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
【要旨】明确支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摘要2：【解读】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98号民事裁定书，本案二审准许原审原告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同时撤销一审判决。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摘要1：【案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提示】隐名股东享有在增资时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裁判摘要】孙某某与施某某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某某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某某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某某名下，但授权施某某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某某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某某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某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某某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某某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某某享有并实现，施某某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某某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某某名下，孙某某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某某的增资扩股权利。
摘要2：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道格拉斯公司在股东陆某、吴某2011年7月6日完成出资款验资后，于同年7月1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而陆某当时系道格拉斯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与陆某系夫妻关系，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陆某与江某、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已提供证明陆某存在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后，被告陆某、吴某、江某并未依法提供证据证明道格拉斯公司基于合法目的且已履行正当程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故应当认定陆某滥用职权，利用关联关系抽逃了出资。综上，因被告陆某、吴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已在抽逃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陆某应当在抽逃出资47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被告吴某应当在未补足出资2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道格拉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摘要】被告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监事，应当知道陆强抽逃了股东出资，即应根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补足其本人应缴纳的出资，但其并未提供已足额缴纳25万元出资的证据，故应依法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对被告吴某所持应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被冒名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或者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吴某不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被冒名股东本身并无出资设立公司的内心真意，其与实际出资人之间亦无出资设立公司的约定，被冒名股东被登记于股东名册是实际出资人侵害其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吴某并非被冒名股东。其发起设立道格拉斯公司的意思与表示即便不一致，但作为道格拉斯公司设立时在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该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效力使公司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公司真实股东。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基于该信赖而对吴某行使的涉案债权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高民再终字第528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高民再终字第5289号
【再审裁判要旨】既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又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在其实缴出资前，不能享有包括资产受益权在内的一切股东权益。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607号
【二审裁判摘要】名流公司在其全部股东都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单独起诉其中的一个股东服务中心，意图排除服务中心对名流公司的所有者资产受益权，由其他股东取代服务中心股东地位的主张，显然有失公平，也与股权平等的法律要求相悖。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7民终2459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7民终2459号
【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起算点应当为决议作出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锦泰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据此，股东会决议应当由全体股东就审议事项进行表决，而不是由部分股东表决即可完成，除非股东自愿放弃股东会表决权。因此，股东会决议的作出，须以完成股东会就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为前提，决议未经全体股东表决则应当认为未作出决议或决议未完成。锦泰公司2016年7月3日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决议显然未经包括汪某在内的全体股东表决，不应当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出。汪某于2016年7月23日收到该股东会决议，并对决议内容有异议，故锦泰公司2016年7月3日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不应早于汪某收到决议之日，故汪某于同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60日的起诉期限。
摘要2：【裁判摘要2】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包括三项内容，第一项内容系关于解除汪某的股东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锦泰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其作出上述决议时，存在汪某抽逃全部出资，且经锦泰公司催告返还，汪某未在合理期间内返还出资的情形，故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关于解除汪某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第二项内容系关于要求汪某赔偿公司损失的问题，第三项内容系关于要求汪某返还其丈夫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该两部分内容并非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由股东会表决决定的事项，故该两部分内容亦无效。因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故汪某要求撤销该决议并无不当，上诉人锦泰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59号
【提示】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原出资股东是否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裁判要旨】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知识产权出资后，因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规则】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用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亦规定，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据此，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案中，北京威德公司于2010年委托北京大正评估公司对其所有的知识产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据此增资入股至青海威德公司，双方未作其他约定。随后，青海威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北京威德公司以知识产权评估作价1300万元入股青海威德公司，并履行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上述事实表明，北京威德公司的出资严格遵循了公司法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要求。青海威德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评估存在违法情形或者北京威德公司在评估时存在违法情形，现以案涉两项知识产权被确认无效，要求北京威德公司承担补足出资和赔偿损失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1】以专利出资虽专利被宣告无效也无需补缴.
