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
第一、司法判决有权重新认定和改变企业工商登记性质。司法实践已经认可下列裁判思维：即当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发生变更而需要确认新的投资权益主体时，并不以工商公示登记为唯一要件。
第二、“合伙人会议决议”之类的法律文件是管理、运营合伙企业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是处置企业工商登记性质与司法判决冲突的基本依据。合伙人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或协议安排是处理各方实体权利的基础性依据。
第三，在司法确认判决作出后但尚未完成“转制”工商登记前，并不否认合伙人在形式上系“个人独资”企业中的合伙人地位。
第四、合同文本中的签约主体与实际权利主体分离时，实际权利人可以具有“利害关系”为由而成为诉讼主体及实体权益承受人。
第五、企业投资人的确认一般应当以工商公示登记来判定，但形成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法律关系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可以成为合法的处分权主体。
第六、关于经营利润的确认与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问题。
摘要2：
摘要1：——当事人因受对方起诉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34号
【裁判要旨】
当事人起诉同时请求诉讼保全，该保全阻却了对方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从而导致本案中合同对方当事人违约。人民法院对原告追加的追究对方当事人违反给公司贷款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间，属不变期间，但只要申请再审人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过再审申请，此后无论是哪个法院最终受理，都应认定为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摘要2：【解读１】一方因受对方起诉同时请求诉讼保全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
【解读２】（１）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证８月26日办出，依照约定办出贷款的期限应当在９月 26 前；（２）龙仓公司在取得土地证之前的８月23日即已通过工商登记变更为瑞证公司的控股股东，并委派人员担任瑞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了瑞证公 司，即达行公司若要以瑞证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必须要有瑞证公司的协 助；（３）龙仓公司在土地权证办出后十三天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将瑞证公司的土地查封，致使即达行公司以瑞证公司土地进行抵押贷款之事成为不可能。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四终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香港股东代表香港公司向另一香港股东及他人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之诉。原告提起诉讼的基点是认为另一香港股东利用实际控制香港公司及该公司在内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等机会，伙同他人采取非正当手段，剥夺了本属于香港公司的商业机会，从而损害了香港公司及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原告所称的商业机会并非当然地专属于香港公司，实际上能够满足投资要求及法定程序的任何公司均可获取该商业机会。原告在内地子公司经营效益欠佳时明确要求撤回其全部投资，其与另一香港股东也达成了撤资协议。鉴于另一香港股东及他人未采取任何欺骗、隐瞒或者其他非正当手段，且商业机会的最终获取系另一股东及他人共同投资及努力的结果，终审判决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摘要2：【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林某某、被告李某某、涂某某均系香港居民，林某某以李某某违背股东董事的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本案为涉港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江西省南昌县作为侵权行为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摘要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在担任香港新纶公司董事、股东期间，未经香港新纶公司股东会同意，将本属于该公司所有的700亩土地使用权的商业机会，利用职务便利为万和公司谋取。故原告既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要求被告将其从该商业机会的所得归入香港新纶公司；也可以根据该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要求被告向香港新纶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当行使归入权后仍不能弥补损失时，对超出归入权的损失部分，仍可以主张赔偿。原告在诉状中写明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是要求承担人民币5800万元的赔偿责任，第二个诉讼请求是要求行使归入权，要求被告将违反忠实义务的收入、报酬归入香港新纶公司。但诉讼中，原告对赔偿的诉请未举证，更未举证证明其损失大于行使归入权的收入，且其诉状依据的法律亦是《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解读１】能够满足投资要求及法定程序的任何公司均可获取的商业机会不构成损害公司利益要件。
【解读２】股东伙同他人采取非正当手段，剥夺专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从而侵犯公司的利益，公司的其他股东可以在董事会、监事会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提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但是正常的商业机会争夺并不属于侵犯公司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子公司的财产、财务等均未与母公司混同的，不应适用法人人格否认。
【要旨】集团公司对其子公司虽然采取了统一对外贷款、统一汇总纳税、统一上交利润等控制措施，但子公司经工商登记，取得了法人营业执照，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其财产、财务均未与集体公司混同，子公司对集团公司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来源】载《民商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２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９－３７１页。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11.【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公司法人人格否定）
【提示】公司股东虚构买卖合同关系，诱使他人投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混同个人与公司行为的，是否应当对由此引起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股东利用特定身份通过对公司实际控制行为使公司独立地位完全丧失，使公司经营与股东经营、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股权又以公司独立法人地位规避债务，其行为构成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优先责任的滥用，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合法利益，股东应对公司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文书】判决书字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06）门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摘要1：1.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点确定——无履行期限的债权，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该日起计算。
