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股权转让协议一方经催告仍不履行约定义务，另一方有权解除协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59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转让方迟延履行变更登记手续，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受让方可要求解除合同。
摘要2：【来源：《股权转让协议一方经催告仍不履行约定义务，另一方有权解除协议——河北威远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股权转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3）.公司卷》2011】
摘要1：【要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对发起人股份转让的期间限制，应理解为是对股权实际转让时间的限制，而不是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间的限制。相应地，股份质押亦只受实际行使质押权的时间限制，而不必受质押协议签订时间的限制。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上市公司发起人股份质押合同及红利抵债协议效力问题请示案的复函》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光明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问题的复函》（法民[2001]36号）
【摘要】基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精神，济南光明机械有限公司应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济南光明机械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并无不当。
【案情】公司股东多次向光明公司提出转让部分出资的申请，但光明公司未按照公司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定期召开为民除害东会就两股东的出资转让申请作出决议。公司股东以光明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召开股东会，并确认其与张某的出资转让协议有效。
【要旨】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36号
【裁判摘要】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迟延履行生效合同约定义务的当事人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的，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的，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１】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方将８８％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始终在公司名下，不存在变更、审批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方也实际控制了两个目标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因此，双方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非转让探矿权，一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因未经审批未生效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和涡阳房地产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公司的到期债权，并在保证人处盖有公章。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系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承诺履行其相应义务。大宗公司要求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在其公司的房产销售款中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摘要2：【摘要２】最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２】本案中，淮北宗圣公司成立于2007年，涉案三处煤炭资源一直未申请办理采矿权手续或立项核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指导意见》之前，也未获得批准，并且该意见规定，只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且安徽省是否属于该《指导意见》所确定的东部地区尚需进一步论证。因此，政策原因并非是造成合作开发项目得不到核准的唯一原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无论与淮北宗圣公司、宿州宗圣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第二条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圣火矿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且在第一笔转让款期满不能支付的情况下向大宗公司出具了2000万元的违约金欠条并实际履行1000万元，而《指导意见》出台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2日，故对该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有事实依据。
【解读３】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４】矿山企业股权受让人迟延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后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不予支持（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当由其承担风险或者违约责任而不是用情势变更原则）。
【解读５】仅转让公司股权并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须审批。
【解读６】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66-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越权处置公司资产，关联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返还股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定一切重大事宜，本案纠纷涉及转让价值3865万元的公司股权，当事人以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及公司总经理职务身份自行决定以公司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过户给其关联公司，当事人行为属于越权处置公司资产，关联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有义务向公司返还股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66号
【解读】当事人以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及公司总经理职务身份，自行决定以公司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越权处置公司资产。
【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3辑（总第3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235页】
摘要1：【实务要点】股权转让协议虽非本人签字，但本人知道他人代本人签字并办理工商登记事宜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应确认其效力。
【案例索引】北京三中院（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03447号《李仪诉李健梅、朱建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股权转让协议非本人签字时效力的认定》
摘要2：
摘要1：——企业间股权转让协议回购股权的，出于短期融资需要，合法性应予承认
【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33号
【裁判要旨】企业间股权转让协议回购股权的，若并非以长期牟利为目的，而是出于短期融资的需要产生的融资，其合法性应予承认。
摘要2：【裁判摘要】股权协议转让、股权回购等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形式，已成为企业之间常见的融资方式。如果并非以长期牟利为目的，而是出于短期融资的需要产生的融资，其合法性应予承认。据此，本案上诉人关于双方股权转让实为融资借贷应认定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其该点上诉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本案上诉人关于双方股权转让实为融资借贷应认定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１）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双方为借款关系，双方亦无其他书面借款协议；也没有股权出质的内容，不符合股权出质的法律流程，没有为担保主债务而存在的从属性，亦无担保合同的法律特征；（２）本案不具有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本案无主合同借款协议），不符合股权让与担保特征；（３）股权回购条款只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一种安排，不能因此认定为名股实债。
【解读２】投资人取得股权是一个真实的行为，并不是一个虚假的行为，不能以存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来否定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
【解读３】股权回购与名股实债区别：（１）本案因股权转让方过错导致约定回购期限已过，转让方不能主张回购权；（２）如认定为名股实债，则”出让方“履行了偿还借款义务后，”受让方“理应将股权转回原股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64号
【提示】股权转让后前股东仍可依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公司收入。
