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民申4295号 【裁判摘要】煤矿采矿权人取得采矿权中在先，他人在采矿范围内承租土地在后的，采矿权人不承担因采煤沉陷引起的赔偿责任——关于恒大煤业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因恒大煤业采矿行为造成丁某某房屋受损产生损失各方不持异议,争议的是恒大煤业是否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已查明，恒大煤业取得采矿权在先，丁某某承租土地生产建设在后，故依据《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速解决矿区村庄压煤和迁村问题的通知》，对恒大煤业采煤引起的丁某某棚舍等建筑物的损失，恒大煤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恒大煤业与韩家店镇政府签订的沉陷受损赔偿协议，是就民主村暖棚小区采煤沉陷区域治理问题，与地方政府所达成，不代表恒大煤业对财产受损个人负有直接法定赔偿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23号 【裁判摘要】中能公司主张其已与昌汗界村民达成补偿协议。其支付的补偿款中包括陈江X涉案苗圃苗木的损失补偿，不应再重复赔偿。但补偿仅针对因开采煤矿导致地面形成塌陷区和临时储水沙地而支付，现无证据证明中能公司对陈江X的损害也已经给予了补偿。中能公司还主张其向榆阳区人民政府缴纳了环境治理补偿费，应视为其已经承担了损失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中能公司缴纳环境治理补偿费的行为属于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并不能据此免除中能公司因采矿行为导致陈江X苗木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中能公司关于二审判决认定苗圃苗木死亡与开采煤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缺乏证据支持、二审判决确定民事责任违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65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乾源公司于2011年1月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存在越界开采的侵权行为，并导致了乾源公司可开采的铁矿石储量的减少，要求法院判决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乾源公司的经济损失等。在本案民事诉讼审理期间，乾源公司又基于尊正大方铁矿的同一开采行为向国土部门举报尊正大方铁矿涉嫌非法采矿。2015年10月13日吉林省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将乾源公司的举报案件移送白山市公安局，白山市公安局于当日受理，并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白山公刑立字[2016]1000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尊正大方铁矿涉嫌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本院二审中，乾源公司亦认可本案民事诉讼所涉开采行为包含在刑事案件范围之内。据此可以认定，本案民事诉讼与刑事侦查案件指向同一法律事实，即尊正大方铁矿是否擅自进入乾源公司矿区范围内采矿。由于白山市公安局已经作出立案决定书，本案乾源公司起诉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侵犯探矿权的民事案件本身所涉尊正大方铁矿开采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据此，本案应先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一审裁定驳回乾源公司的起诉，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关于乾源公司上诉主张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裁判之前，不能确定本案案件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本案审理，本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情形是指一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但本案与刑事案件是基于同一事实产生，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适用仅要求达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并未要求经济犯罪的事实经过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为前提条件。因此，乾源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在刑事案件中经法定程序认定尊正大方铁矿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乾源公司可以再行寻求民事诉讼程序救济。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6号 【裁判摘要】关于在执行九鑫公司已开采的锰矿石过程中，是否应剔除开采成本问题。本案系九鑫公司因越界开采侵犯天源公司采矿权而形成的纠纷，越界开采行为系非法侵权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合法商业交易行为。该非法行为使矿山资源遭受破坏，造成14479吨锰矿资源量不能再开采利用，不仅侵害了天源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国家利益。矿石从矿山中被开采出来后，势必要经过加工、运输等生产程序，在计算侵权损失时扣除开采、运输、人工工资、税收等必要的成本，得出净利润予以赔偿，是一般正常合同交易损害赔偿纠纷中通常使用的计算方法。本案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完全不同于一般矿石开采交易，而是恶意侵犯他人财产，性质严重，将恶意侵权行为所付出的成本由受害方承担，既无法律依据，亦不合情理。执行依据判项明确，即九鑫公司”向天源公司返还已开采的锰矿资源18793吨”，执行中，执行机构对九鑫公司盗挖成本进行裁断，不仅违反相关实体法规定且违反程序行使裁判权。因此，重庆高院(2016)渝执复15号执行裁定支持九鑫公司扣除锰矿石开采的相应成本费用的请求，与生效判决主文确定的事项不符，应予纠正。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161号 【裁判摘要】信阳申雅矿业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为在计算侵权损失时不应扣除矿石开采成本。信阳杨湾矿的越界开采行为构成侵权，信阳申雅矿业公司因该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损失，是其对该部分矿石进行开采、销售而得到利益的损失，由于其进行开采、销售均会产生相应费用并交纳税费，属于必要的成本支出，因此，在计算信阳申雅矿业公司侵权损失时应当扣除该成本。鉴定意见采取收益法进行计算，其所扣除的矿产税、开采机械费、管理费等成本内容与信阳申雅矿业公司在取得采矿权时向政府资源管理部门交纳的费用不同，不存在重复扣减的问题，故信阳申雅矿业公司的该项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依据鉴定结论认定损失数额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弥补损失，侧重对私人权利的维护；后者则旨在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侧重保护公共利益。当侵权行为同时危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替代私人利益。