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形式
摘要1：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摘要2：无
协议管辖
摘要1：协议管辖（合意管辖、约定管辖）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的法院。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之后，以合意方式约定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
【解读】合同成立地点约定优先——（１）《合同法解释二》（废止）第４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２）《民法典》第４９３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注释】合同存在效力瑕疵能否依据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１）《民法典》第５０７条规定“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２）协议管辖条款作为合同中关于争议解决方法的条款具有独立性，合同是否无效不影响管辖条款效力，即使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仍应依据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３０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虽然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法院名称不明确，但如果能够依照其协议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则管辖协议有效。
【解读２】约定由“××市的法院管辖”是否有效，取决于原告起诉时的标的额所对应的法院是否确定：（１）如果案件标的额达到××市高级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唯一性）一审管辖标准，该管辖约定条款能够确定管辖法院，从其约定；（２）如果案件标的额仅符合基层法院管辖标准，因××市有多个基层法院，难以确定具体的法院，管辖协议无效。
【注解１】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约定由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当时约定的住所地应发生了变化，该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２条规定：（１）仍应由协议签订时的住所地法院管辖；（２）如果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可以由变化了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则由变化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８６.管辖协议约定的当事人住所地发生变更，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注解２】原被告通过第三人完成借贷的该第三人所在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约定由该第三人所在地法院协议管辖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101号
【注解３】票据贴现可以协议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７日 法函〔１９９５〕１５７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当事人约定选择上述列举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依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２４条的规定，该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如果当事人约定选择上述列举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因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也应认定该约定无效，不能以此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冲突）
【注解】该复函与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相冲突而失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函 （１９８９年８月８日 （１９８９）法经（函）字第２２号）
【摘要】合同履行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加工承揽合同主要是以承揽方按照定作方的特定要求完成加工生产任务为履约内容的，承揽方履约又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技术，人力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加工承揽方所在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即合同履行地。但是，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你市虹口区，合同承揽方所在地在你市松江县，松江县应为合同履行地。故，虹口区法院和松江县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现两院在管辖上发生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规定，应由上海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三终字第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三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据此，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与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行为，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判断其效力。对于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条款的效力，应当依据法院地法进行判断，与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规定无关。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指示性规范，即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问题，仍应当坚持书面形式和实际联系原则。
【解读１】我国1991年4月9日公布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中关于“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规定，应当理解为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指示性规范，即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应当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解读２】若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当事人协议指向地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同时协议选择适用法律也并非指向地法律，且当事人亦不能证明指向地与涉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的，人民法院应当认为指向地与涉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提示】法院在送到被告起诉状副本时未同时送达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应认定违反程序。
【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首先，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至少应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发送被告，并无必须同时将原告证据一并发送被告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前述司法解释明确了在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的举证期限制度，即，除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该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三十日。对于国内案件而言，这一举证期限显然要长于被告十五日的答辩期；即使对于涉外案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而言，其答辩期为三十日，举证期限也仅仅是有可能与该答辩期相同，但不会短于该答辩期，而且实际上一般也会长于该答辩期。尽管实践中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理案件时一般会要求原告提供初步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原告必须在起诉时或者被告的答辩期届满前提交全部证据。再次，前述司法解释还明确了证据交换制度，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在人民法院组织交换证据时各自向对方提供证据，而并不要求必须将原告证据提前送达被告。另外，如何保证被告尽早获得原告证据以便其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抗辩，是需要在将来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规则和实践操作的问题。总而言之，上诉人有关原审法院未在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同时送达原告证据而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四终字第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四终字第8号
【提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协议签订地法院为管辖法院，虽后又在其他地点签订了补充协议，但未对管辖条款进行修改，故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仍具有约束力。
【裁判要旨】补充协议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由原约定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随后又在其他地方就合同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合同中约定管辖的条款的效力不因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改变，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裁判规则】涉外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补充协议在另一地签订但没有约定管辖，案件只能由主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青云公司据以起诉的《“德国科隆中国商品批发商场D座”合作协议》第八条第4项约定：“如因本协议及本协议涉及项目产生纠纷，……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仲裁。”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签订于山东省青岛市无异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中选择协议签订地法院管辖本案，符合法律规定，该管辖条款应认定有效。根据约定，合作协议签订地法院即青岛市的人民法院对合作纠纷拥有管辖权。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作协议时，明确选择了该协议的签订地法院作为合作纠纷的管辖法院，实际上，在当事人之间已经明确选择了青岛市的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虽然以后当事人之间又在其他地点对合作协议进行了补充，但补充协议并没有就管辖条款进行任何修改。因此，合作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