【裁判要旨】在股权转让方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且目标公司无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债务的前提下，前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从公司分得公司的部分收入，经全体新旧股东及公司一致同意，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条款的效力问题——首先，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组成部分，许某某、吴某作为奥泰克公司的新股东是同意和认可的。因此，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不会损害许某某、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不会涉及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问题。其次，2016年1月7日安徽辰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奥泰克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未有债权人要求奥泰克公司清偿债务或对债务提供相应担保。故该项约定亦不会损害奥泰克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再次，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与许某某、吴某、奥泰克公司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存在陶某某、孙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因此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未违反《公司法》第三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最后，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的2010年12月2日，陶某某、孙某已向奥泰克公司实际出资4446万元，履行了作为原股东对奥泰克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在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股权时，奥泰克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取得了二号地块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权利。该项权利是陶某某、孙某经营奥泰克公司期间预期获得的收入，对于该笔收入进行分配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且已经奥泰克公司确认，不构成陶某某、孙某抽逃出资的事实。综上事实分析，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5号
【裁判要旨】转让方可以将预期取得的股权进行转让——无处分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此类协议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股权转让协议的债权行为即为有效；但转让方向受让方转移标的物“股权”的物权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经权利人追认或事后取得处分权时物权行为生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此类合同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买卖合同的债权行为即为有效，但卖方向买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经权利人追认或事后取得处分权时，物权行为生效。本案中富业公司虽未取得协议涉及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但王某某、付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即已经知晓富业公司仅以“协议（预期）”的方式受让粮食储备库的股权和资产，且在转让方式的约定中也明确了王某某、付某某需通过直接参加拍卖合法取得，故，该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涉案《产权转让协议书》在签订时已经生效，一、二审法院因无权处分而认定该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１】转让方无权处分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无效。
【解读２】无权处分情形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买卖合同解释》出台之前尚有无效与有效之争。《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已经将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作出区分，即物权的无权处分无效，并不影响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00117号
【裁判要旨】《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司变更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需经证监会批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仅导致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受到限制，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股东变动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而非协议成立的问题。股权转让为股东权利，是否转让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有权订立转让合同。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名册变更后完成股权转让形式要件。
【法条链接】《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九条【变更批准】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停业、解散、破产，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百一十八条【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机构的处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或者合并、分立、停业、解散、破产，或者在境外设立、收购、参股证券经营机构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83号
【摘要】《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改正前，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据此，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以及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等，但未规定只有经该机构批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或者未经批准合同无效。故梅雁公司称依上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等规定，主张其与吉富公司订立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因未经行政审批而属于未生效合同，并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基于上述协议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维持该合同效力不损害公共利益，认定梅雁公司与吉富公司转让广发证券8.4%的股权未经办理批准手续，违反了证券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解读】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应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97号
【裁判摘要】中胜公司主张一二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由中胜公司退还神通公司涉案300万元，属超出诉讼请求。中胜公司对该300万元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由神通公司支付给中胜公司的履约保证金的事实无异议，因此，该300万元的退还系《补充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二审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无明显不妥。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摘要】案涉《补充协议》关于该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并未明确其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具有定金的性质，中胜公司不能基于神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直接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担保合同的履行，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作为债权的担保，其功能在于为合同履行提供一种担保，根据债的担保的性质，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为补偿性，即当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收取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从该保证金中扣除因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而给己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扣除违约损害赔偿后履约保证金还有剩余，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对方当事人。本案中，当神通公司与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即告解除。神通公司并未履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义务，也并未获得坤鼎车业公司的股权，但《补充协议》并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此时神通公司所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神通公司未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中胜公司应当将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还给神通公司。如果中胜公司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神通公司未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而给自己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可以另行向神通公司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19号
