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要旨】询证函虽注明仅作审计报表之用，其他方面用途无效，但基于该询证函是由债权人发出，且该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在该函上对尚欠贷款额予以确认并加盖公章的事实，可以表明该询证函既有贷款人追索欠款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借款人对所欠债务的确认。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法民二〔2001〕016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企业法人工作人员为企业经营活动所出担保函有效——企业工作人员为企业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所出具的担保付款函件，足以使人产生信赖利益，该函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以未盖公章而予以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8．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内部工作人员出具的未盖公章的担保函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二提字第3号
【裁判要旨】银行职员在办公场所提供虚假保函应承担赔偿责任——银行职工私刻单位公章在银行办公场所以银行名义进行担保，担保合同无效，行为人构成犯罪的，银行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因有关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个人犯罪而在虚假存单上盖有金融机构真实公章但该盖章行为并非金融机构本身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认定有关当事人民事责任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金融机构应根据过错大小对债权人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江苏高院（2004）苏民二终字第040号（虚假存单质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号
【裁判规则】实际施工人以本人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一般由实际施工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诉争《借款协议》是由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协议落款处借款人栏由借款人签字并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仅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项目的资料上。尽管诉争借款用于涉案工程，但借款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对外借款不是对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借款协议》也不属于工程项目资料，故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中太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中太公司的意思表示。再结合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协议上未加盖国本公司公章以及出借人对借款人借用国本公司和中太公司的资质施工是明知的事实，应认定诉争借款是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出借人要求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对诉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依据。
摘要2：【解读】施工资质出借人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协议上未加施工资质出借人公章，《借款协议》上加盖施工资质出借人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施工资质出借人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施工资质出借人的意思表示。出借人明知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施工，应认定诉争借款是实际施工人个人债务，要求施工资质出借人对诉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吴自旺与雷伟程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自旺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自旺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自旺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自旺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自旺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自旺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自旺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自旺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伟程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伟程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裁判要旨】由于涉案《回购股权通知》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无公司加盖的公章，因此交易相对方就要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认定为个人行为。
摘要2：【解读】相对人的举证没有达到令人确信法定代表人在《回购股权通知》上的签字就是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置信公司认为，只要《回购股权通知》上蓝宁的签字是真实的，签字时工商登记上记载的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蓝宁，那么即使该通知上没有加盖保利天然公司的公章，蓝宁的签字行为也是履行保利天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保利天然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不用考虑签字的地点、场合等等因素。本院认为，蓝宁既是自然人，同时按照置信公司的观点，其也是签字落款时间即2011年10月6日时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置信公司必须证明蓝宁签字时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而不是其私下签字，因为保利天然公司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实际上，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在我国，在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同时，往往要求公司加盖公司印章，以保证二者的统一，防止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就是如此，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有公司印章。《回购股权通知》作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重要方式，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方式，至少要有双方公司盖章。如果缺少保利天然公司盖章，那么置信公司就有义务证明蓝宁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恰恰在本案中，置信公司的举证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就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置信公司的这一观点，本院难以认同。本院也在此提醒我国的公司类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时，不管是什么合同，都应当要求对方公司加盖公章。如果对方没有加盖公章，那么应当想方设法要求对方加盖，否则，宁愿相信签字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因为这样的结果极易引发纠纷，而且在诉讼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解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连续用八个“无法理解”来解释为何不敢确信蓝某在《股权回购通知》上的签字行为是代表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
摘要1：【风险提示】公司印章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证明公司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公司依法承担，公司印章保管和使用不当将带来巨大法律风险。
【注释】单位印章分类及效力——（１）公章（刻有单位法定名称且代表该单位的印章）；（２）单位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银行汇票专用章或银行本票专用章等）；（３）法人分支机构印章；（４）法人职能部门印章。
摘要2：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关于企业单位刻制公章问题的批复
公发电(91)198号
湖南省公安厅治安处：
你处《关于企业单位刻制公章是否应经公安机关准许问题的请示》（湘公信传[91]102号）收悉。经研究并经请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现答复如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国发[1979]234号）第四条的规定，企业单位刻制公章须经当地公安机关准许，凭公安机关的批准文件，到指定的刻字厂、社刻制。公安机关早已将刻字业纳入特种行业。请各地加强刻字业的治安管理。
摘要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取消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原登记主管机关公章的审批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字[2003]第14号）
【摘要】
一、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停止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加盖原登记主管机关印章。企业需向有关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的，由企业复印营业执照，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加盖本企业公章。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公司设立分公司时，分公司的登记机关除按上述规定执行外，在分公司登记注册后，将分公司的登记情况书面向母公司的登记机关备案。
三、企业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办理年检时，向其登记主管机关提交母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注明内容与原件一致，加盖本企业公章。
摘要2：
摘要1：公安部治安局关于将“发票专用章”纳入公章类管理问题的批复（2004年1月17日 公治办[2004]40号）