【解读2】知识产权出资后被宣告无效后出资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宣告无效前，知识产权业经依法评估作价，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股权出资义务已依法履行完毕；出资股东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不存在主观恶意；当事人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的情形未另有约定。
(2016)苏0612民初614号；(2016)苏06民终42668号
摘要1：抽逃出资股权转让的司法规制
【裁判要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定从字面含义上进行理解，股东转让瑕疵出资股权包括股东转让未履行出资股权和未全面履行出资股权两种，不包括转让抽逃出资股权。由于公司法规定的抽逃出资与其他瑕疵出资所导致法律后果及民事责任基本相同，则二者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亦不应存在差异。因此，应当在遵循立法原意的基础上，对《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进行合理扩大解释，将股东转让抽逃出资股权认定为瑕疵出资股权的范畴，以该条确定的裁判规则认定股权转让双方的民事责任。
【案号】一审：(2016)苏0612民初614号；二审：(2016)苏06民终42668号
【解读】原股东抽逃出资的，应承担返还出资义务，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知道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
【裁判要旨】认缴期限未届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无需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摘要】孙某某主张二审判决免除安徽控股的出资责任不当。安徽控股是安投资本的大股东，认缴出资9900万元，到2015年2月1日缴付完毕。2013年5月28日，安徽控股与中能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安投资本99%的股权转让给中能控股，并将股东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故安徽控股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安徽控股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规则】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
【摘要】《保证合同》上有绿能集团的前身河南绿能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并加盖了河南绿能的公章，该行为对外代表了河南绿能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程序属于公司内部程序，河南绿能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因此，绿能集团关于《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孙某某于2011年3月15日已向保证人河南绿能出具《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2011年3月18日又向河南绿能的财务经理李某当面送达《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名称中已包含了向贷款担保单位催收之意，故对绿能集团主张孙某某未向保证人催收、诉讼时效不中断、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原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惠尔普法|认缴期限未届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是否需要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摘要1：解答：认缴期限未届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无需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注解１】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如不存在恶意不承担未出资责任。
【注解２】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未实缴出资即转让股权，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并不为仍未实缴出资的现任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1813号《浙江瑞银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伊某、周某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３】股东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19年度参考案例之十七：曾某诉甘肃华慧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冯某、冯某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等诉安徽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边某某、高某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其他民事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85号《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聂某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注解４】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恶意将其股权转让应对转让前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第１款的规定中所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常并不包括股东因出资期限没有届满而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的情形；（２）在出资期限没有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公司法也没有禁止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但是，如果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原股东明知存在侵权之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转让其未届出资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不能实缴到位的风险，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该恶意进行转让行为属于股东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行为，对于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884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34号
【裁判要旨】在公司对外融资增资扩股时对公司原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是有限度的——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有自己独立之利益，若绝对地强调股东之优先认购权，在一定情况下将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在公司对外融资增资扩股时，对公司原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绝对的，从维护诚信的角度，更应该保护新进股东的出资权利。
【裁判规则】股东虽未明确表示放弃新股认购优先权，但同意股东以外的人对公司出资的，应视为同意对该新增资本不按原出资比例进行认购。
【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新股认购优先权属于股东的一项权利，此种权利的放弃，应该有权利人明确的意思表示。投资公司依据《特许经营合同》9.1.3条款以及上述股东会决议，请求确认其对453万元的出资，需要考虑是否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依据《特许经营合同》9.1.3条款和股东会决议，可以得出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由荆门市政府指定一家国有企业作为讼争国债资金的出资人代表，虽然没有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明确表述，但是作为法人股东，中节能公司对新增资本的进入必然稀释原先的股份比例应当是明知的。京环公司全体股东对于政府注入资金所对应的出资份额由其他民事主体享有或代为持有的事实予以认可，亦说明京环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实际同意了对该新增资本不按原出资比例进行认购。如果考虑自身股份比例性利益，即公司控制权的问题，京环公司股东会完全可以做出同时增资扩股的决定，或者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多年，中节能公司和宇新公司并未提出该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１）代持法律关系就其本质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得以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２）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符合情况下，即便债权人与名义股东非就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份进行交易，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也应优先于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摘要2：【解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不足以排除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被代持股份及红利”之执行行为。
（１）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系内部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