【裁判要旨】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仅直接影响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还会影响目标公司的员工、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尤其在股权已经变更登记，受让方已经支付大部分款项、且已经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情况下，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应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财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收益权还包括公司经营决策权等多种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仅直接影响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还会影响目标公司的员工、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尤其在股权已经变更登记，受让方已经支付大部分款项、且已经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情况下，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应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本案中，绿洲公司已将海港城公司8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锐鸿公司名下，锐鸿公司已经实际接管海港城公司达两年多，占海港城公司20%股权的股东国升公司明确反对绿洲公司再次进入海港城公司，威斯汀酒店也开业在即，海港城公司在中国银行海口海甸支行的贷款本息已经还清，海港城公司也于2016年2月19日分立为海港城公司和绿创公司。与2015年11月19日案涉股权过户时相比，锐鸿公司持有的海港城公司股权的价值及股权结构均已发生较大变化，案涉股权客观上已经无法返还。综上，锐鸿公司虽然存在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但是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应予以解除，绿洲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提示】迟延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是否导致股权转让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解读】本案绿洲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案逾期付款行为不属于根本违约，一、二审法院均未支付绿洲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１）逾期付款数占全部金额的不利不超过一半；（２）《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锐鸿公司迟延支付该部分款项，绿洲公司将不接受《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３）双方也没用约定绿洲公司收取该股权转让款有其他目的，由于锐鸿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导致合同目标不能实现；（４）绿洲公司出让案涉股权获取股权转让款的合同目的通过请求买受人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等仍然能够实现合同目的；（５）锐鸿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的价款及股权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案涉股权客观上已经无法返还。
【注解】受让方拖欠尾款出让方能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仍能实现的一般不予支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意向性协议并非关于合同性质的分类。一般来说，意向性协议并无实质性内容，对协议双方缺乏明显的约束力。但本案双方所签订的“《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已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约定，且明确约定在排他性谈判期满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约定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故被上诉人蓝光公司所主张的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意向性协议没有法律依据。结合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分析，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明确在将来确定的时间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就将来意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所约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虽系规范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该解释第二条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的目的在于订立本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2】依法有效的预约合同，对预约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负有订立本约的合同义务，当事人不履行订立本约之义务，即构成违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预约合同当事人虽不能请求强制缔结本约，但在预约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且根据该条规定，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不以其违反诚信磋商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在双方未能最终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本约合同的情况下，薪环公司基于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薪环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因蓝光公司最终放弃与其签订本约合同，其与案外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薪环公司的损失，蓝光公司应予赔偿。蓝光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即使蓝光公司违约，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综合本案签订预约合同后双方当事人的磋商情况、薪环公司的损失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合同预期等因素，本院酌定蓝光公司赔偿薪环公司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１】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2亿元，最终判决支付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２】一方未尽预约合同义务导致本约合同的谈判、磋商不能进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解读３】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可以请求调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即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该工商登记行为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确有证据证明被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时，也应确认违法。首先，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的，显然不属于上述“证据确凿”的情形，而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对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但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不判决确认违法，不利于行政机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海南工商局于2009年4月22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海南工商局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实质错误。又因刘绍全和杨文林不能依据2009年4月22日的变更登记行为取得在海南西昌公司的相关权益，故刘绍全和杨文林对取得或者增加的股权份额应没有处分权，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也即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所以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也存在实质错误。故上述两次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均应确认违法。
摘要2：【裁判摘要２】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股权转让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海南工商局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刘某某、杨某某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材料中，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杨某某、邱某某在2010年9月20日从刘某某、杨某某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时，并不知晓刘某某和杨某某未合法取得相应的股权份额，杨某某、邱某某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的信赖，与刘某某和杨某某签订《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是善意的，而且杨某某、邱某某已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并且海南工商局已核准了该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杨某某、邱某某从刘某某和杨某某处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核准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虽然违法，但由于杨某某、邱某某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对该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问题】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能否放弃部分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放弃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起诉后放弃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是当事人对双方争议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争议或者退出争议而做出的一种实体权利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等规定，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自己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明确申请放弃原审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且，财融公司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管辖的约定确认管辖连接点，即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变更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亿隆房地产公司、华德孚公司关于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不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上诉期间，财融公司认为在原审起诉时，其对本案所涉一股三卖的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认识错误，导致诉讼请求选择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放弃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撤销四被告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交易行为；2.原审诉讼请求第三项：撤销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王××、张××的交易行为。放弃后保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965.5142万元；2.判令被告方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80万元；3.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注解】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
