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如何认定书面合同的变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提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
【法理提示】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对合同变更协商一致，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外，就可以认定合同变更；当事人通过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原则上也应采用书面形式；或者采用书面以外的如口头形式以及包括事实行为等在内的其他形式变更合同的，只要当事人没有争议，也可以认定为合同变更。如果当事人就除书面形式以外的是否变更合同的情形理解不一致引发争议，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视为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推定为合同未变更。
【摘要】关于华太公司是否延期完工问题。双方均认可实际施工日期超出合同约定工期74天。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为651万余元，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增加至8505849元，即造价增加了30.7%，工期亦应相应延长30.7%，即延长72天。增加零星工程，以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停电均应相应适当延长工期。综上，华太公司并未对工程造成延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华太公司承担1.6万元工程延误的违约责任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7即），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1页。
【解读1】如果属于合同“主要条款”，即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即《合同法》第13条第1款前三项的条款，包括第（一）项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第（二）项标的、第（三）项数量】，约定不明确，并且不能通过适用《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的规定予以确定，即应认定“合同未变更”，当事人应当按照原合同履行。
【解读2】如果属于合同“一般条款”的内容（即《合同法》第12条第1款前三项之外的条款），约定不明确，并且不能通过适用《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的规定的方法予以确定，即应认定该“约定不明确的内容未变更”，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履行，仅该项不明确的内容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125号
【提示】人民法院可以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使违约方从不合理的违约金责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等规定已经确定违约金制度系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是旨在严厉惩罚违约方；违约金在我国合同法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民事责任形式，因此，不能将违约金条款完全留待当事人约定，尤其是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条款，更是如此。如果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予以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暴利，也可能促使一方为取得高额违约金而故意引诱对方违约。有鉴于此，人民法院可以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使违约方从高额且不合理的违约金责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裁判要旨】我国《合同法》第107条将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确定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一方只要违约，无论其是否存在过错或过错大小，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一方以文函形式提出新的意思表示或者新要约，而另一方在上述文函上签字或者修改后签字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对新的意思表示的认可或承诺，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就文函所载内容达成了合意，从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摘要2：【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视频材料合法性的认定，关键从取证手段方面进行。取证手段的合法性，主要是指不能侵犯对方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比如隐私权。如果对方当事人对合法性存在异议的，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自行摄录的视频作为证据予以使用。
【解读１】双方对一方所发文函所载内容没有具体约定时，文函应为该方提出的新要约，另一方在文函上签字的，属对新要约的承诺（本案裁判意见适用前提是，另一方当事人在一方提出的文函上已经签字或者经修改后签字并让该方当事人取回，否则不能作出另一方当事人已经认可或者承诺的认定）——关于代理经销合同当事人一方所发载有损失补偿费用、优惠价格、返利款、促销费、合理损耗、违约金数额等内容的文函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另一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应当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无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九条关于“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之规定，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关于“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之规定，在合同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等合同中对文函所载内容没有具体约定时，这些文函应当被认定为该方在函件所载内容方面提出的新的意思表示或者新要约，而另一方在上述文函上签字或者经修改后签字并让光明公司取回且未提异议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对光明公司新的意思表示的认可或承诺，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就文函所载内容达成了合意，从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读２】违约金制度系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仅是旨在严厉惩罚违约方（《合同法》第１１４条规定的违约金在民法理论上一般认定具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在违约金的性质方面，《合同法》突出了违约金的补偿性；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法律禁止惩罚性违约金，事实上惩罚性违约金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存在，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单纯的惩罚性违约金）。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一提字第26号
【提示】合同解除权成就后仍要求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表明已放弃解除权。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涉案房屋出卖方与买受方订立了三份合同。其中，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7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隐瞒真实的交易价格，意在规避我国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2007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２】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款为人民币425万元，梁某某、叶某某应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至2006年9月15日止，梁某某、叶某某实际支付给招某某、缪某某的购房款仅为115万元，但在2006年9月15日之后，梁某某、叶某某又多次支付购房款共计60万元给招某某、缪某某，招某某、缪某某亦予以接受。同时，在梁某某、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后，缪某某于2006年7月31日签署了《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明确说明缪某某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叶某某，因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二手楼按揭贷款250万元需要，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缪某某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将该250万元贷款划入缪某某的银行账户。从梁某某、叶某某已支付的购房款数额175万元和其申请贷款的数额来看，二者总和恰好是《房地产交易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即425万元。缪某某签署该《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说明了其对梁某某、叶某某在支付了175万元购房款后，欲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250万元来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况且，因梁某某、叶某某办理房产证和贷款的需要，招某某、缪某某于2006年10月17日和梁某某、叶某某及中国建设银行陈村支行职员熊某某一起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房地产交易所领取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此时已超过《补充合同》约定的2006年9月15日的履行期限一个多月。如果缪某某、招某某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的情况下，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收回涉案房屋的话，其完全可以在当时就以梁某某、叶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续）】某某违约为由提起该主张。但缪某某、招某某在当时不但没有拒绝梁某某、叶某某约定期限后的付款行为，反而还配合梁某某、叶某某办理相关的贷款和办证手续。这些事实均说明了招某某、缪某某是同意梁某某、叶某某在没有依约付清全部款项的情况下，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方式来支付剩余的250万元购房款的，缪某某、招某某也以配合办理贷款和办证手续的实际行为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虽然本案当事人未就此订立书面合同，但综合本案事实，从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足以推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房款时，对涉案房屋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履行期限又重新进行了协商和变更并形成了一致意见。这些事实与熊某某分别于2007年1月29日和2007年7月18日接受本案一、二审法院询问时的表述是一致的。因此，梁某某、叶某某依据新的约定支付购房款，不构成违约。招某某、缪某某再以梁某某、叶某某未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购房款，违反了《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梁某某、叶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梁梁某某、叶某某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1：——缔约一方以第三人名义签订合同时合同主体及效力的确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53号；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17号民事裁定书
