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交付前保证人请求解除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
摘要1：【要旨】借款10万元虽未实际交付，但徐某并不享有任意解除担保合同的权利，其仍应对借款1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某在借款10万元实际交付前撤回保证承诺，但并未征得赖某的同意，担保合同虽未生效，但并非无效，而是效力待定，当合同约定的条件达成时，合同即生效。在赖某按照约定于5月8日向温某出借款项后，对应的担保合同开始生效，徐某不能免除对借款1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的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抗字第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抗字第64号
【裁判要旨】借款合同未成立亦可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借款主合同未成立，可参照《担保法》第5条规定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同时参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判决保证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规定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后，担保人有过错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汇源公司以其不是主合同的当事人，不对主合同无效承担责任，只对保证合同因保证人的过错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承担责任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在汇源公司对本案借款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判决汇源公司对本案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汇源公司作为担保人对其担保的事项包括借款人、主债权种类等的真实性负有审查义务。但根据《保证合同》第六条“汇源公司授权惠山中行签发《个人住房贷款担保通知书》”以及第十三条“汇源公司同意惠山中行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的审查意见”的约定，汇源公司将本应属于自己的审查义务完全授权给惠山中行，并明确表示同意惠山中行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的审查意见，同时将空白《个人住房贷款担保通知书》交惠山中行填写发放，因此，汇源公司应与惠山中行共同承担对上述事项审查失当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汇源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以及出具《个人住房贷款担保通知书》时未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等进行审查，存在过错，且其授权惠山中行签发《个人住房贷款担保通知书》，无条件同意惠山中行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的审查意见，并收取了担保费用，系放任担保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规定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后，担保人有过错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汇源公司以其不是主合同的当事人，不对主合同无效承担责任，只对保证合同因保证人的过错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承担责任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在汇源公司对本案借款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判决汇源公司对本案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责任认定规则
摘要1：担保人未经严格审核即提供担保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解读无锡汇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刘婵娟、崔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无锡富民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阅读提示】
本案原告作为担保人签署保证合同，为个人住房贷款提供担保，但提供担保时其未亲自对被担保人的情况进行严格审核，而是无条件同意借款人的审核结果。最终却因第三人的违法冒名行为及借款人未尽到严格审核，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随之无效，但担保人仍应承担未尽到亲自审核义务的过错责任；
在借款合同中，第三人违法替借款人签约时，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合同关系并未有效建立，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贷款人与该违法第三人建立了事实借款关系，其损失依法应向违法第三人要求赔偿；
因上述无效的主借款合同而导致从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应对贷款人承担其对借款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
担保人依法提供担保时，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担保人在依照约定收取保费的同时，应履行亲自严格审核借款人的资格条件和偿还能力的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险。
【裁判要点】在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担保人有过错的，即使该过错并未直接导致担保合同的无效结果，担保人仍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过错民事责任；但其承担过错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2：
虚开信用证致开证无效，保证行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过错不应指其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
摘要1：【要旨】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所谓担保人过错，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情形。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四终字第21号《江北中行与樊东农行等信用证垫款纠纷案》
摘要2：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
摘要1：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对外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当境内非金融机构为境外机构所进行的担保有可能导致外债的产生并影响到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平衡时，可以认定该担保属于对外担保范畴，未经依法审批的，该对外担保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案号】（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号
摘要2：
独立担保不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否则该约定无效——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仍采用从属性原则，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独立担保的约定应无效
摘要1：【要旨】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承诺“担保付款的责任不因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合同无效而免除”，但在目前，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仍采用从属性原则，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当事人的约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案例】上海二中院再审《保证合同中的独立担保条款在国内经济纠纷中应为无效》
摘要2：
中国进出口银行诉深圳市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其他担保合同案
摘要1：中国进出口银行诉深圳市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其他担保合同案（银行开具保函的效力）
【裁判要旨】见索即付保函与反担保函及基础交易各自相互独立——见索即付保函独立于基于交易，反担保函亦独立于保函，保函金额的相应减少并不导致反担保函金额相应减少。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民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42号
摘要1：——贷款人是否对担保人有欺诈行为以及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42号
