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纠纷
摘要1：【128、不当得利纠纷】1.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2.不当得利之债，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发生不当变动的法律事实（事件）而发生。3.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因不当得利这一事实引起的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注解】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不仅请求权人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主张人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9号
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
【目录】一、关于审理此类案件应遵循的原则；二、关于案件的受理；三、关于债权转让生效调条件的法律适用和自行约定的效力；四、关于地方政府等的优先购买权；五、关于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六、关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七、关于不良债权转让无效合同的处理；八、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的审查；九、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十、关于诉讼或执行主体的变更；十一、关于既有规定的适用；十二、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1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部分标题修改为：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
3.将第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4.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5.将第五条修改为：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未及时通知出租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租赁物，造成出租人损失，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二）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明确约定，但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百分之十五以上，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三）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
摘要2： 7.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租赁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且出租人实施了下列行为之一，承租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百四十四条、第七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在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时，对租赁物的选定起决定作用的；
（二）出租人干预或者要求承租人按照出租人意愿选择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三）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承租人主张其系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8.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选择。
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9.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
10.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11.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情势变更原则
摘要1：情势变更原则是涉及合同履行的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合同履行前，当事人订约基础或环境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变更，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害结果，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订约时不能预见、不能克服的，从而合同应当相应变化的规范。
【注释１】情势变更原则构成要件——（１）存在情势变更之事实（即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事实发生重大变化）；（２）情势变更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３）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４）情势变更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５）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
【注释２】情势变更法律效果——（１）重新协商（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２）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注释３】情势变更举证责任——（１）情势变更构成要件由主张因情势变更而变更或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２）情势变更的发生可归责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由相对方承担证明责任。
摘要2：【注解１】（１）我国情势变更原则起初由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予以确认，最终规定在《民法典》第５３３条；（２）《民法典》第５３３条对情势变更的定义删除《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关于“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要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可抗力排除情势变更之适用”的观点不具备正当性。
【注解２】情势变更的合同解除（《民法典》第５３３条）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直接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加以认定而不是通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１）与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存在区别；（２）合同解除的时间点与约定解除和一般的法定解除存在区别。
【注解３】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相似但不可抗力并非情势变更。——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民终2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490号
【注解４】房屋过户第二天收到征收公告卖方不能主张情势变原则反悔不卖。——参考案例：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终5775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32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以及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正如再审申请人所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但这种适用属于补充适用，如果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某项行政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规定。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的相关规定。固然，《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在实践中，口头形式的合同一般也只适用于标的数额不大、内容不复杂而且能即时清结的合同关系。这是因为，尽管口头形式的合同具有简便易行、直接迅速的特点，但因缺乏文字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将会难以举证，不易分清责任。在本案，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标的数额高达150万元之巨，似乎就不宜以口头形式订立。事实上，也的确对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协议产生了争执。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据一审法院查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确实存在，因此再审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该口头协议有效并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履行该口头协议缺乏事实根据。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方式订立？——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17号
【裁判摘要】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苏某申请再审时主张，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证据灭失，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免除其对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强制维修过程中，相关部门已经对苏艳客厅物品进行了清理、封存、公证，并对卧室采取了张贴封条禁止他人进入的措施，并不存在苏某所称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灭失的情形。同时，苏某承认，在涉案房屋被强制维修期间，苏某及其家人不在涉案房屋居住。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也不可能在正在维修的房屋内留存价值3000余元万元的邮票等贵重物品。因此，苏某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行政赔偿中原告的举证责任——（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３８条第２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２）当被告亦举证不能时，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３）如果原告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则不能免除原告对该项损失的初步证明责任。
某某公司与某某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上诉案
摘要1：——劳动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必提供劳动者属于工伤的直接证据
