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张某侵犯著作权案——网络聚合平台通过P2P技术传播影视作品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认定
【裁判要点】非作品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实质性要件，属刑法司法解释视为“发行”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在作品直接提供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事实成立，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传播的作品具侵权性存在明知的情况下，应当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案件索引】一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刑（知）初字第11号（2014年5月23日）
摘要2：
摘要1：秦某某诽谤、寻衅滋事案——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犯罪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点】被告人利用信息网络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包括“捏造并散布”“篡改并散布”“明知虚假事实而散布”三种行为方式，同一诽谤信息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系情节严重，构成诽谤罪。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适用公诉程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诽谤多人，并不要求诽谤其中每一人的行为均单独构成诽谤罪。被告人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刑初字第2584号（2014年4月17日）
摘要2：
摘要1：张某某故意伤害、尹某某被指控窝藏宣告无罪案——亲属知情不举与窝藏罪的界限
【裁判要点】明知亲属是犯罪的人而与之共同生活，没有实施妨害司法机关查获犯罪的活动的，是知情不举的行为，不构成窝藏罪。
【案件索引】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刑初字第729号（2012年10月19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刑终字第626号（2013年4月1日）
摘要2：
摘要1：张某某等窝藏、窝藏赃物案——知情不举不构成包庇罪
【裁判要旨】知情不举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是不构成犯罪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向其通风报信，帮助犯罪的人逃匿，对行为人的行为应以窝藏罪论处。可见，通风报信行为构成窝藏罪，而知情不举行为不构成包庇罪或窝藏罪。
【案号】（2006）深福法刑初字第1479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在污染环境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应该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污染环境的危害性而仍然为之且追求或至少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因为过失严重污染环境的，则不能以该罪定罪处罚。
【案件索引】一审：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4）台路刑初字第26号（2014年1月26日）
摘要2：
摘要1：张某某、涂某某、杜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转交毒品样品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点】在朋友要求下，被告人转交装有毒品样品的烟盒，在其主观怀疑所送物品为毒品的情况下，仍将烟盒交给其朋友指定的接收人，后证实该烟盒内物品为毒品交易的样品，因无法推定被告人主观明知转送的毒品系毒品交易的样品，从而认定其构成运输毒品罪而非贩卖毒品罪。
【案件索引】
一审：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昭中刑一初字第27号（2014年10月9日）
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刑终字第21号（2015年4月22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永中法民一终字第268号
【裁判要旨】由于堆放物倒塌，致使他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堆放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推定堆放人存在过错，由堆放人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李井彬放置打稻机的田埂不是公共道路，但是按照当地农村的生产情况及生活习惯，田埂尤其是农忙时经常有人用于通行，上诉人李井彬对此应当明知。由于李井彬使用完打稻机后，将打稻机放置在田埂上，阻碍了他人正常的通行，并带来一定的不安全因素，在受害人李某欲通过田埂而攀爬打的稻机时，打稻机侧翻将李某压倒在水田中致其窒息而死，对此上诉人李井彬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李某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存在的危险没有预见，在作出攀爬打稻机的危险行为时脱离监护人的监管，其监护人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０〕二中知初字第１２８号
【要旨】链接是互联网上快捷地传递和获取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上网者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存在侵权问题时，一般应当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提供搜索引擎链接服务的网络经营者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该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上含有侵权内容的信息，还继续提供该种服务，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链接是互联网上快捷地传递和获取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上网者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存在侵权问题时，一般应当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提供搜索引擎链接服务的网络经营者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该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上含有侵权内容的信息，还继续提供该种服务，则应承担侵权责任。刘京胜诉搜狐爱特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为提供搜索引擎链接服务的网站经营者提了个醒。
摘要2：
摘要1：陀某某等销售蛋白质含量为零的人血白蛋白构成销售假药罪案【（2016）参阅案例31号】
【案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5）泉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刑二终字第168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摘要】
1．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对照国家药品标准，药品中某有效成分实际含量为零的，应当认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假药，而非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含量不足”的劣药。
2．行为人明知从事药品经营，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药品经营许可证，但其仍从非法渠道大量购进来源可疑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药品，并通过非法渠道进行销售，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明知所售“药品”为假药。
摘要2：
摘要1：张某某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构成污染环境罪案【（2016）参阅案例1号】
【案号】（2015）丹环刑初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书；（2015）镇环刑终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污染环境罪系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向其提供危险废物并委托处置，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被委托人已经着手处置危险废物，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对其未能得逞的部分，应认定构成共同犯罪未遂，对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均应以污染环境罪未遂处罚。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1535号
【提示】乡政府擅自出让其辖区内的矿产资源，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经批准后取得采矿权，并办理采矿权登记，持有采矿权审批机关颁发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未经过依法批准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以及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给他人进行采矿、经营等均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摘要2：【典型意义】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施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矿业权的出让应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法定权限依法进行，乡级政府并非适格的矿业权出让主体。在不拥有矿山勘查、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乡级政府签订合同擅自将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造成矿业权税费流失，而且极易造成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甚至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此类合同应给予否定性法律评价。人民法院应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区别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等不同责任方式，在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同时，综合考虑过错因素，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矿业权流转市场的交易秩序。
