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控股股东等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侵害公司利益，而公司在上述人员控制之下不能或怠于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导致其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股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公司的利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的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
摘要2：【解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将本归属于公司的专利权申请为个人名下，侵害公司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247、股东知情权纠纷】1.股东知情权，是指法律赋予公司股东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告资料、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决策、管理的相关资料以及询问上述有关的问题，实现了解公司运运营状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活动的权利。2.股东知情权纠纷，是指公司限制或者剥夺股东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活动的相关权利而产生的纠纷。
摘要2：无
摘要1：应当如何认定该债务承担约定的效力——四川省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德阳市分行、原审第三人海南盛兴租赁公司资金拆借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法院（２００１）民二终字第７５号
【提示】股东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债权人约定由公司代他人偿还债务的无效——公司法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股权无权为公司法人设定还款义务。股东为公司法人设定债务行为属侵犯公司福利法人人格，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确认为无效。
【裁判要旨】债务承担约定的形成，存在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为同一身份的双重代理情形，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债务承担约定无效。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２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３－２９６页】
【解读】股东未经公司同意与债权人约定由公司代他人偿还债务的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6号
【提示】未登记在册的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获取红利
【裁判观点】股份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不以其是否为公司注册股东为条件，公司不得以实际出资人非公司股东因而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为理由抗辩。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的，公司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裁判思路】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关于红利分配协议的效力，认定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协议获取公司红利，而不以其为公司在册股东为要件。
②工商登记材料的对外公示性并不会阻断实际出资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外公示的表面证据，它可以证明股东资格，但并非是股东的资格创设的依据。
③在出现公司内部投资及权益归属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从而确定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利。
【裁判规则】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与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内容为“由显名股东作为公司的在册股东，在隐名股东正式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前，公司股息、红利均由隐名股东享有”的协议。由于隐名股东具有获得投资收益的权利，故在上述协议系各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公司擅自将红利支付给显名股东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摘要2：【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解读1】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及公司三方协议：名义股东为公司在册股东；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待实际出资人作为正式股东的条件成就时，名义股东和公司共同完成使实际出资人成为正式股东的工作。
【解读2】当各方已签署在隐名股东成为正式股东前由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支付红利的条款时，公司无权以隐名股东无股东资格为由擅自将红利支付给显名股东。
【解读３】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和公司共同约定”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注解】隐名股东能否要求公司直接分红？——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共同约定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分红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79号
【提示】煤矿托管经营者，不因投资而成为所有权人或股东——煤矿所有权人已明确出让标的非所有权而是经营权的情况下，因投资形成的权益不能认定为股东权而系其他债权。
【裁判规则】
①矿山企业的经营权不同于矿山企业的采矿权：A.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约定，只有当矿山企业存在合并、分立、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资产出售、变更产权的情形时，才可能发生矿山企业的采矿权转让；B.只要双方达成合意，矿山企业的经营权就能够实现转让；C.产权单位因无力经营而决定以托管的方式将矿山企业交由自然人出资经营的，该自然人由此取得的系矿山企业的经营权股份，而非矿山企业的采矿权股份。
②股东在订立矿山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时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承包矿山企业经营权，如果出现股权转让情形，转让股权的一方应当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处理后续事宜的，双方均应遵守该约定。负责实际经营矿山企业的股东未经告知未实际经营的股东，即将矿山企业改制并将改制后的企业股权转让，应当认定其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告知义务，具有过错，该享有实际经营权的股东应当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③采矿权是指法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取得开采资质后，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占有、开采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并取得相应收益的物权（只有具备开采资质的人，符合法定情形时才能实现转让）。
④矿山企业的经营权是指在经营矿山企业的过程中，对企业财产经营、投资和其他事项拥有的支配权和管理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管理权）。