【解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初18号财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2.判令亿隆等四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共计2095.5142万元（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包含律师费130万元）；3.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合同无效；4.确认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ＸＸ豪、张××的合同无效；5.判令亿隆等四公司及第三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将涉案股权工商登记恢复至违法转让变更前的状态；6.判令亿隆等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裁判要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工贸公司与盈科房地产公司先行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工贸公司将诉争土地使用权等转让给盈科房地产公司，后因该协议履行受阻，遂由盈科集团公司出面，受让工贸公司全部股权，从而实现控制工贸公司以将工贸公司名下土地开发销售的目的，并在上述目的实现后将股权由工贸公司原股东无偿回购。上述交易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有明文约定，且《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多次强调上述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已经理解无误，各方也实际实施了变更工贸公司工商登记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盈科集团公司也是基于工贸公司股东身份而控制工贸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交付挂牌出让。因此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缺乏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工贸公司原股东石某某等人起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均与事实不符。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重点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盈科集团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工贸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与工贸公司在原股东的控制下与盈科房地产公司签订、履行《房地产转让协议》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情形足以导致合同无效。二审判决仅以盈科集团公司与工贸公司原股东均知道股权转让的目标不是由盈科集团进行实际经营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与本案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核心资产土地使用权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直接挂钩的，土地使用权保留于公司名下是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
【裁判摘要】就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不仅负担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等基本义务，还应向买受人承担标的瑕疵担保义务，即若买卖标的上存有买受人不接受的瑕疵的，出卖人应当消除瑕疵以保证标的物的形式完整及法律上无障碍。这一担保义务不仅存在于有体物的买卖合同中，亦存在于以权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之中。而该义务所对应的商事责任即瑕疵担保责任，对于本案所涉以股权为标的的转让合同亦应适用。就本案而言，土地使用权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符某某、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目标公司拥有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地区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的旅游用地，土地证号为xxx，以及402亩土地上的《山林权证》（以下简称目标资产）”的表述，说明各方认可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是金川公司唯一资产或者核心资产。而符某某、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转让之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为本协议所约定的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即402亩国有出让旅游用地使用权的对价为3亿元人民币（暂作价），每亩单价为74.62万元，转让总价格以新换发土地证所确定的面积为准”的约定，更是将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与股权转让的价格直接挂钩。综上所述，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保留于金川公司名下是该公司股权得以转让的实质要件，符某某、同山公司关于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将金川公司名下402亩土地使用权能否恢复认定为关系案涉金川公司转让协议效力的唯一要素存在明显错误的主张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价款并未足额支付、合同未能履行，金川公司亦未将该两公司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完成内部登记手续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外部公示手续，故案涉股权并未发生变动至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名下的法律效果，该两公司不应承担3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及赔偿657万元损失的民事责任。
【解读１】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协议未能履行。涉案公司亦未将转让人和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完成内部登记，且双方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外部公示手续，应依法认定股权并未发生转让效果，转让人无权要求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解读２】公司股东发生变更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属其内部法律关系。
【裁判摘要】本案中天元公司、华新公司、康大公司和汶源公司共同作为股权转让方与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作为共同转让方向青鸟公司出让兴和煤矿的100%股权，并共同接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在协议中并未明确各自的权利主张份额。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亦是由四方转让主体共同指定代收代分配人，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并未按照四方主体的股权比例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四方股权转让主体系作为权利共同体主张权利，现汶源公司已经注销，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丧失，由其清算义务人徐某、姜某某和其他三方股权转让主体诉请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价款并无不当。至于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亦属其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向该权利共同体承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33号
【解读１】股权受让人不能证明转让人虚构隐瞒公司实际情况的，不得以转让人严重违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合同。
【摘要】所谓情势变更，系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通常而言，情势变更的适用需具备以下几项要素：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须情势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提出情势变更的事由系因兴和煤矿所在区域不再进行煤矿改扩建工作的审批，因政策原因导致其年产120万吨/年的改扩建目的不能实现。而从查明的事实可知，2011年11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即已下发了《关于对硫磺沟矿区和南山景区煤矿进行综合整治的通知》（新政函[2011]312号），该时点早于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表明在合同成立之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所主张的情势变更事由已经出现。且如前所析，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股权转让方刻意隐瞒相关政策性文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亦具备获知该政策规定的能力和途径。既然该事由出现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并非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亦表明其知晓可能产生的相应风险，并自愿予以承担。