【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上诉人同达公司聘用的维修人员，与同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在上诉人同达公司安排的工地拆除下水管道过程中摔倒受伤，现同达公司认为刘某某拆除下水管道的行为未受公司指派，是其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摘要2：【注解】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可推定受伤职工为工伤——（１）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２）经通知，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未通过有关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据此推定为工伤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被告举证责任并非直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是否存在，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被告穷尽举证手段仍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并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
【裁判摘要２】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应否赔偿？——关于建筑材料，案涉房屋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构成该违法建筑的材料虽属洪奇生猪养殖合作社的合法财产，但建筑材料在拆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部分损毁；而对拆除后的残存建筑材料，永川区政府并无职责进行清理、保管。故其要求对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予以赔偿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本案例为行政行为违法拆除违章建筑赔偿经典案例。
【笔记】一人有限公司能否通过审计报告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
摘要1：解读：（１）一人公司在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可以用于证明其财产独立性；（２）但存在审计失败情形以及非会计年度终了时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的证据。
【注释１】无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
【注释２】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负有举证责任两个要件（缺一不可）——（１）证明每一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不能通过司法审计豁免）；（２）证明股东财产没有与公司财产混同。
摘要2：【注解１】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能否用司法审计代替年度审计？｜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在于公司股东，不属于司法鉴定或审计的范围，对司法审计申请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435号
【注解２】一人公司能否通过申请司法审计而豁免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证明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相互独立；在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时，股东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负有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首先要证明每一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次要证明股东财产没有与公司财产混同。当事人没有尽到前述两方面证明责任的情形下，已足以认定其对大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对其收集证据申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2827号
【注解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通过申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证明其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的方式证明其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356号
【注解４】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64号
【笔记】拒不提供鉴定材料应否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
摘要1：解读：
（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１条第２款规定，“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主体是“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即承担举证责任方，对于非举证责任方不因拒不提供鉴定材料而裁定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９５条规定，非举证责任方拒不提供鉴定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法院可以认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主张成立。
摘要2：【注解】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相关材料，并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应当根据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９５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承担证明妨害责任。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任何认定格式条款“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和说明义务？
摘要1：解读１：提示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１）《民法典》将提示和说明义务限制在“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应将“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限制在“异常条款”：
Ａ．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条款；
Ｂ．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合理地“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也应当提示对方注意，否则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
（２）提示方式——可以合同文本中特殊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
（３）提示需要达到标准——需要达到“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程度。
解读２：说明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规定的说明义务。
（１）说明内容和方式——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
（２）说明需要达到程度——通常能够理解的程度。
解读３：提示和说明义务之举证责任分配——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４：采取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不应认定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１）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外。
解析：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１）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民法典第４９６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２）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条文适用说明】本条在居图适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格式条款中需要作出特别提示或者说明的，是指其中免除或者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第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必须在合同订立时履行。因此，合同订立后在进行提示说明的，不构成履行本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第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具体方式包括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以及根据合同相对人的要求以常人能够理解的反思过进行特别说明。第四，所采取的特别标识必须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第五，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就自己已经履行合理的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来源：《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条文及适用说明，最高人民政策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法院如何认定调整违约金标准？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３款规定，（１）当事人请求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损失为限；（２）当事人请求减少违约金的，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３０％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析１：减少违约金举证责任分配——（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５条规定——（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２）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３０％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３）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调整违约金的基准为“实际损失”；（２）《纪要》修改为调整违约金标准为《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更有利于维护守约方利益，鼓励诚信交易。
