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
摘要1：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
摘要2：
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
摘要2：【理解与适用】该案例的裁判理由部分，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的内涵理解不够准确。9号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提道：“蒋志东、王卫明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蒋志东、王卫明欲对拓恒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该理由以结果论，即“事实上对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来认定蒋志东、王卫明两人“怠于履行义务”。......实际上，如果该证据属实，表明蒋志东、王卫明两人并没有“怠于履行义务”。
9号指定性案例在认定股东只要“怠于履行义务”，就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理解也不够准确。例如，裁判理由认为：“关于蒋志东、王卫明辩称拓恒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背负大量债务，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与拓恒公司财产灭失之间没有关联性。根据查明的事实，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未查找到拓恒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拓恒公司的财产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全部灭失。拓恒公司的三名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拓恒公司的财产、帐册灭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蒋志东、王卫明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该论述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本纪要公布后，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根据本纪要的规定处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172页
【解读】９号指导案例与“九民会议纪要”之冲突：（１）９号指导案例裁判观点“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与“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４条规定冲突（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２）9号指定性案例在认定股东只要“怠于履行义务”就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５条规定冲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提字第2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提字第269号
【提示】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异议的审查。
【裁判摘要】金叶公司和邯郸烟草公司提出的异议事项已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是否实际出资在清算中主要是影响其剩余财产分配权，邦泰公司不因此丧失股东地位和申请清算的权利。本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13条指出：“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但对上述异议事项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的除外。”因此，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受理邦泰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摘要2：
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念辨析
摘要1：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念辨析
摘要2：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依约为出质金钱开立了担保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保证金，该账户未作日常结算使用符合特定化的要求。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账户因业务开展发生浮动不影响特定化的构成。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银行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即应认定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
【裁判要旨】保证金账户内资金浮动不影响金钱质押的效力——质押账户内资金因业务开展发生浮动不影响金钱特定化的构成，债权人对账户进行实际管控即应视为已移交占有。
【裁判规则】
①一般理解，就保证金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条文内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所规定的“特定化”应是指金钱本身的特定化，也应包括金钱的具体金额的特定化。但如果仅“保证金”账户特定，而账户内的金额不“固定”，也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质押担保，则是否意味着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存在一定争议的、在实践中常见但处于法律效力有争议的“账户质押”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
②目前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8号）对出口退税账户的账户质押有明确的司法依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183号 ）规定“境外机构可将人民币结算账户资金用作境内质押境内融资。”，可以理解为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质押融资在业务操作中，有一定政策依据外，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普通存款账户质押的合法性尚无明确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规则（续）】
③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以下简称“本案”），似乎有将非典型的保证金质押（实质上具有账户质押的性质）合法化的倾向。本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在最高院2015年第1期公报刊登。此后，当事人亦同时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由最高院以裁定再次明确：担保人在债权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以其存款设定质押担保的，在该账户特定、账户内存款金额浮动和变化的情况下，仍属于符合《担保法解释》规定的“特定化”并“转移占有”的特征，进而认定该担保合法有效。
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以及最高院再审裁定所明确的裁判观点，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非典型的保证金质押安排下的一般“账户质押”持认可态度？如实践中，通过协议约定就如理财收益账户等特定账户设定质押，根据本案的裁判观点，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可通过协议约定以账户内金钱设定质押，同时账户不作为日常结算使用，银行依约实际控制该账户，故案涉金钱质押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有关规定，应认定双方已就该账户（可以通过约定方式，称其为“保证金账户”）内之金钱设立质权呢。若如此，那实际上意味着以对账户质押的认可，实际上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1：【摘要】实践中，公司作为一个“稻草人”，由实际控制人隐身其后进行管理运作的情况，在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中都不乏其例，但这一问题在上市公司中更加突出。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滞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资本市场“造系”，类似“德隆系”、“复星系”、“格林柯尔系”、“托普系”等采用占款、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多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以及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现象一度极为膨胀。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回应，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借鉴行政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对实际控制人的概念、义务与责任等问题作出
摘要2：无
浅析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
摘要1：本文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对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做简要分析，以期为法院审判实践或者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为“2005年《公司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如果公司清算事由发生在2005年《公司法》实行之前，则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该部分从法律溯及力等角度分析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的适用条件，并对实践当中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标题为“债权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要求实际控制人承担民事责任应满足的几个条件”，对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应解决的实际控制人问题、债权人是否穷尽针对公司的救济手段以及债权人的主张应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提示】《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合同，原则上不宜认定无效。如将该规定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鉴于《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仍须提供股东会决议，相对人对此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但相对人无义务通过鉴定等方式核对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或者盖章的真伪，也没有义务通过工商登记等形式核实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章的名称是否为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的名称。
