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锦州市商业银行与锦州市华鼎工贸商行、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华通信设备安装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的复函（2003年2月25日 [2002]民监他字第14号函）
【摘要】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如无其他明示，仅在债权人发出的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不能成为重新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本院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不适用于保证人。
摘要2：
摘要1：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指基于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并以他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的人。
摘要2：【注解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规定诉讼代理人条件，且Ａ公司和Ｂ公司在诉讼中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可以由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作为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７.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能否同时作为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注解２】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法律顾问”因不属于当事人的工作人员，仅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８.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法律顾问”，是否只要有委托书即可代理该公司参加诉讼
【注解３】（１）对于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禁止性规定，应当认为在满足《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第２款规定的基础上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２）除非其现在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可能有其他一方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如妨害民事诉讼或者曾有伪证罪等妨害诉讼类型犯罪的前科）。——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９.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能否担任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人
【注解４】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是否必须由被委托人签名？——（１）《民法典》第１６５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只要求被代理人签章；（２）《民事诉讼法》第５９条第１款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只要求委托人签章；（３）因此，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只要求由委托人签章，不要求被委托人签名。
【注解５】代理人仅提交授权委托书而未提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材料，法院应对其诉讼代理人身份不予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22号
【注解６】公司可否委托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以公司法务身份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委托非单位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公司事后否认该自然人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注解７】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不违反法定程序。——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05号
摘要1：公示催告程序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方法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申请权利，如果逾期无人申报，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
【注解１】现有一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付款提示期限为６个月。票据持有人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遗失该票据，后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法院经审查后受理了申请，并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发出公告，请问公告期间届满日应如何确定？——（１）公告期间６０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２）付款提示期限届满日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３）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2.公示催告程序中，公告期间届满日应如何确定
【注解２】（１）《票据法》第１５条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出票据丧失的具体情形；（２）公示催告的法定事由应理解为票据最后合法持有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可背书转让的票据脱离其有效控制下落不明；（３）对于“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三种情形其他失票情形（如抢劫、抢夺、欺诈、胁迫丧失票据）并非一概不能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如果失票人知道票据下落，知道占有票据的特定主体，应该向占有人提起返还票据之诉（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而无须在通过公示催告督促不特定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3.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是否仅限于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三种情形
【注解３】（１）《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的申请主体是“票据持有人”，不仅限于票据权利人，也包括因各种原因持有票据的人；（２）票据义务人（出票人、付款人等）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因为票据而遭受损失，有通过公示催告程序进行保护的必要，也可能成为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Ａ．已经完成票据记载事项但在交付给收款人之前丧失票据的出票人；Ｂ．已完成除授权补记事项外的其他绝对应记载事项但在交付给收款人之前丧失票据的出票人；Ｃ．已签章但未记载付款人的银行汇票的出票人；Ｄ．已经付款但持票人未在票据上记载“收讫”等字样并签名，付款人收回票据后又丧失票据的付款人。——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4.票据义务人能否成为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
摘要2：【注解４】在除权判决作出后，作为合法持票人的救济途径需要视付款行是否付款——（１）付款行尚未根据除权判决付款：Ａ．作为合法持票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３条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除权判决，待票据恢复效力后再依法行使票据权利；Ｂ．作为合法持票人也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其直接签收退票并请求其直接前手另行给付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对价。（２）付款行已经付款：因恶意申请公示催告并持除权判决获得票款的行为损害了最后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作为最后合法持票人可以请求申请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5.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