【裁判要旨】银行对放贷是否尽到审慎义务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银行对借款人的信用评价是否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是否存在违规放贷情形及贷后是否尽职等问题，对于贷款人而言，性质上属内部风险控制，即使银行未尽到相关义务，其后果应为银行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对担保合同效力不产生影响。
摘要2：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保证人既不督促债务人归还欠款，又不主动履行保证责任，因其怠于履行保证义务所造成的抵押物价值的减损，应当由债务人和保证人自行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133号
【裁判要旨】借款期限届满后，债权人自始至终积极主张债权，不存在怠于行使债权的情况。相反，债务人和保证人始终怠于履行还款义务和保证义务， 保证人既不督促债务人归还借款，又不主动履行保证责任，因其怠于履行保证义务所造成的抵押物价值的减损，应由债务人和保证人自行承担。
摘要2：
担保人在催款通知上确认担保，应认定成立新保证——保证期限届满后保证人在载明主债务数额、保证责任及期间的催款通知书上签收的，应当视为订立了新的担保合同
摘要1：【要旨】保证期间超过后，担保人在债权人明确载明主债务数额、保证责任、保证期间的《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回执》上签收的，视为订立了新的担保合同。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638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债权案件涉及对外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债权案件涉及对外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2010年7月1日 法发[2010]25号）
摘要2：
存单质押权人未向存单开具行进行核押，并无过错——法律未规定核押是签订质押担保合同必经程序，故银行未对存单进行核押，不具有过错，亦不影响质押合同效力
摘要1：【要旨】核押的意义在于使存单的真实性得到存单开具机构的再确认，从而使存单成为具有完全权利内容的权利证书，但法律尚未规定核押是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的必经程序，故银行未对存单进行核押，不具有过错，亦不影响质押合同效力。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国××银行蠡县工行与石家庄市××银行维明街支行、石家庄市××实业开发公司质押存单贷款纠纷申请再审案》
摘要2：
企业法人以自己名义为股东出具的担保，应为有效——企业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为股东出具担保，合同目的成就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主张合同无效的，不应支持
摘要1：【要旨】企业法人以自己名义为股东出具担保，不应认定为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提供担保，得到债权人信任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有悖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40号《质押人出具质押担保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法院不予认定——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合同纠纷案》
摘要2：
债权人诉请连带责任，法院可以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债权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或不生效的，可以判决担保人只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要旨】债权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或不生效而判决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监他字第17号《关于荆州市××银行与广州×××××发展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本案是股权质押担保还是保证与股权质押两种形式并存》
摘要2：
以汇票质押作担保，引起的借款纠纷管辖确定原则——借款质押合同纠纷中，虽然承兑银行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本案依据借款担保合同纠纷确定管辖
摘要1：【要旨】债务人以承兑汇票出质，逾期未清偿债务，债权人以借款质押合同起诉时，虽然承兑银行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本案依据借款担保合同纠纷确定管辖。
【案例】广东高院（2006）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34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四终字第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四终字第11号
【裁判要旨】在审理对外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仅对担保合同纠纷享有管辖权，而对主合同纠纷不享有管辖权，原告以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不能依据对担保合同纠纷的管辖权而对主合同纠纷一并管辖。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香港交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杰高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同时要求佛山市政府承担还款担保责任，故此纠纷系涉港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即有两个法律关系。就担保关系而言，因佛山市政府所在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担保合同纠纷享有管辖权。
佛山市政府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原则，原审法院对本案两个法律关系均不具有管辖权。因本案为涉港案件，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大陆处于不同法域，各自具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管辖的规定不能适用本案是正确的。佛山市政府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香港交行与杰高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他们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可以由内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形；双方之间也无选择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杰高公司经合法传唤并未到庭应诉答辩，本案主合同纠纷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主合同纠纷不具有管辖权。佛山市政府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主合同纠纷无行使管辖权连接点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主合同纠纷无管辖权。
“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受理法院有管辖权，但受理法院因存在不方便管辖的情况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对本案主合同纠纷而言，原审法院并无管辖权，不存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情况；对本案担保合同纠纷而言，原审法院享有管辖权，佛山市政府出具《承诺函》的事实发生在原审法院辖区内，原审法院若受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并不存在重大困难，故亦不能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深圳市××投资有限公司与××控股有限公司欠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设定质权的股权因公司增资扩股导致出质人持股比例缩减的，质权人应以缩减后股权份额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摘要1：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与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欠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设定质权的股权因公司增资扩股导致出质人持股比例缩减的，质权人应以缩减后股权份额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7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表见代表在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吴某某应当知晓。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吴某某应当知道天利公司为其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须经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对于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而其并未要求缔约人出具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天利公司不产生拘束力。
