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淄民再终字第4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淄民再终字第46号
【裁判要旨】分支机构依法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可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分支机构被注销后即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2006年11月15日，东里分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销登记，并在注销备注说明一栏注明其遗漏遗留债权债务由远东公司承担，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灭失，原审判决仍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一终字第63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一终字第63号
【裁判要旨】分公司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其系依法成立且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分公司，依法可以作为其他组织类民事主体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并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其签订的《建筑施工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6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652号
【裁判摘要】由于鑫泰建设集团公司营口分公司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案涉《建筑施工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二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属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1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既不是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是承担补充责任，而是直接承担清偿责任。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这一规定，明确了分公司责任的归属，即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一切行为后果及责任由设立分公司的公司承担。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既不是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是承担补充责任，而应是直接承担清偿责任。
摘要2：
(2014)长民二初字第5号；(2015)吉民一终字第72号；(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1：——违法获利者应承担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裁判要旨】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综合衡量取舍之后确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应当成为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则，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在适用时不应受到某些特殊情况或者既定事实的影响。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分公司的财产即为公司财产，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以分公司名义依法注册登记的，应受到该既有规则调整。当事人之间有关公司、分公司内部经营模式、权责关系的特别约定，不足以对抗公司注册登记的公示效力，亦不足以对抗案外第三人。企业或者个人以承包租赁为名，行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之实的，因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承担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案号】一审：(2014)长民二初字第5号；二审：(2015)吉民一终字第72号；再审：(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7号
【裁判要旨】（１）公司将中标项目交其分支机构施工并不为法律所禁止；（２）招标人与中标人分支机构签订的施工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二审庭审中，亿民公司还提出施工合同签订主体和中标通知书记载不一致因此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虽然《中标通知书》载明案涉工程中标单位为中鼎公司，但公司的中标项目交于其分支机构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公司青海分公司）施工，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亿民公司与中鼎公司青海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明确同意中鼎公司青海分公司施工并支付工程款，亿民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中鼎公司青海分公司系借用资质挂靠施工，故亿民公司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和《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9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36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对工程进行实质性内容的磋商并签订施工合同，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１）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４３条规定，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中标无效，中标后签订的合同亦应认定无效；（２）合同虽被认定无效，但在认定无效之前双方在履约时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承包人逾期竣工，导致发包人逾期交房并向第三人赔偿的，承包人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合同虽被认定无效，但在认定无效之前双方在履约时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承包人逾期竣工，导致发包人逾期交房并向第三人赔偿的，承包人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远海公司应否向厚德哈密分公司赔偿逾期交工损失的问题。案涉《建安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应认定无效，但在认定无效之前双方在履约时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远海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竣工并交房，厚德哈密分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程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一期、二期工程均存在逾期竣工。远海公司作为施工方，若无证据证明存在免责事由，对于逾期竣工应承担相应责任。远海公司称逾期竣工是因厚德哈密分公司未将工程款打入指定账户所致，但双方实际履行的《建安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并没有关于收款账户的约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虽有关于收款账户的约定，但厚德哈密分公司转入该收款账户的款项仅占一部分，对于其他未转入该收款账户的款项，或者有远海公司出具的收据确认，或者有案涉工程的内部承包人李勇出具收条确认，这表明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于款项的支付没有限于转入指定账户这一种方式，故远海公司关于逾期竣工是因厚德哈密分公司未将工程款打入指定账户所致的主张不能成立。远海公司称逾期竣工是因厚德哈密分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程款所致，本院认为，《建安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对工程款按进度支付虽有约定，但远海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厚德哈密分公司在哪一笔款项上未及时支付以及对工期有何具体影响等等，故远海公司关于此点的主张也不能成立。远海公司主张厚德哈密分公司向第三人逾期交房是多种原因造成，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其该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远海公司逾期竣工，导致厚德哈密分公司逾期交房并向第三方赔偿，远海公司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53号
【提示】需要公开招标的项目经公开招标确定总包人后，总包人依法或依约确定分包人是否仍需要进行公开招标？
【裁判要旨】总包人是项目执行单位而非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除非法律规定项目必须公开招标，其有权依照约定确定分包人。