2.法院缺席审理一方下落不明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借款合同债务人下落不明缺席审理的，视为缺席方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法院不应主动援引时效规则进行裁判。
3.债务清偿附条件但时间无法确定的应视为约定不明——当事人在还款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无法确定，协议中关于还款时间约定不明情况下，应依《民法通则》规定处理。
3.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审理范围应以抗诉支持范围为准——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应在抗诉支持申诉请求范围内审理，当事人认为遗漏其他请求的，应向抗诉机关提出补充请求。
4.法院对在再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应不予支持——鉴于诉讼时效抗辩是一种颠覆性权利，当事人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5.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不及于连带责任保证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应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主债务时效中断不引起保证债务时效中断效果。
6.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还应包括知道被谁侵害——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时，还应考虑受害人是否知道或应知道侵权责任主体存在。
7.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串通损害行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企业法人以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扣划款项侵权，因存在不能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8.股权作为质物提供的质押担保不适用保证诉讼时效——以股权作为质押的担保函中虽有“保证”字样，但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有关保证的诉讼时效不能适用。
9.经保证人同意的主合同履行期限变更协议应为有效——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应依变更后主合同履行期限确定保证期间起算时间。
10.公司清算过程中应收账款超过诉讼时效的责任承担——出资人对公司资产清算未尽勤勉谨慎职责，以致部分债权丧失诉讼时效，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清算人应相应赔偿。
摘要2：
摘要1：——经济犯罪的查处时间与民事诉讼时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164号
【裁判要旨】案件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问题报案的，该刑事报案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裁判规则】企业法人以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私自扣划其款项构成损害，因存在公司法人机关或其他人员不能对划款行为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裁判意见】当事人在另案刑事犯罪嫌疑中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时依法提取的证据材料，业经另案法院当庭审核无误，虽然该案相关刑事判决尚未生效，但当事人从刑事案卷中复制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民事证据提供。
【要旨】法律并不禁止第三人包括债务人的关联企业代为清偿。债权人接收债务人关联企业代为清偿的款项，即使对汇款凭证所填注的用途未行究查，其事后的收款行为并不足以表明其事前即与还款人就虚假的汇款用途发生过意思联络或形成了共同故意。
摘要2：
摘要1：【要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可见，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摘要1：【要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交付行为应被视为设立动产质权的生效条件。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不同于不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依约为出质金钱开立了担保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保证金，该账户未作日常结算使用符合特定化的要求，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金钱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关于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问题，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银行作为质权人，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即应认定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对特户的外在形式未作出规定，故不应当以此作为质权生效的条件。另外，保证金以专户形式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账户在使用过程中，账户内的资金根据业务发生情况虽处于浮动状态，但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除缴存的保证金外，支出的款项均用于保证金的退还和扣划，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该账户资金的浮动仍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不影响特定化的构成。
【案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对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如下解释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应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案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并非强制性条款，当章程就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担保予以“沉默”时，法院首先要根据不同案情判断涉讼担保的决定权系自然授予董事会还是复归于股东会，进而认定担保行为的效力。公司担保行为本质上属于经营行为，当不具有负外部风险性时担保决定权自然授予董事会；当担保行为产生负外部性风险时，则该担保决定权应复归于股东会。即使担保决定权属于股东会，债权人对担保人提供的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只负形式审查之责。
【裁判规则】公司同意对外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真伪的问题——担保债权人已对保证人股东会决议作形式审查情况下，决议上股东签字或者盖章实质上诉是否真实已不影响担保效力。
【裁判意见1】在担保债权人既对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又对保证人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情况下，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字或盖章实质上是否真实已不具有对抗担保债权人的效力。
【裁判意见2】不管公司对外担保决定权属于股东会或董事会，交易相对人对于担保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担保人内部权力分配的审查应仅限于形式审查。
【案号】（2007）宝民二（商）初字第1274号；（2008）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182号
摘要2：
摘要1：1.银行同意债务人提前支取保证金，属放弃质押担保——债权人银行在承兑汇票未到期前，同意债务人提前支取开立汇票保证金，该行为应认为是其主动放弃了质押担保。
2.保证质押账户资金不低于某金额承诺，不构成担保——证券公司向质押权人出具保证质押账户资金不低于某金额及“负责监控”的承诺，不宜将其定性为保证担保性质。
3.明知质押国债账户有潜在风险仍接受的，损失自负——银行明知处于回购状态的国债质押账户存在潜在风险仍接受的，应对因质押物价值减少所形成损失自行承担责任。
