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摘要】房屋拆迁工作不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作为“外滩通道改建工程(北段)”项目建设的拆迁人，独立实施房屋拆迁工作，并非受原市政工程局委托进行拆迁。上诉人认为原市政工程局是对涉及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的政府信息予以公开的义务机关，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之规定，本市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原市政工程局不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具有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发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由于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原市政工程局的职责范围，故被上诉人作为原市政工程局行政管理职能的承继机关，答复上诉人其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之规定。
【裁判摘要１】其他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告知其他向其他行政机关申请申请并无不当——《信息公开规定》第十四条对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权限范围作出了明确划分。根据该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按照政府信息来源的不同，负有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亦有所不同：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依职权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公开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均系被上诉人之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制作，被上诉人答复上诉人应分别向黄浦区发改委、黄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以及市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符合《信息公开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所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第一、第二、第三项内容，适用法律不当。 【裁判摘要２】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政府信息——《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依照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能够获取上诉人申请公开的协议信息，该信息属于政府信息范畴，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第四项告知上诉人该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违反了前述相关规定，应予撤销。
【裁判摘要】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即能否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负有审查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因此,行政机关在审查相关政府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时,应当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考虑到权利人实际管理和使用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往往需要由第三方自行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最终审查确认的职责仍在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案涉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在新宁县政府征求新宁县××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同意公开的程序中，该公司出具了《请求保护商业秘密不予公开合同、协议的报告》，新宁县政府对此予以审查，并认为唐××、许×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会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唐××、许×作出了(2020)新信答字第1号《信息公开答复书》，该答复书按照唐××、许×申请的内容分别进行了公开、答复或说明。经审查,该答复符合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律师申请查询对方当事人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合法性 【裁判要旨】不动产登记信息涉及公民隐私权保护，律师申请查询此类信息，仍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有关查询主体、查询范围、查询程序等具体规定。代理民事诉讼的律师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对对方当事人进行以人查房，不动产登记机关予以拒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 一审：（2018）渝0113行初79号；二审：（2018）渝05行终604号
——搬迁补偿协议不属于不予公开的商业秘密 【裁判要旨】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对于涉及企业的信息，行政机关应对信息是否符合商业秘密的特征进行甄别，而非一概认定为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案号】一审：（2019）浙0421行初14号；二审：（2019）浙04行终341号
——过程性信息 【裁判摘要】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一般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向汉阳区政府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为“鹦鹉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第34期会议纪要”。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八条第十五项的规定，会议纪要是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的一种公文类型，因此会议纪要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公文，具有过程性和决策性的特点。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并不意味着不予公开的范围仅限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从世界范围看，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通常被列为可以不公开的情形。这些信息普遍具有“内部性”和“非终极性”的特点，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一旦过早公开，可能会引起误解和混乱，或者妨碍坦率的意见交换以及正常的意思形成，从而降低政府效率。这类信息免于公开，目的是保护政府决策过程的完整性，鼓励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讨论，并防止在决定作出以前不成熟地予以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对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上述意见在性质上属于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具体应用解释，且该解释符合国际通例，也有利于兼顾公开与效率的平衡。本案中，因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会议纪要”具有内部性、过程性等特点，汉阳区政府在说明理由的基础上不予公开，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实施房屋拆迁民事法律行为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取得的信息不是其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信息，不属于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获取的“南车站路某号丁某某(户)安置用房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检测报告”的信息，是被上诉人基于其拆迁人身份而取得的。被上诉人虽然是行政机关，但其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实施的拆迁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上诉人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取得的信息不是其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被上诉人答复上诉人其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被上诉人公开的职权范围，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内部请示材料是否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复议案件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请示材料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公开的政府信息，是被上诉人在行政复议案件程序中，为妥善处理好复议案件，在对法律、政策把握不准情况下，向有关机关的请示，应当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请示材料。由于行政复议还未形成最终结果，该请示材料能否对复议案件起到影响，最终该材料确定为不对外公开的内部答复，还是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而对外发布，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没有明确说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公开时机，即是职责履行完毕应当公开？还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任何环节都要公开？