摘要2：【解读】本案系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涉及外部纠纷的处理。对于内部纠纷，应以尊重公司章程、股东会（股东）有效决议的效力为原则，股东滥用权利、章程违法除外。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外部争议，应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以适用表见代表制度为原则，表见代表制度的例外情形除外。本案即为表见代表制度例外情形的适用。
虽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非强制性规定，不应因违反该条款而认定合同无效，但该案争议焦点并非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后果是否由公司承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债权人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属于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情形，代表行为无效，对公司不具有拘束力。
【笔记】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摘要1：【要旨】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如果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尽了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系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如果债权人未要求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或者未尽股东会决议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并非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借款担保纠纷与应收账款转让纠纷不应合并审理——债务人将其对第三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债权人，第三人在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只能证明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产生债权转让关系，而不意味着第三人加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因前述两种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法院不应合并审理。
摘要2：
【笔记】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和解协议解除后，和解协议的担保人是否还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要旨】主合同解除，担保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限于主合同债务人违约责任范围且仅限于原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之内。和解协议解除后，和解协议担保人不承担和解协议的担保责任。
摘要2：【注解】《民法典》第５６６条第３款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没有区分何种情形下解除合同——（１）应仅限适用于法定解除或者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２）不包括协议解除（协议解除应当参照适用《民法典》第６９５条关于主合同变更对担保责任的影响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和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限。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债务情形届满后仍未履行的，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2：【裁判规则】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解读１】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权权益不因此丧失。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意见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宁商初字第13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宁商初字第137号
【裁判摘要】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担保范围应以主债务为限。本案中，《南京市六合区房地产抵押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及《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虽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但主合同《法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对律师费未作约定，故江苏银行城东支行主张福地公司支付律师费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进而该支行要求阅江公司、张某对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认为主合同未就律师费的负担作出约定，则担保合同中关于律师费属于担保范围的约定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4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418号
【提示】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仍应对债务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要旨】主合同解除后，除担保合同另有约定外，担保人并不当然免责。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然应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摘要１】关于《履约保证书》是否已变更或解除的问题。中建五局认为《履约保证书》仅为双方施工合同项下的担保条款，应当随着主合同的解除而终止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2006年12月13日，中行湖南省分行应中建五局申请向和记黄埔温江公司出具《履约保证书》，第5项约定：“此履约保证书对总承包方及担保人双方本身、其继任人及受让人均共同和分别地有不可撤销的约束力”。2009年9月15日，中建五局与和记黄埔温江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对担保事宜亦未作任何说明。综上，中建五局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主合同解除后，担保合同并不当然解除，担保人仍需承担担保责任。对于主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形（如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解除合同后的返还财产、恢复原则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民事责任）如无特别约定，担保人不得以担保合同的从属性为由主不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摘要２】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二审判决认定中行湖南省分行为中建五局提供的担保属于独立担保关系，案涉银行保函是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的独立保函。我国有关担保的相关法律虽未对独立保函作出专项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双方约定的独立担保关系成立并生效，和记黄埔温江公司取得独立保函项下钱款具有合同依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二审判决改判虽未引用实体法，但其作出的认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惠尔普法|主合同解除，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是否解除？
摘要1：解答：（１）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２）主合同解除，担保合同并不解除，担保人对主合同解除后债务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除非担保合同另有约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19号
