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王克祥等与吴国军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及其担保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当事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的，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当前民商审判中的难点。其中，合同效力和刑民交叉的处理是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处理各异。根据法理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有效性，案件也无须中止审理，故司法实践中可以刑民并行。
【案号】（2009）湖德商初字第52号；二审：（2009）浙湖商终字第276号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可见，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摘要1：【要旨】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对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如下解释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应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案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36号
【裁判摘要】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迟延履行生效合同约定义务的当事人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的，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的，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１】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方将８８％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始终在公司名下，不存在变更、审批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方也实际控制了两个目标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因此，双方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非转让探矿权，一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因未经审批未生效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和涡阳房地产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公司的到期债权，并在保证人处盖有公章。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系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承诺履行其相应义务。大宗公司要求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在其公司的房产销售款中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摘要2：【摘要２】最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２】本案中，淮北宗圣公司成立于2007年，涉案三处煤炭资源一直未申请办理采矿权手续或立项核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指导意见》之前，也未获得批准，并且该意见规定，只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且安徽省是否属于该《指导意见》所确定的东部地区尚需进一步论证。因此，政策原因并非是造成合作开发项目得不到核准的唯一原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无论与淮北宗圣公司、宿州宗圣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第二条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圣火矿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且在第一笔转让款期满不能支付的情况下向大宗公司出具了2000万元的违约金欠条并实际履行1000万元，而《指导意见》出台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2日，故对该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有事实依据。
【解读３】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４】矿山企业股权受让人迟延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后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不予支持（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当由其承担风险或者违约责任而不是用情势变更原则）。
【解读５】仅转让公司股权并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须审批。
【解读６】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摘要1：——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
【裁判要点】若强制性规定的意旨是加强行政管理，而非否定私法行为的效力；所规制的是合同履行前提条件，而非合同本身，则该强制性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建筑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应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租赁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并不导致租赁合同无效；如承租人因此无法使用房屋的，承租人有合同解除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96号
【提示】未领取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的一种，物权法确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原则，适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又属于有偿转让权利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所确立的特殊买卖合同的效力规则也适用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因此，对于未领取土地权属证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宜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作简单的反面解释，认定在起诉前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无权处分 买卖合同效力】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 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摘要2：【备注：本案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5年系列精品案例】
【裁判规则】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本含义是：转让人将其依法取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于受让方并由受让方支付价款。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因而判断此类合同的效力，仍然遵循认定合同效力的一般标准，即合同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及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如何理解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将影响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属于强制性规定似无争议，但是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规定不宜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的一种，故《物权法》确立的不对称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分原则，无疑应当适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第三，由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属于有偿转让权利的合同，《合同法》有关权利转让的规定及《买卖合同解释》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应当适用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833号
【提示】采矿权承包合同与采矿权转让合同区分：采矿权主体变更与否。
【典型意义】我国矿产资源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实践中，应区分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和采矿权承包两种流转方式的不同。当事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约定发包人放弃对矿山的管理，除收取固定费用或者收益外不再履行作为采矿权人的全部法定义务，亦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应认定为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若当事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同意他人与之共同进行采掘活动或者将开采权中所包含的经营管理权属赋予他人，但采矿权的权利主体不发生变更，发包人作为采矿权人不退出矿山管理，继续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法确认其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性质为采矿权承包合同，而非采矿权转让合同。从《协议书》的内容看，李竞向宝兴大坪矿支付固定数额的费用，李竞自行组织生产、营销的人员，承担工资费用，照章纳税。李竞享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些均符合承包合同的特点，而不具有采矿权转让的特点。采矿权转让是将采矿权所有的全部权益进行转让，并且要变更采矿权人的主体。而本案中《协议书》首先明确约定，宝兴大坪矿具备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证照，保证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情况下的一切合法采矿手续，由宝兴大坪矿提供采矿现场和电力设施、公路、炸药库房等基础设施，采矿权的主体不发生任何变化。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外关系上均是以宝兴大坪矿的名义。虽然《协议书》约定李竞的经营期限为10年与宝兴大坪矿现有的采矿许可期限大约一致，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宝兴大坪矿在期满后可申请续期。因此，《协议书》只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部约定，不以转让采矿权为合同目的。原判认定为转让性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宝兴大坪矿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除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开采外，采矿权不得转让”；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的规定，主张《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只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其法律后果是承担行政处罚责任，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宝兴大坪矿主张《协议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原判认定《协议书》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范，对公司以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由主张对外担保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5年第3辑（总第6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解读】《公司法》第16条及第121条规定的性质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512号
