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6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63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人与他人签订的矿产自愿勘查合作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作合同解除后，合作方投入的探矿成果已转化为矿山资产，无法恢复原状的，矿业权人作为受益人应当向合作方返还投资款；矿业权人主张合作成果无偿归期所有的，一般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3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32号 【裁判要旨】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的矿产资源重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受让人作为重整主体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有未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受让人请求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要旨】个人独资矿山企业投资人有权将企业财产转让给他人，转让的核心财产系企业名下采矿权，可定性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自依法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双方已履行了各自的主要合同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对方违约情况下，请求解除合同不予支持；在国家资源整合背景下签署煤矿转让协议，政策变化不属于情势变更。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执异初字第2号
【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执异初字第2号 【裁判摘要】租赁权是承租人依租赁合同占有租赁物后，对租赁物享有的使用收益权。本案中，虽然从形式上看，古今公司与道道公司在2010年12月20日签订了20年租赁期的《租赁合同》，古今公司也提交了其于2010年12月20日一次性支付租金人民币1000万元的证据，但古今公司自始至终未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在道道公司与农行西湖支行、农行朝晖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时，案涉房屋的利用现状一栏中，道道公司明确注明是自用，古今公司也承认对该房屋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仅在该房屋处挂有古今公司的牌子，故古今公司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租赁权并要求带租拍卖，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古今公司以本院实行不带租拍卖为由诉请对案涉房屋停止执行亦不能成立。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琼民再终字第3号
【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琼民再终字第3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股东名册记载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两种备案形式，其备案内容和作用也有不同。其中，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可以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内容主要为“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而且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即《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股权转让、《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股权质押等行使处分权的交易，以保护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交易的相对人即第三人的权益。海发行清算组是华莱公司的借贷债权人，与华莱公司没有就其名下的投资股权成立交易关系，该投资股权也并非其与华莱公司之间债权纠纷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海发行清算组对《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当然包括股东的债权人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关于自己是符合该法条规定的第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至于其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与深圳市金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军区驻深圳办事处房屋产权案的复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案件中的执行标的也并非投资股权。对于华莱公司关于海发行清算组是《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主张，亦不符合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法定条件，而且该法条规定的也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物权转让即交易行为。 【裁判要旨】（公司法中）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即《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股权转让、《物权法》第223条规定的股权质押等行使处分权的交易，以保护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交易的相对人即第三人的权益。海发行清算组是华莱公司的借贷债权人，与华莱公司没有就其名下的投资股权成立交易关系，该投资股权也并非其与华莱公司之间债权纠纷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海发行清算组对《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当然包括股东的债权人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关于自己是符合该法条规定的第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支持新汇通公司（实际出资人）执行异议之诉讼请求。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67号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67号 【裁判摘要】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案外人郑伟陈述并举证：“2010年2月25日锦州中院作出判决后，第三人郑玉坤将自己全部持有的锦州网络公司的1038万元的87.37%股权，于2010年4月15日以赠与方式无偿转让到郑伟名下，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并到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股东身份”。可见，郑伟名下的锦州网络公司的87.37%股权系郑玉坤在其与齐凤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审理期间无偿赠与取得的。所以，郑玉坤向郑伟赠与其持有的锦州网络公司87.37%股权的行为，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该赠与应为无效。所以，郑伟仅以其现在持有锦州网络公司87.37%股权为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本案应判决“准许执行郑伟持有的锦州网络公司87.37%股权”。同时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的规定，对齐凤英申请执行的标的应继续执行。而原审判决：“撤销郑玉坤于2010年4月4日将其持有的锦州网络公司87.37%股权转让郑伟的行为”，并不符合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上述法律规定，适用法律确属不当，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0号 【裁判要旨】申请执行人认为执行法院消极执行，请求尽快采取相应执行措施的，不属于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范畴，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6条督促执行程序予以救济。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申请执行人认为执行法院执行不力、消极执行，能否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复议。分析如下：《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与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赋予了执行当事人不同的救济途径，其中，第二百二十五条是对于执行行为异议程序的规定，其异议事由主要包括执行法院采取的具体执行措施和执行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具体法定程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具体执行措施或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可以依照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起执行异议。