【解读1】乡政府作为出让主体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无效——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无权出让其辖区内的矿产资源，其作为出让主体所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无效。
【解读2】福建高院认为：“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明知其无权出让辖区内的矿产资源，亦未依法及时办理相关报批手续，与傅某某签订的涉案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导致本案讼争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傅某某是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开发讼争矿山，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有理由使傅钦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合理信赖，其对导致讼争合同无效应承担较小的过错责任。”最终认定按乡政府8成、傅某某2成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05号
【典型意义】股权与矿业权是不同的民事权利，其性质、内容及适用的法律应有所区别。矿山企业的股权属社员权，由股东享有，受公司法调整。矿山企业的股权转让导致股东变化，不当然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不构成以合法的矿山企业股权转让之形式，逃避行政监管，实现实质上非法的矿业权转让目的的，不宜认定为变相的矿业权转让，径行判令无效。若股权转让合同中同时约定了矿业权转让、矿业权人变更等实质性内容，则应根据矿业权转让的法律法规认定该部分内容的效力。
【摘要】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及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变更登记，出让人再次处分该股权，受让人请求认定处分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权处分及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即，除非二次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否则股权原受让人有权追回被处分的股权。本案中，国能公司根据合作协议取得龙辉公司股权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出让方薛某某１、薛某某２在此情况下又与王某某、薛某某３签订了转让合同，将案涉股权再次转让给王、薛二人。按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薛某某１、薛某某２将股权再次转让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由于王某某、薛某某３系在明知该股权已经转让给国能公司的情况下与薛某某１、薛某某２完成的股权转让，且系采用欺骗手段获取龙辉公司相关登记资料后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其行为明显不具有善意；此外，王某某、薛某某３受让该股权的价款仅为500万元，不足注册资本5020万元的十分之一，与国能公司转让价款4583万元相比也相差巨大，该转让价款应属不合理对价。综合以上事实，王某某、薛某某３受让股权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条件，薛某某１、薛某某２向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基于该无权处分行为所签订的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解读１】矿山企业“一股二卖”归属认定——矿山企业股权转让后未登记，转让人再次处分的，参照无权处分及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新的受让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的，对应的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裁判要旨】收购矿山企业100%股权不属于矿业权转让，无需国土部门审批——合同性质应认定为矿业权转让还是股权转让，主要应取决于矿业权人更名与否的事实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否涉及探矿权转让等因素。非矿业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情形，合同成立时即生效。
【解读２】如何区分矿山企业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还是股权转让主要应取决于探矿权人更名与否的事实以及合同约定内容是否涉及探矿权转让等因素。
【解读３】转让协议虽包括矿产合作，但未涉及采矿权人变更，仍属基于股权转让所产生的附随权利义务，协议实质仍属股权转让。若股权转让合同中同时约定了矿业权转让、矿业权人变更等实质性内容，则应根据矿业权转让的法律规定认定该部分内容的效力。
摘要1：【案号】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大商初字第0340号
【裁判摘要】盛昌能源公司所给付的货款为3024800元，而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所交付的货物在质量无瑕疵的情况下价值为2940086.5元（3693.576吨×796元／吨），故应认定盛昌能源公司多支付货款（因数量）84713.5元（3024800-2940086.5）。另，因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所交付的3693.576吨煤炭的发热量不符合供需双方合同约定的品质标准，盛昌能源公司以不妨利用为由接受利用，在供需双方均认可交付时的市场价按0.00013元／千卡予以计量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因品质瑕疵造成的盛昌能源公司的实际损失为387253元［0.00013元／千卡×3693576千克×（5300千卡／千克-4493.5千卡／千克）］。据此，可以认定盛昌能源公司的实际损失为471966.5元（84713.5元＋387253元）。盛昌能源公司明知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所供应的煤炭品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却接收了该批煤炭并出售给第三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且未与第三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就煤炭品质约定相关违约责任，故对于盛昌能源公司因煤炭品质不足而导致的利润减损即可得利益损失，属于其自行扩大的损失，且该损失超过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的可预见范围，应自行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减价违约责任的适用需以当事人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买受人明确主张减价为前提。而本案买卖双方在合同中以违约金的形式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故在盛昌能源公司既主张减价的违约责任，又主张违约金给付的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应先行适用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违约责任。如上所述，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存在履行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约定标准及交付增值税发票延迟的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盛昌能源公司主张晋昌工贸侯马分公司给付违约金302480元，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在先行适用约定的违约金违约责任时，盛昌能源公司的损失不足以得到弥补，在盛昌能源公司已经主张了质量（包括数量和品质）瑕疵时的减价违约责任（盛昌能源公司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当继续适用减价违约责任以弥补守约方盛昌能源公司的损失。
摘要2：
摘要1：【要旨】（１）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两种观点均存在。（２）个人认为强制执行并非股权交易，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 隐名股东可以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
【注解１】认为应当适用商事外观主义理由——（１）代持股权洗衣性质上属于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作为认可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的证据；如果银行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通过司法程序、仲裁程序或者公示程序对隐名股东的股权和股东地位进行了确认，隐名股东是实际权利人，享有股东资格。（２）我国公司法第３２条第３款中”第三人“并不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债权人。”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包括申请并由法院对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债权人，强制执行中的司法扣押赋予申请执行人就被执行财产价值上的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对债务人单纯的债权请求权。（３）由于我国目前禁止超标查封，若债权人已就代持股权采取了保全措施，势必使其丧失对名义股东其他责任财产保全的机会。
【注解２】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摘要2：【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在隐名股东排除股权执行能否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上存在不同判例：