【解读２】受让人主动的情势变更事由在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前已经存在，不能证明转让人隐瞒相关情况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取得股权后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受让人对股权的权利属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转让人的债权人不能以该股权作为执行标的。
【解读１】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案外人以其已受让股权为由请求排除执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已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２）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案外人已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以其他方式在公司内部公示）；（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对于股权未变更登记、公示并不存在过错。
【解读２】金钱债权执行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法院依据股东名册记载信息对被执行人名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采取执行措施，案外人提出异议以其已受让股权为由排除执行不予支持，裁定驳回异议。
摘要2：【注解１】另外裁判观点：（１）股权受让公司章程已经工商变更登记但股权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99号；（２）另外裁判观点：转让股权尚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公司进行变更登记不能排除股权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注解２】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１）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２）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３）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注解３】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92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对公司及股东有约束力。虽然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应当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本案股权转让亦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章程并不属于《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违反公司章程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节，在案证据尚未表明协议内容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晓程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应当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而本案程某向余某转让股份并未经晓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但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东转让合同违反公司章程规定并不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由于可能不会得到其他股东和公司认可最终不会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目的的实现（涉及合同履行及解除问题）。
【解读２】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再172号再审判决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４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黑民终323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资产与股权转让协议》，郭某某等三人向宋某某、冯某某两人转让的标的包括股权及公司名下的土地、房产、宾馆、饭店设备、设施等全部财产。因郭某某等三人系景昌公司原股东，依法仅享有股东权益，并不直接享有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宾馆饭店设备、设施等财产的所有权，故其三人无权以个人名义转让上述公司财产。郭某某等三人将景昌公司股权转让给宋某某、冯某某二人，但景昌公司享有的前述土地使用权、房产及其他财产所有权，并不因股东的变化而发生权利转移，依法仍应由景昌公司享有，郭某某等三人依法亦应将景昌公司所有的全部资产交付新股东宋某某、冯某某二人占有、使用。故《公司资产与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郭某某等三人应向宋某某、冯某某二人交付房产、宾馆、饭店及全部设备、设施，景昌公司房产等不动产无需变更登记的约定，应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附随义务，该协议性质应为股权转让，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公司资产与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无证据证实该协议系在恶意串通下签订，应认定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公司资产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出让方向受让方交付目标公司资产无须变更登记的约定，应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附随义务，该协议性质应为股权转让而非资产转让，也不属于股权转让过程中处分公司财产的条款（属于资产交接而非资产转让）。
摘要1：——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双方当事人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债务人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债权人，股权转让款由债权直接转化，且债权人仪按照原债权数额收取固定分红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后又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应认定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的行为。让与担保作为法律未规定的非典型担保行为的一种，应结合当事人的本意、立法目的等，综合认定该行为的效力。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商初字第00446号（2015年10月13日）；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094号（2016年4月5日）
摘要2：【要旨】股权让与当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解读１】（１）双方一致认可原存在２５０万元的借贷关系未归还借款；（２）结合“陈某某将其在弘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顾某某后，顾某某不参与弘润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并且享受每年不低于15％的保底分红”的内容，则说明顾某某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陈某某将股权转让给自己。该行为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３）担保仅是为了保证主债务的履行，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原借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陈某某应首先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而非强制顾宝良接受弘润公司的股权。退一步讲，即使陈某某无法清偿到期借款，也不能直接以其持有的弘润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给顾某某以用于抵偿结欠顾某某的债务，系因此行为符合流质契约的性质，应认定无效。（４）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解除的必要性，但陈某某应向顾某某偿还借款250万元及利息。
【解读２】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享有保底分红，应理解为股权让与担保。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1民终1196号
【裁判要旨】法院判决撤销了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但并未对股权转让的决议内容作出评判。因公司股东会决议系由公司内部治理形成，对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方并不具有约束力，故股东会决议的撤销并不必然导致根据股东会决议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2016）闽01民终1633号民事判决仅是认为天生农业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在会议召集通知方式、决议表决计票程序及议案提交前置条件等事项上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具备法定撤销事由，据此判决撤销天生农业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形成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但并未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作出评判，故撤销决议并不等于否决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系由公司内部治理形成的，对于与天生农业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方则并不具有约束力，故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并不必然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无效，因此，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60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可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股权的真实价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等为依据综合认定受让方是否需要承担付款义务及具体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某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但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反映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价值。马某某作为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马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对价以及对价的金额。