【注解２】《纪要》第１１条明确：（１）违约金计算基础——《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违约损失赔偿额（包括实际损失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受可预见规则限制）；（２）综合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其他因素；（３）违约金司法酌减的举证责任：Ａ．举证责任应该由主张调整违约金的一方承担，但是有可能该方无法的得知对方的损失的大致范围，所以相对人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违约方需要提供足以让法官对违约金约定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然后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守约方）；Ｂ．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违约损失的具体数额，可依公平原则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作出裁量。
【笔记】鉴定费应否由败诉方负担？
摘要1：解读：鉴定费负担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１）鉴定费由承担举证责任一方负担；（２）鉴定费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２９条规定的诉讼费的负担办法以及各方当事人对于导致鉴定存在的过错程度由人民法院酌定。
摘要2：【注解１】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范围，当事人不能单独对鉴定费的负担提起上诉。
【法官会议纪要】《民事诉讼法》第７９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２１条规定，原则上鉴定因第三人的申请而启动，人民法院不能启动鉴定程序。只有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或有意义的，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６条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五种情形，人民法院才可以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依照《民事证据规定》第３０条规定，向当事人予以释明，由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程序。——《最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三辑）》２３.鉴定费的性质与承担——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为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２０２１年底２１次法官会议纪要）
【注解２】案件鉴定费用的负担系法院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依职权作出的决定事项，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49号
行政赔偿诉讼举证责任
摘要1：原告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转移；被告举证责任
摘要2：
【笔记】行政协议撤销权能否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０条第２款之规定，撤销行政协议由原告对撤销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２）行政协议撤销权不适于《行政诉讼法》第３４条关于行政行为合法性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辽行申1162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辽行申1162号
【裁判摘要】脑出血的原因既可能是“原发性”也可能是“诱发性”，无法排除因工作原因诱发脑出血摔倒的情形不予认定工伤证据不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程××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突发脑出血和摔倒的事实均无异议，故能否认定工伤的关键因素在于程××突发脑出血是否系因工作原因导致。由于脑出血的原因既可能是“原发性"也可能是“诱发性"，而用人单位葫芦岛华兴锆钛有限公司在工伤调查核实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程××系“原发性"脑出血，亦未向葫芦岛市人社局提出对程××突发脑出血的病因鉴定申请。在此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认为无法排除程××系因工作原因诱发脑出血摔倒的情形，从而认定葫芦岛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证据不足并无不当，其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葫芦岛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亦无不当。
摘要2：程某某诉撤销不予认定工伤行政二审判决书
【案号】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辽14行终5号
【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经查，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程××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脑出血和摔倒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为程××突发脑出血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即程××的脑出血是“原发性”还是“诱发性”。关于两名上诉人认为程××系疾病不是受到伤害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函待程洪××脑出血的原因确定为“原发性”还是“诱发性”后，才能判断程××突发脑出血的性质是“疾病”还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脑出血这样的伤害后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程××认为系工伤，葫芦岛市华兴锆钛有限公司认为系自身突发脑出血摔倒，故葫芦岛市华兴锆钛有限公司在上诉人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核实过程中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程××突发脑出血的原因系其自身突发疾病所致，亦未向人社局提出申请就程××所受伤害进行病因鉴定，故无法排除工作原因诱发程洪国脑出血摔倒的情形，程××的住院病历不能证明程××脑出血的原因为“原发性”还是“诱发性”，上诉人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此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一终字第33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一终字第33号
【裁判摘要】未经清算请求解除合伙协议返还投资款不予支持——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谭×、陈×、陈××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部分权利义务，以“湟中县深沟建筑闪长岩矿”为名的合伙体已实际投资筹建并开展生产经营。谭×、陈×返还出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合伙投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合伙人退伙，需提前十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自收到退伙通知后7日内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明确债权债务，确定退伙人所应享有的退伙权利及所应承担的义务”，各方均应依约进行清算，以明确合伙期间的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已向双方释明应当清算，双方亦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合伙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亏损，但均未提供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及可供清算的依据，以便人民法院协助、组织清算，谭×、陈×、陈××亦未自行清算，致使合伙体盈亏情况无法在诉讼中确认。谭×、陈×、陈××虽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对合伙人会议、财务报表审核及合伙体运作状况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但实际生产经营中并未对合伙体的财务账册及其他经营事项进行规范管理及操作，导致在诉讼中对财务凭证的下落各执一词，作为合伙人的各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虽《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绍方为总负责人，对合伙体负有相应领导、管理责任，但在合伙事务管理及清算中，各合伙人均有责任配合参与，清算责任亦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谭×、陈×提出应由陈绍方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并返还谭×、陈×出资款140万元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于法不符，不予支持。诉讼中，一审法院已向各方当事人释明解除合伙协议要进行清算，但双方当事人均未申请鉴定。因此，合伙体未进行清算，未明确合伙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前，谭×、陈×请求解除《合伙投资协议》的主张，于法不符，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请求返还投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２）清算责任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３）合伙协议清算可以申请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裁判摘要】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债权人有权按照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沈××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沈××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沈××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沈××亦未补充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沈××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沈××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沈××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沈××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沈××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沈××。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猫人公司申请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应否支持问题。如上分析，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规定》第二十条的实体法基础亦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据此，熊××、沈××应对青曼瑞公司财产独立于双方其他共有财产承担举证责任，在二审法院就此事项要求熊××、沈××限期举证的情况下，熊××、沈××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青曼瑞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支持猫人公司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笔记】不承担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能否申请司法鉴定？