侵权人在承担刑事责任后，依法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刘某已经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处刑罚，但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受理本案并判决刘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43号 【裁判摘要】关于绿林公司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经绿林公司申请委托牡丹江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了鉴定报告，二审判决支持了死亡损失4166653元、皮张尺码变小、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5384927元、少产仔损失1168059元、保存尸体耗电损失80128元，共计10799767元。从上述各项损失的性质来看，死亡损失、皮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保存尸体耗电损失属于直接经济损失，少产仔损失属于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均属绿林公司所受损失范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50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受到侵害可主张的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由于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失（由于受害人受到侵害而发生的可得利益的丧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出让合同生效后、采矿许可证颁发前，受让人依约履行合同并合法占有矿区的，有权对他人的越界开采行为主张侵权责任——采矿权出让合同生效后、采矿许可证颁发前，受让人依约履行付款和办理采矿权证手续并实际合法占有矿区的，受让人对矿产资源享有开采权和预期利益。第三人越界开采的，受让人有权请求第三人赔偿因矿产资源减少造成的损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1号 【解读】矿业权人取得许可证之后对他人的越界开采行为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52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人无权对取得许可证之前的越界开采行为主张侵权责任——矿业权人取得矿业权的时间应为矿业权证颁发的时间，矿业权人对取得矿业权之前的越界开采行为主张侵权责任不应予以支持。
【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宏瑞公司在仅取得了探矿权，并未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将肃北县双山子铁矿的采矿点承包给罗光明开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为无效，原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但将案由定为承包采矿权纠纷欠妥，应予纠正，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探矿权纠纷。关于宏瑞公司以协议中约定了回收矿石48元/吨的价格，故协议应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的上诉理由，该条款实质上是对宏瑞公司收购罗光明开采出的矿石及价格的约定，故宏瑞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案号】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遵市法环民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五条“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矿山设计或者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方予批准。”之规定，大林弯采矿厂虽取得采矿许可证，但批准为苏芝昌个人独资企业。黄国均与苏芝昌签订《合伙协议》，在大林弯采矿厂采矿许可开采区域内独立从事采矿活动，未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和变更登记，违反国家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审批规定，损害国家关于矿产资源的管理秩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 【裁判摘要】《合作勘查开发协议》项下的探矿权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该自然保护区设立在先，金核公司的探矿权取得在后，从协议第6.2.3条关于“乙方保证取得的上述探矿证……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的约定来看，双方当事人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自然保护区内不允许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案涉矿权虽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但处于实验区和缓冲区，依法允许勘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探矿属于“等活动”的范围。本院认为，开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令禁止的行为，显然不包含在该条例第十八条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金核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探开发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如果认定该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属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18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订立合作探矿合同的真实目的是进行非法采矿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无效。合作探矿协议无效，不影响当事人对权利义务进行总括性清理和结算的对账单的效力。 【裁判摘要】鑫源公司与宏大公司签订案涉《合作探矿开发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违法开采《湖南浏阳中岳锑矿评价报告》所载明的为宏大公司探矿证极值坐标面积包围的铅锌矿。对此，宏大公司是明知的，且实际获得了非法采矿的收入分配。