4.按揭房产保证金特定化时，质押权人可以优先受偿——以押金、保证金等形式的金钱交付可确认为质押，如果金钱特定化，属于动产质押性质，否则属于债权质押性质。
5.质押存款由质押权人银行实际控制的，无需再交付——出质人以存款作为质押物，该款已存在作为质押权人的银行，银行实际控制了账户资金，即视为已完成质物交付。
6.税款进入出口退税托管账户后，贷款人方享质押权——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权人只有在出口退税款进入到该专用账户后，其行使质押权的优先受偿权的条件方算成就。
7.发包方所扣保修金不适用《担保法》金钱质权规定——施工合同承包人在发包方的保修金不具有《担保法》上含义，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金钱质押的规定。
8.对已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上级法院不宜直接处理——在执行法院就案外人异议作出裁定处理情况下，上级法院以执行监督名义对案外人异议再行处理的，属监督不当。
摘要2：
摘要1：【要旨】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权人只有在出口退税款进入到质押权人在其处开立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并为其实际控制后，其行使质押权的优先受偿权的条件方算成就。
【案例】《上海××电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广州××电子有限公司案——强制执行中所涉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的相关问题分析》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出卖方应向买受人履行权利与实物的双重交付，在买受方已取得房屋产权而未实际占有的情况下，其仅仅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有权占有人迁出，法院应作慎重审查。若占有人对房屋的占有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买受方应以合同相对方为被告提起债权给付之诉，要求对方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或在房屋客观上无法交付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买受方已取得房屋产权而未实际占有的，应以合同相对方为被告提起债权给付之诉。
【摘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确认案外人李榛以被告臧树林代理人身份与案外人谢伟忠就系争房屋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即第一手的房屋买卖并非原始产权人臧树林之真实意思表示，该买卖合同对臧树林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从2008年8月起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并占有、使用该房屋至今具有合法依据，故产权人连成贤在其从未从出售方谢伟忠处获得房屋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径行要求实际占用人臧树林迁出，法院不予支持。在第二手的房屋买卖交易中，连成贤与案外人谢伟忠签订了系争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支付了相应对价，该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合同，故对连成贤与谢伟忠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应义务。鉴于此，连成贤对系争房屋的权利应通过该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履行(包括房屋的权利交付以及实物交付)来实现。本案中，虽然连成贤已于2012年4月5日取得了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完成了房屋的权利交付过程，但其自始未曾取得过系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对此，连成贤应依据其与案外人谢伟忠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之约定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结合本案来看，由于第一手的买卖合同已被确认为无效，案外人谢伟忠自始至终没有合法取得过系争房屋而客观上无法向连成贤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故连成贤应向谢伟忠主张因无法交付房屋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不当得利)
【裁判要旨】未取得不当利益的支配权和实际控制权的侵权人，不负有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2005）宣民初字第430号；二审判决书：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曲中民终字第664号
摘要2：【案例来源】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第566-570页。
摘要1：【要旨】《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属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得以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由主张担保无效。
【案例】《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请示的答复（2004年12月22日 [2003]民二他字第52号）
【摘要】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针对债务人的财产，已经启动了执行程序，但该执行程序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仅作出了执行裁定，尚未将财产交付给申请人的，不属于司法解释指的执行完毕的情形，该财产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应列入破产财产。但应注意以下情况：
一、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不仅作出了生效的执行裁定，而且就被执行财产的处理履行了必要的评估拍卖程序，相关人已支付了对价，此时虽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且非该相关人的过错，应视为执行财产已向申请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
二、人民法院针对被执行财产采取了相应执行措施，该财产已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视为已向权利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
摘要2：【备注】失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重庆高院《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划扣到执行法院账户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及执行法院收到破产管理人中止执行告知函后应否中止执行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函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36号