摘要2：【摘要】歇马关煤矿原为陶村乡政府开办的集体企业，1992年，陶村乡政府作为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在“4·22批复”中明确要求：“所有村民集资人股者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参与分红（不计利息）和监督，但不是所有权的股份者。故下马关煤矿性质为下马关村集体所有。”可见，陶村乡政府的意思表示很明确：歇马关煤矿出让给歇马关村，村民可以集资人股，但不能成为所有权人。因此，无论王某等村民投资歇马关煤矿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其只能依据“4·22批复”享有分红和监督的权利，而不能成为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或者股东。2001年，陶村乡政府对歇马关煤矿进行托管招标，亦非所有权转让，王某对歇马关煤矿投资的60万元系托管费，而非所有权转让款。依据托管文件的规定，王钧等托管人取得的是独立完整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2002年王某向陶村乡政府申请将其在歇马关煤矿的“股份”承包给他人，也证明王某享有的仅是歇马关煤矿的经营权。故王某不是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更不是股东。
【解读】合同目的不能仅依据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认定——本案中，作为煤矿的所有权人，乡政府出让的并非煤矿的所有权，故无论村民投资歇马煤矿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其只能依据相关文件享有分红和监督的权利，而不能成为歇马煤矿的所有权人或股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55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以其全部股权价值作为其对新设公司的出资，在新设公司成立后，通过换股方式与新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新设公司取得转让款，不构成抽逃出资，不应对原公司和新设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裁判规则】经董事会会议研究决定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有效。
【摘要】大鹏证券公司为完成重组公司的目的，由大鹏证券公司股东和公司员工共同发起设立了大鹏控股公司，大鹏控股公司通过换股方式（具体方式为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在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份时，同意将其在大鹏证券公司相应数额的股份以当时的净资产值转让给大鹏控股公司）成为大鹏证券公司的参股公司。为避开法律限制，虽然重组是以换股方式进行，不需要大鹏证券公司老股东额外出资，但仍需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股份的股东在验资时垫付资金，待重组完成后资金全部退还给股东。本案中，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证券公司的老股东已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义务。大鹏控股公司成立后，已与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依约支付了购买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持有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的转让款。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以其在该公司的股权价值作为其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东与大鹏控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并非为了抽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亦非以无价值或低价值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换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
摘要2：【解读】
（１）大鹏证券公司为完成重组公司的目的，由大鹏证券公司股东和公司员工共同发起设立了大鹏控股公司，大鹏控股公司通过换股方式（具体方式为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在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份时，同意将其在大鹏证券公司相应数额的股份以当时的净资产值转让给大鹏控股公司）成为大鹏证券公司的参股公司。
（２）为避开法律限制，虽然重组是以换股方式进行，不需要大鹏证券公司老股东额外出资，但仍需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股份的股东在验资时垫付资金，待重组完成后资金全部退还给股东。
（３）本案中，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证券公司的老股东已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义务。大鹏控股公司成立后，已与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依约支付了购买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持有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的转让款。
（４）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以其在该公司的股权价值作为其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东与大鹏控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并非为了抽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亦非以无价值或低价值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换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代持的股权申请强制执行，隐名股东以其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执行的，法院不予支持。
【提示】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摘要2：【裁判摘要】
一、关于交易中心提起的确认之诉与执行异议之诉能否合并审理的问题。交易中心的一审诉讼请求中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交易中心与粮油集团、龙粮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确认法律关系，二是交易中心对抗外部债权人对股权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异议法律关系。对其股权确认方面的请求而言，属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交易中心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适格的诉讼当事人应当是三力期货公司、粮油集团和龙粮公司。因此，如交易中心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则该诉与科技支行和北良公司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科技支行、北良公司均不是该确认之诉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系执行异议纠纷，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应合并审理。
二、关于交易中心提出停止执行三力期货公司股权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根据本案原审查明的事实，三力期货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为粮油集团和龙粮公司，科技支行依另案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冻结并强制执行粮油集团和龙粮公司在三力期货公司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案中，交易中心是否为三力期货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影响科技支行实现其请求对三力期货公司股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
【解读】隐名股东不能以内部约定对抗外部债权人申请执行。
【注释】在处理隐名股东是否对抗一般债权人的权利时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３８１号和（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１１１号截然相反。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85号