摘要1：——涉及协议约定确定管辖权的问题
【案由】委托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
【提示】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托管协议书》明确约定，当发生纠纷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时，双方同意提交本次股权转让的履行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上述约定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2：【裁判意见】
①协议管辖是法律赋予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管辖的法院，是民诉法中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此种约定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A.适用合同纠纷的第一审案件；
B.当事人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必须采用书面的形式；
C.此种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即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D.要求选择的法院与案件纠纷有一定的联系。
②分析《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合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此条文应当认定为一种倡导性的条文，并不是要求当事人必须在条文列明五个法院的范围内选择，也并没有禁止当事人在此之外的法院进行选择。本案中当事人在作出管辖法院的选择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共同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且选择的法院与本案的纠纷也是有一定联系的，依照协议管辖优先的原则，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协议约定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笔记】约定合同履行地，合同履行地法院是否一定有管辖权？
摘要1：【要旨】（１）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２）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有一方在合同约定履行地（即约定的履行地为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之一）＝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３）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履行地（即约定的履行地为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之外）＝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不管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或者实际履行地与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是否一致，均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而不以合同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注解２】（１）“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应理解为完全没有履行；（２）不完全履行、瑕疵履行等都视为已经实际履行。
【注解３】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的，约定履行地即合同履行地：（１）被告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由约定的履行地（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２）原告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由约定的履行地（即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４】合同约定履行地点为原被告住所地之外的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１）约定履行地不能作为管辖法院；（２）只能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５】《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１）协议管辖五个常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一“合同履行地”应是指实际履行地而非约定的履行地点。（２）如协议管辖约定由“约定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协议管辖有效；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则该协议管辖无效。
【注释】风险提示——约定合同当事人以外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存在一定风险：（１）合同约定履行地为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之外的第三方地点，如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则该约定履行地无效，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２）约定履行地应尽量约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而不应当将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以外的第三方地点约定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转让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转让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的批复【法（经）复〔１９８６〕３０号】
【摘要】佳木斯市轻工机械厂（供方）同抚顺市绣品工艺厂（需方）在佳木斯市签订的购销背心袋制造机合同，经双方与抚顺市包装总厂协商，一致同意抚顺市绣品工艺厂将合同转让给抚顺市包装总厂履行， 并在抚顺市办理了转让手续后， 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原法律关系消灭。转让合同共同签字盖章的所在地抚顺市应为本案合同签订地。转让合同规定的发货地是佳木斯市，故合同履行地仍在佳木斯市。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和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椐来文反映，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比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早一天收案；而且，本案标的物在抚顺市，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又是产品质量问题，因此，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案应由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受理。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依据已失效，且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关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问题的批复【废止】
摘要1：【摘要】凡书面合同写明了合同签订地点的，以合同写明的为准；未写明的，以双方在合同上共同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双方签字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以最后一方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的合同是在南昌市协议拟定并盖了原告单位的公章，最后由被告在宁化县盖了公章，因此，本案的合同签订地为宁化县。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将本案移送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第二批)（原因：1991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手写体特别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优于格式条款的约定
摘要1：手写体特别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优于格式条款的约定——合同中格式条款约定的签订地与签字栏中特别标注的签订地不一致的，手写体注明的地址应作为管辖确定的依据。
【要旨】当事人在合同中格式条款约定了合同签订地，其中一方又在合同签字栏特别标注与格式条款不一样的合同签订地，如另一方对位未提异议，该特别标注地亦属于合同签订地，且因非格式条款优于格式条款，该手写体注明的地址应作为管辖确定的依据。
【案例】浙江杭州中院（2009）杭辖终字第309号“杭州富申日用品有限公司与芜湖市大宇糖酒日杂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合同签字栏内特别标注的签订地的性质》
摘要2：
（2009）杭萧商初字第2676－1号；（2009）浙杭辖终字第309号
摘要1：——合同签字栏内特别标注的签订地的性质
【裁判要旨】当交易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有关于合同签订地的格式条款，其中一方在合同签字栏又特别标注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合同签订地时，如果另一方对此未提出异议，该特别标注的合同签订地也属于约定的签订地。按照非格式条款的效力优于格式条款的原则，应以特别标注的签订地作为双方约定的签订地。
【案号】（2009）杭萧商初字第2676－1号；（2009）浙杭辖终字第309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与江西林港工艺品有限公司包销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与江西林港工艺品有限公司包销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７日 法函〔１９９５〕８６号）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５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合同当事人双方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签订的木马生产包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这一选择管辖的约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２５条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44号