【提示】一方明知相对方借用他人名义缔约，合同不能在名义载体与相对人之间成立。
【要旨】实际缔约方以第三方名义签订合同，不能以双方之间借用名义签约的意思表示对抗缔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
【摘要】第三方代替实际缔约方签约，这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双方依法产生约束力。该意思表示不能对抗缔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予以认可。第三方代为签约的行为，规避了国家相关法律，但不因此影响实际缔约方与相对方签订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缔约人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缔约一方与第三方约定以第三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该真实意思表示在缔约一方与第三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但缔约一方与第三方不能以双方借用名义签约的意思表示对抗善意签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
【解析】本案查明事实表明，一局六公司与信托公司实际履行了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认可置业公司代信托公司签订合同，信托公司为合同的实际签约主体的基本事实。依照缔约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签约主体为信托公司与一局六公司，置业公司并非合同缔约人，并未基于合同与一局六公司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
摘要2：【解读1】第三方代为签约的行为规避了国家相关法律，但不因此影响实际缔约方与相对方签订合同效力。
【解读2】
①置业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等合同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为规避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及相关税费缴纳的规定并未办理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②信托公司与置业公司就信托公司以置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在置业公司与信托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即信托公司以置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应当由信托公司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③按照意思表示理论，信托公司与置业公司不能以代为签约行为对抗善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相对人，只有在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情形下方对合同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
④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一局六公司与信托公司实际履行了本案所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认可置业公司代信托公司签订合同，信托公司为合同实际签约主体的基本事实。依照缔约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正签约主体是信托公司与一局六建，置业公司并非合同缔约人，并未基于合同与一局六建公司形成建设工程施工的法律关系。
【解读３】缔约一方与第三方约定以第三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果合同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则合同可以直接约束合同相对方和第三方。
- 日期： 01-10 20: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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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提示】工伤赔偿协议中显示公平的认定。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伤事故达成赔偿协议，但约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低于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当认定为显失公平。劳动者请求撤销该赔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提示1】本案案由是劳动争议纠纷还是撤销权纠纷？
【裁判摘要1】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当事人在一审中请求撤销双方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但其请求不涉及工伤赔偿的实体处理，故本案案由属合同纠纷项下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提示2】双方签订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行为？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范，上诉人黄仲华主张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使黄仲华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构成显失公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0）经终字第155号
【提示】货物买卖合同约定，所争议应由第三国商业仲裁委员会依商业仲裁条款裁决，因内容不明确（没有约定仲裁的方式和仲裁机构），无法执行，法院可以受理诉讼。
【裁判要旨】以信用证为结算方式的买卖合同发生信用证欺诈，该案件应以信用证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因为信用证具有独立性原则，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信用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欧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宣告信用证无效，起诉的被告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基础交易买卖合同的卖方新湖商社，诉由是基础交易欺诈。由于两方之间最直接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信用证是该合同中约定的支付手段，欧亚公司是开证申请人，新湖商社是信用证受益人，欧亚公司起诉新湖商社信用证欺诈的基础是称其利用伪造单据以图骗取信用证项下的货款。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一个不明确的、无法执行的仲裁条款，需要当事人重新协商，但是欧亚公司已经采取了诉讼的方法解决本案的争议，表明其放弃了仲裁的愿望，新湖公司称重新协商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由于原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的方式和机构属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对欧亚公司的起诉应予受理。信用证虽然是基础交易中的一个结算方式，但它又独立于基础交易，是遵循严格相符原则的单据交易。通常情况当事人不得以基础交易中的事由要求止付信用证或宣告信用证无效。对上述原则的例外就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所谓“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在基础交易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信用证关系与基础交易相独立的例外。由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是以基础交易的欺诈为前提，而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这样的后果，也必须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审理，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付款纠纷。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买卖合同和信用证纠纷均具有管辖权。
摘要2：【最高人民法认为】信用证虽然是基础交易中的一个结算方式，但它又独立于基础交易，是遵循严格相符原则的单据交易。通常情况当事人不得以基础交易中的事由要求止付信用证或宣告信用证无效。对上述原则的例外就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所谓“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在基础交易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信用证关系与基础交易相独立的例外。由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是以基础交易的欺诈为前提，而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这样的后果，也必须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审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于第三人的制度，并且原审原告欧亚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了对信用证的效力以及终止支付的要求，如果欧亚公司胜诉，信用证止付的请求得到支持，结果必然涉及到议付行关于开证行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义务的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欧亚公司败诉，则开证行要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可以认为本案的判决结果与开证行和议付行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将农行成都市总府支行和农协会列为本案第三人的作法并无不妥。但是，正因为本案的审理既包括了基础关系——买卖合同，又包括了信用证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付款纠纷。
