所谓全面审查，不能超出一审法院的裁判范围，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原告的诉讼请求恰恰决定了一审法院的裁判范围。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可以“部分撤销"，就在于有的行政行为具有可分性。所谓行政行为的可分性，是指一个行政行为可以分离成几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当其中一部分可能不生效力、无效或不合法时，其余部分仍可以有效存在。对于可分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只针对其中一部分提起撤销诉讼，在此时，该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在性质上就属于被诉的行政行为本身，对于该一部分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裁判摘要３】所谓诉讼请求，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审理和判决的申请。诉讼请求不仅可以界定法院的审理范围，也便于对方当事人在此范围内提出攻击防御的方法。如果原告欲要求法院审理此范围以外的请求，就必须通过另行起诉或通过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来实现。而在诉讼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通常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以及法院的准许，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在任何环节随意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在一审期间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尚有如此限制，在二审阶段提出，更为法律所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