【摘要】1999年10月31日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简称《规定》）将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其他专用印章纳入了该项《规定》的管理范畴。凡冠以单位名称的专用印章均属公章。“发票专用章”是单位专用印章，应纳入公章管理范围。用章单位刻制“发票专用章”等专用印章应依据《规定》及公安部三局1991年《关于企业单位刻制公章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办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43-1号
【裁判要旨】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法人的起诉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虽然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上加盖了法人的公章，但不能认定为是法人的意思表示，其起诉不应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2号
【裁判要旨】公司总经理同时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尽管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并不影响补充协议的效力。
【裁判规则】发包人未依照约定如期给付工程款，是导致承包人无法按约定日期竣工、工期迟延未能如期交房的重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工程项目资金沉淀的利息等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要旨】承发包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可以参照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摘要】关于中地信公司给付工程款的利息起算点及利率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补充协议》约定，主体已完部分工程款在本协议签订后40日内委托审计单位进行审核，2013年12月21日前付至90%；前期主体部分工程款甲方在2013年10月10日前支付乙方500万，后续工程按工程量50%付款，从2013年9月1日起甲方按月利息2.6%给付乙方前期应付工程款利息至主体部分全部工程款结清止。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中地信公司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给付工程欠款，一直处于迟延给付状态。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中地信公司应给付迟延给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利息给付时间调整为起诉之日，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解答：（１）签订合同时如果仅有公司盖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一般可以推定为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但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公章被盗用等情形来推翻；而如果既有公司盖章也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则认定为公司作出了同意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２）因此，为避免争议，签订合同除公司盖章外还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名。
摘要2：【注解１】（１）签订合同最优选择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加高公司公章。（２）证据留存：Ａ．双人面签加视频录像留存为最优；Ｂ．重要合同采取上门面签方式防止签字和盖章不真实。
【注解２】与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时要审查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向法定代表人核实签约人的身份和授权，核实过程通过视频录像留存）。
【注解３】书面签名不能排除恶意用左手签出与正常字体不一致的签名，为证明缔约过程真实性可采用视频录像签约过程加本人现场亲笔签名；也可以签名加按指印（指纹具有唯一性）。
【注解４】（１）未经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２）经过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无法推翻。
摘要1：解答：（１）根据《合同法》第３２条（《民法典》第４９０条）、第４４条（《民法典》第５０２条）规定，合同成立的法定条件只要签字或者盖章二者之一即可，且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２）当事人约定以签字并且加盖公章为合同生效条件，属于附生效条件合同，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并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只盖章或者只签字的合同并不生效；但如果合同当事人对只签字或者只盖章的合同效力不持异议均认定合同效力的，应认定各方主体均通过自己的行为认可合同的效力，合同并不因未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这一形式要件而认定未生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20号
【裁判要旨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为特别限制的，应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内容。
【裁判要旨２】股权转让合同关于转让方收到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须在60日内完成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合同签订三日内，杨某某、党某某向于某某支付1.2亿元定金，于某某将京盛公司整体移交给杨某某、党某某。于某某在收到定金后60日内，应当将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交付给杨某某、党某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整体移交公司以及交付采矿许可证，当事人双方产生了不同理解，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本院就此分析如下：．．．．．．本院认为，首先，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公司整体组成部分。在合同约定整体移交公司且未就移交范围作出特别限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公章和财务账目属于移交的内容。于某某主张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与合同文义不符。其次，．．．．．．可以认定公司整体移交的目的就是实现杨某某、党某某对京盛公司的实际控制和管理。公章是公司处理内外事务的印鉴，是公司控制权的重要体现；财务账目不仅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是公司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不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杨某某、党某某实际控制和管理京盛公司的合同目的必然无法实现。故从合同目的角度，整体移交公司的范围亦应当包括公章和财务账目。于某某关于移交公章和财务账目可能导致其承担巨额债务风险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理解。．．．．．．上述事实表明，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前，京盛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无法继续用于开采矿产资源。对此于某某和杨某某、党某某均系明知。在此情形下，《股权转让意向书》关于于某某在收到1.2亿元定金后及时支付矿产资源费及滞纳金，并在60日内交付采矿许可证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于某某须在60日内完成京盛公司采矿许可证的延续手续，以便杨某某、党某某接手公司后及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于某某关于其合同义务仅为移交原采矿许可证的主张，既有违常理，亦与合同目的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15民终21号
【裁判要旨】公司承担法定代表人从事民事行为法律后果的前提是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或者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否则，即使盖有公司公章也不能认定由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裁判摘要】本案中，张某某要求鼎鑫公司返还投资入股款，主要依据是庆胜公司和杨某某共同向张某某出具的一份收条。从收条载明的内容分析，该50万元是入股周集搅拌站，说明张某某应享有周集搅拌站50万元的投资份额。虽然该款已由张某某交付给杨某某，但张某某和庆胜公司及杨某某并未签订书面入股协议，张某某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周集搅拌站的投资人、投资金额、股东人数、股份比例、盈亏承担等进行约定，且周集搅拌站有无实际成立并经营及后期经营状况等均无据证实，故张某某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入股款已经具备全额返还的条件，其要求鼎鑫公司返还50万元投资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问题】张某持有加盖公司公章、收款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收条，能否认定为公司收取的款项？
【解读】本案法定代表人明显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不是代理公司事务的情况下，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张某对此应当知道，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张某要求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65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三方股东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表决程序上确实存在不同情形的瑕疵。股东姜某某虽在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后补签了委托书，但其中既未载明喻斌是否具有代表姜某某表决的权利，并且在姜某某否认的情况下，也没有证据证明姜某某在补签委托书时明知临时股东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内容。股东苍山公司虽在会议前出具了委托书，但同样未载明代为出席的孟某某是否具有表决权，且苍山公司事后对决议内容持否定意见。股东涟水公司虽在决议上加盖了公章，但孟某某持有涟水公司公章的事实并不必然表明其具有代为涟水公司进行表决的权利。以上分析表明，三方未出席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行使表决权均缺乏程序的正当性，且三方股东均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对系争决议二的内容持否定意见。因此，本院认为，该三方股东委托行为和表决程序不符合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构成系争决议二可撤销的理由。