【裁判要旨1】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可构成表见代表——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2】《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摘要2：【入选理由】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经最高院提审后，对二审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担保有效。
【摘要】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存在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振邦股份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问题提示】如何认定合同性质和类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为公司债权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要点提示】
在判断认定合同类型时，不应仅根据合同名称来认定，更应分析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合同目的来归类。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违反该强制性规范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签章为他人提供担保，其代表行为本身是有效的。但是就代表公司做出的担保行为的效力而言，因为未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的原告对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过错，因此，该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有效。但是，此处的代表行为有效是指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代表关系有效，并不能因此决定代表人所做行为本身的效力。
（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条款旨在保护公司内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的侵害，属于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由于本案中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未经该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因此，本案担保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导致本案保证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对原告债权进行担保的行为未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常理，债权人也无需审查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告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无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对应支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西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胡××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相关问题解析
摘要1：西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胡××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相关问题解析
摘要2：
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串通损害行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企业法人以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扣划款项侵权，因存在不能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摘要1：【要旨】企业法人以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私自扣划其款项构成损害，因存在公司法人机关或其他人员不能对划款行为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164号《经济犯罪的查处时间与民事诉讼时效》
摘要2：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质押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质押合同纠纷上诉案——质押人出具质押担保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法院不予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40号
【裁判要旨】企业法人以自己名义为股东出具担保，不应认定为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提供担保，得到债权人信任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有悖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裁判规则】质押存款由质权人银行实际控制的，无需交付——出质人以存款作为质押物，该款已存在作为质权人的银行，银行实际控制了账户资金，即已完成质物的移交，不存在再次交付的问题。
摘要2：
质押存款由质押权人银行实际控制的，无需再交付——出质人以存款作为质押物，该款已存在作为质押权人的银行，银行实际控制了账户资金，即视为已完成质物交付
摘要1：【要旨】出质人以存款作为质押物，该款已存在作为质押权人的银行，银行实际控制了账户资金，即已完成质物的移交，不存在再次交付的问题。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40号《质押人出具质押担保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法院不予认定——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合同纠纷案》
摘要2：
王某某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
摘要1：[第734号]王某某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
【裁判要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和使公共财产遭受损失的直接故意，客观上隐匿国有资产并已经实际控制和掌握国有资产的，应以贪污罪论处。犯罪数额应以其实际非法控制的数额计算。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51号
【裁判要旨】缔约时出让人不具有标的物处分权的，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缔约时出让人不具有标的物处分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出让人将来不能取得处分权，亦不妨碍出让人在履约过程中取得处分权并交付标的物。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意在保护财产的真实权利人不会因无处分权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受到侵害。该条不能被合同一方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籍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在财产转让合同中，如果将出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作为合同效力要件，会产生合同效力状态变动不居并受制于出让人意愿的情形。出让人在因财产权利瑕疵无法履行承诺的义务时，可以无权处分为由不承担合同责任；信赖合同有效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之履行利益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此不但会妨碍交易的安全稳定，也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容易诱发诚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适用范围作了限缩解释，仅适用于处分行为即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变更。换而言之，出让人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其订立的合同仍然有效，但标的物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则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该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中蒋汉平缔约时是否持有或控制三家矿业公司股权的事实，不影响《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１】《合同法》第51条不能被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借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不能被合同一方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籍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在财产转让合同中，如果将出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作为合同效力要件，会产生合同效力状态变动不居并受制于出让人意愿的情形。出让人在因财产权利瑕疵无法履行承诺的义务时，可以无权处分为由不承担合同责任；信赖合同有效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之履行利益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此不但会妨碍交易的安全稳定，也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容易诱发诚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适用范围作了限缩解释，仅适用于处分行为即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变更。
【解读２】股权转让人非公司股东，但以实际控制人身份签约，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
【解读３】无处分权人事后未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应予解除，受让人请求变更股权的不予支持。
【笔记】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摘要1：【要旨】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如果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尽了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系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如果债权人未要求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或者未尽股东会决议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并非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