摘要1：共同保证是指数个保证人对同一债权人提供的保证。
摘要2：【注解】共同担保分为两种：（１）担保人相互之间有追偿权（担保人之间相互约定追偿权、约定连带共同担保和在同一份合同书砂上签章或按指印）——真正连带债务；（２）担保人相互之间没有追偿权——不真正连带债务（担保人内部不是连带债务，对债权人而言是连带责任）。
摘要1：担保人的追偿权是指担保人代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担保责任后，以债权人的身份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限度内请求主债务人赔偿的权利。
摘要2：【解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３条将担保人之间追偿权仅限于以下三种情形：（１）担保人之间有约定相互追偿；（２）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责任）；（３）各担保人在一份合同上签章、按指印。
摘要1：保证期间届满保证责任消灭，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保证人原则上不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注解】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４条第２款规定：（１）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债权人请求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不予支持；（２）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的除外。
【注释】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在债权人催款通知书上签章，除非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外，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1：1．当事人以其尚未成立的子公司名义与对方签订合同并开始履行的，应认定其为合同当事人；2．合同当事人双方持有文本内容不同，一方主张另一方存在故意欺诈情形的，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3．名称、内容相互矛盾的合同，应根据合同中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约情况综合认定合同性质；4．当事人签字和盖章可以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他人伪造或变造签名、公章形成的合同文本，当事人确不知情的，不能认定或推定此合同文本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5．双方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两者均具备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 ；5.1双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从字面解释一般应解释为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除非当事人特别约定协议经当事人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5.2在对外发生法律关系时，最能被视为法人意思表示、也被相对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是法人单位印章或法人代表签字，在协议书中已加盖有公司印章的前提下，该签字的真伪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亦不能因此改变保公司的意思表示；6．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的签字、盖章，具有使合同相对人确信交易对方、从而确定合同当事人的作用；7．当事人使用期更名前的名称、单位公章签订合同不影响合同效力；8．法人变更名称，如果合同相对人基于合理信赖，认为对方当事人名称没有发生变更，则此后签订的合同对变更名称前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9．实际缔约方以第三方名义签订合同，不能以双方之间借用名义签约的意思表示对抗缔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10．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对外签订合同时已经被上级单位决定停止职务，但未办理变更登记，公司以此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工商登记的公示内容为准）；11．公司不具有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形下，应当对其公章管理人员私盖公章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12．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可以为相反证据所推翻；13．夫妻表见代理的认定；14．同一人兼任多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同的私章是否分别代表不同的企业法人，属于内部关系，对外并无法律约束力；15．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签收函件，对该法人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签收函件，事后该企业法人以签收人系办公室人员而非收发人员否认签收事实，不予支持；九民纪要解读：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
摘要2：【注解】未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178号
【提示】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的行为，虽然并不必然表示债务人愿意履行债务，但可以表明其认可该债务的存在并确认收到催款通知，属于当事人对民事债务关系的自认，法院可据此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
【裁判摘要】
一、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行为，虽然并不必然表示债务人愿意履行债务，但可以表示其认可该债务的存在，属于当事人对民事债务关系的自认，人民法院可据此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
二、国有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应当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债权人向改制后的企业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应当视为债权人对债务人变更的认可。
三、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而在二审中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裁判要旨】对二审程序未上诉的债务人异议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而在二审中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二审法院不予审查。
摘要2：【解读】该公报案例认定诉讼外的自认可直接适用诉讼中自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35号
【提示1】股权转让关系中表见代理的认定。
【提示2】加盖公司印章印不符合表见代理而属于无权代理——公司印章具有规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控制而被他人盗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真是意思并不一致，间接证据表明相对人并不构成善意，故不应适用表见代理认定加盖公司印章的合同对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裁判要旨】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印章的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本案中，关某某未经金泰公司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金泰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虹艳公司对此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故不能主张表见代理。
摘要2：【裁判规则】
①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因为公司印章既可能被公司授权的人持有和合法使用，也可能被未经公司授权的人占有和滥用，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此时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其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