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将申请司法鉴定的“当事人”限缩解释为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２）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申请司法鉴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裁判摘要】如何认定县级人民政府是否系违章建筑的拆除主体？——（１）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２）如果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由其他行政机关对违章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则县级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责任主体，应由具体实施机关为适格被告；（３）在违章建筑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县级人民政府拆除，相对人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法院仍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系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４）村民委员会对违章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有证据证明系受其他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应由委托实施机关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市中区政府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张××、代××诉请确认市中区政府于2017年6月9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应当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市中区政府强制拆除。张××、代××搭建的房屋确已被拆除，其起诉状中记载了有关征地拆迁的内容，其举示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案涉房屋系“政府在拆违章建筑”，据此能够初步证明案涉房屋系作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拆除。市中区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张××、代××对其主张已尽到了初步证明责任，市中区政府对其辩称未实施拆除行为的主张应当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市中区政府已举证证明处理案涉违法建筑的职权由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本院据此向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取有关拆除案涉房屋的证据，查明案涉房屋因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规定被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查处，随后因此被拆除。综上，市中区政府既不具有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亦无证据证明市中区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故市中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摘要2：（续）经本院释明市中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后，张××、代××仍坚持以市中区政府为被告。张××、代××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二审在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市中区政府拆除，张××、代××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仍要求张兆琼、代月泽举证证明系市中区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一、二审据此认定张××、代××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市中区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52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525号
【裁判摘要】金联公司主张高××抽逃出资，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金联公司提交的会计分类明细账、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向第三人公司转账2625000元。证人王某是金联公司的股东，而两家第三人公司亦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原审不采信证人证言及第三人陈述，认为金联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是关于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举证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而本案争议的是高振光是否抽逃出资，金联公司据此主张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于法不符。
摘要2：福建省金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高某某股东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7民终982号
【摘要】金联公司主张高××抽逃出资2625000元，其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金联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在高××实际控制航宇电气公司、航宇电缆公司期间，向二公司转账共计2625000元，而因王某系金联公司的股东，与金联公司有利害关系，航宇电气公司、航宇电缆公司，亦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仅凭三者的陈述，无法证明金联公司的转账行为系受高××的指示而作出，亦不能证明该资金转入原审第三人银行账户后归由高××所有或支配。至于金联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何种经济关系，在高××将其所有的原审第三人公司股权转让后，高××难以举证，符合常理，不能因此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另外，金联公司一审申请调取的金联公司2010年银行交易记录，只能体现金联公司2010年的业务往来情况，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抽逃出资行为。综上，金联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高××抽逃出资2625000元，金联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申14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税收征管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即偷税构成须以主观方面过错为构成要件且应当是一种主观故意——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和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有错误；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观过错”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故意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中油国门公司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一直主张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提交了销售通知单和中油国门公司218油库付油交运单等直接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予以认证的基础上没有分析是否能够支持中油国门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迳行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该项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理由不足；在中油国门公司提起上诉再次就此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回应和查证，存有漏审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此外，涉案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交易分割为两个环节分别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相应理由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对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亦存有不当。
摘要2：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联合发布中国首届“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十
【摘要】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主观故意，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分配。
（2007）通民二初字第0364号；（2008）通中民二终字第0073号
摘要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力
【裁判要旨】增值税发票证明的只是事实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履行等待证事实，法官不能仅仅依据增值税发票判定，必须结合是否认证、抵扣等其他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加以裁量，从而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与否作出合理判定。
【案号】（2007）通民二初字第0364号；二审：（2008）通中民二终字第0073号
摘要2：【摘要】（１）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一般而言，增值税发票仅是财务收支的合法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并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虽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存在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时也存在票物不符的差错，但都不属于常态，绝大多数民商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都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思创公司提供了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其向众诚公司主张货物买卖债权的根据，本院亦查明众诚公司接受发票后，对其中16张发票已提交国税部门认证，且其中11张已实施抵扣（除2007年的5张暂无法查询）。因此，思创公司提供的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不是孤证，其与众诚公司收取发票及实施发票认证、抵扣的纳税行为之间形成证据锁链，思创公司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其关于交易金额的大部分主张。众诚公司对思创公司关于交易金额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情况与实际交易有差距，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应举证予以反驳或作出合理解释，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在收取发票后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等情形，导致票面货物名称、数量、金额与实际交付货物不符，也未作出其他任何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使本院相信其在收取、认证、抵扣发票后又否认对方主张的相关事实合乎某种情理。故对众诚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损失证明资料提供义务