【裁判摘要】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迟延履行生效合同约定义务的当事人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的，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的，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１】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方将８８％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始终在公司名下，不存在变更、审批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方也实际控制了两个目标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因此，双方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非转让探矿权，一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因未经审批未生效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和涡阳房地产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公司的到期债权，并在保证人处盖有公章。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系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承诺履行其相应义务。大宗公司要求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在其公司的房产销售款中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摘要2：【摘要２】最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解读２】本案中，淮北宗圣公司成立于2007年，涉案三处煤炭资源一直未申请办理采矿权手续或立项核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指导意见》之前，也未获得批准，并且该意见规定，只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且安徽省是否属于该《指导意见》所确定的东部地区尚需进一步论证。因此，政策原因并非是造成合作开发项目得不到核准的唯一原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无论与淮北宗圣公司、宿州宗圣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第二条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圣火矿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且在第一笔转让款期满不能支付的情况下向大宗公司出具了2000万元的违约金欠条并实际履行1000万元，而《指导意见》出台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2日，故对该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有事实依据。
【解读３】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４】矿山企业股权受让人迟延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后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不予支持（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当由其承担风险或者违约责任而不是用情势变更原则）。
【解读５】仅转让公司股权并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须审批。
【解读６】转让公司股权但不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在不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10号
【提示】公司停止经营，不应再要求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裁判要旨】在认定瑕疵出资股东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实际综合考虑。如公司已停止经营，股东再履行出资义务对公司自身经营而言已无实际意义。若公司存在对外债务，在公司停止经营，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可要求瑕疵出资股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规定，是为形成公司独立的法人格及法人责任，同时也为保证公司的经营能力以及对外偿付能力等。原审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顾某某作为甲公司的股东，负有缴纳出资款的法定义务，本院认为在认定顾某某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甲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两位股东之间的他案诉讼等重要事实综合考虑。从甲公司的经营状况来看，公司于2005年5月已停止经营，于两年前被吊销营业执照，虽然尚未注销，但从法院于2009年9月2日裁定终结甲公司的清算程序来看，顾某某履行出资义务对目前甲公司自身经营而言，已无实际意义。至于甲公司是否存在对外债务，本院认为甲公司若存在对外债务，公司债权人可以在公司停止经营，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直接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请求在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存在于顾某某与陆某某之间的他案诉讼来看，顾某某申请对甲公司予以清算一案中，系实际控制甲公司的股东陆某某拒不交付公司财务账册等相关清算资料，导致法院无法对甲公司组织清算，最终法院判决陆某某赔偿顾某某剩余财产分配损失495,638.84元，该案反映的事实与顾某某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有直接关联，该案判决陆某某作为控股股东赔偿顾某某，是以认定公司有剩余财产为前提的，法院因甲公司无法清算而依法认定了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可以认为等同于清算后的财产分配，亦可视为顾某某取得赔偿后退出公司，从此角度而言，亦不应再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对于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诉讼主体，虚构伪造证据材料，提起无实质性争议的民事诉讼，并主动达成调解协议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法院可依照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认定其为虚假诉讼。虚假诉讼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公信的违法行为，对当事人提出的撤诉申请，法院应当主动干预，即不允许撤诉。同时，应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并对相关责任单位（人）科以民事制裁。
【案件索引】
原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09）普民三（民）初字第2471号（2009年9月14日）
再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1号（2012年3月26日）
再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号（2012年3月31日）
再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2号（2012年3月31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
摘要2：【解读】关联关系既包括股东的相互交叉或者共同由第三人直接、间接控制，也包括股东之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人利用编写、传播病毒程序在网上截取他人的银行账号、密码，窃取或实际控制他人网上银行账户内存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摘要2：
摘要1：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杨某某盗窃案——利用工作便利条件将本单位财物窃为己有的，构成盗窃罪
【裁判摘要】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在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利用自身因执行职务而获取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这里的“主管”，是指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调配、处置本单位财产的权力；所谓“管理”，是指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直接负有保管、处理、使用的职责，亦即对本单位财产具有一定的处分权；所谓“经手”，是指行为人虽然不负有主管或者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责，但因工作需要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实际控制本单位财物。因此，构成职务侵占罪，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本单位财产时，以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限、职责为基础，利用其对本单位财产具有一定的主管、管理或者经手的职责，在实际支配、控制、处置本单位财物时实施非法占有行为。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在自身工作中易于接触他人主管、管理、经手的本单位财物，或者熟悉作案环境，而利用上述工作中形成的便利条件秘密窃取本单位的财产，则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摘要2：