②金泰公司声称原印章丢失，按常理应以登报声明或公示催告等方式对外公示，以防遭受不测之虞，但金泰公司未能提供上述直接证据，仅是提供了一系列间接证据予以佐证，故金泰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应视该间接证据的效力如何而定。金泰公司在1996年后刻制、启用了一枚新的印章，且在工商机关备案，虹艳公司对此并无异议。金泰公司称启用新的公章后，未再使用原公章，虹艳公司在诉讼中并无证据证明金泰公司存在新旧印章混用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可。
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金泰公司的原公章出现在关某某玉手中，而关某某并非金泰公司职员，其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应经金泰公司的批准，但没有证据证明关某某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经过了金泰公司批准。综合判断考量，本院认为上述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人确信金泰公司的印章已经丢失。原审经鉴定认定，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恰为金泰公司的原印章，因1996年以后金泰公司已经不再以该印章作为公司的意思表征，故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的签章并不能代表金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泰公司印章丢失，应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刻制使用新的印章，金泰公司擅自刻制使用新的印章，属于行政违法，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予以相应的行政制裁，但金泰公司的这一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由其自行承担印章被他人盗用的民事法律后果。
【解读１】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可以为相反证据所推翻 。
【解答２】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他人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不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
【裁判要旨】
①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出资事实并不表明股东资格的获得：
A.出资缴纳和股东身份没有必然的严格对应关系；
B.现行法律已经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资格可以分离。
②任何私法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都可以成为股东。
A.《公司法》对成为股东没有身份上限制：现行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股东并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除非其同时具有管理者身份；我国《公司法》仅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进行限制，而不对成为公司股东的原有身份进行限制。
B.《国家公务员法》第31条第（13）项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赢利性的经营活动：该条款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所作的禁止性规定，但对依《公司法》取得的股东资格没有约束力（公务员的经商行为应由其所在党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受《公司法》的调整）；
C.公务员的身份只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不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股东。
【裁判意见】
①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可以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②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确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A.向公司认缴出资；
B.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C.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章；
D.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E.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
④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工商登记、工商章程、股东名册、验资报告等具有法律公信力资料记载的股东为法定股东，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
摘要2：【裁判摘要】
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吴某某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是康特公司股东名下的参与投资者，无证据证明其与康特公司的五位原始股东之间存在共同设立公司的协议，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康特公司的原始股东之间就投入的305万元的性质作了系股东交付出资款方面的明确约定并经全体股东确认，无法进一步证明其应为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吴某某三人虽已实际向康特公司投资305万元，但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综上，本案吴某某三人现无证据证明其属康特公司股东，仅能证明其属康特公司股东名下的参与投资者，其请求确认其为康特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同时对其三人申请二审法院对康特公司成立至今的财务帐进行调查和审计，以确认实际投资人和总投资数额并确认各自所占份额的申请，因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已无必要，不予准许。
②虽陈某某、周某某、叶某某作为公务员成为公司股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规定，但该行为应由有关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其原始股东资格的不存在。且现三人已将股份转让给其他不具备公务员身份的人，康特公司不再存在公务员作股东的情形。
③吴某某三人非康特公司股东，故无权诉请确认陈某某、周某某、叶某某不具备康特公司股东资格以及康特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及两次股权转让无效。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提示1】
①《公司法》第16条对违反该规定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公司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
②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裁判摘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提示2】第三人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公司主张第三恶意应负举证责任。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对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证明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裁判要旨】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前后名称系公司名称变更的关系，两个名称所指向的为同一公司，变更前公司的签章应得视为变更后公司的签章。