故《合作探矿开发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作探矿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办理探矿权转让等条款均系对双方共同非法采矿行为的掩饰，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合作探矿开发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宏大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履行，不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虽然《合作探矿开发协议》无效，但双方另行达成了结算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13年3月20日《对账单》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总括性的清理和结算，鑫源公司再依据《合作探矿开发协议》主张宏大公司返还投资款、转让款、承担违约责任等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二审判决按照《对账单》的约定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4009号 【裁判要旨】合作办理采矿权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87号 【裁判摘要】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的矿业权合作合同无需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案涉两份《协议书》约定通润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办理探矿、采矿手续，并向广元公司、融兴公司提供探矿、采矿许可证，广元公司和融兴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在协议签订时缴纳勘查开发权益金和管理费，负责办理林地占用、安全生产等手续，双方联合勘查共同开发。国土资源部2000年11月1日发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泌阳县矿产资源勘查大队出具的《泌阳县广元矿业公司矿区范围图》、《泌阳县融兴矿业公司矿区范围图》也明确显示通润公司的探矿证和采矿证中均包括了广元公司、融兴公司的矿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本案纠纷的性质本质上属于合作勘查（开发）合同纠纷或合作开采经营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的一种，是正确的。本案实质上是多个单位共同出资，共同享有开采经营权，广元公司、融兴公司办理矿区地面的林地使用权，通润公司办理采矿权证，相互配合。协议内容是对合作开发的一种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广元公司、融兴公司享有采矿经营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至于各方共享开采经营权后，以哪种具体方式经营，则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进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3号 【裁判要旨】合作办理采矿权证照合同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合作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的，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刘某某与何某某、徐某某签订的《办证协议》主要约定，就贵州省遵义县毛石镇芭蕉矿区沙湾至高岗地区1.6平方公里区域内钼镍磷矿和3.04平方公里内磷矿的开采事宜，王某某、王国某、徐某某支付办证费用，刘某某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开采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该《办证协议》关于刘某某完成行政许可、取得矿权证的约定，系刘某某应履行的义务，并非《办证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故刘某某主张《办证协议》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办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合作合同当事人签订跨越采矿证到期日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权证到期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双方没有约定，可以酌情考虑由双方共担停产损失的风险。 【裁判摘要】本案是合同之诉，非侵权之诉，对损失如何赔偿要围绕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内容来分析。如前所述，南星公司与韦某某间是一种非法人型的矿业权合作，对于合作的利益分配在《斜井工区及选厂合同》第四条有约定，“1、自2007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南星公司按窿口与选厂合作项目产出销售总额的20%提取，再扣除合作项目使用的材料和管理费用后，余下的作为劳务费支付给韦某某；2、自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止，斜井工区合作期限满后，选厂合作项目所剩两年合作期按南星公司51%、韦竣严49%的比例持有股份，经营所得按持股比例分配，合作期限届满无偿归南星公司所有。”双方明知采矿证的到期日仍签订跨越该日期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证期满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负担双方没有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有过错，可以酌情考虑由合作双方共担。综合本案合作双方投资与收益的比例及最终产权归属的情况，南星公司与韦某某各负担50%的停产损失较为公平合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83号 【裁判要旨】因采矿权合作开采一方过错导致矿区无法正常生产，构成违约，对方有权请求其赔偿损失。关于停产损失数额原则上以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为标准计算，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考虑可采取其他标准计算。 【裁判摘要】采石场提交的采矿许可证显示其生产规模为5万立方米／年，原则上应以此为标准计算采石场的停产损失。但是本案中，第一，昌图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矿山企业在生产期间，可以根据矿山实际储量、市场需求、改进开采工艺、增加设备等方法提高实际生产规模，采石场可依据《辽宁省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扩大到年开采10万立方米”，但因建筑公司开采形成沟壑导致采石场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也无法实际向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生产规模，采石场对此并无过错；第二，在本案再审审查询问过程中，采石场承认其在与建筑公司两年的合作期间内，根据《协议书》约定的建筑公司按每立方米5元向采石场支付资源转让费和配合费等费用，共收取建筑公司98万元，建筑公司虽以账务不清为由对其与采石场合作期间实际开采数量及支付的费用总额不做确认，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这说明双方合作期间采石场的实际生产规模是可以达到年10万立方米的，二审判决以此为标准认定采石场的停产损失，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第三，二审判决在确认建筑公司为人工沟壑形成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亦判定采石场自担包括停产损失在内的案涉各项损失的30%，且基于《昌图县非煤企业复工申请审批表》批准的采石场复工时间核算，采石场停产时间应超过三年，而二审判决只支持了三年的停产损失，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平衡了双方的利益。