而第二百二十六条是对于督促执行程序的规定，执行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申请上一级法院督促执行，督促事由是执行法院消极执行、怠于执行。本案中，东源公司对于执行法院具体执行措施或程序并未提出异议，而是认为执行法院消极执行，请求执行法院尽快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将本案执行完毕。从其主张来看，应适用督促执行程序予以救济。另外，从救济方式来看，执行法院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启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后，认定具体执行措施或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应采取裁定撤销或更正的方式进行纠错。上一级法院依照第二百二十六条启动督促执行程序的，认定执行法院存在消极执行、怠于执行的情形，可采取限期执行、提级执行或指令执行的方式进行监督。本案中，东源公司的诉求是尽快执行，并无撤销或更正的具体对象，通过上一级法院督促执行才是正当的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187-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187-1号 【裁判要旨】轮候查封法院长期不能执结案件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案件久拖不执，同时便于首封法院统一处置已查封财产，可以将案件移交首封法院一并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5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53号 【裁判要旨】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受指定或者受委托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法院的下级法院的，仍由原执行法院审查处理。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或委托执行后，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哪个法院审查处理的规定。本案虽然发生了案件由新疆高院指定吐鲁番中院管辖的情形，但丰鼎公司执行异议针对的执行行为是由被指定执行的吐鲁番中院作出，而非原执行法院新疆高院作出，故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适用情形。故丰鼎公司认为本案应由新疆高院对其执行异议进行审查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况且，新疆高院（2016）新执异4号执行裁定已经向丰鼎公司释明就相关执行异议可向吐鲁番中院提出，丰鼎公司具有法定的救济途径以保障其程序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3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31号 【提示】当事人对执行监督行为不服的，不应通过提出异议救济，可以另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 【问题】能否以执行异议程序审查执行监督行为？ 【裁判要旨】执行监督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所规定的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如对执行监督行为不服，不应通过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予以救济，但可通过执行监督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复字第1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复字第11号 【裁判要旨】案外人主张对案涉标的依法享有抵押权，其目的并非是阻止执行标的的转让和交付，而是对执行标的转让后的价款优先受偿权，故不符合案外人异议的情形，执行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25条的规定，对该案外人的异议进行审查处理。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南粤公司主张拍卖标的物的抵押权，应当通过何种程序审查的问题。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可见，案外人异议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的是阻止转让和交付的实体权利，而本案中，南粤公司主张对案涉生产线依法享有抵押权，其目的并非是阻止执行标的的转让和交付，而是对执行标的转让后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此，南粤公司的异议不符合案外人异议的情形，执行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的规定，对南粤公司的异议进行审查处理。第二，南粤公司主张泰昌公司名下的生产线即为鼎新钢铁公司已经抵押给该公司的同一条生产线，该事实执行法院未予认定，案涉抵押财产尚未拍卖成交，并不影响执行法院对于南粤公司及开滦中煤公司争议的抵押财产是否同一，两公司抵押权设立时间的先后，进而对两公司抵押权的受偿顺位等问题作出认定，（2013）冀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以抵押财产尚在评估程序而不对前述问题认定的意见错误。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民终字第761号
【案号】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民终字第761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在第三人向其出具借条后，已将原债务人出具的借条给了第三人，其行为表明其已免除了原债务人的债务，而改由第三人承担债务，可以认定免责的债务承担。
重庆××交通配件（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企业公司××进出口公司债务纠纷抗诉案
【裁判摘要】两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两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公司没有为另一公司偿还债务的义务。公司董事长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定，个人出具《还款承诺书》和《欠款条》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辽执二复字第2号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辽执二复字第2号 【裁判要旨】 ①所提异议只有针对执行行为的，才属执行异议；形式上针对执行行为，实质上针对执行依据的，不属执行异议，不符合受理条件，不应予以受理，受理后才发现的，则应予以驳回 ②申请复议事项不能超出原异议事项的范围，超出原异议事项范围的，不应予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2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27号 【提示】对指定管辖不服不得通过异议或者复议进行救济。 【裁判摘要】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八条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决定对本院或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指定执行。指定执行是上一级人民法院出于方便执行、利于执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等目的，结合辖区内工作整体部署而做出的决定，体现了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执行监督权。在指定执行中，被指定法院是依据上级法院的指定获得管辖权。而管辖权异议则是在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该法院的管辖权不服提出的异议。因此，当事人对指定执行不服的，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的范围，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 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行为”，主要是指查封、扣押、冻结等各类执行措施，执行的顺序、期间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其他行为。而指定执行作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一种执行监督和管理行为，既不是具体的执行措施，也不是具体的执行程序，因此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执行行为的范围，当事人对指定执行不服的，也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42号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42号 【裁判摘要】本案留锦锋虽有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其对此有过错，况且，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个人出借银行账户收款后即应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曾彩情以此主张留锦锋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或连带的偿还责任，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留锦锋并非本案借款的共同债务人，亦无须对借款承担共同或连带的还款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申字第3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申字第33号 【裁判摘要】在当事人对执行依据判项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应当先行征询本案原贵州高院民事审判合议庭意见，请其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正式解释，再依据该解释实施执行行为，而不应由执行部门对存在巨大争议的民事判项迳行作出解释。