【提示】就目标公司股权存在双重代持法律关系的，隐名股东的“隐名股东”要求显名的，经过其名义股东及名义股东同意的，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本案中，和泰公司（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的三股东为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及利鑫达公司。根据相关协议，华纺公司、和城公司与源远公司之间成立股权代持关系，前者为目标公司的名义股东；而根据相关协议，王某、张某等自然人就涉案项目的开发权益及和泰公司的股权与源远公司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源远公司为名义出资人。虽然王某与和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出资关系，但一审中，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和泰公司表示，只要张某、王某等实际投资人达成一致意见，其可以按源远公司的要求将剩余43%股权变更至源远公司指定的人员名下；利鑫达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王某为和泰公司股东，确认其享有和泰公司14.33%的股权，不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款的规定，该项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其为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出资关系及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提出异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提示】《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合同，原则上不宜认定无效。如将该规定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鉴于《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仍须提供股东会决议，相对人对此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但相对人无义务通过鉴定等方式核对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或者盖章的真伪，也没有义务通过工商登记等形式核实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章的名称是否为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的名称。
【裁判要旨1】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可构成表见代表——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2】《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摘要2：【入选理由】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经最高院提审后，对二审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担保有效。
【摘要】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存在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振邦股份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受让方请求返还增资款及原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增值额能否支持的问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28号
【提示】上诉人虽提出了盈余分配诉讼请求，但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实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引起，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且目标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形下，主张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股东转让合同解除后，受让人请求返还其经营管理公司期间原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增值额，除非能证明在其经营期间存在“公司实施过利润分配，但其未获得相应收益”或“公司虽未进行分配，但确有相应的利润收入且符合规定的分配条件，应当进行分配”的情形，否则应当驳回其诉请。
【裁判规则1】上诉人未能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在其经营目标公司期间存在着“公司实施过利润分配，但其未获得相应收益”的事实；或者存在着“公司虽未进行分配，但确有相应的利润收入且符合规定的分配条件，应当进行分配”的情形，其主张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规则2】受让方主张返还因目标公司的资产增值（主要是土地价格上涨）而使其原持有股权比例所对应的资产价值增加的部分。受让方虽提出了盈余分配诉讼请求，但其与转让方之间的纠纷实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引起，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且目标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况下，受让方主张该项“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要点】股东要求返还其支付给公司的增资款，公司提供证据证明该股东已将其缴付的增资款抽走，股东应对其未抽逃公司资金承担举证责任，无法提出相关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股东主张返还因公司资产增值而使其持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资产价值增加的部分，需要证明其持股期间公司实施过利润分配，但其未获得相应收益，或存在公司虽未进行分配，但确有相应的利润收入且符合规定的分配条件，应当进行分配的情形，否则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受让方请求返还增资款及原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增值额能否支持的问题——深圳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甘肃××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2年第4辑（总第3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20页
【摘要】上诉人请求返还其作为原公司股东时所支付的增资款项，属于事实问题——二审中，朗钜公司诉称，其在经营天昱公司期间，通过三次增资，将天昱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7000万元，其共计认缴出资3060万元，其请求天昱公司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天昱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据，其目的在于证明朗钜公司在退出天昱公司时已将其缴付的3060万元增资款抽走，朗钜公司关于返还3060万元增资款的请求不能成立。在此基础上，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朗钜公司应对其主张“未抽逃天昱公司的资金”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朗钜公司未能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天昱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因此，朗钜公司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天昱公司提出的关于“朗钜公司请求返还3060万元增资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的抗辩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解读】股权受让方作为股权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负责公司经营和运行，经营公司期间进行增资扩股，后股权东转让合同解除：
（1）股权受让方请求返还其作为原公司股东时所支付的增资款项，属于事实问题；