故二审判决虽未以采石场《采矿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规模认定其停产损失，但是考虑到本案存在上述实际情况，二审判决的结果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198号 【裁判要旨】探矿权人与他人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成立项目公司共同勘查、开采开采矿产资源，未来采矿权证办至项目公司名下，并没有矿业权转让的实际内容，现有探矿权主体亦不变更，不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不构成探矿权、采矿权转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9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采协议》若是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权利转让，须报有关机关批准,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少也应将相关合同进行登记备案。而事实上《合作开采协议》仅为矿业集团和李某某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李某某意欲通过该协议获得采矿资格，从事开采活动。该协议没有经过变更登记或者登记备案，不具有以合作方式转让采矿权的对外公示效力。因此，矿业集团再审申请时声称通过《合作开采协议》，其与李某某之间实为经营权转让的关系，李某某根据该协议独立经营并独立承担盈余亏损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41号 【裁判摘要】神牛矿业公司与叶灶林、李永才、祝德星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有关约定内容看，神牛矿业公司以矿权投资占65%的股份，叶灶林、李永才、祝德星以技术和设备投资占经营生产35%的股份，双方合作直至矿产资源枯竭为止，并按上述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根据上述约定，双方基于合作经营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共担风险，且双方之间联营未组成新的经济实体，不具备法人条件，故双方之间构成合伙型联营法律关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02号 【裁判摘要】2006年1月23日，兴达公司与甘来公司签订《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由双方合作合作开发涉案锑矿。根据合同的约定，兴达公司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办理相关手续，保证矿山的投资生产环境，甘来公司负责出资，与国土部门签订承包合同。兴达公司、甘来公司按照3：7的比例享有合作项目的权益。《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甘来公司称《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开发的并非是涉案锑矿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联合开发锑矿协议》并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内容，甘来公司以合同属于采矿权转让且未经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57号 【裁判摘要】莲山矿业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该协议名为投资合作，实为采矿权的转让。对此，根据该协议书的记载，当中并没有莲山矿业公司将其部分采矿权转让给崔某某的文字表述，亦无一方出卖、让与采矿权，一方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受让采矿权的内容。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是，崔某某应投入的资金数额，并约定由崔某某负责办理采矿的各项手续，莲山矿业公司以其20%的利益作为回报给付崔某某。协议书第三条及第五条的内容亦无转让、出卖部分采矿权的表述。基于该协议书的约定，崔某某投资莲山矿业公司2000万元并负责办理采矿手续，在此情况下可获得莲山矿业公司20%的利益回报以及该利益回报的取得方式。协议还约定了莲山矿业公司对崔某某予以一定的授权，并无莲山矿业公司转让部分采矿权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是关于双方投资合作、分配利润的约定，其性质系投资合作。莲山矿业公司主张该协议系采矿权的部分转让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19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第六条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勘查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矿业权。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本案《合作合同》虽约定设立合作法人，将来取得的采矿权证办至项目公司名下，但履行合同中双方不需转让探矿权，故不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合作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合作合同》系平等主体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约定将未来取得的采矿权证办理在项目公司名下，法律亦不禁止。一审法院认为神华矿业公司对其将来要优先取得的采矿权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的“倒卖”牟利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合作合同》无效，亦未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等基本事实进行审理，适用法律错误。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60-1号 【裁判摘要】矿业权合作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矿业权人未放弃矿区管理的，不构成矿业权转让——从《合作协议》约定看，天台友信公司以洪沙泉公司名义并在其管理下开展勘查、开采工作，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并不存在矿业权的转让。双方当事人对资金投入、利润分配、勘采管理等内容进行约定，属于合作勘查、开采的范畴，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15号 【解读】采矿权合作不涉及变更采矿权主体且采矿权人未完全放弃矿区管理的，不构成采矿权转让，合作开采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号 【典型意义】矿业权合作合同履行中，矿业权人未放弃矿山经营管理，继续履行其法定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矿业权主体并未发生变更的，不构成矿业权变相转让，合作合同不受自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的法律限制。当事人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作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之争较为常见，尤其在当事人主张和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根据诉讼经济和利益衡平原则，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准确界定合同性质、正确评价合同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