摘要2：【裁判规则】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不具有对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相对人无审查义务，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②不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仅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相对人无注意义务，是否经过决议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解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的应当举证——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在上诉人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注解】该案终审法院将《公司法》第１６条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205号
【提示】权利人数次发函、对账，以及数次赴义务人所在地主张权利的出差行为，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能够证明诉讼时效连续中断，诉讼时效未完成。
【裁判要旨】义务人未能对权利人提交的数次赴义务人所在地主张权利的差旅费等证据提出有力的反证，综合考虑本案证据和事实，权利人两次发函、三次对账，以及自2001年1月8日至2002年1月20日期间的数次出差行为，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能够证明诉讼时效连续中断，诉讼时效未完成。
【裁判规则1】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并从中断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规则2】债权人提供相应的火车票、飞机票、住宿发票等差旅费单据，用以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该事由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解读】本案债权人并无将催收债权文书送交义务人、义务人在上面签章等能够证明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其所能提交的证据只是其到义务人住所地的差旅费等间接证据，对于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不够充分。义务人也对权利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予以否认，但其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但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并依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权利人主张了权利，从而采取了有利于保护权利人权利的思路。
【裁判意见】计划经济时代，本身兼具行政主管和企业法人双重特质的行政管理部门，其具有的行政主管的属性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摘要2：【注解】债权人提供了差旅单据等证据以证明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在义务人没有反证足以推翻的情形下，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合同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民终字第52号
【提示】
①公司不具有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形下，应当对其公章管理人员私盖公章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②签章人为单位管理公章职责人，未经单位同意私盖公章实施担保行为，不能对抗没有过错的第三人，应认定为表见代理。
【摘要】银行依据在担保方项下盖有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的合同请求该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依据充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银行与本公司盖章人员恶意串通，没有证据证明银行明知本公司盖章人员私盖公司的公章。银行拿到公司盖完公章的合同之后，派人到公司进行了核实，合同上的公章及名章均系公司的印签。银行尽到了注意义务，行为没有过错。公司盖章人员是公司办公室主任，负责管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其利用管理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的便利，未经公司同意，私自实施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属于盗盖公章的行为，公司不能免责。其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失，不能转移给无过错的一方。
【裁判意见】
①公司在下列情形下免责：A.相对人与私盖公章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B.相对人没有认真审查公司盖章行为，疏于对自己权利的保护，应当知道或能够知道盖章人未经授权；
②在公司不具备上述免责事由的情形下，应当对公章管理人员私盖公章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合同约定以一方内部因素为生效条件的效力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159号
【提示】合同双方约定以一方当事人的内部因素为合同生效条件的，即使该当事人怠于履行相应义务，但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成立并部分履行的，应当认定合同已生效。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以一方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该方当事人即负有及时报请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如果该方当事人怠于履行上述约定义务，在合同业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成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且已部分履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同已经生效。
【裁判意见】一方当事人的“内部因素”是指该方当事人内部的审批程序规定：
①不具有法定性，不能作为合同生效的阻却事由；
②在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并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后且已部分履行的，当然为已生效的合同。
【裁判要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是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作出的部门规章，而非对市场经济中所有主体作出的规定，亦非法律禁止性规定，故不能仅以该规定确认不良资产转让合同效力，还须以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应履行审批程序而认定。
摘要2：【解读１】合同约定以一方当事人的上级单位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怠于履行约定义务，不应因此认定合同未生效。
【解读２】本案所涉当事人约定由一方上级单位批准后合同生效的情形，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法、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生效所附的条件。
【解读２】合同约定一方内部因素为生效条件，负有促使协议生效义务的一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在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损害他人利益并经双方签字盖章成立且已经部分履行的前提下，则应当认定合同已经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1】合同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对方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合同一方仅加盖了公章而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但根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签字或者盖章，合同均可发生法律效力，且合同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故合同并不因未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的形式上的瑕疵而应当认定无效。同理，尽管在2002年的合同上盖由当事人2003年才使用的公章，其不符合公章使用的规定，具有瑕疵，但由于当事人均不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因此，该真实公章足以代表当事人意思表示，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该瑕疵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提示2】主合同贷款用途的改变并未加重第三人提供反担保时所具有的担保风险，其反担保责任不应免除。