本院认为如果政府机关获取的信息在行政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要公开，不仅不利于行政活动的开展，而且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因此，在复议案件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该请示材料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于上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被上诉人及时给予答复，并告知其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的权利，查阅、复制复议案件的材料、了解办案相关信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徐××律师，也到被上诉人处查阅复议案件的卷宗，复印了相关材料，从被上诉人处获知到其申请要求公开的信息，也就是说上诉人要求信息公开的目的已经达到，从而说明被上诉人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在已获知信息的情况下，仍以被上诉人没按照其要求的方式公开，而诉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核心提示：最高人民法院9月12日上午发布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分别是：余穗珠诉海南省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案，奚明强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案，王宗利诉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案，杨政权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管理局案，姚新金、刘天水诉福建省永泰县国土资源局案，张宏军诉江苏省如皋市物价局案，彭志林诉湖南省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案，钱群伟诉浙江省慈溪市掌起镇人民政府案，张良诉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案，如果爱婚姻服务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案。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前述规定，在行政许可中，尽管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行政机关亦负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的义务；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还应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相应的核查。具体到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申请材料系由范正林向勐海县林业局提交，李××、小×、干×等8人作为申请人并未到场。此种情况下，勐海县林业局有义务对范正林是否有李××、小×、干×等8人的授权委托进行相应审查，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李××、小×、干×等8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行政许可系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前述材料的欠缺致使申请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意思表示存疑，行政机关启动颁证行为亦缺乏事实依据。另，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人为李××、小×、干×等8人，根据前述规定，申请材料中应具有前述8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仅有李××、小×、干×3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无其余5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即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不齐全。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许可权利人补偿的前提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２）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吊销行政许可不涉及行政补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据此，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许可权利人补偿的前提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相对人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吊销行政许可的，不涉及行政补偿问题。如果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也应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主张相关权利。本案中宝迪公司主张项目公司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行政许可被撤回，要求贵池区政府予以补偿。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因项目公司违反相关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池州市贵池区农业委员会作出贵农(牧)罚字〔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收回并注销项目公司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贵池区分局作出贵工商处字〔2013〕199号行政处罚决定,吊销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上述行为属于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对实施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并非对合法行政许可的撤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驳回宝迪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行政许可到期后因违法继续生产被关闭无权请求行政许可补偿（行政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本案中，新晋业公司以巴马县政府对其经营的文屯采矿场采取政策性关闭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巴马县政府对其予以行政补偿。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新晋业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续登记，之后也未在国土资源部门规定的期限提交延期补交材料申请并补交材料。2013年5月30日采矿权到期后，文屯采矿场仍然违法从事采矿活动。新晋业公司在经营文屯采矿场期间，还因违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多次被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并被责令立即停止排污、立即停产、整改等，但新晋业公司继续生产、拒不整改，巴马县政府于2013年12月27日通知电业部门对文屯采矿场采取断电措施。可见，文屯采矿场在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因违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被巴马县政府采取断电的强制措施。新晋业公司主张巴马县政府对其文屯采矿场进行了政策性关闭并要求补偿，没有事实根据。
【裁判摘要】听证程序作为行政许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具有独立、完整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复议的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北京市政府作为市规委的上级行政机关，具有对姚××等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处理的行政职权。本案中，姚××等三人将市规委行政许可程序中的听证程序作为单独事项提起行政复议。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前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建议，为最终的行政许可提供依据的一个环节，虽该环节是行政机关组织的，但却不是行政复议法意义上的独立可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因此，听证程序作为行政许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具有独立、完整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复议的行政行为。对于听证程序的审查，宜纳入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范围，作为对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要件予以审查。故北京市政府以姚××等三人申请复议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书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本案工伤认定决定书、仲裁裁决书均足以证明罗××与第三人农场煤矿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罗××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虽然罗××与农场煤矿的《劳动合同书》属事后补签，但不会影响已经形成的劳动关系。将乐县的矿山企业是依照《暂行规定》建立工伤保险关系的，《暂行规定》适用于将乐县行政区域内的矿山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全额负担；煤矿企业按照生产每吨煤1元的标准征收工伤保险费。显然煤矿企业是全员投保，即只要与该煤矿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就建立了工伤保险关系。本案罗××与农场煤矿形成劳动关系，属于农场煤矿的职工，而农场煤矿已按规定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因此，罗××已经建立了工伤保险关系。《暂行规定》要求各煤矿企业应按规定报送人员名单，是一项管理性要求，不影响工伤保险关系。故劳保中心作出的对原告罗××的工伤不予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口头决定，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