摘要1：抢夺罪应以行为人“实际控制”所夺取的财物为既遂标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对于借款人是否涉嫌犯罪的认定，不影响担保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借款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时，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应适用“民刑分离”的原则。
摘要2：【摘要】《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某某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某某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某某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某某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某某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某某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某某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某某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某某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某某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解读】自然人私刻其挂靠公司公章从事经营活动，该被挂靠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139号
【裁判要旨】营业执照、公章、财务印鉴等属于公司的财产，不能作为大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的私人财产。公司的财产权是独立的，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印签等即具有这种排他效力。任何人包括公司的外部人和公司内部的股东、董事、经理等均不得侵占
【裁判摘要1】张某某本人陈述，当需要加盖公司公章时，经其签字同意后交张金钢盖章，包括本案一审中的委托代理手续等也都是如此操作。说明虽然公章可能确未由张某某本人持有，但其根据使用需要随时可以要求张金钢加盖，这已几乎等同于实际控制公章。故本院对张某某认为其未实际控制公章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2】公司已制定了明确的《印章管理制度》和形成了相关董事会决议，其中规定，公司公章由总裁办公室专人负责保管，公司领导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批登记后使用。可见，负责保管之人并非由法定代表人任意指定即可，且使用公章需经过特定程序方可。因此，股东依据公司管理制度代表公司主张返还公章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38号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挪用公司自己的行为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1】在抢劫过程中，当场劫取的财物未达到预定目标，又将被害人劫持到其他场所，继续向被害人的亲友勒索财物的，构成抢劫罪与绑架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裁判要旨2】绑架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以劫持被绑架人并实际控制为标准，不以勒索财物或其他目的实现为标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担保借款合同》，具体到该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款项的出借方对款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以便在发现借款人擅自改变款项用途或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出借人权利的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收回款项及利息。用目的解释的原理可以得知，提供不真实的材料和报表固然会影响出借方对借款人使用款项的监督，而不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却会使得出借人无从了解案涉款项的使用情况，不利于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借款人在借款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出借人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属于违约。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东昊公司应当为贝某某向李某某、朱某某所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首先，贝某某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向李某某、朱某某借款，但从《借款担保合同》中有关款项用途的约定可以看出，贝某某所借款项正是用于东昊公司“经营大学经典项目房地产开发”。因此，东昊公司于2012年4月14日就其为贝某某借款担保事宜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同意担保的决议。该公司仅有的三位股东中除贝某某本人外，朱某某１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另一名股东张某某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印章同意东昊公司为贝某某担保。上述事实证明，东昊公司为贝某某借款担保的行为，既符合《公司法》有关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程序性规定，也符合东昊公司通过使用贝某某借款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实际需要。因此，东昊公司有关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
【解读】股东借款用于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7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表见代表在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吴某某应当知晓。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吴某某应当知道天利公司为其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须经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对于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而其并未要求缔约人出具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天利公司不产生拘束力。
摘要2：【解读】本案系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涉及外部纠纷的处理。对于内部纠纷，应以尊重公司章程、股东会（股东）有效决议的效力为原则，股东滥用权利、章程违法除外。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外部争议，应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以适用表见代表制度为原则，表见代表制度的例外情形除外。本案即为表见代表制度例外情形的适用。
虽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非强制性规定，不应因违反该条款而认定合同无效，但该案争议焦点并非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后果是否由公司承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债权人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属于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情形，代表行为无效，对公司不具有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