摘要1：【裁判要旨】根据严格责任设立的法理，对商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应由商品的制造者承担，如举证不能则要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归责表现在：只要发生了与产品缺陷有关的人身或者其他财产损害，生产者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只有在能够证明产品具有未投入流通第三种法定情形时，才能够免除这种赔偿责任。
【摘要2】本案惟一证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物证－－爆破后的前挡风玻璃，莆田车购办在与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约定封存后，曾数次提出要交国家质检中心检验鉴定。三菱公司承诺后，却不经莆田车购办许可，将擅自将玻璃运往日本；后虽然运回中国，但三菱公司无法证明运回的是原物，且玻璃此时已破碎得无法检验。三菱公司主张将与事故玻璃同期、同批号生产出来的玻璃提交给国家质检中心进行实物鉴定，遭上诉人陈××、林××的反对。由于种类物确实不能与特定物完全等同，陈××、林××的反对理由成立。在此情况下，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理应由三菱公司承担。
【提示】陈××、林××诉日本三菱汽车工业株式会社的损害赔偿案的启示分析——陈××、林××诉日本三菱汽车工业株式会社的损害赔偿案中，一审判决陈××败诉，二审判决陈××胜诉，获得了约 50 万元的赔偿。一审和二审的判决差别如此之大，不得不让人来重新审视这件案子中的细节始末。为何一审会败诉呢，首先是当时交警到现场勘察，并出具通知书，认定林志圻死亡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当时林志圻等人就是在开车路上，虽未发生车辆的碰撞，但是却是由于车玻璃突然爆裂，导致林志圻死亡。所以整个通知书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认定这起死亡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如果确定不属于交通事故，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的各方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了。 其次是三菱公司自己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两份报告都说车玻璃质量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车玻璃质量和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故陈××败诉。从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过于草率了，该事故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玻璃检测报告均为三菱公司出具，是否有信服力，国家质检中心检测的只是车玻璃的成分分析，当时并未有检测报告上说的有重物撞击或车辆追尾等，事故发生和挡风玻璃质量是否有因果关系，还有举证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审中我们没有看到答案。
摘要2：【提示|续】是否是因为三菱公司是大公司，所以这种官司就不会有胜诉的时候呢？对于三菱公司给出的对陈梅金及其家属做出5000元的人道主义救助，这是不是讽刺呢？二审中，陈梅金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林志圻是在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后因爆震伤死 亡，满足产品发生了问题、造成人身伤害、损害事实与产品发生的问题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等三个要件，足以支持陈梅金、林德鑫的主张。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 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三菱公司并不能证明有以上三种 情况之一，所以对林志圻的死负有责任。在对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鲜有能胜诉的，这是为何？首先原告人资金问题，无法维持如此大的支出；其次是原告人取证举证问题，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举证不具信服力或不被
法官采纳；再次大公司对事故样品的检测，基本都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像三菱公司私自运回日本检测，其后运回来的时候已无法再进行质检，致使原告人举证变得不足；最后，是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的认定，陈××案子中，交警部门认定不是交通事故，对原告诉求有一定的影响。
普通人对上大公司打官司的案子，陈××与三菱公司的案子并不是特别的唯一的，在生活中很多类似这样的案子，基本都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应该如何维权，如何取证举证，还有有关部门的配合等等。陈××的胜诉，也带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依法妥当的保护证物，取证，举证，再大的公司，再难打的官司，法律都会公正的站在正确的一方。
- 日期： 01-10 22: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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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执行中不能认定债务性质并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摘要2：
- 日期： 01-12 10: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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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当事人反悔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宁民三初字第312号
【裁判摘要】行为人出于攀附他人注册商标知名度、无偿占有他人商业信誉的侵权故意，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登记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行为人在从事与注册商标所有人相同的服务中使用自己企业名称时，字号的字体不存在与该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突出使用或者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的情节，虽然不构成商标侵权，但由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也产生使消费者混淆或可能混淆市场主体以及服务来源的使用后果，因此构成不正当竞争。
【提示】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能否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提出两项诉求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有权请求法院对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分别作出认定。
【裁判规则】原告提起诉求后，开庭审理前又增加另一诉求，两项诉讼请求虽然基于相同的事实，但确实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有权增加诉讼请求，有权请求法院对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分别作出认定，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冲突。若两项诉求因相同的法律事实引起，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合并审理有利于诉讼经济；况且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后，法庭已给予被告补充答辩和重新举证的机会，合并审理不损害被告的诉讼权利，则可以合并审理。
摘要2：【要旨】当事人基于相同事实提出分属不同性质法律关系的多项诉讼请求，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裁判摘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原告南京雪中彩影公司最初提起商标侵权诉求，开庭审理前又增加了不正当竞争诉求。两项诉讼请求虽然基于相同的事实，但确实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南京雪中彩影公司有权增加诉讼请求，有权请求法院对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分别作出认定，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冲突。鉴于在本案中，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因相同的法律事实引起，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合并审理有利于诉讼经济；况且南京雪中彩影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后，法庭已给予被告上海雪中彩影公司、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补充答辩和重新举证的机会，合并审理不损害上海雪中彩影公司、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的诉讼权利。所以，上海雪中彩影公司、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关于法院不应当准许南京雪中彩影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的理由不当，不予采纳。
- 日期： 01-13 11: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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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应当如何认定该债务承担约定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科隆公司等与海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只要符合连环买卖合同的特征，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仍应认定为买卖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标的物数量、规格等基本一致，仅仅单价上有所差异，但只要符合连环买卖合同的特征，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定是买卖合同，而不能因为关联企业参与买卖而被认为系自买自卖或者其他合同行为。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只要符合连环买卖合同的特征，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仍应认定为买卖合同》，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3辑（总第5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58页
摘要1：——股东代表诉讼如何行使与恶意串通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 4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当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个人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间接受损，因此，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起的诉讼。相应地，胜诉后的利益归于公司。通常情况下，当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公司可以直接追究侵权人的责任。然而，当侵权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时，因为存在利益关系，公司就可能不追究或者怠于追究上述人员的责任，这样就会导致其他股东的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司法就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