摘要2：【解读１】受托人参加股东会所持的委托书未载明委托股东知晓会议议题及对该议题的表决权的，受托人擅自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可撤销。
【解读２】持有股东公司的公章的事实并并不然表明其具有代公司进行表决的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2016年4月7日，大唐公司对研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研苑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代表研苑公司委托律师应诉、答辩、参加庭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合法有效。陈某某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研苑公司印章是否与备案的公章一致，并不影响本案对陈某某委托林某、焦某两位律师参加诉讼行为的认定。2016年7月7日，在陈某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未解除的情况下，姚某某、席某某、陈某以研苑公司董事的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代表研苑公司委托谢某、杨某两位律师作为研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不具有对抗陈某某上述行为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研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于2016年7月27日由陈某某变更为姚某某，但研苑公司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故一审法院对于研苑公司董事、股东所委托的两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未予确认，没有错误。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代理律师，虽然加盖公司印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影响委托律师的行为。
摘要1：【要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２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之规定，民事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除了加盖公章外，还是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进行签章，以免诉讼和授权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甚至涉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9条第1项规定“冒充他人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的”的风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6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知行为人以公司名义为关联企业借新还旧担保实为谋取私利，却未对公司是否决议等进行审查，且公司拒绝追认的，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裁判摘要】水泥机械公司一直为国有控股企业，张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朝阳市建材工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水泥机械公司中仅占逾20%的股权比例。水泥机械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包括转让资产、抵押等均须经董事会一致通过，这明确地限制了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范围。故张某某虽为水泥机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决策。从查明的事实看，水泥机械公司并未在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保证合同》上“沈阳水泥机械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张某某私刻的假印章，不能代表水泥机械公司的意思表示。张某某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假公章，足以证明张某某明知水泥机械公司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是不可能同意由公司为其个人利益而对外签订这样一个极具风险的担保合同的，所以在其并不掌握公司公章的情况下才实施此种违法行为。因此，水泥机械公司未在本案的《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非一个单纯的形式要件欠缺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其是否做出了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问题。《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由此可见，《保证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只有签字与加盖公章的条件同时具备，合同才能生效。因《保证合同》上仅有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的签字，而无水泥机械公司的真实公章，水泥机械公司亦不存在先签订合同，而后又拒绝加盖公章、恶意阻却合同生效的情形，故此《保证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现水泥机械公司对《保证合同》不予认可，《保证合同》确定地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水泥机械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解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公司名义为关联企业担保并加盖私刻公章，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摘要1：解答：（１）根据《民法典》第４９０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时合同成立，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２）因此，员工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合同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裁判摘要】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世晟公司为金秋公司向工商银行祥云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履行了上述决议程序。其二，世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控制了该公司的公章，不能仅以《保证合同》上加盖世晟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其三，在世晟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工商银行祥云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世晟公司的相应决议进行了审查，故该行不能构成善意第三人。
摘要2：【解读】（１）不能仅以保证合同有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２）在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债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的相应决定进行了审查，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
摘要1：【摘要】
公司作为个体组织，其表示意思的方式必然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宜进行弱化，但可以进行裁判思路上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即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该条款是对原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进行了完善，使按手印与签字、盖章签订合同的方式并列，也成为法定的签订合同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好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同时不断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公司行为认定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法公正审理好案件。
摘要2：【解读】（１）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２）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14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京皖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本案焦点问题是京皖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首先，京皖公司起诉状中使用的印章与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印迹明显不符，京皖公司自认该印章系其私自刻制，其行为违反了《印章管理办法》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作、使用印章”以及第十三条“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的规定，不能证明该起诉系京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京皖公司提交法定代表人张××的情况说明，但张××的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不能证明该情况说明系张××本人出具。最后，京皖公司持续使用私刻印章，并不能证明私刻的印章已具备公司备案印章的效力。综上，京皖公司未使用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提起诉讼，起诉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内民终59号
【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以其私刻的不合法的公章提起民事诉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
【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提起诉讼时，起诉状加盖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京皖公司私刻公章并以其私刻的公章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以京皖公司使用未经备案私刻的公章提起本案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京皖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未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
摘要1：解读：文字和公章位置分离将导致是先有文字、后有公章还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这一重要争议事实无法查清，影响盖章效力。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