（１）最高院在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2381号民事裁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裁定，认为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
（２）最高院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裁定认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注解４】隐名股东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目前倾向否定说即隐名股东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请求排除执行不予支持——（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隐名投资合同仅约束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对第三人无约束力；（２）根据债权平等原则，隐名股东不享有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３）隐名股东应承担法律风险；（４）隐名股东并非“股东”，不能直接行使股东权利；（５）《公司法》第３２条第３款规定的“第三人”不应限缩为交易第三；（６）可防止逃避执行的违法行为。
【注解５】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注释１】（１）隐名股东不能排除显名股东的债权人的强制执行，除非能够证明申请执行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系隐名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２）隐名股东属于实际出资人且符合显名条件可以排除执行。
【注释２】隐名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不能查封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除非名义股东书面确认该股权归隐名股东所有；否则查封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系错误查封，名义股东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88号
【裁判要旨】在缔约时对于合同的交易价格明知，对交易中的实际付出有明确的预期，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
【裁判摘要】
最高法院认为，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只有由于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缔约时的基础动摇或丧失，强行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受到破坏，严重违背公平诚信原则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势变更的发生是否为当事人不可预见、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则为界定本案情形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需要考虑之要件因素。
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本案中，新龙公司如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其订约时预计付出的履约成本，仅是其在合同签订后可以以更少的交易成本从别处获取合同标的物，但这不是新龙公司可以违约并置正常的交易秩序于不顾之理由，故本案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
国家能源局国能新能（2011）285号文件的出台是在2011年8月份，即在本案新龙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之后，亦不影响本案的法律适用。风力发电机组作为在市场流通的交易物，其价格出现波动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属于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正常现象，新龙公司作为专门从事风力发电的市场主体，对于该价格浮动应当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应当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综合上述情形，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风力发电机组的价格浮动应属正常的商业风险而非情势变更，新龙公司称本案存在情势变更情形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系以司法权力介入的方式改变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重新分配当事人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以实现实体上的公平公正。商业风险则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因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故应当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将其适用情形与正常的商业风险相区分，以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最大限度的诚实守信。投保人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是最大限度诚实守信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应当如实回答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作出的询问，如实告知影响保险人对是否承保以及如何设定承保条件、承保费率做出正确决定的重要事项。对于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如果保险人在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不是进一步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而是仍与之订立保险合同，则应视为其主动放弃了抗辩权利，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弃权行为，故无权再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合同，而应严格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摘要2：
摘要1：——保险人解除失权的司法衡量
——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而未提出询问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要旨】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但既不向投保人作进一步的询问，也未明确要求投保人必须如实回答，而是与投保人签订了保险合同，并收取了保险费，即属于主动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权利，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弃权行为。因此，保险人无权解除该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裁判要旨】调解书违法的，可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应以自愿、合法为基本条件。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昊雍公司和功德公司对存在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作合同，以及熙园公司实际占有和控制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等事实均明知。在此情况下，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就该事实，应如实向受诉法院陈述，并由法院通知或追加熙园公司参加到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的诉讼中，以查明案件事实，共同协调解决纠纷。而昊雍公司、功德公司均向法院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于昊雍公司起诉当日，即达成案涉调解协议，由功德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给昊雍公司，该调解书的达成，应认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存在错误的情形。虽然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在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该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作为功德公司是该土地唯一权利人的认定依据。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兼并取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熙园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取得建设后的项目成果，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熙园公司实际支付了兼并费用、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并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熙园公司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享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且其对案涉土地的合法占有，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功德公司在未取得熙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昊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处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认为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对昊雍公司而言，由于其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对调解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的真实权利状况系明知，故其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范畴，其以功德公司系不动产登记表彰的权利人为由，主张其有权接受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而未损害熙园公司民事权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功德公司与昊雍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功德公司实际收取了昊雍公司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该事实与案涉调解书存在上述错误，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系不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案涉调解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仅系该调解书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存在其他法定情形的情况下，该调解书仍应被依法撤销，昊雍公司就其与功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2053号
