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终字第41号
【裁判要旨】
①虚假诉讼一般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款项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款项是否已归还的争议，并不属于虚假诉讼的范畴。
②投资款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广义的经济概念，既可以是股权投资，也可以是债权投资，还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投资。
③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有依职权审查的权利和职责。
④债务人系企业法人，债权人作为债务人的董事期间，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我国法律岁禁止公司董事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但该禁止性规定并不涉及或损害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列，而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高管与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0号
【裁判要旨】债务人故意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损害债权人实现债权属于恶意抵押的无效行为。
【解读】认定事后恶意抵押是否无效主要考量点：（1）债务人是否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2）受抵押的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资不抵债的情形是否知悉；（3）债权人在知晓债务人资不抵债后是否存在通过设定抵押的情形帮助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可能。
摘要2：【裁判摘要】东气财务公司和东气半导体公司同属东方电气集团下属子公司，东气半导体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其母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且三公司高管交叉任职，互为关联关系。因光伏产能过剩等因素，东气半导体公司经营持续恶化，出现巨额亏损，2011年下半年开始停产，企业陷入财务支付危机。东气财务公司作为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当清楚东气半导体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至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前，东气财务公司对东气半导体公司的信用贷款为9.6亿元，与农行绵竹支行对东气半导体公司的8亿元信用贷款同属一般债权，均未设立担保。此前，双方债权的风险是同等的，受偿机会也平等。东气财务公司应当知道此前东气半导体公司作出过其在未还清农行绵竹支行信用贷款前，不将财产（光伏项目除外）作为他行贷款的抵押担保的《承诺》。在此情况下，东气财务公司占据关联地位之优势，置外部一般债权人农行绵竹支行利益于不顾，将东气半导体公司有价值的资产以最高额抵押的方式全部囊括在其抵押权优先受偿保障范围内。东气半导体公司还在东气财务公司的贷款支持下，还清了所欠其他银行的所有贷款，仅将农行绵竹支行的一般债权排斥在外。由此可见，东气半导体公司、东气财务公司逃废农行绵竹支行一般债务的主观恶意不仅限于已到期的贷款，设置最高限额为12亿元额度和跨度为4年期限的方式亦暴露了其逃废农行绵竹支行当时未到清偿期债务的主观恶意。时至目前，农行绵竹支行的债权仍未得清偿，且东气半导体公司资不抵债已于2014年12月24日向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并已被受理，该案已进入破产程序。农行绵竹支行申请执行本案判决因上述破产案被依法终结。该事实进一步证实东气财务公司、东气半导体公司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行为具有损害农行绵竹支行债权的共同故意，导致农行绵竹支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东气财务公司设定抵押后提供的部分贷款的形式虽以市场化的方式操作，但其行为更多是从集团内部共同利益体的角度考虑，其发放的部分新贷不足以抵消其恶意抵押造成的后果。农行绵竹支行一审诉请撤销东气财务公司与东气半导体公司的抵押行为，本院二审判决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入手予以判决，确与当事人的诉请存在差异。但本案东气财务公司与东气半导体公司恶意抵押损害农行绵竹支行实现债权的客观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其设立抵押行为的效力终将被否定。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成民终字第217号
【问题提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股东知情权？
【提示】股份合作制企业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裁判要旨】股份合作制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共有经济组织形式。由于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企业形式，在设立机制、治理结构、分配方式、股东身份及人数限制等方面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股东享有的股东权利属性及范围也有所不同。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高管人员活动的一项法定权利，其行使方式和权利范围均由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而迄今为止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未将股份合作制企业纳入调整范畴，在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享有知情权范围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仅限于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该章程作为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股东、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效力，应受该章程的约束。
摘要2：
摘要1：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怠于起诉时，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现代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成为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及其他救济方法不足的必要手段，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日益凸显，大股东及其代理人董监高等高管人员侵害着公司的利益，进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虽然为中小股东通过诉讼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较为简单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问题未得到统一的解释，从而使得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司法适用层面大打折扣，本文通过整合现有司法审判观点，诠释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2：
摘要1：——高管操控下公司间债务转移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在对公司高管操控下共同经营公司之间债务转移协议的效力认定时，主张债权人应该承担原始债务客观存在以及债务发生转移的举证责任；债务转移协议已经由公司签章确认，可以认定属于该公司意志对外的有效行使，公司的内部规范不能作为对抗已经行使的外部意志的依据；对于高管确实存在恶意转移公司债务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或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的具体规定，向公司高管提起侵犯公司利益之诉。
【案号】（2011）闵民二(商)初字第409号；（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949号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在实际当中的应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242号