【裁判摘要】因本案采矿权转让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二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令双方按照各自义务向有关部门提交资料，申请办理批准手续，并明确以相关部门的批准作为该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并以此最终确定合同的处理结果。二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应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提交材料申请办理批准手续。如果相关部门批准转让，则合同生效，王某某有权依据生效合同要求刘某某支付剩余转让款及利息。如果相关部门不批准转让，则双方当事人可以审批未获通过导致合同不生效为由，另行起诉主张相应权利以解决本案纠纷。二审判决判令双方申请办理转让批准手续以确定合同是否生效，并未否定王某某在相关部门批准后向刘某某主张转让款的权利，该判决未判令刘某某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王某某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裁判要点】采矿权转让未经审批的，转让合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认定转让合同未经审批而未生效，并判令双方按照各自义务办理采矿权转让报批手续，积极促使合同生效。
【摘要】《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是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转让采矿权进行行政管理的依据，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而，即使本案转让合同不符合上述《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也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本案转让合同在签订时即成立。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徐民终字第0423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具备下列情形之一：（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涉案”幼儿园转让合同”的合同成立系基于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自愿签订的结果，是当事人自由处分其权利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李兵虽抗辩称涉案幼儿园不具备办学资质，黄效华亦在庭审中自认涉案幼儿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但涉案幼儿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不是导致双方之间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亦不因此产生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李兵主张涉案合同无效，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50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晶都公司、嘉怡公司负有房屋装修义务，保证交付的酒店必须经消防验收合格、产权不得有争议、交付的设施设备能够正常经营，且拥有合计10个月的期间履行约定的交付行为。由此，《协议书》并非要求出租方晶都公司向承租方新明珠公司直接交付未经验收合格的租赁物，而是要求其交付“必须经消防验收合格”的酒店。该约定符合相关法律规范之要求。其次，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未必无效。2009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准确判断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基础上，确立了认定城镇房屋租赁合同效力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限定无效合同的范围，仅将违法建筑物租赁合同等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当事人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并非试图将未经消防验收的房屋作为租赁标的物投入使用经营，而是约定在一定期间内由一方当事人负责装修合格的酒店作为标的物，且特别约定经消防验收合格后再行交付投入经营。显然，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及司法解释之无效情形，加之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晶都公司关于《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8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幼儿园转让协议》名为幼儿园转让实质转让标的物应为幼儿园的现有设施设备。该《幼儿园转让协议》双方在约定了转让标的物及给付对价的同时，并约定了转让方苏解意应履行的其他附随合同义务即苏解意将幼儿园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简艳芳，并鉴于该幼儿园已由苏解意办理相应许可证，转让设备后，苏解意许可简艳芳以新会区蓓蕾幼儿园的名义对外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见，报审批机关核准。”的规定，只是对民办教育机构涉及举办者变更须经核准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本案双方签订上述转让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法律、行政法规也未规定上述转让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据此，上述《幼儿园转让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现简艳芳在该幼儿园经营证照期满后仅以转让方苏解意没有为该幼儿园办理消防合格证，而认为上述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转让款缺乏理据且显失公平，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作出本案所涉《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标的物为幼儿园的整体转让及以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协议无效明显不当。
摘要2：
摘要1：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强制招标（依法必须招标）是指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实施的招标；（２）自愿招标（非强制招标，非依法必须招标）是指对于强制招标范围以外的项目，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必须通过招标方式采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采用招标方式采购而实施的招标。
【注解２】《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将招标项目划分为：（１）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自愿招标项目）；（２）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强制招标项目）；（３）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国资强制招标项目）。
【注解３】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限制（不适用于自愿招标项目，自愿招标项目不受该限制）：（１）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２）应当在国家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自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２０日；（３）评标委员会专家成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二；（４）所有投标被否决后应当重新招标；（５）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应当使用标准文本等。
【注解４】《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对国资强制招标项目特殊规定：（１）应当公开招标（第８条）；（２）招标人应当组建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预审（第１８条）；（３）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第５５条）。
【注解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38条第3款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3个的——（１）应当依法重新招标；（３）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3个的：Ａ．属于必须审批、核准的工程建设项目，报经原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Ｂ．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
【注解６】新能源发电项目属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工程，属于强制招标工程，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54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终字第12号