摘要2：【解读１】虽然合同不符合当事人关于签字盖章成立要件的约定，但当事人事后对合同效力予以认可的，应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
【解读２】合同当事人约定“本协议字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章并加盖盖章之日起生效”，即约定合同生效条件以当事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为准。未同时具备盖章和签字两个要件，能否据此认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未有效成立？应考虑两点：
①根据《合同法》第３２条、第４４条规定，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签字或者盖章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因此，只盖章或者只签字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成立要件。
②在符合法定成立要件的情况下，如果不具备当事人约定的要件，合同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合同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均认定合同的效力，应认定各方主体均通过自己的行为认可合同的效力，合同并不因未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要件这一形式瑕疵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经终字第82号）
【提示1】当事人双方签订担保合同，一方未在合同上签章，但后来以其行为表明接受合同的，另一方不能以其未签章主张合同无效（肯定债权人“以实际履行借贷合同的行为”默示方式接受保证人提供的保证担保）；
【提示2】保证合同与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顺序，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成立（肯定为将来的债务担保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保证人变更保证期限是对保证合同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要约
【案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长中民再终字第0283号
【提示】保证人变更保证期限是对保证合同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要约。
【裁判规则】保证合同商定过程中，保证人变更其中的保证期限是对合同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要约。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承诺到达的合理期限内将双方均签章的保证合同送达保证人的，应视为双方缔约行为尚未完成，保证合同不能成立，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本案中的《保证合同》不是保证人单独出具的保证书，该合同的签订应符合一般合同签订所应遵循的要约、承诺等规则。《保证合同》是债权人向保证人发出的要约，保证人变更《保证合同》中的保证期限是对合同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要约。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要约到达的合理期限将双方签章的《保证合同》（承诺）送达给了保证人，故双方的缔约行为尚未完成，《保证合同》不能成立，保证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相关法条】《合同法》 第三十条【承诺的变更】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摘要1：——承诺保证函是否属于抵押担保合同？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云高民二终字第117号
【提示】抵押担保合同与抵押权生效要件。
【裁判要旨】我国物权法规定了抵押担保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抵押权须办理抵押登记方才生效。仅单方作出的抵押担保承诺对方未予以承诺的应视为双方当事人未达成意思一致，抵押担保合同不成立不生效，则抵押权也不成立。
【裁判摘要】
本案中，海景公司于2006年6月28日出具了一份《承诺保证函》，原判将该《承诺保证函》认定为抵押担保合同，属于错误认定。事实上，该《承诺保证函》并非债权人上实公司与担保人海景公司就抵押担保达成的合意，而是海景公司的单方行为。海景公司通过《承诺保证函》向上实公司表明了以其在建工程为债务人千岛湖公司按时还款（2006年7月31日前）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愿，该意思表示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要约，海景公司发出此要约的目的是希望和上实公司订立抵押合同。如果上实公司愿意接受此要约，就应当适时作出相应的承诺，承诺生效时抵押合同方告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之规定，上实公司所作的承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从现有证据看，在海景公司出具《承诺保证函》后，上实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进行过承诺，其既未在《承诺保证函》上签章认可，也未与海景公司签订书面的抵押担保合同，甚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曾要求过海景公司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等，双方因而没有建立起抵押担保关系。抵押合同没有成立，何谈抵押权的效力问题，原审认定抵押担保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上实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认定海景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并应据此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该法律条款的前提是签订抵押合同，而本案并未签订抵押合同，因而不能予以适用。其二，本案中抵押合同并未成立，海景公司在《承诺保证函》中所作的意思表示当然不对其产生约束力，因此其基于贷款需求于2008年1月11日将《承诺保证函》所涉商铺抵押给他人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行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鞍山钢铁公司弓长岭矿山公司、与沈阳城市合作银行新华支行、辽阳城市合作银行弓长岭支行票据纠纷一案的复函（2002年8月29日 [2001]民他监字34号）
【要旨】银行承兑汇票上被背书人的名称记载用简称或其他表述瑕疵，只要前后签章记载基本一致，按照通常认识便能判断实质上为同一人，且无第三人对此主张的，可认定背书连续，持票人并不因此丧失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以汇票出质时，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且已经将汇票交付给质权人才能认定质权从汇票交付质权人时成立。
摘要2：【注解１】汇票质权设立条件——（１）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２）已经将汇票交付给质权人。
【注解２】《票据法》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应优先得到适用，在《民法典》与《票据法》规定不一致时应适用《票据法》的规定——（１）《民法典》第４４１条规定汇票出质“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的规定，应理解为质权设立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２）根据特别法《票据法》第３５条规定，汇票质权设立的充分条件为同时满足背书＋签章＋交付权利凭证。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５条第１款规定：“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经保管人签章，仓单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仓单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仓单，依法可以办理出质登记的，仓单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２）有权利凭证的仓单质权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设立条件。
摘要2：【注解】有权利凭证的仓单质权设立条件：（１）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经保管人签章；（２）仓单已经交付质权人。