【提示】一方隐瞒事实的调解协议属违反自愿原则，应再审。
【裁判要旨】一方当事人隐瞒事实，使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另一方以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申请再审的，应予支持。
【裁判意见】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将取得的贷款占为己有构成犯罪，不免除单位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公司高管违反忠实义务之侵权行为认定）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以侵犯公司商业利益为目的设立新公司，同时利用原公司名称、资金、业务等经营资源侵犯本应属于原公司的商业机会，该公司高管应与新公司连带赔偿给原公司造成的侵权损失。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3189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10249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摘要1：——公司监事兼任高管的法律后果及其勤勉义务
【裁判要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互相兼任的认定应当综合形式与实质两个要件，具有高度人合性的小公司在决策过程中时常发生形式要件瑕疵的情形，司法应从公司法保护公司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立法原则出发，考察股东真实合意，有条件地认可瑕疵决议的效力，避免因决议无效导致公司陷入经营僵局。对公司高管勤勉义务的认定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一般标准，同时兼顾个案正义，结合具体案情在一般判断标准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更为妥当和准确的判定。
【裁判意见】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界定应注重其掌握的实质权力，并不能仅纠结于其名义上的职务。公司高管发生任职冲突时，经理的职位应优先于公司监事，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是作为监事的任命无效。公司高管违反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系因失职而非商业风险时，该高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号】（2009）闵民二（商）初字第1724号；二审：（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969号
摘要2：【摘要】判断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别：1、须以善意为之；2、在处理公司事务时负有在类似的情形、处于类似地位的具有一般性谨慎的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时的注意；3、有理由相信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的方式履行其职责。李某某在全面负责甲公司经营期间，作为UV手机外壳涂装线项目甲公司一方的具体经办人，仅以口头协议的方式与相对方日华公司发生交易行为，在其离职时亦无法向甲公司提供经交易对象确认的文件资料。按照经营的一般常识，采用口头协议交易的方式，一旦与交易对象产生纷争时，无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对于不能即时完成交易的民事行为，交易双方一般均采取签订书面协议或由交易相对方对相关内容作出确认。因而李某某应有理由相信采用口头协议方式的经营判断是与公司的最佳利益不相符合，然而其无视该经营风险的存在，没有以善意（诚实）的方式，按照其合理地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履行职务；并且，以一种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同样的地位上，类似的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履行一个高级职员的职责。因此，李某某明显违反了勤勉义务。
【解读】（１）李某某在全面负责川流公司日常工作期间，以川流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日华公司开展了uv手机外壳涂装线项目业务，直至其离开川流公司，尚有110万元项目款未收回。（２）川流公司曾起诉日华公司，主张前述款项，但由于该项目业务未订立书面协议，履行期间亦未制作相关交付凭证，致使其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未被法院受理。（３）川流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称李某某在全面负责公司工作期间未尽到勤勉义务，导致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请求判令李某某赔偿110万元。（４）法院遂判决李某某赔偿川流公司人民币11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77号
【裁判要旨】无法核对原件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在合同明确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持有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进行抗辩，因该复印件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其抗辩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属证人证言，亦需接受出庭质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出的询问笔录在其他民事案件中属于证人证言，如缺乏其他有效的民事证据相佐证，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裁判意见1】签订借款合同前，保证人曾多次为关联公司的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亦应认定担保人对上述借款实际用于借新还旧应当知情。
【裁判意见2】公司加盖公章证明是公司担保而非高管个人行为——股东借款作出担保的企业法人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单位公章，应认定该担保行为系公司实施的行为，并非该公司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属于2004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所规定的无效担保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要旨】修订前《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规定，是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未经公司批准，擅自为公司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禁止性规定。但该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符合公司章程，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名义为小股东担保，修订前《公司法》并未明确加以禁止。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限制大股东、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与自己进行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以维护资本确定原则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对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资产为小股东进行担保当不属禁止和限制之列。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当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符合公司章程，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的担保的，可以认定有效。