（2）股权受让方主张返还因目标公司的资产增值（主要是土地价格上涨）而使其原持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资产价值增加的部分，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且目标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形下该项“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导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股东未按章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或返还出资的，公司可以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股东除名决议，该未出资股东不具有表决权，即便该股东系控股股东。《公司法》 修正后降低了股东投资门槛，但不代表减轻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只是股东的出资义务更多源于股东之间的意定，而非法定。当股东不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达到根本违约程度时，其他股东可以追究该未出资股东比较严苛的法律责任，直至解除其股东资格。
摘要2：
摘要1：刘楚坤诉郑增龙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
【案号】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4）韶武法民二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回购公司股份，造成公司资本不当减少的结果，不仅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禁止性规定，亦违背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的债权人和交易安全造成损害，因此该担保行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公司为股东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法律效力
【裁判要点】公司为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提供担保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造成公司资产不当减少，该行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回购股权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226号
【提示】股东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不构成股东对公司借款——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形成的资本溢价，性质上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借款。
【裁判要旨】股东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形成的资本溢价，性质上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借款，股东以此作为借款债权而与公司以物抵债的，构成变相抽逃出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的阻却法院执行的条件，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大于应缴注册资本部分的，应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变相抽逃。股东以此作为借款债权而与公司以物抵债的，构成变相抽逃出资。若以物抵债之物被另案执行，物之受让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的阻却法院执行的条件。
摘要2：【备注】此案例裁判依据主要在于财政部于1993年1月7日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废止】规定：
第311号科目 资本公积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取得的资本公积，包括接受捐赠、资本溢价、法定资产重估增值、资本汇率折算差额等。
二、企业接受的现金捐赠，应按实际收到的捐赠款，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企业接受的实物捐赠，应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有关凭据，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和“累计折旧”科目。
对于投资人交付的出资额大于注册资本而产生的差额，作为资本溢价。投资人实际缴付资本时，企业应按实际收到的出资额，借记“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科目，按投资人在新增注册资本中应占的份额，贷记“实收资本”科目，借贷方的差额，贷记本科目(资本溢价)。
企业按规定对财产价值进行重估产生的增值，借记“固定资产”、“库存材料”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企业按规定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解读】本案实际是”深石原则“（自动居次的原则）的体现，投资公司的股东的债务属于内部债务，应当劣后于公司外部债务得到清偿。
【注解】名为贷款实为资本公积金的股东借款不得被认定为借款债权——股东以股东借款形式充抵项目资本金，已列为资本公积金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借款，股东不得主张享有借款债权。
摘要1：——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以股权转让形成合意为前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32号
【提示】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应以股权转让形成达成合意为前提——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以原股东与第三人就转让价款数额、付款时间及方式在内的完整对价达成合意为前提。
【裁判要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即使出让股东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其他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的情况下亦得反悔，出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可能因此产生构成违约、缔约过失或正当解除等法律后果，但此时股权外流的风险已消除，其他股东亦不得就此再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规则】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本质是一项消极、防御性质的权利，即用于防御股东以外的人（在未获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加入公司的情形。其积极权能（即其他股东收购拟出让股权）是附属于上述消极权能的，其作用仅在于避免出现僵局。因此，当股权外流的情形实际发生时，优先购买权方有行使的必要，该项情形未发生时，不必通过优先购买权加以修正。且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成立条件，需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内在的完整对价。
摘要2：【裁判摘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相比于股东以外的买受人而享有的优先权，因此，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而在本案中，虽然在股东会前全体股东均被通知，将于下午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签约，但在股东会上，受让人并未到场，也没有披露他们的身份或者与他们签订的合同，因此，直至股东会结束签署决议时，对外转让的受让方仍未确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也未成就。瞿某某认为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署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即为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与法律规定不符。
【解读１】股权转让人仅作出股权转让意思表示，未形成完整对价，其他股东优先权的“同等条件”未成就——股权转让人仅作出股权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未形成包含转让价款、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且对外转让的受让方也未确定，则其他股东享有优先权的“同等条件”可视为未成就。