【裁判摘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实际是一个对专业技术问题进行综合决策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决策的内容是依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对伤残职工的伤残等级这一专业技术性问题作出判断，而非行政职权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该法第六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才能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如果申请复议的对象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则不能申请行政复议。具体行政行为，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为的内容是行使行政职权的活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无论是作出主体，还是行为内容都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准，实质是技术鉴定结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建立医疗卫生专家库，列入专家库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医疗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掌握劳动能力鉴定的相关知识。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应当随机抽取3名或者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实际是一个对专业技术问题进行综合决策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决策的内容是依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对伤残职工的伤残等级这一专业技术性问题作出判断，而非行政职权活动。所以，《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第八条第（三）项亦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行为不服，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据此，辽宁省政府对袁××就辽宁省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通知单》申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于法有据，原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１）对于劳动鉴定委员会关于职工伤残等级的认定（可依法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以及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三）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行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据此，对于劳动鉴定委员会关于职工伤残等级的认定不服，可依法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赵××第一项复议申请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赵××第二项复议申请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超过规定期限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宜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裁判要旨】因确认劳动关系而超过《工伤认定办法》规定的期限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三目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摘要】《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东西湖区劳动局虽未在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但其在程某与天元伟业武汉分公司之间出现劳动关系争议时，等待劳动仲裁机构确认程某与天元伟业武汉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后再进行工伤认定也是符合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天元伟业武汉分公司以东西湖区劳动局在工伤认定结论中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诉讼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其要求撤销东西湖区劳动局作出的东劳社工伤认〔2009〕第48号《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东西湖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其辩称理由本院应予支持。
【问题提示】在工伤职工死亡且无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又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其旁系近亲属应是否有权申请工伤认定？ 【要点提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用人单位未依法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依法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在工伤职工死亡且无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又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其旁系近亲属应有权申请工伤认定。 【案例索引】一审：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05）临行初字第7号（2005年5月30日）；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聊行终字第41号（2005年7月29日）
——工伤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事故发生时伤害未曾发现，后经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事故引起的，受伤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应从伤害确诊之日起算。 【案号】（2007）南行初字第12号；二审：（2007）锡行终字第0132号
【要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１年的申请时效应理解为时限制度，可以适用时效的中止、中断等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之四：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要旨】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摘要】因宏达豪纺织公司未经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从事经营活动，故2006年7月28日邓某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城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另外，邓某某在禅城劳动局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建议邓某某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后，才由生效民事判决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故禅城劳动局2008年1月16日收到邓某某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从《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认定邓某某已在1年的法定申请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导致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申请并作出是工伤的认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
【提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采纳的证据不符合优势证明标准的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劳动局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并未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对现有证据材料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力并未作细致充分的分析，且在案件事实尚存疑点并未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5）朝行初字第70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行终字520号
——劳动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必提供劳动者属于工伤的直接证据 【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上诉人同达公司聘用的维修人员，与同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在上诉人同达公司安排的工地拆除下水管道过程中摔倒受伤，现同达公司认为刘某某拆除下水管道的行为未受公司指派，是其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裁判摘要】职工在单位设备间（休息室）死亡，不能排除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应当认为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呼市人社局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刘××的死亡符合上述规定情形，认定视为工伤。经汇雅风尚公司申请，呼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撤销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2017年3月17日正常上班，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单位，3月18日上午刘××被发现在其工作单位死亡。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刘××的准确死亡时间，但不能排除刘××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刘××的死亡地点为存放其工作所需工具的设备间，即使该设备间兼具休息室的功能，亦不能排除刘××系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可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刘××的亲属李××认为刘××是工伤，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亦认定刘××的死亡视为工伤，汇雅风尚公司认为不是工伤，但其所提刘××死于休息时间、事发前曾饮酒等理由，亦仅是其所作的推断，而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上述法规规定，汇雅风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诉复议决定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复议机关限期重作，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裁判摘要】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井×因在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而非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故井×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该条文规定的“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是对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补充规定，视同工伤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伤害，而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平正义的原则，对职工的一种倾斜性保护，给予职工以工伤保险待遇。