【裁判摘要】《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公开招标。......作为总包人，大地公司并非项目投资建设主体，而是该项目的执行单位。除非有法律规定的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其有权依照约定的方式确定分包人。此外，资金的源头属性，不能无限制的延伸。国投哈密公司运用国有资金建设案涉项目，相关资金支付给大地公司后，属于大地公司的资产，并非仍是国有资金。因此，大地公司对外分包，不具有法定必须公开招标的情形。其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平煤神马新疆分公司为案涉项目标段B的中标单位，符合《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国投哈密公司对平煤神马新疆分公司施工亦未提出异议，表明其认可大地公司的分包行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29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08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2012年12月3日耀华房地产公司与东方资产江苏分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约定,东方资产江苏分公司为耀华房地产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融资活动提供分析咨询服务，由耀华房地产公司对其服务支付财务顾问费用，同时约定无论案涉《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是否提前清偿或被宣布提前到期，东方资产江苏分公司已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均不予退还；2013年1月1日耀华房地产公司与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中约定，中信银行合肥分行为耀华房地产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解决方案的财务顾问服务，耀华房地产公司支付其150万元财务顾问费。从上述合同约定内容看,东方资产江苏分公司、中信银行合肥分行为耀华房地产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收取费用与本案的借款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在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所有案涉协议中，并无对上述费用予以扣减的约定。因此，耀华房地产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财务顾问费应抵扣本案贷款本金或利息，故原审判决不支持耀华房地产公司的上述主张，并不缺乏证据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62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计价方式系双方当事人根据建筑市场行情予以确定，可以作为折价补偿的计价标准。
【裁判规则】发包人和实际施工人没有合同关系，不能主张交付验收资料。
【摘要】关于中十冶华东分公司应否向德圣公司交付竣工验收资料问题。德圣公司与中兴建安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德圣公司与中十冶华东分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其要求中十冶华东分公司交付工程验收资料，缺乏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74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人工费调差期间当地没有造价信息，可以参考同级其他地市发布的信息并用加权平均方式测算出人工费。
【裁判规则】发包人以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要求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金的，应当提起反诉。
【裁判摘要】本案系四海园公司向齐三院追索工程欠款及利息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齐三院在四海园公司一审起诉后，并未反诉主张四海园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齐三院关于四海园公司应逾期交工给齐三院造成损失应支付违约金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 发包人在承包人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就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修理、返工、改建的合理费用等损失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协议字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般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
【裁判规则】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能否挂靠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在挂靠关系下，挂靠人系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其与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实际完成施工的工程价款，其仅能依照挂靠关系向被挂靠人主张，而不能跨越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挂靠情形，是因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援引该司法解释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而非免除被挂靠人的付款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建工上诉主张停工前工程系黄进涛挂靠施工，故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黄进涛应向明光酒店公司和明光旅游公司直接提出主张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判决明光酒店公司直接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价款后，其未依法提出上诉。原审判决前述判项确定的实体义务虽然无须再作实质调整，但鉴于需要改判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欠款，故将原审判决前述判项变更为明光酒店公司在其所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解读】当事人提供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的，法院基于证据关涉案件基本事实可以予以采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77号
【解读】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一般为“签字或盖章”中具备其一即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75号
【裁判要旨】总价合同中，发包人虽然发送了取消相关项目的工作联系单，但未经承包人和监理单位签字确认，不予扣减。
【解读】发包人虽向承包人发送了取消合同内相关项目的工作联系单，但未经承包人及监理单位确认，承包人已经为施工做了相应准备工作，因此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应由发包人承担。
【裁判规则】案涉工程在交付验收时不存在质量问题，至今已超过保修期，发包人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交维修票据，据此法院可以不准许其就质量问题申请鉴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5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6号
【裁判要旨】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管理费系当事人因履行无效合同获取的利益，鉴于转包人未履行管理职责，其无权取得管理费。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如一审判决所述，《内部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管理费系当事人因履行无效合同获取的利益，广厦公司、广厦分公司一、二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管理职责。因此，其该项主张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金负担问题。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施工合作协议》将《内部承包合同》作为附件，因此，可以推定尚某知悉《内部承包合同》中何某某与广厦分公司关于税金由承包人负担的约定。基于利益衡平及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考虑，参照《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尚某承担案涉工程的部分税金，更加符合本案实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8号
【裁判摘要】案涉工程为王某某等人挂靠九建海城分公司承揽施工，税费及九建海城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付出的管理成本均为实际支出或必然要发生的费用，如不予扣除，王某某等人将因无效合同获得超过有效合同的利益，显不合理。故二审法院将该部分费用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符合《丽水蓝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25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事先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原则上有效。
【摘要】贵州一建吉林分公司虽曾向九台商业银行出具《放弃优先受让权承诺书》，承诺在金滩源公司结清该行贷款8000万元前，放弃工程优先受让权，但金滩源公司在原审中自认上述贷款已经清偿，贵州一建放弃工程受让权或者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原审判令贵州一建对其承建的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能损害九台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金滩源公司主张贵州一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1号