摘要2：【摘要】梁某某在联合公司改制过程中代表联合公司出卖不动产时并没有通知联合公司的另外两个股东汽贸公司和汽修厂。综合考虑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协议共同的违法性以及梁某某贱卖联合公司的房地产、环成公司获取不当暴利等因素，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买卖涉案房地产的上述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构成恶意串通，直接损害了联合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间接损害了联合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包括公司股东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五）项之规定，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于2002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１】因公司治理结构不完整，未设监事会或者监事，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起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的，可以豁免前置程序，故免除其先诉请求——由于联合公司没有设立监事会或者监事，参照新公司法的规定，联合公司的股东汽贸公司和汽修厂认为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签订的合同侵犯了联合公司的合法权益时，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确认《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因此，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认为汽贸公司和汽修厂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前的诉讼，股东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
【解读３】由于联合公司没有设监事（会），参照《公司法》第１５２条的规定，汽贸公司与汽修厂可以直接提前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23号
【提示】转让房地产公司全部股权不能认定为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本案争议双方两次股权转让后，虽然出让方将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受让方，但原属该目标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始终登记于目标公司名下，属于目标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因此，不能仅以转让了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而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并因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虽然通过两次股权转让后，金长润公司和兴嘉公司向泰邦公司转让了兴荣公司100％的股权，但因金长润公司、兴嘉公司、泰邦公司均不是浅水湾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故浅水湾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未因此发生流转，其一直处于兴荣公司名下，属于兴荣公司的资产。泰邦公司持有兴荣公司100％的股权后，其与兴荣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泰邦公司与兴荣公司在人格和财产上仍相互独立，泰邦公司依法不得直接处分兴荣公司的财产。因此，不能仅以泰邦公司受让了兴荣公司100％的股权，而认定该两个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进而以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否定该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转让兴荣公司100％股权的内容的法律效力。故金长润公司和兴嘉公司提出的关于其与泰邦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兴荣公司100％股权的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有关两个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配合义务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依法有效。
【解读1】旨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两次股权转让后，虽然受让方取得了目标公司100%股权，但目标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未因股权转让发生流转。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后，其与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因此就当然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进而以该行为目的非法为由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双方对税费承担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系因合同约定不明并且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所致。《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抗辩权应以对方当事人负有应当先履行的债务为条件，该项债务应属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本案系因约定不明的合同义务应如何
摘要2：（续）恰当履行产生的争议，对此在当事人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可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合同含义，但在合同含义未予明确，即承担上述税费义务的责任主体未予确定之前，泰邦公司、兴荣公司以对方当事人未履行该义务为由而停止履行合同明确规定应由其履行的合同义务，并不符合行使抗辩权的法定条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611号
【裁判规则】
①公司股权整体转让，但属公司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始终登记在公司名下，属于公司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故不能以公司股权整体转让而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
②《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针对的是转让房地产而非股权——《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有关“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应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规定，明确规范的是转让房地产的行为而非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受让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后，以实际转让的标的物系房地产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③《合同法》第67条、第68条所规定的抗辩权应以对方当事人负有先履行债务为条件，该项债务应属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因约定不明的合同义务应如何恰当履行产生争议，在不能自行协商解决或请求法院确定合同义务之前，一方以对方未履行该义务为由停止履行合同明确规定应当由其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行使抗辩权的法定条件。
④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履行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的义务且存在不当履行情形，该不当履行行为并不构成《合同法》所规定的一方当事人应向对方履行的义务，对方以此行使抗辩权的不予支持。
【解读2】一方当事人不能以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不明的义务为由而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停止履行合同明确约定应由其履行的义务。
【简法】合同约定不明的义务不能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义务。
【解读3】《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如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仅因此认定该隐藏行为无效。
- 日期： 01-14 10: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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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13号
【提示】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的判项具有可执行。
【裁判要旨】本案申请执行人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生效判决不仅确认合同有效，而且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该项内容属于违约责任，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时，应当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予以落实。只要根据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其所确认的合同，能够明确应当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即应认定该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给付内容明确，有强制执行效力。本案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的内容虽然在生效判决主文中未具体表述，但根据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由生效判决确认应继续履行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可以查明尚未履行的合同内容为：申峻山、曹志杰付清股权转让的剩余价款，林锡聪等十一人配合完成股权转让的有关手续。该履行的步骤清楚、明确，青海高院据此向双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责令双方履行各自的义务，并未扩大林锡聪等十一人应履行义务的范围，或超出判决内容，亦未涉及对当事人责任的重新审查判断，只是将概括表现的内容具体化，并不违反审执分立的原则。
摘要2：【裁判规则】只要根据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所确认的合同，能够明确应当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即应认定该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给付内容明确，有强制执行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35号