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范，对公司以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由主张对外担保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5年第3辑（总第6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解读】《公司法》第16条及第121条规定的性质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利用新设公司逃债的，新设公司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中院（2016）浙02民终322号《宁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诉宁波××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机器人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逃避债务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内部承包实际施工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情形——被执行人公司不能偿债而执行分公司财产时，分公司实际控制人无权以实际施工人身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1：【实务要点】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债务，法院裁定企业法人分公司为被执行人时，分公司实际控制经营者基于内部承包关系以实际施工人身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虽请求分配利润的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当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在确定盈余分配数额时，要严格公司举证责任以保护弱势小股东的利益，但还要注意优先保护公司外部关系中债权人、债务人等的利益，对于有争议的款项因涉及案外人实体权利而不应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作出认定和处理。有盈余分配决议的，在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及时给付则应计付利息，而司法干预的强制盈余分配则不然，在盈余分配判决未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故不应计付利息。盈余分配义务的给付主体是公司，若公司的应分配资金因被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不足以现实支付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的股东可直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滥用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要旨】在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满足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下，在大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不通过股东会分红决议，并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法院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强制公司分红。
【解读】小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分红需要证明以下两点：（１）证明公司存在营利，满足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２）证明大股东存在滥用多数表决权恶意不分红同时自己却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对情形，致使小股东的权益受到实质损害。
摘要2：【解读１】法院判决强制分红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但书”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解读２】法院判决盈余分配具体标准：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审计鉴定的方法予以确定，且考虑企业所得税和股东个人所得税。
【解读３】法院判决强制分分红不支持加算利息——在强制盈余分配判决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亦不应计付利息。
【解读４】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人对于公司盈余分配给付义务承担的是补偿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变相分配、隐瞒或转移公司应分配资金，应当在公司到期不能履行盈余分配款给付义务时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５】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
【解读６】符合强制分配盈余条件的，不须经股权回购等其他前置程序；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利润时应予适度干预。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4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422号
【裁判要旨】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的银行存款等执行款，但未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财产权利归属未发生变动，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破产裁定后，应当将其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对被执行人的破产清算申请情况下，执行程序中已执行到法院账户但未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是应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还是应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根据该规定精神，如果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尚未清偿的不得进行清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第六十八条的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明确了不应列入破产财产的两种具体情形：“一、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不仅作出了生效的执行裁定，而且就被执行财产的处理履行了必要的评估拍卖程序，相关人已支付了对价，此时虽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且非该相关人的过错，应视为执行财产已向申请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二、人民法院针对被执行财产采取了相应执行措施，该财产已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视为已向权利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第一种情形主要针对需要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动产，第二种情形主要从被执行财产是否已经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角度明确是否列入破产财产，未具体区分财产类型。本案安徽高院认定涉案款项已向权利人交付的主要理由就是涉案款项已经脱离了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与《答复》的精神基本一致。但《答复》作出时间为2004年12月22日，其以“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为界限将被执行财产视为已向权利人交付的观点，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有关规定精神及2017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指导意见》精神并不完全一致。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及第五百一十三条规定，在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情况下，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通过参与分配程序实现债权的公平清偿，而在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情况下，则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公平清偿。
摘要2：（续）《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应当于七日内将已经扣划到账的银行存款、实际扣押的动产、有价证券等被执行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第17条规定，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时，已通过拍卖程序处置且成交裁定已送达买受人的拍卖财产，通过以物抵债偿还债务且抵债裁定已送达债权人的抵债财产，已完成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再移交。从第16、17条规定精神看，对已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权利归属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的银行存款等执行款，但未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财产权利归属未发生变动，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不应再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应当将其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及《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均体现了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精神。从价值衡量角度看，个别债权人和全体债权人利益冲突的衡量，应该要向全体债权人倾斜，以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本案中，在1332万元汇入法院执行款专户前，被执行人永禾公司尚有多起执行案件在肥西县法院执行，肥西县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向合肥中院提交各案申请参与分配函，其实质反映了在被执行人财产明显不能清偿所有债权时其他债权人要求实现债权公平清偿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有关规定倾向于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精神，合肥中院通过向肥西县法院发函的方式，告知永禾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及时向住所地法院申请破产，是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本案合肥中院作出异议裁定时（2017年4月17日），《指导意见》已经正式实施，而当时执行款仍未实际支付给国信公司，肥西县法院也已受理了永禾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应当按照《指导意见》精神审查国信公司异议请求，明确案涉执行款不应再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应当将其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安徽高院在审查复议申请时，亦应如此。安徽高院所主张的“专户资金实质上已由执行法院为申请执行人代管，该款项已脱离了债务人的实际控制，视为已向权利人交付”的观点，与《指导意见》精神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提示】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合同。