【案例】中国进出口银行诉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1.具备劳动合同基本条款、能够确立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入职审批表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单某与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2.在案件审理中，应综合整体情况，将双倍工资支付责任的规定进行目的解释，若用人单位具有书面订约行为外观，不具有不订立合同的内心意思，且劳动者存在找人代签可能的，可排除用人单位双倍工资支付责任的适用——马文莲与王佳胶带（上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3.录用信等文件是否应视作劳动合同，应从公权力可否有效介入的角度，综合内容的拘束力和对主体的拘束力进行判断。内容的拘束力，要求劳动合同须具备反映劳动力交换的核心要素，且合约双方应赋予所订书面文件以劳动合同的法效意思；对主体的拘束力，则要求劳动合同具备意思表示渠道的可溯性、主体的可识别性。不具备上述拘束力的录用信等文件不应视作书而劳动合同——孙某与K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4.可归责是判断用人单位是否承担二倍工资的基本原则，劳动者已经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又要求与新的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不能主张二倍工资——俞伟峰杭州冠逸建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5.人事负责人负有代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职责。在用人单位尽到诚实信用、谨慎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人事负责人因失职甚至故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主张一倍工资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重庆大宇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马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6.劳动合同到期，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但劳动者继续劳动的，如果确系用人单位原因未及时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双倍工资——陈克斌与重庆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7.行政高管人员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也是管理者代表企业实施管理行为，在并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管理辐射范围自当包括其本人。如若争议事由是因其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否则会导致企业为高管人员的过错行为埋单而高管人员反而据此获利的不良现象，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相悖——丁涛与浙江明星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8.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提交虚假的学历证书，误导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不能获得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赔偿——李欣与北京中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
摘要2：
摘要1：——企业行政经理诉请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补偿的应否支持
【裁判要旨】审理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的劳动争议案件，要注意审查他们的职务因素，因为行政高管人员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也是管理者代表企业实施管理行为，在并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管理辐射范围自当包括其本人。如若争议事由是因其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否则会导致企业为高管人员的过错行为埋单而高管人员反而据此获利的不良现象，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相悖。
【案号】（2011）甬余民初字第2927号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 我国法院处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时，面临诸多司法难题。在处理实体性争议时，法院应当准确把握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注意理清董事、高管违反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事实情况。在处理程序性争议时，法院应当逐步统一对公司诉讼代表人选定、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与刑事案件交叉等问题的理解。在分配举证责任时，法院应当认识到一般举证责任规则在实践中的局限性，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平衡当事人利益。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行为人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及公司总经理身份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越权处置公司重大资产给关联公司的，应认定无效。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66-1号《上诉人郑振欣、漳州紫金建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龙岩恒发电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晓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勤勉义务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公司以高管违反勤勉义务为由将高管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因公司法未明确高管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法院只能通过高管职责范围及应负的合理监督义务来确定高管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从而认定高管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1】我国公司法上的“勤勉义务”，可理解为包括“监督、质询、谨慎、勤勉和技能”在内的五项具体义务；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追责，不能进行客观归责。由于我国公司法没有确立“商业判断规则”，因此在裁判中应当依照“过错责任制”来判断董事违背勤勉义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裁判规则2】依照“过错责任制”判断高管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构成条件：
A.必须是有公司受到损害的事实；
B.损害行为必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执行职务的行为；
C.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D.行为人必须有过错（故意或过失）。
【案号】（2012）江法民初字第2446号；（2012）渝一中法民终字第4533号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17〕1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已于2016年12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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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1.将第二条修改为：