（２）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有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Ａ．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法律保护；Ｂ．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
（３）实际出资人相较于债权人更需承担风险；
（４）保护实际出资人权利会鼓励规避监管行为。
【注解】实际出资人无权排除显名股东债权人对代持股权的强制执行——（１）代持关系本质上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２）执行案件中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交易时同样具有信赖利益，应优先于实际出资人保护；（３）实际出资人基于其对股份实际出资无权排除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06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工程完工后返还履约保证金，工程虽未经竣工验收，但已交付发包人并实际使用，应认定返还履约保证金的条件已成就。
【裁判规则】承包人主张发包人股东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
【裁判摘要】宁夏润恒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应以其公司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江苏润恒公司和润恒物流公司作为宁夏润恒公司的股东，不是案涉三份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宁夏永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可以证明经该所验资，截止2015年8月13日宁夏润恒公司的注册资金9.5亿元全部到位，江苏润恒公司和润恒物流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虽然卧牛山公司认为江苏润恒公司和润恒物流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嫌疑，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江苏润恒公司和润恒物流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卧牛山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86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裁判要旨】母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不应就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并不能否定股东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
【裁判摘要】股东以债转股形式完成增资或实缴出资的，未变更工商登记不影响债转股效力和股东实缴出资认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之规定，债权人单方作出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部分或全部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太西煤集团将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即包含向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免除4亿元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太西煤集团于《承诺函》中保证该债务的真实性，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以债权人身份向金阿铁路公司主张，其单方法律行为已经产生了金阿铁路公司4亿元债务消灭的效果。第二，太西煤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与金阿铁路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同意将太西煤集团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增注册资本4亿元，且《承诺函》中承诺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债转股事宜真实有效。第三，2015年11月23日，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后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太西煤集团出资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100%，证明太西煤集团增资4亿元情况属实，亦符合金阿铁路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中“最终注册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100%”的规定。第四，金阿铁路公司股权因办理出质登记而被冻结，暂无法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非为损害债权人中铁十五局的权利而恶意拖延。且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不能否定太西煤集团已经实际出资8亿元的事实。综合以上，太西煤集团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应就金阿铁路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一终字第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一终字第29号
【裁判要旨】股东已履行了足额出资的义务，其与公司是两个主体，一般情况下不应对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合同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合同的相对人主张权利——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合同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特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其效力仅及于特定的当事人，而不能及于第三人。合同的这一实质隐含了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特定性。因此，合同当事人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即使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一方违约，违约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不能直接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如果合同相对性被打破，允许缔约方为他人设定债权债务，将会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合同目的将难以实现。
摘要2：【解读１】
（１）原属昆山市淀山湖镇农工商总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经合法程序登记于新东湖公司名下。根据物权公示原则，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归新东湖公司享有。
（２）尽管富田公司曾经和淀山湖食品厂签订过土地使用权合同并支付了对价，但该宗土地原权利人为淀山湖农工商总公司，淀山湖食品厂对该宗土地并无处分权。富田公司认为其支付土地转让费却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向合同相对方淀山湖食品厂追究违约责任，而不能直接向新东湖公司主张权利。
（３）目前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新东湖公司名下，新东湖公司收取土地使用费并无不当。
【解读２】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相对权（受合同相对性原则制约），合同权利具有三项权利：（１）请求权能；（２）受领权能；（３）债权保护请求权。合同效力主要表现为在其为一种请求力或在此请求得不得满足时而产生的强制执行力（合同效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而不及于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56号
【裁判要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出资份额被他人转让而受到损害的，有权向无权处分行为人主张赔偿，受让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解读】公司设立过程中出资份额被他人无权处分而转让，被侵害的是出资权益而非目标公司股权，故不能支持返还目标股权的请求。出资权益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直接损失是其明确表示终止合作设立目标公司前在设立目标公司过程中应取得的财产的损失；其应取得财产可能产生的投资权益应作为其间接损失。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83号
简法|公司设立过程中出资份额被无权处分转让，能否要求返还目标公司股权？
摘要1：解答：（１）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出资份额被他人无权处分转让，被侵害的是出资权益而非目标公司股权，故不能要求返还目标股权；（２）被转让出资份额人有权向无权处分行为人主张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出资权益损失，受让人有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裁判要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以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明确排除了人民法院查封的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另案确权。一审法院以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审理而应另案解决为由，对谢某某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实体性审理，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不符合规定条件不予支持。
【解读２】名义股东由公司章程确定且经登记机关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有权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