【提示】当事人约定级别管辖无效。
【裁判要旨】当事人只能约定地域管辖而不能约定级别管辖，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即可。当事人选择了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并不意味着发生争议只能由基层法院管辖，具体发生争议时可以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和诉讼标的额，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只能约定地域管辖而不能约定级别管辖，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即可。因此关于住所地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当事人选择了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并不意味着发生争议只能由基层法院管辖。事实上在发生争议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额大小及是否会发生争议均不能预料，所以，只能就地域管辖作出约定，具体发生争议时可以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和诉讼标的额，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香港××金融财务有限公司诉香港××美食有限公司贷款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旨】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摘要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原告、被告均为香港的企业法人单位，贷款协议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香港，且双方又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诉讼的书面协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但是，原告以被告的贷款投入广州市经营合作企业，坚持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并已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答辨，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视为被告承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经终字第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经终字第72号
【裁判要旨】二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的二审程序中可以审查一审法院的受理是否正确，并能直接裁定驳回原审原告对不适格被告的起诉。
【裁判摘要】甘肃地毯公司对河北畜产公司和河北地毯公司（以下简称两河北公司）的起诉是依据其与德国公司签订的购销甘肃羊毛地毯合同和德国公司负责人王守明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该购销合同和还款计划书与两河北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甘肃地毯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出了德国公司是两河北公司的分支机构、两河北公司是德国公司的主管单位的主张，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在甘肃地毯公司没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受理了其针对两河北公司的起诉，并以甘肃地毯公司与德国公司购销地毯合同的签订地是兰州为由驳回了两河北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与受理的有关规定，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甘法经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二、驳回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对河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河北省地毯进出口公司的起诉。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代销）收录机合同纠纷管辖异议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代销）收录机合同纠纷管辖异议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０年８月４日法（经）函〔１９９０〕５５号）
【摘要】
一、合同履行地应为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地点。代销合同是以代销方按照委托方的委托，以自己的营业场所、服务设施来代销委托方的商品为履约内容的。展销合同则是以受托方为委托方提供展销场地、展销服务，由委托方自行销售或由受托方代销展品为履约内容的。因此，应以代销方所在地和受托方所在地为代销合同和展销合同的履行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代销合同，第三份合同是展销合同。依该两份合同规定，代销方和受托方均为武汉市７大国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在地武汉市应为该两份合同的履行地。
二、本案的双方当事人相继签订了３份合同。第一份代销合同在桂林市签订，履行地为武汉市；第二份购销合同在桂林市签订，合同履行地为桂林市；第三份展销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均为武汉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桂林市中级法院对于因一、二两份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有权管辖；武汉市中级法院则对因一、三两份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有权管辖。
三、鉴于双方当事人间的主要争议发生在第三份合同，而桂林市中级法院对该份合同纠纷案件并没有管辖权；３份合同纠纷案件的被告均为武汉市７大国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且纠纷相互之间还有一定联系，为便利诉讼，以由桂林市中级法院将案件移送武汉市中级法院合并审理为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96号
【裁判要旨】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一并提起诉讼，依《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一并提起诉讼的情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案涉《借款合同》为本案借款合同纠纷的主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两份《保证合同》为从合同。上述合同均载明签订地为沈阳市，且均约定发生纠纷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沈阳分行或东北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沈阳分行及东北公司住所地均在沈阳市辖区，一审裁定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符合《担保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的规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1亿元以上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亦不违反级别管辖的标准。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2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202号
【裁判要旨】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的，应以约定签订地为准——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 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以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所签《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合同标的是股权，而非房地产。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协议书》约定管辖法院为签署地人民法院，该约定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书》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地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虽然拓展公司提出协议的实际签订地为湖南省长沙市，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即便协议实际签订地为湖南省长沙市，也应认定双方约定的签订地海南省海口市为本案合同签订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71号
【裁判要旨】约定“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应视为排他性管辖——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对方“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管辖条款，结合其他合同条款可推断出当事人具有选择该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图和特定意图，且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管辖及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认为还可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没有合同依据。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第7条约定：“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反悔，如违约则可向蒙古国法院起诉，并有权申请查封RICHFORTUNE相关财产”。该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即蒙古国法院系合同签订地、股权转让义务的履行地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至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具体约定纠纷由蒙古国哪一个法院管辖，当事人可以根据蒙古国法律的规定向该国某一具体法院起诉，同样具有确定性。涉案管辖条款中的“可”字符合起诉系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的实际。涉案管辖条款表明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可以向蒙古国法院起诉，但并没有表明当事人有权选择向蒙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载明蒙古国法院对有关纠纷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在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的同时，进一步约定“有权申请查封位于蒙古国的RICHFORTUNE相关财产”，虽然在该两项约定中后者不影响前者的效力，但如果当事人依法可以申请法院查封RICHFORTUNE公司相关财产，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显然是该项查封的一个重要便利条件，由此可以推断双方当事人当时具有选择蒙古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思和特定意图，而难以推断双方当事人还具有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明认为当事人还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没有合同依据。