【提示1】股权转让关系中表见代理的认定。
【提示2】加盖公司印章印不符合表见代理而属于无权代理——公司印章具有规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控制而被他人盗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真是意思并不一致，间接证据表明相对人并不构成善意，故不应适用表见代理认定加盖公司印章的合同对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裁判要旨】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印章的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本案中，关某某未经金泰公司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金泰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虹艳公司对此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故不能主张表见代理。
摘要2：【裁判规则】
①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因为公司印章既可能被公司授权的人持有和合法使用，也可能被未经公司授权的人占有和滥用，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此时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其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
②金泰公司声称原印章丢失，按常理应以登报声明或公示催告等方式对外公示，以防遭受不测之虞，但金泰公司未能提供上述直接证据，仅是提供了一系列间接证据予以佐证，故金泰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应视该间接证据的效力如何而定。金泰公司在1996年后刻制、启用了一枚新的印章，且在工商机关备案，虹艳公司对此并无异议。金泰公司称启用新的公章后，未再使用原公章，虹艳公司在诉讼中并无证据证明金泰公司存在新旧印章混用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可。
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金泰公司的原公章出现在关某某玉手中，而关某某并非金泰公司职员，其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应经金泰公司的批准，但没有证据证明关某某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经过了金泰公司批准。综合判断考量，本院认为上述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人确信金泰公司的印章已经丢失。原审经鉴定认定，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恰为金泰公司的原印章，因1996年以后金泰公司已经不再以该印章作为公司的意思表征，故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的签章并不能代表金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泰公司印章丢失，应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刻制使用新的印章，金泰公司擅自刻制使用新的印章，属于行政违法，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予以相应的行政制裁，但金泰公司的这一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由其自行承担印章被他人盗用的民事法律后果。
【解读１】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可以为相反证据所推翻 。
【解答２】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他人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不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
【提示】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但可以类推适用。
【裁判摘要】
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7条第一款有关“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享有实际股东权利为前提。
②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故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
摘要2：【摘要１】因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其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之间的股权交易关系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时系善意。
【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２０１０）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其享有实际的股权权利为前提。如受让人并未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但仍以参照《物权法》第１０６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而主张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的”阳合同“是以逃税为目的，损害国家税收征管权，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应当认定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分别与京龙公司、鼎泰公司、合众公司以及合众公司与华仁公司签订的《星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以及《天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共七份合同，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逃避股权转让纳税而订立，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此七份“阴合同”属无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78号
【提示】当事人（实际出资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其处分行为有效。
【裁判要旨1】因许××１、许××２将身份证复印件借给涂××时，二人并没有与涂××共同设立开明房产公司的意思表示，涂××亦没有与二人共同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涂××向许××１、许××２隐瞒借用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目的，并暗中将开明房产公司的部分股权登记在许××１、许××２下，系冒名出资行为。因被冒名的股东名下股权的实际权益人系涂××，涂××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事前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虽可能损害他人姓名权，但没有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受让人舒×的股东资格应予确认。
【裁判规则】行为人借用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冒名出资并嗣后暗中转让被冒名人名下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虽可能损害他人姓名权，但未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
摘要2：【裁判要旨2】实际出资人冒用他人身份证，将公司的部分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系冒名出资行为。由于被冒名人未做出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向公司履行过任何出资义务，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方针或投资计划的决定，因此不应认定为公司的股东。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事前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没有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对受让人股东资格应予确认。
【解读１】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其处分行为有效。
【解读２】被冒名的当事人实质上并不是公司的股东，应认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实际出资人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并没有实质上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相关股权转让合同自然不应因此而认定无效。
摘要1：——所涉股权系第三人所有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153号
【裁判摘要】
一、股权转让合同中，即使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系合同外的第三人所有，但只要双方的约定只是使一方负有向对方转让股权的义务，而没有实际导致股权所有人的权利发生变化，就不能以出让人对股权无处分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系无权处分合同进而无效。
二、当事人订立合同后，一方要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方未向对方提出而是在其他合同中与他人约定解除前述合同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三、违约金是合同双方对合同义务不履行时违约方应付损害赔偿额的约定，所以违约金是针对特定的义务而存在。这种特定的义力有时是合同中的某一项义务，有时是合同约定的双方的任何一项义务，法院首先必须准确地认定违约金所针对的义务内容。在认定后，还要审查该义务是否实际发生，商事合同中双方常常对合同义务附加前提条件，在条件未成就时合同义务实际上并不存在，故也谈不上履行问题，此时，针对该义务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就不能适用。
四、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合同中的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人义务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该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宜轻易认定构成债务转移，一般应认定为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表明债务加入的意思后，即使债权人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只要其未明确表示反对或未以行为表示反对，仍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成立，债权人可以依照债务加入关系向该第三人主张权利。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回购条款，系各方为受让方退出合作时设定的利益安排，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方当事人以保底条款、企业间资金拆借、违规对外转让股权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达宝公司与中岱电讯公司、中珊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对目标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中岱电讯公司将其持有的中珊公司100％股权中的 10％股权转让给达宝公司。虽然在该协议签订时中珊公司的股东是夏某某、苏某，中岱电讯公司不持有中珊公司的股权，但该协议只是使得中岱电讯公司负有向达宝公司转让股权的义务，而没有使得达宝公司实际获得股权从而导致中珊公司股权发生变化，该协议也没有为中珊公司的股东夏某某、苏某设定义务，没有侵害夏某某、苏某对中珊公司享有的股权，故《合作协议书》不因中岱电讯公司不是中珊公司股东这一事实而无效。因《合作协议书》没有导致夏某某、苏某持有的中珊公司的股权受到侵害，达宝公司也没有向夏某某、苏某主张权利，故夏某某、苏某与本案的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广州国土局解除其与夏某某、苏某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其并不影响达宝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书》向中岱电讯公司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夏某某、苏某及广州国土局为案件当事人并无不当。