因此，贵州高院在执行复议程序中，应当在审判部门作出正式解释后，再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判定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2号 【裁判摘要1】《执行规定》第18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其中第四项为“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可见，据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符合给付内容明确的条件。对于交付特定物的案件，就要求法律文书中应当载明特定物的名称、数量、规格等信息，以使该特定物区别于其他物。 【裁判摘要2】已经受理的执行案件，发现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确的，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可以结合执行依据文义，审查确定其具体给付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确定给付内容的，则应当提请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机构结合案件审理期间查明的情况，对不明确的执行内容予以补正或者进行解释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11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11号
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诉香港新中地产有限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
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诉香港新中地产有限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法公布[2002]第53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1）民四终字第14号 【提示】境内金融机构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和登记，对外担保无效。
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01）深仲裁字第508号（１）
【执行依据】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01）深仲裁字第508号 【提示】申请执行人在向主债务的被执行人的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无执行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02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02号 【裁判摘要1】依据《916合同》第33.4款“发包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56天内仍不支付的，承包人有权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承包人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可知，双方当事人已按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约定了涉案工程价款“逾期不支付”的标准，即邹城公司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56天内仍不支付。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规定，邹城公司在符合约定的56天届满条件后，即可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根据2015年12月21日的一审法院法庭调查笔录可知，中铁公司已自认案涉工程都是分段结算，楼房最晚提交结算书的时间是2013年7月份，车库结算书提交时间是2013年12月。而且中铁公司在《配合义务》中还自认“但在2013年与贵司委托审计单位核对完成后，最终无争议金额约为6.37亿元，贵司却迟迟不认可该结算”，这些自认足以证明中铁公司已在2013年向邹城公司提交了案涉工程的竣工结算，只不过直到2014年8月11日，中铁公司向邹城公司发出《配合义务》时，邹城公司都不予认可该结算。因此，在该竣工结算提交时间基础上加上56天，中铁公司最晚在2014年2月底即可起诉并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从2014年2月底中铁公司按约定有权提起诉讼并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开始，直至2014年8月11日发出《配合义务》长达近6个月时间里，邹城公司仍一直不与中铁公司进行结算。但中铁公司并未提起诉讼和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2014年8月11日之后长达8个月时间里，邹城公司也依旧不与中铁公司结算。而中铁公司却迟迟未向邹城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已具备约定行使条件的情形下，中铁公司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按约定行使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了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64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64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2010年9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书》专用条款33.4约定，邹城公司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56天内仍不支付的，中铁公司有权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中铁公司在2014年8月11日向邹城公司发出的《停止鑫源国际城项目所有配合义务》中自认，其提交分段竣工结算最后一段时间为2013年9月，应在2013年10月底出具全部竣工报告，2013年中铁公司与邹城公司委托审计单位核对完成后，最终无争议金额约为6.37亿元，邹城公司却迟迟不认可该结算。由于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期限，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二审法院根据上述双方约定及中铁公司自认的事实，认定中铁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已经明显超过了涉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未超出本案审理范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8）天法民四初字第166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5号
【问题提示】法院是否有权在一审审理中主动认定正在进行的诉讼为虚假诉讼并对相关当事人作出相应制裁？对于虚假诉讼案件，应如何处理？ 【要点提示】在案件审理中，法官对于案件原告起诉的动机可疑、有关的法律关系内容明显有悖常理、诉讼双方配合默契且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等，应当特别引起重视，并通过要求当事人额外的举证，法官主动进行调查取证等途径，谨慎审查以排除虚假诉讼的情况。本案原告在其物业被查封后与他人倒签租赁合同、捏造租赁事实并就此起诉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效力的行为，可定性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双方就此进行的诉讼应认定为恶意的虚假诉讼，还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项、第104条的规定，予以制裁。 【案例索引】一审：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8）天法民四初字第166号（2008年6月19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5号（2010年3月22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粤高法执复字第136号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粤高法执复字第136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保险公司赔付的18万元款项能否作为被执行人遗产清偿债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确的；……”。