【裁判要旨】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创世公司持有沈师桥大酒店60%的股权，为沈师桥大酒店的控制股东，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以认定，朱某通过投资关系，能够实际支配沈师桥大酒店的行为，系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朱某与明正公司的关系问题，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长征公司与创世公司、沈师桥大酒店、明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创世公司、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在该案中自认该三家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但并未明确指明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本院责成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向本院如实说明朱某是否系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虽然称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有其人，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控制股东及其通过投资关系实际控制沈师桥大酒店的事实，本院认定，朱某系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明正公司行为的实际控制人。由于朱某系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其能够实际支配该两家公司的行为，故朱某代表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摘要2：【解读】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如无其他原因应认定为有权代表。
惠尔普法|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001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00117号
【裁判要旨】《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司变更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需经证监会批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仅导致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受到限制，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股东变动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而非协议成立的问题。股权转让为股东权利，是否转让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有权订立转让合同。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名册变更后完成股权转让形式要件。
【法条链接】《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九条【变更批准】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停业、解散、破产，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百一十八条【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机构的处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或者合并、分立、停业、解散、破产，或者在境外设立、收购、参股证券经营机构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83号
【摘要】《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改正前，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据此，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以及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等，但未规定只有经该机构批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或者未经批准合同无效。故梅雁公司称依上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等规定，主张其与吉富公司订立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因未经行政审批而属于未生效合同，并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基于上述协议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维持该合同效力不损害公共利益，认定梅雁公司与吉富公司转让广发证券8.4%的股权未经办理批准手续，违反了证券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解读】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应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
摘要1：——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应认定属于抽逃出资，理应予以返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
【裁判观点】银基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丽港公司是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双方签订《增资合同》，丽港公司据此可以引入银基公司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银基公司则期望从丽港公司的业务发展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分配。双方虽签订《增资合同》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但实际履行过程中银基公司处于种种原因考虑，并未将其应支付的1. 5亿元资本公积金交由丽港公司实际控制利用，而是通过《资金往来框架协议》的方式将转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款项又回转至银基公司控制之下。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不论从公司法还是合同法角度分析，涉案被转出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均应返还丽港公司。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增资合同》系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李某某、李某、狄某某签订，丽港公司是增资的目标公司。《增资合同》明确约定，丽港公司经审计评估，净资产为4.248524亿元，经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协商，以3亿元作为丽港公司基准价进行增资，即银基公司向丽港公司增资2亿元，持有丽港公司40%股权，其中2000万元进入丽港公司注册资本，1.8亿元进入资本公积金。对银基公司而言，其负有依约足额增加出资的合同义务。原审经审理查明，银基公司确有出资行为，但随后1.5亿元的出资未及用于《增资合同》约定的丽港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或增加丽港公司流动资金，便于当日或3日内转回了银基公司方。银基公司主张该1.5亿元的控制权在丽港公司，主张丽港公司系自愿，与丽港公司起诉行为相悖。该1.5亿元资本公积金本应属于丽港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到银基公司实际控制之下，银基公司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审认定银基公司关于丽港公司自行转出款项与己无关、不存在擅自取回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认定银基公司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判决其应予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解读】股东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属于抽逃出资。
简法｜实际控制人无合理原因将公司收取的款项转付给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解答：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收取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及个人，使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类推适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之规定，认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简法｜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关联关系公司之间签订合同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之间未经股东会同意签订合同，如董高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合同无效；否则，董高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未经股东会同意，公司与其董事任职但非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有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公司与其董事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笔记】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供担保能否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规定，公司担保无须提供决议的情形仅限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形，不包括关联担保之情形。因此，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强调“对外担保”和明确必须是“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如果是关联担保，则被担保的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决议必须由２／３以上享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笔记】多方投资协议中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否承担公司转让股权违约责任？
摘要1：解读：多方投资协议只约定公司转让股权违约责任，未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违约责任，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需就公司转让股权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注解】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多方投资协议上签字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吗——（１）在多方投资协议中，投资方一般都会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在投资协议上签字，目的是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２）多方投资协议中目标公司违约责任条款中往往忽略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违约责任，导致目的落空；（３）因此，在多方投资协议中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必须要有明确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违约责任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