【解读２】行使优先购买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出卖“和”同等条件“，即转让股东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此合意具有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包括付款时间、付款方式、价款数额等在内的完整对价。
（１）本案直至股东会结束签署决议时对外转让的第三人仍未确定，出让股东并无”出卖“行为，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未成就；
（２）出让股东以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并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时，该意思表示本身并非合法意义上的转让股权的要约，被征求意见的股东亦不能就此作出承诺，如被征求意见的股东不同意，拟出让的股东可以自行撤回该项意思表示；
（３）即使出让股东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其他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的情况下亦得反悔，此时股权外流的风险已经消除，其他股东不得就此再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15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主要财产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非因自身过错未能参加股东会的股东，虽未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但对公司转让主要财产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其请求公司以公平价格收购其股权，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公司《章程》可将公司侵犯股东权利作为回购股东股权的约定条件——长江置业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权利受到公司侵犯，股东可书面请求公司限期停止侵权活动，并补偿因被侵权导致的经济损失。如公司经法院或公司登记机关证实：公司未在所要求的期限内终止侵权活动，被侵权的股东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退股，其所拥有的股份由其他股东协议摊派或按持股比例由其他股东认购。本案中，长江置业公司在没有通知袁某某参与股东会的情况下，于2010年5月3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取消了袁某某的一切经费开支，长江置业公司和其股东会没有保障袁某某作为股东应享有的决策权和知情权，侵犯了袁某某的股东权益，符合长江置业公司《公司章程》所约定的“股东权利受到公司侵犯”的情形。因此，袁某某有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请求公司以回购股权的方式让其退出公司。
摘要2：【入选理由】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主要财产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本案从形式上看，袁朝晖未参加股东会，未通过投反对票的方式表达对股东会决议的异议。但是，《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立法精神在于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之所以对投反对票作出规定，意在要求异议股东将反对意见向其他股东明示。本案中袁朝晖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无从了解股东会决议，并针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况且，袁朝晖在2010年8月19日申请召开临时股东会时，明确表示反对二期资产转让，要求立即停止转让上述资产，长江置业公司驳回了袁朝晖的申请，并继续对二期资产进行转让，已经侵犯了袁朝晖的股东权益。因此，二审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认定袁朝晖有权请求长江置业公司以公平价格收购其股权，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主要财产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非因自身过错未能参加股东会的股东，虽未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但对公司转让主要财产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其请求公司以公平价格收购其股权，法院应予支持。
【解读１】对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主要财产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公司共有三位股东：沈某、钟某某、袁某某；（２）公司对主要资产进行了转让，未取得袁某某同意也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袁某某申请召开临时股东会明确表示反对公司主要资产进行转让，公司驳回其申请并继续转让公司主要资产；（３）法院判决公司回购袁某某持有的２０％股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民二终字第６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未登记在册的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获取红利。
【裁判观点】股份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不以其是否为公司注册股东为条件，公司不得以实际出资人非公司股东因而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为理由抗辩。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的，公司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裁判思路】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关于红利分配协议的效力，认定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协议获取公司红利，而不以其为公司在册股东为要件。
②工商登记材料的对外公示性并不会阻断实际出资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外公示的表面证据，它可以证明股东资格，但并非是股东的资格创设的依据。
③在出现公司内部投资及权益归属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从而确定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利。
摘要2：【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解读】出资人依据与公司的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分配红利，而与股东名册登记无关。
摘要1：执行程序中不应追加被执行人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考虑到执行与审判程序功能区分，为更好保护当事人权益，执行程序中不应追加被执行人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要旨】考虑到执行与审判程序功能的区分，考虑到目前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制度中当事人救济程序的不完善、诉讼程序更加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现实，应禁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股东的股东为共同被执行人。
【案例】《执行程序中能否追加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深圳市五星企业有限公司申诉案评析》
摘要2：【裁判规则】在执行以公司法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即使该公司法人存在注册资金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也不能追加其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解读】法院在审理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即使存在注册资金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也不追加单位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即禁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单位的股东的规则。