【裁判摘要】根据信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黄冈中学广州学校一期工程施工图所包含的工程内容的相应工程造价为72800976.25元，与工程招标时的工程量清单4650.11万元差异部分的工程造价为26299900.32元，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达到56.55%。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工程发生清单漏项漏量中的过错问题，一审对此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论述，本院赞同并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作为招标方式属现行招标的主要形式，鉴于建设工程清单确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招标人确定的工程量清单难免会出现漏项漏量的情形，招标人和投标人可以对这种漏项漏量的风险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分配。但这种漏项漏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招投标过程中应本着诚信原则，尽量减少漏项漏量的发生，以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发包人未履行其作为招标人编制工程量清单的审慎义务，将超过合理范围之外的漏项漏量责任全部归由承包人承担，不仅有违《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规定，也有违诚信原则。承包人作为专业的建筑公司，亦应审慎核实招标人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及时指出工程量清单中的漏项漏量情况，如果对于超过合理范围之外的漏项漏量未能发现和指出，不仅与其专业建筑公司的能力水平不符，也有违诚信原则。本案中，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达到56.55%，显然已超出了建设项目漏项漏量的合理范围，表明双方在涉案工程招标中不仅存在过错，也未遵循诚信原则参与招投标。因此，一审判令黄冈中学广州学校向广州二建公司补偿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差价12306000元，既考虑了双方的过错程度，又有利于弘扬诚信原则，本院予以维持。黄冈中学广州学校上诉主张其不应补偿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差价和广州二建公司上诉主张其应获得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项的全部差价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对中标结果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违反该效力性的中标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前述专家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上述规定目的是为了保证中标结果的公正性，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对中标结果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第一次招标由黄冈中学广州学校自行办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按照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组成合法的评标委员会，据此其确定广州二建公司作为中标承包人违反招标投标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分别于2010年10月22日和27日签订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以及《补充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出租，是矿业权人在不转移矿业权权属的情况下将矿业权的部分权能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他人使用、收益，并由他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模式，具有不同于矿业权转让的法律属性，不宜将其当然视为矿业权的变相转让或者非法倒卖牟利行为，并以未经批准为由认定矿业权租赁合同具有效力瑕疵。
【裁判摘要】就案涉盐碱坡金矿采矿权租赁部分的效力而言，矿业权交易实践中，存在矿业权人在不转移矿业权权属的情况下将矿业权的部分权能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他人使用、收益，并由他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模式。矿业权出租具有不同于矿业权转让的法律属性，不宜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关于“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以未经批准为由径行认定矿业权出租合同具有效力瑕疵。同时，亦应尊重矿业权出租在交易市场中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意义，不宜将其当然地视为矿业权的变相转让或者非法倒卖牟利行为，一概予以禁止。《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关于“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规定，其性质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据此认定矿业权出租合同无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且从文义解释出发，《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亦系针对“出租……形式转让矿产资源”而作出的否定性法律评价，而非对矿业权出租的一律禁止。故本案中，英财公司上诉以案涉采矿权租赁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违反《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为由，主张《租赁、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采矿权租赁部分的约定无效，欠缺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44号
【裁判要旨】《矿产资源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关于矿业权转让条件的相关规定是行政主管部门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维护矿产资源开采和采矿权转让秩序而对于采矿权转让合同进行行政管理审批的依据，并非对于合同效力作出评价的依据，不属于《合同法解释（二）》所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采矿权转让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高金公司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2】鉴于高金公司与德享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有别于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院酌定将已经履行部分的利率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中长期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两倍，未履行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2号
【提示】建设单位应当于建筑工程开工前申领施工许可证的规定，不属于强制性规定。
【裁判要旨】《建筑法》第7条规定关于建设单位应当于建筑工程开工前申领施工许可证的规定，属于建筑业管理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北京一建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以及违约责任比例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及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关于建设单位应当于建筑工程开工前申领施工许可证的规定，属于建筑业管理规定，且后者从法律效力层级上看系部门规章。因此，北京一建以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条对开工时间的约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为该约定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解读】施工许可正是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准予建筑工程开工的文件。施工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范畴，其目的是通过行政许可环节的审查保证建设行为的合法性。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仅表明建设行为非法，施工人不得进行施工，但这属于施工合同的履行范畴即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不能以此认定施工合同无效。施工许可证是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施工行为的行政管理措施，不影响施工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吉08民终629号
【裁判摘要1】农村承包土地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其他需要，对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李河与刘会于1997年基于耕种方便对各自家庭承包的土地地块进行互换，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的规定不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口头互换土地合同的效力。互换土地口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且双方已实际换地耕种达20多年，故应依法确认双方达成的口头互换土地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2】换地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换地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从此法条可以看出，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但这一规定并非强行性的，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影响互换合同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已经办理登记的第三人。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采取的是自愿登记原则，不登记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双方互换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双方虽未办理登记手续，在互换合同生效时在当事人之间仍然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而已。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01民终14670号
【裁判要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互换等方式流转，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若协议内容改变了土地的用途，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互换等方式流转，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本案刘公许、刘金章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以刘金章的承包耕地换取刘公许承包果园，双方目的是在刘公许的果园建造房屋。协议内容改变了土地的用途，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刘公许上诉称，《责任田互换协议》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临民三终字第357号
【裁判摘要1】双方当事人将承包期限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在《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基础上将承包期限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实为35年，该项变更已违反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期限30年的规定，故超过法定承包期限的约定无效。