摘要2：
【笔记】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的，其他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摘要1：【要旨】“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当事人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的，该约定属于协议管辖，应认为双方协议选择由某法院管辖，排除了其他法院管辖。
摘要2：【解析】《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３０条第１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１）即协议管辖具有优先于法定管辖适用，只要协议管辖约定有效即排除法定管辖之适用；（２）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应认定排除法定管辖之适用，具有排他性。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9民辖终15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9民辖终15号
【裁判摘要】据当事人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及提交的证据材料表明，本案系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被上诉人苏××提交的《超微粉碎机供销合同》第六条载明“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签约地人民法院起诉”，但该合同并未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不存在签约地，故据该管辖协议无法确定具体的法院，该管辖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法定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属于线上订立、线下交货的买卖合同，即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应以收货地即霞浦县为合同履行地。现苏××选择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就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金额而非仅为继续履行合同的，应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及其他请求金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而非仅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裁判摘要】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林某某的起诉，其诉讼请求标的额为26466333.33元。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部分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含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本案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依法向房屋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故本案应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裁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标的额”在文义上不同于“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5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当事人对二审管辖裁定有无申请再审的权利问题。虽然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此前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删除，但因管辖错误实质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因此，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当事人仍可据此规定对管辖裁定不服申请再审，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禁止对管辖裁定申请再审。因此，本案再审申请人龙之梦长峰公司对本案二审管辖裁定提出再审申请，本院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双方签订的《鞍山龙之梦畅园（dn4）施工总承包及土建工程承包合同》第33.1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若双方对结算有争议可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从上述内容看，双方对争议管辖作出了明确约定，即“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中“可”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即该协议管辖是否具有排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是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书面形式协商一致自行选择解决纠纷时的法院，其立法目的是在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上，减少管辖争议，缩减诉讼成本。因此，协议管辖应是非常确定的管辖，应当具有排他性的管辖，即能够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争议管辖的法院。从本案协议约定看，虽然当事人使用了“可”字，但协议内容并没有既可以向选择管辖法院起诉，也可以向法定管辖法院起诉的意思表示，因此，二审法院将此约定理解为是选择性的约定，含义是可选择、也可不选择，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续）本案双方协议约定所使用的“可”字，系目前国内当事人进行协议管辖时的常用术语，“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因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上海市长宁路，且本案诉讼标的额符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标准，因此，案件应由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
【解读】“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
【注解】双方约定“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的“可”字系选择性还是排他性？——“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0号
【裁判摘要】分公司签订合同可以约定总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协议管辖包括三个要件：一是属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身份关系产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二是可以协议选择的法院是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三是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其中，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是直接的、客观外在的联系，不能将仅存在偶然性关系或者间接性联系作为确定的标准。……本院认为，江苏中储智运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中储智运乌海分公司的总公司，因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最终将由总公司承担，如果在分公司签订的管辖协议中，约定总公司住所地法院，应认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但如果约定分公司所在总公司的关联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地点的，因与争议缺乏客观直接的联系，应认定管辖协议无效。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中储智运物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金湖县，并不在南京市鼓楼区。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虽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但与本案争议缺乏客观直接的联系。故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无效。
摘要2：【裁判要旨】（１）根据民诉法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选择范围为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其中，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是直接的、客观外在的联系，不能将仅存在偶然性关系或者间接性联系作为确定的标准。（２）分公司签订的管辖协议中，约定由其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应认为地点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但如果约定分公司所在总公司的关联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地点的，因与争议缺乏客观直接的联系，应认定管辖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协议选择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地点法院管辖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范围除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选择其他法院管辖，但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包括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法院。若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因超出本条规定范围，应当认定其约定无效。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摘要2：【摘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借条》落款处仅有被告债务人俞××的签字，原告汪××未在落款处签字，但原告选择向南京雨花台法院起诉，视为对该管辖条款的认可，因此本案中原、被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已达成合意。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减少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扩大了当事人可选择的范围，以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不轻易认定协议管辖条款因不存在实际联系地而无效。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排除南京市雨花台区与争议毫无关联，原、被告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应属有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经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77号