摘要1：执行程序中，出资不实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执行程序中，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出资不实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要旨】开办单位直接对公司债权人在虚假出资或不实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执行程序中，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出资不实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索引】最高人民法院《通知》（2011年12月8日 [2011]执监字第182号）
《出资不实的股东在执行程序中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胜利油田胜大实业总公司申请执行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淄博制酸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诉案评析》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 [2011]执监字第18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公司股东未履行完毕的出资义务属于破产人的债权，应当由管理人代表公司向股东追讨，追讨回来的财产应作为破产财产在破产程序中统一分配。因此，在法院受理制酸公司的破产申请后，对其开办单位新华集团的执行应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04）执他字第24号答复的前提是制酸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如胜大公司对破产程序存在异议，应通过破产程序中的救济途径另行解决。
【解读】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公司股东未履行完毕的出资义务属于破产人的债权，应当由管理人代表公司向股东追讨，追讨回的财产应作为破产财产在破产程序中统一分配。基于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注册资金不实而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也应依法中止执行，其应清偿的债务由破产清算组一并依法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17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出资行为、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对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均是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因素，其中出资行为作为实质要件，在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股权归属认定中具有决定性的证明力。
【裁判要点】
1、《公司法》第33条所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是就外部效力而言。
2、增资人虽然未与原出资人就增资入股达成书面协议，但结合增资人出资以后参加了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且公司及部分股东从未提出过异议，表明增资人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可认定其股东资格。
3、公司增加或减少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认增资人的出资为新增资本及所占股权比例。
【摘要】吴某某出资虽然未与陈某某、金某某就入股达成书面协议，但结合吴某某出资以后参加了新世纪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且金某某从未提出过异议，表明吴某某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一、二审判决确认吴某某的股东资格，亦无不当。因公司增加或减少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二审法院变更一审法院关于直接认定吴某某14万元为新增资本的判决是正确的。
摘要2：【来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金××与吴××、休宁县×××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案》，载《立案工作指导.申诉与申请再审疑案评析》201302
【解读】取得股东资格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此外，签署公司章程行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也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资格认定条件。
①实质要件为股东出资：股东之于公司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基础条件。
②形式要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包括公司章程的记载、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发给股东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等。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造成公司资本不当减少的结果，不仅违反公司法有关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禁止性规定，亦违背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债权人和交易安全造成损害，故该担保行为无效。
【裁判要旨】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情形，公司为转让方担保因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对外担保事项表决时应回避，导致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并不存在有表决权的股东，故不应适用《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表决程序。
【裁判规则1】以借款协议确认股权转让款仍应定性为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受让方无力支付转让款情形下，双方达成由转让方借款给受让方的协议，但实际上未进行借款交付行为，应认定借款协议实质属于股权转让款再次确认，因相关款项支付问题引发纠纷应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
【裁判规则2】国有产权转让是适用国务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关于“一般规定”的审批程序规定，还是按国务院《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特别规定的审批程序，应依据转让产权的具体情形决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四终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香港股东代表香港公司向另一香港股东及他人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之诉。原告提起诉讼的基点是认为另一香港股东利用实际控制香港公司及该公司在内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等机会，伙同他人采取非正当手段，剥夺了本属于香港公司的商业机会，从而损害了香港公司及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原告所称的商业机会并非当然地专属于香港公司，实际上能够满足投资要求及法定程序的任何公司均可获取该商业机会。原告在内地子公司经营效益欠佳时明确要求撤回其全部投资，其与另一香港股东也达成了撤资协议。鉴于另一香港股东及他人未采取任何欺骗、隐瞒或者其他非正当手段，且商业机会的最终获取系另一股东及他人共同投资及努力的结果，终审判决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摘要2：【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林某某、被告李某某、涂某某均系香港居民，林某某以李某某违背股东董事的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本案为涉港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江西省南昌县作为侵权行为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摘要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在担任香港新纶公司董事、股东期间，未经香港新纶公司股东会同意，将本属于该公司所有的700亩土地使用权的商业机会，利用职务便利为万和公司谋取。故原告既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要求被告将其从该商业机会的所得归入香港新纶公司；也可以根据该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要求被告向香港新纶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当行使归入权后仍不能弥补损失时，对超出归入权的损失部分，仍可以主张赔偿。原告在诉状中写明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是要求承担人民币5800万元的赔偿责任，第二个诉讼请求是要求行使归入权，要求被告将违反忠实义务的收入、报酬归入香港新纶公司。但诉讼中，原告对赔偿的诉请未举证，更未举证证明其损失大于行使归入权的收入，且其诉状依据的法律亦是《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解读１】能够满足投资要求及法定程序的任何公司均可获取的商业机会不构成损害公司利益要件。