【解读３】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郭××持有的中盛公司4.5%股权的拍卖执行；二、判决确认其持有中盛公司4.5%的股权（价值1198万元），由中盛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注解】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4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并非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为公司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应归属于股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夏金谷公司系内蒙古银行xxx万股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但并非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确认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公司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亦并非当然为公司股东。本案中的内蒙古银行系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的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获取及应履行的报批程序有其限制性规定。在华夏金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具备相关条件并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案涉内蒙古银行的5000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并要求泽润嘉源公司过户返还，实质上即为确认其系内蒙古银行股东的效力，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3号
【裁判摘要】关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导致出资无效的问题，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货币占有人推定为货币所有人，因此货币出资投入公司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即对该笔货币出资享有所有权，出资相应转化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故出资资金来源非法并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亦不影响出资人据此取得的初始股东资格。对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进行出资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处罚该违法犯罪行为，并有权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股权，即追缴出资人已经取得的股权，剥夺其股东资格。本案中，根据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因李某某具有犯罪情节轻微、案发后已退还全部赃款等情节，决定对李某某不起诉，故司法机关最终并未对李某某利用涉案资金取得的股权予以处置及追缴。因此，李某某仍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并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98号
【裁判要旨】股东内部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的约定有效——股东持有股权的比例一般与其实际出资比例一致，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也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串通故意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2：【摘要】关于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故郑某某将25%股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和李某某，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第二,受让人陈某某和李某某不属于善意不知情。根据已查明事实．．．．．．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协议双方相互串通，明显故意逃避债务。综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陈某某１的请求，判令撤销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解读】债务人将所持第三方公司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人与债务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系第三方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不属于善意不知情，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股权转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0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所规定的发起人股份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限制的是处分行为，而不及于转让股份的负担行为。
【裁判规则】在股东无能力以现金补足出资，其他股东也不愿代替其补足出资的情况下，各股东经过协商可以通过减资或者引入第三人替代出资的方式免除该股东的补足出资义务。
【摘要】在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已经免除了软件研究所的补足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中科软件集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软件研究所返还抽逃的注册资金及其利息，不能认定为代表了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虽然湘投控股集团和五强产业集团作为公司股东向本院提交了同意和确认中科软件集团提起本案诉讼的意见，但该意见违反了业已生效的股东会决议，且这一意见的本质是通过单边意思表示对软件研究所课以义务，违反了义务必须来源于法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基本法律原理，不能产生代表公司意思的效力。因此，对中科软件集团要求软件研究所返还出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关联交易作为一种中性商事交易行为，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关联交易是否正当首先应当交由公司机关判断。
（１）关联交易是否正当一般交由公司机关判断；
（２）如果关联交易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公司机关对此未主张权利的，股东可以提起代表诉讼（《公司法解释五》第２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名义股东履行合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0号
【裁判要旨】股东将公司的资产作为自有资产进行出资，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构成虚假出资。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9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82号
【裁判摘要】矿山合伙企业转让全部合伙份额系企业资产整体转让，只涉及出资人变更而不导致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关于转让合同的性质。2012年7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唐某某、倪某某将沙包岩煤矿转让给唐清某、李某经营，转让的内容包括煤矿所有固定资产、设备和一切证照、公章，以及采矿许可手续。由于协议中没有关于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约定，采矿权仍然登记在沙包岩煤矿名下，这种企业资产整体转让，是沙包岩煤矿出资人的变动，不涉及采矿权人变更，二审判决认定该转让合同系企业整体转让合同，并非唐清某、李某主张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本案转让合同涉及合伙企业资产整体转让，并非采矿权转让。案涉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二审判决认定有效正确。
摘要2：【解读】矿山合伙企业整体转让并非采矿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矿山合伙企业整体转让属于出资人变动，不涉及采矿权人变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4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应按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裁判规则】补充协议不构成对合资经营合同中出资方式的重大和实质性变更无须经批准生效。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二条 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
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9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2号
【裁判要旨】用以出资的房屋尚未建成且其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应认定股东未完成出资义务。
【裁判摘要１】关于《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否到位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签订《重组协议》时该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尚处于待建状态，其所有权更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本院再审中，城建四公司亦承认该办公楼至今尚未建成。故城建集团只是认缴了该部分出资，但未实缴，即并未出资到位。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以非货币资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转移手续。原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该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已经建成，且所有权已经由城建集团转移至城建四公司的情况下，依据评估报告认定城建集团完成了该部分出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该部分出资未到位，其出资义务并未完成。