本案中，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对司乘人员责任险没有指定受益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基于该合同赔偿给受害人的18万元款项应该认定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且参照《最高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人身保险金能否列入被保险人的遗产，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指定了受益人：指定了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的，其人身保险金应付给受益人；未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或者赔偿。本案的18万元就是司乘人员的人身保险金，且没有指定受益人，因此这18万元款项可以作为遗产处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茂名中院认为（2012）茂中法执字第11号恢字第1-2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的18万元不属受害人的遗产，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的精神处理，认定该18万元为死亡赔偿金，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牟佩琰申诉民事通知书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14）鲁执监字第2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6条之规定：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为公平保护债权人和离退休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离退休金、养老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退休金、养老金，用以偿还其债务。上述单位或者机构应当予以协助。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生活费用标准可参照当地的有关标准确定。退休金、养老金均系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二者虽有区别但并不影响本案的执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粤高法执复字第1号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粤高法执复字第1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其次，《最高人民关于在审理和执行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不得查封、扣押和划拨社会保险基金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得实施查封、扣押和划拨行为的对象是社会保险机构开设的社会保险基金账户，该社会保险基金由保险机构代参保人员管理，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并非是个人社保养老账户里的个人存款，所以执行法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古新贤有关银行账户并无不当。再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执行程序中能否扣划离退休人员离休金退休金清偿其债务问题的答复》已经明确即使是被执行人的离休金退休金人民法院也可以扣划，但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鲁执复字第112号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鲁执复字第112号 【裁判摘要】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不同于保险金。保险金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以请求保险人支付的金额，该保险金是专属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人民法院不得作为投保人的责任财产而予以执行。但本案中，人民法院执行的并非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而是保险事故并未发生情况下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因此，申请复议人以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以及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等关于保险金的相关规定，主张人民法院不得执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于法无据。
王某申请复议案件执行裁定书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鲁执复字第108号 【裁判摘要】虽然该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兼具人身保障和投资理财功能，但保险单本身具有储蓄性和有价性，其储蓄性和有价性体现在投保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种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属于投保人的责任财产，且在法律性质上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须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不得执行的财产。因此，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依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 【裁判要旨】人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属于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属于投保人的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
《崂山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
【提示1】国家相关政策可能导致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影响到相关合同能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解除，不影响和限制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国家政策不导致合同无效但或导致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除必须遵守法律外，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还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国务院下发的有关规范整顿土地出让市场秩序的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贯彻配套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在2002年7月1日前未经市、县政府前置审批或者签订书面项目开发协议而在此后协议出让经营性用地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改为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完善招标拍卖挂牌手续的，属于对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影响到相关合同能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解除问题，不影响和限制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1】 ①国务院下发的有关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贯彻配套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政策。 ②不允许以地方性政策作为影响合同履行的借口。 ③国家政策不允许情形，虽不会导致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但却影响该合同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当出现当事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时，应当依法明确驳回当事人在个案中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 【提示2】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有关手续过程中简化或者遗漏程序，但经事后追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2】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由于简化程序或遗漏程序，没有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的，不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事后按照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了用地，并将供地情况上报主管机关备案的行为，可以表明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经履行了相关手续，该合同效力得到了补正，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提示3】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能作为人民政府审查确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的依据。 【裁判摘要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