【解读２】股东伙同他人采取非正当手段，剥夺专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从而侵犯公司的利益，公司的其他股东可以在董事会、监事会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提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但是正常的商业机会争夺并不属于侵犯公司利益。
摘要1：——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未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法院应否予以审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30-1号
【裁判要旨】
①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起诉是否违反公司章程中关于两个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双管双签”的约定问题，因该约定内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而本案审理的是公司外部债权债务纠纷，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起诉应视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其诉讼请求符合公司利益的维护，法院应当予以审理。
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因原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的行为有效，现新法定代表人提出撤回起诉请求，是否准予，应由法院进行审查决定。鉴于华溥公司撤回起诉不利于本案纠纷的解决，在华溥公司已经提起直接诉讼的情况下，程齐鸣代表的华溥公司提出撤回起诉后另行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该主张未能兼顾效率原则，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未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法院应予以审理——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是否违反股东约定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其以公司名义起诉视为公司意思表示。
摘要1：【裁判要旨】股东不当控制公司并处置公司财产，致使公司不具备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法院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股东投资款项性质无明确约定时的认定问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19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代替原件的，因公证并不能代替当事人对证据原件的质权权，以及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权，故对方当事人拒绝质证的，法院应对复印件不予采信。
【裁判规则】主张股东划入公司的款项系增资款性质的成立条件——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作出了增资协议或公司股东之间有增资约定的，则其主张股东划入公司账户的款项系增资款的抗辩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曲靖东方公司主张其收到深圳东方公司提供的上述6.27779亿元款项系深圳东方公司对该公司的增资款，但曲靖东方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作出了增资决议或者公司股东之间有增资的约定。曲靖东方公司所称的深圳东方公司与曲靖市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中关于深圳东方公司投资数额的约定，系深圳东方公司对曲靖市政府作出的投资承诺，该承诺并不当然决定深圳东方公司向曲靖东方公司提供的上述款项的性质。《项目投资协议书》与曲靖东方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故曲靖东方公司请求本院向曲靖市政府调取《项目投资协议书》，本院不予考虑。在曲靖东方公司没有证据表明上述6.27779亿元款项系深圳东方公司提供给曲靖东方公司的增资款或无需返还之款项的情形下，深圳东方公司要求曲靖东方公司返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返还款项时，曲靖东方公司应当支付使用该款项的费用，原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该费用并无不妥。在曲靖东方公司实际收到了涉诉款项且无正当理由不予归还的情况下，本院对《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及其相应的《公证书》，以及《催款函》等争议事实不再予以审理。曲靖东方公司请求本院向公证机关调取上述《公证书》的公证过程及相关存档资料，本院亦不再考虑。
摘要2：【裁判规则】股东向公司提供投资款项时，如果双方未明确约定款项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增资款，法院不宜直接认定该款项属于股东增资款。一般情况下公司不能无偿取得该笔款项，而应当返还该款项及相应利息。
摘要1：【裁判规则】股东要求复制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缺乏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股东有权复制的文件限定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二款仅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可以复制，而佳德公司章程亦无相关规定，因此四上诉人要求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上的规定，又超出了公司章程的约定，不予支持。
【案例】《李××、吴×、孙×、王××诉江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报审批机关批准。外商将在大陆赚取的利润直接追加投资，不能自然形成股东出资。
【案例】海南高院（2015）琼民三终字第4号《外商将其在大陆赚取的利润直接追加投资不能自然形成股东出资》
摘要2：
摘要1：【要旨】企业法人以自己名义为股东出具担保，不应认定为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提供担保，得到债权人信任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有悖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40号《质押人出具质押担保并成就合同目的后，即反言以自己的行为违法导致合同无效为由以达到免除担保责任的目的，法院不予认定——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上设立的质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不仅可达致对外公示的法律效果，更是质权产生的法定条件，与记载于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内部文件存在本质区别，债权人主张股东会决议可代替股东名册的记载没有法律依据。股权出质因未记载于股东名册，质押协议未生效，质权未设立，债权人要求质押人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不予支持。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118号《股权质押如何认定质权是否设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