【裁判摘要２】《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通过引入瑞丰公司，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妥善的职工安置模式稳定职工队伍。”合同约定瑞丰公司以货币出资2.25亿元，但瑞丰公司实际出资仅为4000余万元，尚不足其应出资总额的20%，而且因为重组导致城建四公司职工队伍不稳定，无法年检，经营困难。可见，签订《重组协议》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该合同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关于《重组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虽然城建集团未完全履行《重组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但因瑞丰公司和城建集团均未出资到位，致使签订《重组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原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判令解除《重组协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
【裁判要旨】出资资金是在验资期间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应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
【裁判摘要】前锋公司虽称其已足额缴纳了向五洲证券的出资87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及验资确认报告，用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就五洲证券在本案所涉增资扩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关事实调查和行政处理。根据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后做出的调查报告以及委托专业审计部门审计后做出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五洲证券8家新增股东均未真实出资，其验资资金均是利用案外人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及杜谋等6人的共计1亿元资金，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和广发行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进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故结合中国证监会因五洲证券上述违法行为已吊销其证券业务许可及责令其关闭的事实，以及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和中兴宇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前锋公司提供的其向五洲证券验资账户内转入87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以及验资确认报告，不足以推翻上述证券管理部门及审计部门作出的前锋公司未如实出资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依据河南证监局和中兴宇公司所作的调查报告和审计报告，认定前锋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有证据证明，并无不当。前锋公司主张其在本案中系代鑫融公司持有股份，基于鑫融公司和前锋公司均未真实出资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前锋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2号
【裁判要旨】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对增资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股东就公司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公司增资之后的交易人（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6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虽未转移登记至公司名下，但公司又以其出资设立其他公司并直接登记至其他公司名下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资到位。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两块土地均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交付高压开关公司占有、使用，高压开关公司并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在此过程中，高压开关公司实际利用了该土地，并兑换获得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的相应股权财产。此种情形下，高压开关公司的资产并未受到实际损害，其资本是充实的，高压开关公司债权人长城资产公司的利益亦未由此受到损害。因此，该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上述土地使用权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出资到位。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应在9606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高压开关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东北电气公司是否应当为沈阳高压开关厂6811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东北输变电设备公司于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体制问题的通知》，就被纳入股份制改造的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明确规定，沈阳高压开关厂等六家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划归省，再由省划归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投入到股份公司，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和经营管理该部分国有资产。该文件体现的产权关系亦得到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印证。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沈阳高压开关厂的全部国有资产通过行政手段划归集团公司持有，集团公司作为该国有资产的运营主体将其投入到东北电气公司，集团公司据此持有东北电气公司的相应股权。也就是说，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实际接收了沈阳高压开关厂的资产，但并非无偿接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以东北电气公司接收沈阳高压开关厂资产为由要求东北电气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公司虽然接收了债务人企业的财产，但并非无偿接收的，不应承担其债务。
摘要2：【摘要】另外，长城资产公司主张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即否认高压开关公司法人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本案中，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在高压开关公司设立时的确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但之后东北电气公司将所持高压开关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本案情形不符合上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条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滥用高压开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要求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解读２】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当从司法存在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以及业务混同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4号
【裁判要旨】股东将资金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以真实购房款形式将出资转出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抽逃出资，系指在公司验资注册后，股东将所缴出资暗中撤回，却仍保留股东身份和原有出资数额的一种欺诈性违法行为。抽逃出资不仅侵犯公司的利益，而且也可能侵犯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利益。本案铭方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其中第一次出资11136.6万元，由黄河公司名下大通百货实物出资形成，铭方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该笔出资应属已经实际出资。本案争议的是第二笔出资，即2006年1月14日经验资机构验资后各股东的8000万出资是否在出资后构成抽逃。铭方公司认为公司股东的上述出资在由东大公司打入铭方公司后即转入黄河公司，再由黄河公司转入东大公司作为还款，应为抽逃。赵某等则认为以赵某、康某某的名义所借东大公司款项，在完成验资后以购房款形式转入黄河公司，再由黄河公司代赵谋等归还东大公司，实际是通过该程序完成黄河公司资产向铭方公司的移转，也即完成各股东原合伙形成的黄河公司资产向铭方公司的移转，移转完成后实际上应视为各股东补足了应有出资额，因此其不构成抽逃出资。本院认为，铭方公司作为出资抽逃的原告方，对其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铭方公司有关赵谋等抽逃出资的证据不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