【裁判摘要】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个约定应当是对担保人免责的约定或担保人担保责任范围的约定，而非主合同中有关履行期限、方式等的约定。故倍合德公司认为在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仍然按照原主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承担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摘要2：【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述“另有约定”是指在主合同解除的情形下，担保合同中关于担保人免责或担保人仍承担担保责任范围的约定，并非是指此时担保人仍按原主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来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倍合德公司关于张德玉在原约定的履行期限前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加重其担保负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合同虽予解除，但担保人倍合德公司上海代表处仍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终119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终119号
【裁判摘要1】保证期间制度适用系以保证合同有效为前提，本案中《担保书》无效，不应适用保证期间制度。金翌公司以肖某某向其主张债权超过保证期间为由，主张免除其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2】本案中，金翌公司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金翌公司下属的项目部向肖某某出具《担保书》，肖某某未提出异议并据此提出诉请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规定，该《担保书》可视为肖某某与项目部之间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实践中，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指领取了营业执照，可以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一定的独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下属单位；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则是指并不单独领取营业执照，从属于法人企业的内设机构。故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领取了营业执照。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项目部已经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金翌公司亦自认项目部未经登记，故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应认定项目部为金翌公司内部职能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项目部作为金翌公司内部职能部门，不具有订立保证合同，提供保证担保的主体资格，由此导致《担保书》无效。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肖某某接受《担保书》时已知悉项目部未领取营业
摘要2：【裁判摘要2（续）】执照，故不能确认肖某某在该时已对项目部的机构属性有明确认知。但同时，肖某某在接受项目部《担保书》时，从项目部名称即可判断项目部不具备独立法人主体资格，提供保证应不属于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范围。在此情况，亦无证据显示肖某某已审查并要求项目部提供项目部的登记手续及金翌公司书面授权，事后亦未要求金翌公司予以追认。肖某某未尽上述审查义务，接受项目部保证担保，具有过错。而项目部明知保证担保超出其经营范围，且自身并非独立法人企业，无对外担保的主体资格，而出具《担保书》，亦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应由金翌公司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金翌公司应对肖红慧本案债权项下的实际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5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城市房产、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据此，刘某某与合作银行之间关于先前的贷款还清后不办理注销登记，抵押房产继续为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约定尽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发生双方所希望的法律后果，案涉抵押合同并不能为该20万元贷款依法设定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设定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的规定，系为贯彻公示原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公示原则的违反尚不构成为法律秩序和法律的基本价值所不容的行为，故对于未履行登记手续的抵押合同，其法律效力并非确定无效。为救济其法律效力的瑕疵，除可以通过补办登记手续这种方式加以补正使其发生法律效力外，还可以通过解释上的转换这一方式，将其转换为有效的担保行为，以节约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发展。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法律行为的转换是指原有行为如果具备替代行为的要件，并且可以认为当事人如果知道原有行为不生效力或无效将希望替代行为生效的，可以将原有行为转换为替代行为而生效。其制度趣旨在于不拘泥于法律行为的外观，而是在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对交易做出新的评价，用一种适当的行为去替换当事人所选择的不适当的行为，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就本案而言，以此前的抵押登记继续为案涉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是刘某某和合作银行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案涉贷款的催收环节和本案诉讼的初期阶段，刘某某亦未以其提供的房产担保不生效力为由进行过抗辩。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合作银行和刘某某在案涉20万元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就知道这种以在先的抵押登记担保在后发生的另一笔债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不办理登记以节约抵押登记费用的情况下，双方会选择由刘某某提供保证这一合法有效的担保方式，以保证贷款合同的顺利履行。相反，若仅机械适用法律认定本案房产抵押因未登记就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则刘某某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结果将会明显背离一般社会大众的公平认知，亦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将案涉20万元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由于抵押担保是以物的价值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保证则是以保证人的全部责任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故在理论上存在着将抵押担
摘要2：【裁判摘要（续）】保转化为保证担保会增加刘某某责任范围的可能性，但在本案中，该31××36、32××31号房产原先是作为1998年4月9日的25万元贷款的抵押担保，依经验法则判断，该房产的价值显然应该大于25万元，在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所应承担的20万元本息的保证责任并未超出其所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故本院对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的保证责任范围不再予以限定。根据《贷款合同书》的约定，担保到贷款还完方可解除，刘某某应当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依法应确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合作银行、步某某和刘某某三方协议该20万元贷款于1999年8月19日归还，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19日向保证人刘某某催收，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要求刘某某承担保证责任，并应当自2000年5月19日之日起计算该30万元贷款的诉讼时效，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刘某某应当为该20万元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尽管一、二审判决关于刘某某应当承担该20万元担保责任的论理逻辑并不正确，但其关于刘某某应当对上述贷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对刘某某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20万元贷款的担保责任的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法律行为转换制度——将未经抵押登记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