马某某上诉主张其向李某某转让享有的利源公司3.18%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人马某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40.26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18%，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某所有”，其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且双方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在双方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有约定的情形下，股权转让的对价可以参考股权的真实价值。股权的真实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际是由公司的全部股权所构成，故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可参考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经释明，马某某无法提供会计凭证、资产负债表等能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净资产的证据，且利源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关于袁某某的“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马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该技术在股权转让时的价值以及利源公司的使用情况，亦未证明该专利技术与李某某进行交接，故“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无法作为利源公司的资产而计入股权转让的对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马某某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本案争议焦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出让人要求受让人按转让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支付转让款是否应支持？（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款举证责任）
（１）一般而言，股权转让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实际出资没有关系，不能以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原始出资额来确定股权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格。
（２）本案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转让人马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４０.２６万元，占注册资金的３.１８％，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所有”的约定应是双方对所转让股权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
（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马某无法证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净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价值，且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马某无法举证证明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证明股权转让时股权的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4049号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合同当事人，隐名股权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的，股权出让方不能直接向隐名股东主张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方也不能以代持为由不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解读】《合同法》第４０２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如果实际持有人委托代持股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代持股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此时应由股权实际持有人向出让方承担合同义务。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或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违反股东会决议内容，公司有权拒绝履行股权变更记载和变更登记义务。
摘要2：【注解１】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产生股权变动效力，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予支持。
【注解２】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可能无法取得股东资格——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河南昌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64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付守约方500万元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实际经济损失。该条款虽约定了违约时违约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具体数额，但同时又约定对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应予赔偿，表明双方一致认可违约赔偿应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据，若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守约方可要求增加赔偿。本案中，宏铭公司提出的诉请明确要求马某某在承担违约金500万元的同时承担1000万元欠款的逾期利息，实质是认为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申请人民法院在支持违约金的同时，另行支持其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弥补其因马某某逾期付款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按照约定的履行期限，马某某应于2013年12月20日前支付剩余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马某某并未依约支付，且本案纠纷至今未解决，宏铭公司遭受的损失仍在持续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支持宏铭公司提出的违约金诉请的同时，判令马某某承担从宏铭公司起诉之日，即2014年7月16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实体处理并不导致双方利益失衡，符合民法公平原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适用于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法的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转让人申请增加损失赔偿的情形。马某某以此主张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82号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付守约方５００万元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实际经济损失。表明双方一致认可违约赔偿应以守约方实际损失为据，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守约方可要求增加赔偿。
（１）该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是赔偿损失，而是担保债务的履行，属于惩罚性违约金；
（２）守约方主张的５００万元违约金并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该两项加起来不超过以未支付款项１０００万元的年利率２４％为计算的上限标准，一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9708号
【裁判要旨】《股东协议》明确约定了转让标的、价格以及付款方式，已经具备了股权转让协议的核心要素，并约定了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由股权收购方的成员担任，受让方也已经依约支付了超过９４％的价款，并且实现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证明该协议不是意向书而非是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协议是对焯荣公司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解决的是该公司股权转让标的、价款及支付方式等问题，而有关公司债务账册、资产状况证明、在职员工情况、对外债权债务证明等资料的接管，则是科宏公司在股权受让后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问题并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刘某某的主要债务，对该问题不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对于焯荣公司的股权登记未予变更的问题。虽然科宏公司尚未经工商变更登记成为焯荣公司股东，但焯荣公司原股东刘某某、温某某均对科宏公司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公司内部决议上，股东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公司的内部事务，焯荣公司原两名股东均确认对涉案股权转让无异议，且均确认科宏公司已经通过股权转让持有焯荣公司100%的股权，则涉案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目的已经实现，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在股东内部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涉案协议也未对何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予以约定，科宏公司也未对其曾要求刘某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予以举证证明，且对于涉案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科宏公司亦未支付完毕，刘某某也明确表示愿意随时协助科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某某并未违约并无不当。科宏公司要求解除涉案协议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刘因此，本院对其解除涉案协议，并要求刘某某返还已支付的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不属于出让方根本违约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