摘要1：解读：（１）投保人在载有“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已提示说明”的声明中签章，应当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２）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依据该条规定，票据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应负责证明其享有合法票据权利。该行提供的案涉304、305号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的规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完成了证明其所持票据合法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应对恶意持票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其无因性的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所提出票人与收款人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对价的主张，依法不能成为否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享有并行使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7号
【摘要】关于民生长春分行的票据权利问题。民生长春分行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向其前手通榆合作社、恒丰泉州分行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涉案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恒丰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案涉票据采取倒打款的过桥模式办理贴现业务、在票据上签章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对此种业务的商业风险亦应有所预期，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并非受欺诈、胁迫所为。在票据形式合法、签章真实、背书连续的情况下，不能以倒打款模式来否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记载事项而承担的票据责任。本院二审依据现有证据，未认定民生长春分行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95号
【摘要】另外，因为票据具有无因性，在案涉票据的各贴现主体均签订了贴现合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可以作为裁判依据；（２）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而无效——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法规定》第５４条规定，在汇票上记载“质押”字样是票据质权设立要件而非对抗要件；（２）未在汇票上记载“质押”字样或仅记载“质押”字样而未在汇票上签章均混产生票据质押权的效力，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质押权利。
摘要2：【注解１】汇票质押生效要件是以交付为设立要件还是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设立要件？——【理解与适用】质押权人设立质权不仅需要交付汇票，而且应当通过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方式在票据上作背书质押并在汇票上签章，以此作为汇票质押的公示方法，人民法院才能认定质权从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４９７页。
【注解２】汇票质押是否必须签订质押合同？——（１）票据质押合同并不影响质权的行使；（２）票据质权行使的核心在于票据设质背书形式上的完备性及交付票据。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人签章等。某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了为某实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没有同时具备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章，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签章的规定，因此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签章无效，原告要求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票据担保人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造成票据保证无效的原因在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章的无效，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故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承兑人的印鉴与预留在开户银行的印鉴不符，不能认定该出票行为代表了真实意思表示，无须对该签章负票据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票人签章属于汇票绝对应记载事项，如未记载则汇票无效。而票据行为有效的实质要件就包含了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合法。由于票据本身的文义性、无因性特点，也更强调对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作客观的、规范的解释，因此，签章作为识别行为人、辨别票据行为真伪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票据行为的必备形式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票据，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债务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已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无效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案涉17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承兑人的印鉴与被告预留在开户银行的印鉴不符。因此，不能认定该出票行为代表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无须对该签章负票据责任。同时，商业汇票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各家银行组织订货和管理，出票人要使用商业汇票，应向开户银行填写申请并签章，并提供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关材料，从开户银行领取商业汇票。本案中，农业银行嘉善支行也出具了《鉴证函》，声明案涉票据并非被告向其购买的商业承兑汇票，故本院认为被告主张案涉票据系伪造的票据的意见具有更大可能性。．．．．．．票据法上的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无论原告向被告主张付款请求权还是追索权，其基础应建立在票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票据是一种权利凭证，票据权利依附于票据，并将其内容反映于票据之上，合法持有票据可依据票据记载事项享有相应的票据权利，反之，无效票据的持票人不可对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无法行使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同时，原告作为无效票据的持票人也不可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指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然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未支付的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持票人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基本条件是所持票据的票据权利曾真实存在过，但仅因时效经过或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了票据权利，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仍在于有效票据。