“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2.将第四条修改为：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4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华丰公司系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发包案涉工程，虽然在具体实施中不符合邀请招标的相关程序规定，但考虑到佛山市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对工程发包方式已予核准，可以认定案涉工程履行了招投标程序，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本案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以低于成本价竞标的问题。本院认为，法律禁止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避免不正当竞争，保证项目质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确实存在低于成本价投标的，应当依法确认中标无效，并相应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对何为“成本价”应作正确理解，所谓“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应指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得低于其为完成投标项目所需支出的企业个别成本。招标投标法并不妨碍企业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降低个别成本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原判决根据定额标准所作鉴定结论为基础据以推定投标价低于成本价，依据不充分。南海二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案涉项目的投标报价低于其企业的个别成本，其以此为由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无事实依据。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摘要2：无
摘要1：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为重整期间（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不属于重整期间）。
摘要2：【注解】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之规定，重整程序终止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１）不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有关破产集中管辖规定；（２）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债务人自行参加诉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８９.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诉讼管辖及诉讼参加人
摘要1：【风险提示】企业融资务必规范，否则极其容易面临刑事风险，企业高管面临牢狱之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0号
【裁判要旨】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可由当事人约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就可以约定。《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专属管辖的三种情形，并不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因此，抽逃出资实质系出资不到位，其构成违约行为，当事人约定的管辖约定条款有效。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约定管辖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本案的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当事人能否约定管辖。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就可以约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专属管辖的三种情形，并不包括本案的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因此，本案当事人约定的“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的30天内协商未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国民信托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的条款有效。
摘要2：【裁判摘要2】《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是关于公司诉讼的规定。该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这样规定的理论依据是，在公司作为被告的情况下，当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与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规定并无特别之处，否则《民事诉讼法》也就没有专门规定第二十六条之必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规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公司作为原告，被告是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的情况下，如果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到公司住所地调阅有关资料，可能不便利，因此，为了方便诉讼、提高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做了上述规定。从以上分析可知，适用前述两条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公司要么是被告，要么是原告。在公司为第三人的情况下，除非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否则不具有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前提。本案中，新里程公司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而只是第三人，且本案又不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因此，本案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述两条规定中也没有规定股东抽逃出资案件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通过关于股东出资纠纷“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应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的论述，认为本案的目标公司即本案的第三人新里程公司在西安，就认为本案应由其管辖的理由，系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股东出资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定，只需考虑公司所在地这一唯一因素，而不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这显然曲解了《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一审法院的理由，实际上股东出资纠纷案件的管辖权如何确定没有原则，只有例外，其论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的说理中，“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是却没有明确列举是有关管辖的哪条或者是哪几条规定，也属于说理不充分。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729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实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高管人员活动的权利。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规定的股东享有的一项重要的、独立的权利。但是为了对公司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和避免恶意干扰公司经营的行为，对于公司知情权的行使同样应当给予适当的限制。会计账簿记载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为了平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避免股东知情权的滥用，股东在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应当以正当目的为限制，亦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行使查阅权。在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时，公司可以拒绝其进行查阅。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并未要求公司证明股东的查阅已实际产生了损害的后果，公司只需证明股东一旦行使上述权利可能会产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即可拒绝查阅。