摘要1：损失证明资料提供义务。
摘要2：【注解】实务界多认为《保险法》第２２条实质上是保险法上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笔记】行政行为合理性是否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解读：（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行为合理性如何分配举证责任；（２）根据我国国情由行政机关承担合理性说服责任较为合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5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职工在单位设备间（休息室）死亡，不能排除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应当认为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呼市人社局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刘××的死亡符合上述规定情形，认定视为工伤。经汇雅风尚公司申请，呼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撤销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2017年3月17日正常上班，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单位，3月18日上午刘××被发现在其工作单位死亡。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刘××的准确死亡时间，但不能排除刘××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刘××的死亡地点为存放其工作所需工具的设备间，即使该设备间兼具休息室的功能，亦不能排除刘××系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可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刘××的亲属李××认为刘××是工伤，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亦认定刘××的死亡视为工伤，汇雅风尚公司认为不是工伤，但其所提刘××死于休息时间、事发前曾饮酒等理由，亦仅是其所作的推断，而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上述法规规定，汇雅风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诉复议决定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复议机关限期重作，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摘要2：
【笔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如何确定举证责任？
摘要1：解读１：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情形——（１）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２）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被告应当对认定公共利益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３）被告拒绝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对拒绝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４）被告能够证明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请求在诉讼中不予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解读２：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情形——（１）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能够提供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２）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３）原告起诉被告拒绝更正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过更正申请以及政府信息与其自身相关且记录不准确的事实根据。
摘要2：
【笔记】微信聊天记录能否作为定案证据？
摘要1：解读：当事人一方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当事人不认可真实性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法院可以依法采信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证据。
摘要2：【注解１】一方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另一方仅以“无法判断”为由不认可证据而未提供反证，法院依法采信微信聊天记录并无不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039号
【注解２】微信聊天记录对方不认可真实性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112号
【注解３】当事人提供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而对方不认可其完整性法院可以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作为证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30号
【注解４】当事人在有能力核实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下而未提供反证的，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66号
【注解５】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身份难以确认，且对方不予认可的，对该证据不应采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821号
【注解６】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可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9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27号
摘要1：【裁判观点】
一、主张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受到侵害，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被诉侵权行为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未能完成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对于同类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著作权。
三、请求采取证据保全，被请求保全的证据应与待证事实有关，且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此外，证据保全可以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但可能对被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只有在初步证据证明可能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四、侵权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应符合如不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这一条件，且行为保全指向的内容应与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内容具有一致性。此外，还要考量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等因素。
摘要2：【裁判摘要】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原告应当完成权属证明、接触要件证明和实质性相似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涉案计算机软件为建林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属于计算机程序，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侵害其软件著作权，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建林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五被上诉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建林公司提交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证明其为涉案软件著作权人，对于建林公司是否完成了上述第2、3点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接触的问题，．．．．．．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建林公司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五被上诉人不具备接触条件。其次，关于相同或实质相似的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依据上述规定，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使用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必然使用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但即使同为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的著作权。建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打印设备照片等可以证明五被上诉人使用了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但不能反映该设备所安装的自助回单打印程序的内容，没有完成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的举证责任。最后，五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建行浙江省分行经联调测试后，确定由案外人建达公司、杰马公司、兆维公司提供已经完成软件固化的自助回单系统终端。综上，建林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也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建林公司关于五被上诉人侵害其涉案软件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1：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分配（《行政复议法》第４４条）｜新增条文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