【裁判要旨】劳务分包公司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受到行政处罚的，该公司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裁判摘要】本案中，中海公司认可工程系刘某某雇佣工人所干，刘某某为巨龙新疆分公司负责人，巨龙新疆分公司因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被行政处罚,刘某某的施工行为对外系代表巨龙新疆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巨龙新疆分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中海公司、博海公司以中海公司与博海公司、博海公司与巨龙新疆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为由主张涉案工程与巨龙新疆分公司无关，其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巨龙新疆分公司为实际施工人身份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2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268号
【裁判要旨】层层转包中，实际施工人起诉要求所有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均承担责任的处理。
【裁判摘要】中化四建公司、广厦商丘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2011年10月1日，北海新材料公司与中化四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中化四建公司承建案涉土建、装饰与安装工程。2012年1月10日，中化四建公司与广厦商丘分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将案涉工程的土建及安装部分分包给广厦商丘分公司。此后，广厦商丘分公司又将其分包的工程项目肢解转包于柘城市政公司、宏庆公司、万通公司施工。因此，中化四建公司系本案工程的总承包方，也是分包方，广厦商丘分公司为转包方，柘城市政公司、宏庆公司、万通公司为施工单位。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方、转包方、违法分包方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并未明确转包方、违法分包方应当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转包方、违法分包方亦应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中化四建公司已经足额垫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无需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二审判决由转包方广厦商丘分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柘城市政公司、广厦商丘分公司申诉主张中化四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19号
【裁判要旨】虽然发包人一审起诉时仅主张承包人承担延期违约金，并未主张延期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延期违约金的约定就是为了弥补延期交工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二者并无实质差异，法院结合实际，以工程延误损失的名义，可以酌定由施工方向发包人承担工期延误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本案确实存在因施工方延期完工给云海公司造成一定损失的情形，虽云海公司一审起诉时仅主张天字公司及天字西宁分公司承担延期违约金，并未主张延期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延期违约金的约定就是为了弥补延期交工给云海公司造成的损失，二者并无实质差异。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使因工期延误致云海公司的损失得以弥补，并考虑到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等因素，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以工期延误损失的名义，酌定判由施工方向云海公司承担840000元的工期延误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2】经审查，天字公司、天字西宁分公司在收到二审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可见，天字公司及其西宁分公司明知其实体权利可能存在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仍拒绝参加二审诉讼活动，怠于行使其诉讼权利，该行为应当视为天字公司及其西宁分公司放弃了其二审诉讼中应诉答辩的诉讼权利，并对二审判决可能作出的认定和裁判内容予以接受。既如此，天字公司及其西宁分公司在本案中并不具备再审利益，本院对其再审申请理应不予审查。否则，可能变相鼓励或纵容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庭应诉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民事诉讼两审终审的基本制度。故天字公司及天字西宁分公司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买受人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后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部分房款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双方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的权利以作出处理，不能认定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债权。
【裁判摘要】依据1996年1月9日富裕达公司与万事通公司、国电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合同》，万事通公司以10614.5万美元购买案涉房产，取得该房产65%的权益。合同签订后，万事通公司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第三、第四期及其后数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2亿元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该公司并未取得案涉房产65%的产权。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系因万事通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万事通公司与富裕达公司一直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理，故目前不能认定万事通公司对富裕达公司享有债权。而且，依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万事通公司逾期支付第三、第四期购房款超过30日的，富裕达公司有权没收第一、二期购房款。万事通公司在支付前两期款项后未按约定支付后续款项，富裕达公司没收万事通公司已付2亿元购房款符合合同约定，不构成不当得利，再加之万事通公司在本案诉前从未向富裕达公司主张降低违约金，故万事通公司的债权受让人信达辽宁分公司无权向富裕达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降低违约金。综上，信达辽宁分公司依据《声明及授权书》向富裕达公司主张返还1.9亿元，理据不足，二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
【提示】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其解除的时间应如何判定？
【裁判要旨】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而法院立案后向另一方当事人送达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执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将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一方当事人。
【裁判摘要】涪立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请求并未向中铝重庆分公司和中铝公司直接提出，而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案涉合同能否解除，应由人民法院最终判定；何时解除，应以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为准。本案中，中铝重庆分公司与涪立公司在案涉两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亦未对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在此情形下，涪立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其提起诉讼可以视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其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是否成立，需由人民法院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定。一审法院立案后，向中铝重庆分公司、中铝公司送达涪立公司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执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涪立公司将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中铝重庆分公司、中铝公司。根据前面所述，涪立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本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案涉两协议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本案中，虽然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但一审法院确认案涉两协议解除的时间为向中铝重庆分公司送达起诉状的日期，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请求解除合同，法院最终认定合同应予解除的，解除时间应认定为判决生效之日——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如法院最终认定合同应予解除，系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解除时间应认定为判决生效之日而非一审认定的起诉状送达之日，判决主文亦表述为判令合同解除而非确认合同解除。