【解读】特定义务不存在或其条件不成就，针对该义务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不能适用——《合作协议书》虽约定达宝公司退出合作后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买回达宝公司持有的中珊公司10％的股权，但是该约定的前提是达宝公司之前应将其受让股权的4931万元款项向中岱电讯公司付清。本案中达宝公司并未将4931万元股权转让款向中岱电讯公司付清，而是仅支付了3000万元，所以达宝公司主张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买回中岱电讯公司出让给达宝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判决以达宝公司已付3000万元所占应付款4931万元的比例认定中岱电讯公司在达宝公司退出合作后应返还其3215．3721万元，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每天按0．2％计算违约金的标准，是对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向达宝公司买回涉诉股权这一义务而设定，因中岱电讯公司以5285万元买回该股权这一条件并未成就，故不能适用该每天 0．2％的违约金标准来计算中岱电讯公司的违约责任。达宝公司将以该标准计算出的违约金数额作为其主张的参照标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二审判决以 3215．3721万元为本金按照每天0．2％计算出的违约金作为达宝公司损失的参照，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违约，导致法律上不能继续履行，但其他合同部分仍未解除且应继续履行前提下，仍应依当事人约定、实际履行情况促成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意见】合同一方逾期付款不因对方接受而免除违约责任——股权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因其接受逾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而消灭。
【提示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不需向受让方开具发票的条款是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裁判摘要1】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及同年10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8条关于“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的约定，均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提示2】诉讼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要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以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
摘要2：【裁判摘要2】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曾经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其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至7月29日期间陆续支付的5460万元价款，而未就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对双方当事人仍有法律约束力。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以其于2011年2月22日、7月26日、28日发出的三份《解除函》为据，主张其再次向京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主张其在京龙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权利并不因京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消灭。此三份《解除函》虽明确包含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京龙公司提起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规则】在提起诉讼前，合同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违约方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免除合同义务的，有违诚信原则，解除无效。
【解读】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64号
【提示1】煤矿转让仅发生股权变更，应认定有效并继续履行——合同约定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及资产，但实际履行中仅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应认定实际发生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提示2】合同约定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并资产，在实际履行中仅对股权办理过户手续的，未办理资产产权变动手续的，应认定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转让的内容包括煤矿区域产权、开采权等资产及公司的全部股权。但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采矿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未发生变动，股权变更登记到受让方名下，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了公司的资产及采矿许可证副本、公司财务、印章等，据此认定当事人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仅实际转让了公司股权。
【裁判规则】约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应符合法定程序及义务——依《公司法》规定，法定代表人依公司章程规定产生，由公司负责办理变更登记。已取得公司控股权的股东以他人未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手续为由作为履行约定义务抗辩的，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当事人因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发生纠纷，一方起诉主张确认合同解除，另一方反诉主张继续履行，法院一并受理并在本诉撤回后对反诉继续审理，不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
摘要2：【来源：《合同约定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并资产，在实际履行中仅对股东办理过户手续的，未办理资产产权变动手续的，应认定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股东转让法律关系——燕××、康××、艾××、严××、薛××与陈××、韩××、林××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2012）.合同与借贷担保》2013】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号
【裁判摘要】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估值调整机制(即投资者与融资方根据企业将来的经营情况调整投资条件或给予投资者补偿)时要遵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则该收益会脱离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应认定无效。但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提示1】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
【提示2】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对投资者经营风险补偿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
【裁判规则】最高院判决的核心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增资扩股）与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法院会以“约定使得PE或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被投资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判决“对赌协议”无效。但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原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公司其他股东（原股东）相关的补偿承诺则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裁判意见】融资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应认定无效。
摘要2：【裁判规则】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对赌条款因可能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而无效，但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4〕7号）
6.依法认定兼并重组行为的效力，促进资本合法有序流转。 要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正确认定各类兼并重组合同的效力。结合当事人间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习惯，准确认定兼并重组中预约、意向协议、框架协议等的效力及强制执行力。要坚持促进交易进行，维护交易安全的商事审判理念，审慎认定企业估值调整协议、股份转换协议等新类型合同的效力，避免简单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维护契约精神，恰当认定兼并重组交易行为与政府行政审批的关系。要处理好公司外部行为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要严格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方面，对兼并重组中涉及的企业合并、分立、新股发行、重大资产变化等决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对交叉持股表决方式、公司简易合并等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问题，应结合个案事实和行为结果，审慎确定行为效力。