摘要2：（续）当然，前述“无效”是对无效签章的签章人即本案被告而言，被告与原告并未形成票据关系，不影响该票据上其他签章效力的认定，持票人可依其与前手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主张票据基础关系的相应权利。综上，因案涉票据并非由被告真实出具，原告作为持票人向被告行使票据权利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２）“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的“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而《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并且结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以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为由，向贴现申请人中宁兴鑫公司出具了“假票收缴凭证”，进一步印证了变造的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存在原记载人也就是出票人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更改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故二审适用《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确认涉案汇票为无效票据没有事实根据。
摘要2：（续）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金额的变造系昊华化工公司的行为，在昊华化工公司为履行其与中宁兴鑫公司签订的《电石战略采购标准合同》中的付款义务时，背书转让涉案汇票给中宁兴鑫公司其签章具有真实性，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昊华化工公司应当对其签章时的票据金额240万元承担票据责任。如果确认涉案汇票无效，将会导致票据自始无效，那么票据变造之前签章的人也将不承担变造之前的票据责任，这将破坏票据的流通性，并影响后手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因此，中宁兴鑫公司请求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涉案汇票被工商银行宁夏分行收缴事实亦不是确认票据无效的法定理由。中宁兴鑫公司在不能实现付款请求权的情形下，可以向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即使票据追索权不能实现，也可以依据其与昊华化工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其权利的保护。基于票据无效的法定性，二审以票据收缴为由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承兑人未签收提示付款并且接入机构也未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的情形下，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会显示“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如果持票人在此情况下再次提示付款，票据状态即会显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不能以“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中有“逾期”二字即认定众拓商贸公司逾期提示付款——根据众拓商贸公司提供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记载：“汇票到期日：2019/02/13，票据状态：提示付款待签收。”电票查询记录显示：“票据状态：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在票据到期后收到提示付款请求，且在收到该请求次日起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仍未应答的，接入机构应按其与承兑人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进行如下处理：（一）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足够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同意付款，接入机构应扣划承兑人账户资金支付票款，并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付款应答，并代理签章；（二）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不足以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接入机构应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并代理签章。”根据上述要求，在承兑人未签收的情况下，接入机构应代承兑人作出付款应答或拒付应答。但实践中，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时，接入机构可能存在未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的情形，此时票据会显示“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如果持票人在此情况下再次提示付款，票据状态即会显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根据××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票据兑付事项第一次公告，2018年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就存在大量到期票据不能兑付的问题，票据兑付处于无人签收的停滞状态，众拓商贸公司再次提示付款，票据状态显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符合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运作特征，不能以“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中有“逾期”二字即认定众拓商贸公司逾期提示付款。关于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否对众拓商贸公司进行了拒付。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不足以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接入机构应在下一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并代理签章。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其关于票据兑付事项第一次公告中表示“将积极筹集兑付资金”，说明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账户余额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已不足以支付票款，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虽没有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但不影响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在承兑人拒绝付款的情况下，众拓商贸公司有权行使对中恒新材料公司的票据追索权。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电子商业汇票的持票人通过发送“追索函”“律师函”或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的行为不属于行使票据追索权；（２）持票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遭拒付后６个月内未通过电票系统发起追索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除出票人和承兑人外的其他票据前手丧失追索权——二审争议焦点为：线下行使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量三个因素：其一，《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二，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其三，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的情形下，理当优先适用，作为案件审理的实体法依据之一，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一审判决对电子商业汇票的“签章”和“出示票据”的法定程序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才能成立以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案涉电子商业汇票纸质打印件上加盖实物印章的行为不具备签章效力的理由已进行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票据追索不属于票据行为，行使票据权利无需满足票据要式性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一审判决基于上述法律后果，考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不仅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接入机构，其还为其他电子商业汇票参与者提供服务，也与上海票据交易所签署了会员服务协议，对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追索业务这一规定是明知的，应当对《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严格遵守的示范义务，与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