【解读２】对于当事人因行使法定解除权而由法院判令解除合同的，合同自何时起解除还有不同的观点，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是公司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人。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主体应否变更问题。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与金恒公司转让案涉债权的行为完成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本案香山公司、陈某某、方某某均不同意变更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且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会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故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为保证本案诉讼程序的稳定，本院对金恒公司提出的变更本案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2】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玲霞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某某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某某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公司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裁判摘要１】首先，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并可以其管理的财产单独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法人承担，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如法人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的，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法人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法人对其分支机构的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环城农商行虽将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民事责任，故其关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恒丰银行的相关责任可在执行程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如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财产确实不足以承担其责任的，可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
【裁判摘要２】票据“清单交易”中所涉的转贴现/回购协议如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归于无效，应按照资金融通行为（借款合同）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环城农商行虽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转贴现的格式合同文本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并约定了票款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闽行终字第22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闽行终字第229号
【裁判要旨】柘荣县人民政府在明确涉案地块为商业用地且同一地块至少有两个意向用地者的情况下，未将该地块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而是批复同意柘荣县国土资源局将其协议出让给中石油福建分公司，违反了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九条等相关规定。由于中石油福建分公司已取得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加油站点亦已建成，若撤销该土地批复，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故应依法确认该批复行为违法，并责令上诉人柘荣县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晋商终字第59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晋商终字第59号
【裁判摘要】本案兆丰公司与泰兴公司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以确保其电解铝分公司一期技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因地表沉降遭受损失，双方在《压覆资源补偿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兆丰公司电解铝分公司一期技改项目竣工后，在南车间北侧发现车间墙体出现大规模的裂缝现象，呈现下沉态势，特别是62-84轴之间出现基础沉降，墙体出现较大裂缝等。依据山西家豪鉴定中心的结论：兆丰公司电解铝分公司厂房车间地下有15某煤采空区，采空区造成兆丰公司地表和厂房的沉降。兆丰公司即可以依据《压覆资源补偿协议》向泰兴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向泰兴公司主张侵权责任，当事人在一案中不能同时选择两个请求权，只能选择一个请求权提起诉讼，但可以在选择的请求权被驳回后，行使另一项请求权。但只要当事人有一项请求权得以实现，另一项请求权即归于消灭。本案中采空区形成的时间是认定泰兴公司及其他被告构成违约责任的基本事实，司法鉴定结论认为采空区应为2008年6月之后形成，即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之后，兆丰公司的诉讼主张是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之前就存在采空区，但其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均无法支持其主张。一审中兆丰公司选择以违约责任主张权利，就本案的事实而言，以侵权法律关系更有利于公平合理解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阳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摘要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证券部武胜营业处与瓦房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证券回购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根据《民法通则》第６３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代理人在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后，仅对产生的权利予以认可而对相应的义务予以拒绝的主张，人民法院保不予支持。
摘要2：
中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销售分公司与十堰车×××石化有限公司、十堰市南海××化工有限公司租赁合同效力确认纠纷再审案
摘要1：——代理人未尽善良代理人的代理义务，第三人亦明知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存在重大瑕疵，该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代理人没有忠实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尽到善良代理人的代理义务，该代理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背离民法代理制度的基本宗旨。第三人亦明知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存在重大瑕疵，在代理人和第三人催告被代理人履行代理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后，被代理人明确表示对该合同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杨某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表见代理的成立，并不以杨某某与胡某某代表的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及胡某某与达濠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有效为前提，且杨某某在多起相关案件中的陈述矛盾反复，不足为信。因此，应当认定杨某某在与陈某某的交易中构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就案涉欠条向陈文清承担付款责任，且根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亦应向陈某某承担责任。现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发生后被注销，故应由达濠公司承担上述责任。
摘要2：【解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冀10民终1447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冀10民终1447号
【裁判摘要】城镇公司香海分公司与张某某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的同时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虽违反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即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但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非法律和行政法规，因此不影响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效力，双方应依约履行。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