【解读１】（１）补偿条款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收益，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应为无效；（２）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解读２】该裁判确立规则“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无效”。
摘要1：——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律要求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79号
【提示】未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
【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减资行为并不属于抽逃资金，但是，本案因公司资产的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
【裁判规则】减资行为虽不属于抽逃出资，但因公司资产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债务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利益，故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程序，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性质，减资股东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意见】法定代表人变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不能由此否定加盖公司真实公章的担保书效力。
摘要2：【摘要】根据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得知，1997年10月6日，煤电公司与恒德公司签订《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恒德公司以其开发的恒德花园一、二期房折价4562.18万元并加现金70.82万元一并抵给煤电公司，煤电公司退出恒德公司。从上述事实看，恒德公司将房产加现金抵偿给煤电公司，煤电公司退出，其结果是恒德公司最终减少注册资本，因此，煤电公司股权转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让，其实质是恒德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减资行为并不属于抽逃资金，但是，本案因公司资产的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成立，但签订时并未生效，需要恒德公司履行上述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后才生效。．．．．．．故煤电公司从恒德公司退出，违反了减资的法定程序，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性质，煤电公司应在其2500万元出资范围内为恒德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１】目标公司与股东签订返还股东投资及收益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减资，应认定名为减资实为抽逃注册资本。
【解读２】未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变更登记的股权退出协议，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39号
【提示1】目标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承担担保责任，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目标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提示2】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
【裁判要旨】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
【裁判摘要】《还款协议》约定，汪高峰、应跃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李海平等三人支付的17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1800万元转化为其债务，勤峰公司承诺对该笔债务提供担保。该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后不得抽回的规定。李海平等三人与汪高峰、应跃吾等人原均为勤峰公司股东，其间发生股权转让由公司提供担保，即意味着在受让方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公司应向转让股东支付转让款，从而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因此，《还款协议》中关于勤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内容，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勤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关于勤峰公司担保有效，并据此判令勤峰公司向李海平等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规则】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的一般担保。公司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否则构成实质上返还其投资。
【裁判意见】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法院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审判决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１】汪某某、应某某认为《还款协议》关于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过高而无效，因该约定并非合同主要条款，不足以导致合同全部无效，且原审判决并未判令汪某某、应某某依据《还款协议》约定的标准承担违约金和利息，已经作出适当调整，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２】《还款协议》约定，汪某某、应某某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李某某等三人支付的17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1800万元转化为其债务，勤峰公司承诺对该笔债务提供担保。该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后不得抽回的规定。李某某等三人与汪某某、应某某等人原均为勤峰公司股东，其间发生股权转让由公司提供担保，即意味着在受让方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公司应向转让股东支付转让款，从而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因此，《还款协议》中关于勤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内容，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勤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关于勤峰公司担保有效，并据此判令勤峰公司向李某某等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
1.关于房地产转让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机电公司向绣丰公司出让三套房产，机电公司应得价款用以折抵孙某某及其关联企业一得公司的债务，协议还约定了回购条款，如2008年8月底前孙某某还清债务则房产无需过户，故协议性质为以房抵债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原始借条是由孙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款项未汇入机电公司，故绣丰公司和机电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绣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调查时也明确认可款项是出借给孙某某的。绣丰公司主张机电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机电公司和绣丰公司没有互负债务，不能产生债权债务抵销的后果，因此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折抵的实质是由机电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为孙某某及一得公司清偿债务，而非房产买卖。
2.关于孙某某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某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某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某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某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
摘要2：【续】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某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某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某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某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某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认定无效——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解读２】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误，机电公司不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2号
【提示】如何认定合理的停工时间？
【裁判摘要】因发包人提供错误的地质报告致使建设工程停工，当事人对停工时间未作约定或未达成协议的，承包人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停工状态的持续以及停工损失的扩大。对于计算由此导致的停工损失所依据的停工时间的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是应根据案件事实综合确定一定的合理期间作为停工时间。
【裁判要旨】因发包人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停工，当事人对停工时间未作约定或未达成协议的，承包方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停工损失的扩大。对于计算由此导致的停工损失所依据的停工时间的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应综合案件事实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段作为停工时间。
摘要2：【解读1】对于停工时间的认定，参考《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和FIDIC合同条款的规定，在发包方长期延付款造成承包方停工达56天或84天之久时，双方又未能对延期付款达成协议的，承包方应当对工程的前景有合理的预见，对风险有较理性的把握，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因而有义务及时做好人员和机械的安置工作。
【解读2】二审判决及原再审判决综合本案事实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的认定，参照河南省建设厅豫建标定（1999）21号《关于记取暂停工程有关损失费用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暂停施工的期限一般为3个月，如超过3个月还不能正常施工者，双方应另行协商工程缓建或停建”，将鑫龙公司的停工时间计算为从1999年4月20日起的6个月，体现了当事人均应积极协商并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停工损失扩大以及承包人不应当由于停工的发生而额外受益的原则，较为合理。