【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该条款规定了发包方村委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时的程序性义务，但对发包方违反该规定对外发包的效力并未作出界定。本案中，周圣安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对村委发包时是否经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以及是否报乡镇政府批准并不必然知情。周圣安与前叶埠村委经协商签订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前叶埠村委法定代表人分别在两份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村委公章，且均由乡镇法律服务所在两份协议上盖章见证，周圣安亦支付了承包费。其有理由相信前叶埠村委村主任和书记有代表村委对外发包的权利，该代表行为有效。在该合同签订过程中，周圣安本身无过错。签订合同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及是否报乡镇政府批准是村委内部自治事务，对周圣安没有约束力。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在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形下签定的，从而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亦没有证据证明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上诉人如其有证据证明承包费数额不当，可协商或通过有关途径要求对数额予以变更，对上诉人关于双方所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多年，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提示】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不应以土地管理法审查。
【裁判要旨】转让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转让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的100%股权，该股权转让行为未变动土地使用权之主体，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畴。由于现行法律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禁止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目的，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
【裁判摘要】本院已经注意到，该《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存在以股权转让为名收购公司土地的性质，且周某某因此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而被另案刑事裁定【（2015）营刑二终字第0021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但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该合同效力亦不必然归于无效。本案中业已查明，沙某某欲通过控制恒岐公司的方式开发使用涉案土地，此行为属于商事交易中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基于股权转让而就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法进行的约定，既不改变目标公司本身亦未变动涉案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畴，而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对该协议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在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对上述条款中的合同义务予以禁止的前提下，上述有关条款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03民终362号
【裁判要旨】公司内部股东代股东之外的第三人以股东名义收购其他内部股东股权的行为，形式上为股东内部股权转让，实际上是向股东外部转让股权，该行为规避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权的规定，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桂粉金、被上诉人陈玉真、原审被告陈忠华均为第三人曲靖百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出资。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上看系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份，但实质上上诉人是代股东之外的人以股东名义收购股权，对该事实有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且曲靖百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陈述公司上下均知道上诉人系代非股东收购股权，曲靖市麒麟区商务局在《信访告知书》中也对非股东委托上诉人收购股权的事实作出表述，告知被上诉人依法维权；上诉人收购股权的资金亦来自于委托其收购股权的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案外人。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温商终字第2053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系公务员身份为由，主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款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但该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认定诉争合伙协议无效的理由。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65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虽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但并未明确规定违反上述规定将导致民事行为无效，该条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上诉人以长安口煤矿公司的实际股东或直接股东是个别国家公职人员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裁判观点】随着证券二级市场的活跃及公司上市融资的兴起，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频频出现。关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的问题，针对代持协议的效力目前在实务及学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持股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对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没有作出直接的禁止性规定，但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公司上市股权应当清晰明确，不允许上市公司存在隐名持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需要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这是证券行业内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应当知晓的基本共识。本案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形成隐名持股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认定，并对上市公司股权隐名代持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处理方案。
摘要2：【解读】代持股协议虽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215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该项规定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只是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规定。即使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因此当然导致抵押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义得利公司不符合涉案贷款的信贷条件，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对其资信状况、银行流水、财务报告、基础《购销合同》等贷款审批材料未尽法定审查义务，违法违规审批发放贷款，上诉人迪生公司应免除抵押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此项规定只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商业银行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借款人还款责任、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本案中，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在与义得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时，已经对相关贷款审批资料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中信银行青岛分行未对涉案贷款的用途尽到全面、严格、深入的审查、监督义务，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应当免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迪生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人义得利公司变更了本案贷款的使用用途。其次，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义得利公司的义务，监督义得利公司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权利，即使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那么也是义得利公司存在违约过错，而非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过错。其三，案涉抵押合同也没有约定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应当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其四，上诉人迪生公司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8.4明确约定，中信银行青岛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债权金额外，其它变更事项无须取得上诉人迪生公司同意，上诉人迪生公司不因此免除其承担的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续）由此可以看出，贷款用途的变更不属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7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对于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时涉及抵押财产的转让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意在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会的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民商事主体，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即便法定代表人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也只能够过内部追责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主张担保行为无效。周某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主张周某并非善意第三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合同》及《承诺保证函》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周某某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