摘要2：【解读１】股东在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应当以正当目的为限制，亦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行使查阅权。在公司有合理利理由相信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时，公司可以拒绝其进行查阅（公司只需证明股东一旦行使上述权利可能会产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即可拒绝查阅，并未要求公司证明股东查阅已实际产生了损害后后果）。
【解读２】本案电源公司举证证明其某的妻子、儿子等利害关系人参与经营的多家公司与电源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关联关系，电源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其合同账册等所记载的客户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价格、成本、生产数量等如被竞争者或者关联者知悉则可能损害电源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电源个公司有合理利益认为股东其某行使知情权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2号
【裁判摘要1】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公司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拍卖保留价确定及流拍下浮比例调整的强制性规定，未按评估值确定拍卖保留价，下调幅度违法，第三次拍卖时间不是事先公告的时间，故意违反拍卖操作程序。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与通利来公司的竞买行为，从形式上看属于两个独立法人主体的民事行为，但报名参加第三次竞拍的只有拍卖公司及其股东全额出资的控股子公司通利来公司一家，该两家公司利益高度关联，高管交叉任职，通利来公司择机参与，第三次拍卖叫价一次即成交，上述事实可反映，在同样能够参与竞拍的平等主体中，通利来公司存在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竞争优势，有直接获得拍卖的参加人、保留价、有无流拍等内幕消息的便利，实质上相当于拍卖公司参与了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违反了拍卖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两公司行为存在串通，妨害正常的拍卖秩序，危害司法权威，损害创业公司利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266号执行裁定已认定拍卖无效，在不能返还原物时，应折价赔偿。
【裁判摘要2】在拍卖无效情况下，返还原物的义务人就是实际取得案涉股权的通利来公司，但因案涉股权已被通利来公司全部卖出，实际返还不能，故应由通利来公司承担折价赔偿的责任。关于股权折价赔偿的数额，应以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为基础来确定。而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应根据案涉股权受损当时即拍卖过户时的价值为依据来确定。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应以评估值确定。本案中，拍卖行为自始无效，即在股权拍卖过户时就属无效。此时，案涉股权的评估价值是法院依法委托专业评估机构作出，该评估值反映了案涉股权当时的市场价值。无论竞拍成功还是流拍，所产生的价格不会超过该评估值，即不会超过评估的公允价2.68元股、总价值13668000元。本案拍卖行为无效给创业公司造成的最大股权折价损失也不会超过该评估公允总价，故一审判决对案涉西宁特钢510万社会法人股的折价，以拍卖时的评估值13668000元（评估公允价2.68元股×510万股），扣减通利来公司已支付的6201600元后的7466400元确定，符合案件事实，该评估值即是创业公司案涉股权受损当时的价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00092号
【裁判要旨】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其对关联公司之间故意虚构债务抽逃出资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实施了协助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的方式，是通过虚构光彩宝龙公司与疏浚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债务，将款项从光彩宝龙公司转入疏浚公司，再从疏浚公司转入瑞福星公司，用以偿还了龙湾港公司欠瑞福星公司的借款。在光彩宝龙公司为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而出具的《资金使用申请单》上，袁某某签字同意。虽然该行为发生在款项已经转出之后，但仍代表袁某某对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等，只要实施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即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与协助行为对抽逃出资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否为抽逃出资的必要条件等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袁某某实施了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１】协助（帮助）抽逃出资的法定代表人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２】作为拟制法人，一般情况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事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受。但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或董事，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股东、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为确保案件审理的正常进行，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可指定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董事提起的诉讼没有明显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作为公司诉讼代表人。本案中，袁某某虽是光彩宝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袁某某与光彩宝龙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故袁某某不应再担任光彩宝龙公司的诉讼代表人。
【解读３】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只要实施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即应向公司承担返还出资本息的连带责任，而与协助行为对抽逃出资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否为抽逃出资的必要体条件等因素无关。
【解读４】基本案情：（１）龙湾港公司应向光彩宝龙公司出资２７１９.２万元，龙湾港公司通过瑞星公司借款１４３９万元交纳２７１９.２万元出资；（２）光彩宝龙公司以支付工程款名义将１４３９万元转出偿还瑞星公司借款，光彩宝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在该笔款项的资金使用申请单上签字；（３）光彩宝龙公司、另股东宝纳资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龙湾港公司向光彩宝龙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袁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844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都邦公司制订的《董事会议事规则》是公司章程的附件，虽未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未进行工商登记对外公示，不具有对抗都邦公司以外的效力，但都邦公司的全体股东均同意该议事规则，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议事规则对都邦公司股东及董事会具有约束力。该议事规则规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管人员属于董事会会议议题范围，董事会会议应在会议召开前十日，向各董事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内容应清楚列明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的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都邦公司2008年7月12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前的通知没有清楚列明讨论免去战鹰总裁职务的内容，违反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都邦公司董事会违反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作出免去战某总裁职务的决定，华瑞公司和吉华公司作为都邦公司的股东有权行使撤销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东民二初字第54号