【注解】承包人未履行减损义务应自行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
摘要1：——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后，应当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29页】
【案号】（2009）高民初字第47号；（2011）民一终字第62号
【法理提示】当事人双方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后，应综合缔约时建筑市场行情、利于当事人接受、诉讼经济等因素，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发包人就其得到的建设工程价值向承包人予以折价补偿，该补偿款中包含建筑工人工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是为解决发包人拖欠承包人工人工资问题，处于立法政策的考虑，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场合，仍然要保护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认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由于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普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无效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认定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均不享有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则很难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承包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工程款债权很难实现，相对应，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员工资亦难以保护。从合同法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考虑，应尽可能保护承包人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2：【裁判摘要】汕头公司第十工程公司、秦浪屿公司、中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1日签订的《工程保证金使用约定》表明，在涉案工程招标前，秦浪屿公司与汕头公司已就涉案工程由汕头公司承建达成合意。双方经招投标，将上述合意体现在2007年4月1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秦浪屿公司与汕头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有两份合同，一份是在招标之前私下签订的合同，另一份是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都属于无效合同。
【摘要】《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二）》《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三）》虽然无效，但上述协议中有关工程奖励费和赶工费的约定，属于当事人对施工过程中劳务报酬的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但在合同无效情形下，汕头公司主张其因政府指令性要求停工的16天期间，应作为工期顺延时间，计算在提前完工时间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就同一建设工程分别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应当参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注释】中标无效情形下“黑白合同”均无效，应按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进行结算。
摘要1：【提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属于法定权利，是当事人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享有的一项权利，并不因审判程序的确认与否而受影响。对于申请执行人有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该权利，并非一定要通过审判程序确认，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审查认定。
摘要2：
摘要1：——资本多数决与中小股东保护：救济选择与司法适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3号
【提示1】股东在股东会表决过程中是否滥用股权权利，通过资本多数决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认定。
【提示2】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不应合并审理。
【提示3】“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不应仅以两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自然人，便认定两公司的人格合一。
【裁判意见1】公司对外土地合作开发事宜应属于一般性经营活动——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土地合作开发事宜”属于公司一般性的经营活动，即使未依《公司法》规定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亦不否定其决议效力，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股东在表决中是否滥用了股东权的依据。
【裁判意见2】公司利益受控股股东侵害时股东无权提起直接诉讼——股东以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其因公司合作项目失利遭受间接损失要求其他股东赔偿的，因其在实质上混淆了股东自身权益受损的损害赔偿之诉与公司权益受损的股东代表诉讼之间的界限，导致其所提供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故法院不应支持。
【摘要】本案中，海钢集团以中冶公司滥用其在渡假村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侵害海钢集团的股东利益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属于股东直接诉讼，诉讼利益归于海钢集团。其提出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关于“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摘要2：【来源：《资本多数决与中小股东保护：救济选择与司法适用——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矿业总公司、三亚×××有限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载奚晓明主编、杜万华副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3辑（总第3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215页】
【解读１】股东在股东会表决过程中是否滥用股东权利，通过资本多数决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认定——“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不应仅以两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自然人，便认定两公司的人格合一，以免造成公司法人内部决策机制及与其法人单位股东在人格关系上的混乱。此外，两公司人格独立还表现为其财产状况的独立和明晰，在没有在征集证明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下，此类“董事长同一”并不自然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原理”中的“人格混同”总工之情形。
【解读２】股东直接诉讼：
（１）股东违反《公司法》第２０条规定“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时，其他股东可以提前股东直接诉讼；
（２）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２条规定，公司董事、高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也可以直接提起股东直接诉讼。
【解读３】公司与其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不应因此认定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资本多数决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摘要1：——发包方委托第三人与承包方直接进行工程款决算审核工作而达成的一致意见，可以作为承、发包双方决算工程款的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77号
【问题1】承包方与发包方委托的第三人作出的没有发包方盖章的结算书，能否以此确定工程造价？
【提示1】第三人接受发包人委托协议其工作，属于发包人的内部审核，第三人依据授权代表发包人进行工程结算，且就工程结算与承包人达成一致意见，视为发包人与承包人达成了一致意见，结算书能够作为承发包双方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
【问题2】协助发包人结算对项的第三人没有审计资质，如何认定审定结算书的效力？
【提示2】协助工程款决算的内部审计人员不要求取得相关的鉴定资格——第三人协助发包人进行内部审计，不同于承发包双方委托第三方对工程造价进行的审计或鉴定，不要求第三人具有相关资质，审定结算书不因此而无效；如果协助审计的单位是独立从事审计工作，并且出具的报告是独立于委托单位，具有对外的效果，则要求审计单位及参与审计的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
【要旨】本案判决主要涉及承包方在工程竣工后提交的决算报告，发包方委托第三人对该报告进行审核，第三人根据审核结果出具《审核意见书》，在承包方对该《审核意见书》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能否将第三人出具的《审核意见书》作为认定发包方与承包方决算工程款的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中，一般约定承、发包双方自行完成工程款的决算工作。但也存在发包方没有相适应的工程款决算的审核能力，而委托第三人协助其完成工程款决算工作的情况。这一委托中，第三人不是作为专业的工程款审计部门，独立完成工程款决算的审计工作，而是运用其专业力量，协助发包方的工作，完成的审核工作视为发包方对承包方提供的决算报告的审核，属于发包方的内部审核。第三人就其审核工作对发包方负责。当发包方授权或者委托第三人与承包方直接进行工程款决算审核工作时，第三人依据发包方的授权，代表发包方与承包方进行工程款的决算工作，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视为发包方与承包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可以作为承、发包双方决算工程款的依据。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4年第4集（总第20集），第169-180页】
【解读】监理中心出具的《工程审核决算书》是否可作为认定工程款的依据问题——本案中，监理公司对中建八局提供的结算书的审核属于世贸中心的内部审计，世贸中心并没有就监理中心出具的《工程审核决算书》内容真实性及出具违法性提出异议，故世贸中心认为监理公司出具的《工程审核决算书》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不足，不应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