对视同工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宜再作扩大解释。对因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双方争议较大的是，关于乘车途中是否等同于在工作岗位的问题。“工作岗位”通常理解为职工日常履行工作职责所在的岗位或受本单位领导指派其从事工作的岗位。由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是对“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扩充，因此对“工作岗位”只能从立法本意出发，按照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进行判断，而不宜再作延伸、扩充解释。井×生前的工作职责是协调处理采油厂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采油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其工作岗位应在合水县第十二采油厂板桥作业区内或者在合水县的相关工作区域内。在岗的前提是到岗，井×在8月9日既未到达采油厂岗位，也未到达合水县其负责外联工作的区域之内的岗位。而薛××将上班乘车途中等同于工作岗位的理由属于对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工作岗位”的扩大解释，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井×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 【裁判摘要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项规定视同工伤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未经抢救死亡，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突发疾病，来不及抢救即已经死亡；二是发病时，没有其他人员在场，丧失抢救机会死亡。无论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是未经抢救死亡，视为工伤的关键都在于，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通常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同时，我们认为，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主要理由是：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的。第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三，视为工伤是法律规范对工伤认定的扩大保护，的确不宜将其范围再进一步做扩大理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
【裁判摘要】视同工伤中”４８小时“起算时间标准｜４８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非病发时间、非入院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关于“48小时”的起算时间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中明确：“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根据王××的住院病历记载，其于2012年9月16日晚突发疾病被送至定西市人民医院抢救，9月17日0时10分收治入院被初步诊断为“1.高血压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2012年9月17日0时10分，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的死亡时间认定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无相反证据证明，一般应以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历等材料为准。本案中，王××的死亡证明、死亡报告、死亡记录上载明的死亡时间均为2012年9月20日。王××的病程记录从2012年9月17日0时30分一直记录到2012年9月20日18时40分，临时医嘱单、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一直记录到2012年9月20日18时35分。来某、刘某作为王××的主治医生，亲自参与王××整个救治过程，通过医疗器械来监测病人的心电、血压、呼吸、体温等数据，因此，其关于王××于2012年9月20日死亡的证言更为科学和客观。针对病历材料中的部分时间瑕疵问题，来某、刘某已作出合理解释，二审判决已进行详尽阐述，本院予以认可。综合全案证据，王××的死亡时间应为2012年9月20日18时35分，距入院初步诊断时间2012年9月17日0时10分，已超过48小时，不符合视同工伤的规定。定西人社局作出的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判决撤销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当，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魏××诉讼请求正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403号 【裁判摘要】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当从严适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疾病突发和48小时内死亡四个重要条件，尤其是疾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属于日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者特殊情形下合理延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项规定的正确适用，应当首先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四条的关系，二者虽然都是关于职工工伤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但侧重有所不同。第十四条侧重强调因工作原因导致的伤亡，该类伤亡的发生与工作有直接关系，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因工伤亡，而第十五条规定的因工伤亡是基于扩大职工权益保障范围的目的，将部分与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因特殊原因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予以保障的伤亡，视同为工伤。因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故对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握，不宜对视同条件随意扩大解释，不合理扩大视同工伤的保护范围。具体而言，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当从严适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疾病突发和48小时内死亡四个重要条件，尤其是疾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属于日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者特殊情形下合理延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2409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一规定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考虑了此类突发疾病可能与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职工的权益。因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故对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握，不宜对视同条件随意扩大解释，不合理扩大视同工伤的保护范围。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于2018年3月1日诊断周某某患贲门癌，增生性，T4a期。周某某于2018年3月7日出院。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巴彦浩特镇额鲁特路公安派出所及巴彦浩特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周某某于2018年6月20日死亡，死亡原因为胃癌。故本案周某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条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118号 【裁判摘要】（１）法人企业将承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该自然人聘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企业法人与劳动者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劳动者以法人企业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２）行政复议机关仅以受伤职工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可能损害受伤职工的法定权利应予撤销；（３）受伤职工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通过调解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本案中，东锐公司将承包的“一村山庄宴会厅”等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谢××，谢××聘用的周××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周××以东锐公司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东锐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以周××已领取了谢××支付的损害赔偿款，其因工作遭受的事故伤害已获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不再具有工伤认定所保护的权利为由，撤销了《认定工伤决定书》。本院认为，东锐公司与周××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周××在劳动仲裁机构认定其与东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对其能否要求工伤保险赔偿存在认识不足。而且，民事损害赔偿系周××在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与谢××调解达成，赔偿金额可能低于工伤保险赔偿金额。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东莞市政府仅以周祖华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