摘要1：——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条款是否构成执行担保的认定
【裁判摘要】执行担保强调的是当事人或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在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债务提供保证时，必须向人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才能认定为执行担保，而不能仅仅以和解协议中约定了保证条款，以及协议的签订地点在人民法院，就视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承诺接受强制执行。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执行异议：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执异612号执行裁定（2018年8月15日）；执行复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执复377号执行裁定（2018年9月17日）；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监77号执行裁定（2019年9月26日）
于某某、内蒙古润普钢铁有限公司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77号
【摘要】执行担保必须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符合“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成立前提条件——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是否构成执行中的担保。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民事合同。根据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条的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或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提供保证，第三人提供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由此可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是生效法律文书，而不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法律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被执行人或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或保证，也只能理解为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提供担保或保证。第三人向执行法院提供执行担保或保证，是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之外，自愿加入到强制执行程序中，在第三人并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的情况下，其接受强制执行，必须向人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因此，执行担保强调的是向人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而不仅仅是担保人向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本案中，执行和解协议虽然约定了由润普公司为鑫马公司等被执行人提供保证的条款，但该公司没有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
摘要2：（续）这一执行担保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仅仅以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或者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地点在法院为由，推定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保证条款构成执行程序中的担保。当然，不构成执行程序中的担保，并不当然意味着不承担担保责任。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处理属于审判权力，本案中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构成民事债务加入或民事担保法律关系并产生相应实体法上的后果，应当通过审判程序解决，而不适合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处理。
【注解１】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条款不构成执行担保。
【注解２】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是否构成执行中的担保？——（１）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民事合同；（２）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是生效法律文书而不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担保只能理解为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提供担保或者保证，执行担保强调的是向人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而不仅仅是担保人向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３）执行和解协议虽然约定了由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条款，但担保人没有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这一执行担保成立的前提条件，不构成执行担保。
【注解３】执行担保成立前提条件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执行担保必须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符合“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执行担保成立前提条件。
【笔记】约定签约地法院管辖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２）当事人在系列合同中将非双方住所地及履行地记载为签约地并约定该签约地法院管辖的条款无效。
摘要2：【注解１】协议管辖约定由合同约定的履行地法院管辖，如该约定的履行地与争议具有实际联系，协议管辖应为有效，且合同纠纷排除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２】《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１）协议管辖五个常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一“合同履行地”应是指实际履行地而非约定的履行地点。（２）如协议管辖约定由“约定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协议管辖有效；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则该协议管辖无效。
【注解３】（１）一般合同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２）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约定以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无效。
【注解４】一般合同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该约定合同签订地可以作为协议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注解５】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签订地，约定以签署地法院作为争议管辖法院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买卖合同一方起诉请求判令支付货款的，出卖方作为案涉合同约定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供货合同》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宁波”，由于宁波市属于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宁波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宁波市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广铧电镀厂起诉请求判令睿硕公司支付货款，广铧电镀厂作为案涉合同约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标的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广铧电镀厂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注解】原被告签订的《供货合同》中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某地级市）”字样，由于该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依该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该地级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该市范围内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
【笔记】合同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应当如何认定合同签订地？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４９３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２）合同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应当以约定地为合同签订地。
摘要2：【注解】（１）《合同法解释二》【废止】第４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２）对于上述已经废止的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合同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参考《合同法解释二》第４条的规定，合同约定签订地可以认定为合同签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