【裁判摘要1】被告提出“公司执行董事与公司监事周某某已过三年的任职期限，其不应当继续履行董事与监事职务”答辩意见，本院对此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公司法采用的是“看守董事”与“看守监事”的理论原则，即公司董事、监事任期届满未改选的，在改选出的董事、监事就任前，原董事、监事仍应当履行董事、监事职务。
【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9条第一款第（五）项也明确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企业高管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被告刘某某作为恒志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其行为直接关乎公司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恒志公司为获取d某1地块的使用权，在前期电影院的拆迁及修路等工程上付出了巨大成本，被告刘某某在关键时期以个人名义与拍卖公司签订合同，欲利用职务便利独吞了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所任职公司的同类业务（即房地产开发），其行为系典型的篡夺公司的商业机会的行为，违背了公司法第148条之忠实与勤勉义务和第149条之禁止性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商提字第86号
【裁判摘要】洪某一审起诉时，以明州投资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既违反了事实，也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是一种无效行为，洪某作为公司的小股东，向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投资入股，并不构成股东违反忠实义务为由，要求确认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一、二审法院均围绕洪某是否为明州投资公司的高管，其行为是否违反公司竞业禁止和忠实义务进行审理。由于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内容，涉及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归入权制度。而公司归入权是法律赋予公司的特别救济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竞业禁止归入权就属于此。就本案洪某的主张看，本院无需就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符合归入权的构成要件等进行实质审查，只有公司在提起归入权诉讼时，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决议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故本院仅对该股东会决议作形式审查。经审查，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的内容也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公司归入权制度，故洪某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驳回洪某的诉讼请求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43-1号
【裁判要旨】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法人的起诉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虽然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上加盖了法人的公章，但不能认定为是法人的意思表示，其起诉不应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21-1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综上，冯光成的再审请求成立。青海碱业的“代理人”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非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驳回起诉，原审予以受理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6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是否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要结合该借款行为的目的及结果予以认定。
【裁判摘要】贺某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目的为了避免公司因抚顺营业部违规挪用客户国债回购资金并投资理财而受到证监会更大的处罚，结果上并未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在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贺某违规指示抚顺营部从事国债回购及委托理财业务，贺某为弥补抚顺营业部的亏损及避免公司受到更大的行政处罚，而以公司名义向海南天雨公司的借款行为，不属于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和第八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及三江源证券公司章程的情形。综上，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董事、监事等公司高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失时，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九州证券公司主张的利益损失是由于抚顺营业部违规操作造成的，而九州证券公司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贺某指示该营业部从事违规业务及违反了对公司负有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且贺某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也未给公司造成利益损失。因此，九州证券公司主张贺某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要求贺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8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用益物权…”的规定，对于侵害探矿权的行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赤管理处、省高管局因修建承赤高速公路给嘉鸿矿业合法的探矿权造成损失，依法应当给予赔偿。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承赤高速公路压覆承德县岗子乡东沟村东沟钼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300米范围内评估价值为886.45万元。对该鉴定结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摘要2：【裁判要旨】公路两侧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具体范围应参照公路安全的相关规定——《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规定，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不得开采矿产资源，但未规定具体范围。对“一定范围”的确定应当按照我国保护公路安全的法律及调理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