【裁判摘要1】《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道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与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的内容相比较，《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最明显的突破是保险公司先行赔偿的范围由“垫付抢救费用”变更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大大提高了赔偿数额，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故本案应当适用《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而非《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
【裁判摘要2】根据《交强险条例》第３条之规定，交强险中“第三人”的范围为被保险人、车上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即被保险人对之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之人。上述受害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时，可作为“第三人”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应指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和被保险人，并非包括诉讼中参加诉讼的全部当事人。本案中，李某某系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张某某系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其均可作为《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的“当事人”要求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某的合理损失，但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对侵权人张文某享有追偿权。而作为另一侵权人之一的王某某在李某某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并非交强险中“第三人”，亦非张文某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故其无权要求张文凯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向李某某的赔偿责任。但交强险中“第三人”的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多车事故中可存在不同的“第三人”，具体要视受害人的情况而定。若王某某在事故中受到人身伤害，其作为受害人起诉张文某要求赔偿其自身损失，则王某某即属于交强险中'第三人'。
摘要2：【裁判摘要3】《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某某和张某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无需再论。李某某的伤害是因王某某和张某某相会追逐冲撞而造成，与王某某是否具有运营资格无关，即李某某的伤害与王某某的运营资格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即使李某某知道王某某无运营资格而搭乘车辆，也不属于侵权法中的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相反，若李某某明知王某某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车辆的驾驶资格而搭乘车辆或在此后的事故中唆使王建军追逐张某某的车辆，则李某某将属于侵权法中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但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事实，故王某某以李某某搭乘其车辆存在过错为由上诉要求李某某自担部分损失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4】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刑事诉讼法是专门规定此种侵权行为的法律，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再适用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因上述《刑事诉讼法解释》已明确对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本案中王某某已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亦是对李某某精神损害的抚慰方式，不应当再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7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该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生效判决已经判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向第三人赔偿合计12万元，中华联合财险公司也已实际履行。现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向陈远忠追偿上述款项符合法律规定。陈锦发、陈远忠上诉称死者蔡淑娇不属于交强险中的第三人属于对法律理解有误，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陈锦发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明知其儿子陈远忠未取得驾驶资格而同意其驾驶车辆，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令陈锦发、陈远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无
摘要1：【注解１】《商标法》第１５条第１款——（１）适用主体严格限定在”代理关系或代表关系，以及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主体上；（２）不要求被抢注商标在先使用；（３）授予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对抢注商标的异议、无效和禁止使用权。
【注解２】《商标法》第１５条第２款——（１）适用主体限定在因某种原因“明知他人商标存在”的主体上（主体范围更宽）；（２）要求被抢注商标已经“在先使用”（对未注册商标的知名度没有限制）；（３）仅授予异议和无效权（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有权要求代理人或代表人禁止使用被抢注的商标）。
【注解３】《商标法》第３２条规定”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要求“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摘要2：无
摘要1：【摘要】
柳江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院出具的出诊记录单和死亡证明书及证人证言，均证明黄某因触电电击伤休克死亡，柳江供电公司对黄某死因有异议，却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在本案中，黄某死亡属高压电致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柳江供电公司作为涉案高压电输电线路的经营者，应对黄某的死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而黄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高压电具有相当危险性，仍到高压电下垂钓，鱼竿触及高压电线，造成自身身亡，其行为属重大过错，对自身的死亡负有责任，故可适当减轻柳江供电公司的赔偿责任。柳江区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一审判决柳江供电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向黄某家属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7万余元。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典房能否对抗新的房屋买受人，关键在于房屋买受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由于典权是在不动产上设置的权利，典房对明知存在典权的非善意房屋买受人具有对抗效力；由于典权没有公示效力，房屋典权对不知情的善意房屋买受人不具有对抗效力。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67号
【裁判摘要】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该规定，从事高压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成峰果品公司与蓬莱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由成峰果品公司对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享有所有权，成峰果品公司实际利用蓬莱供电公司架设的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关于“经营者”的界定，应由成峰果品公司对案涉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二审判决曲解“经营者”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本案火灾的起因系成峰果品公司西侧冷库3号库与4号库常温穿堂南门外北侧距地高约3.5米处的10KV高压电缆发生短路，短路喷溅的熔珠引燃下方堆放的聚乙烯泡沫垫引发火灾。成峰果品公司与蓬莱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约定：“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0KV温泉线#37专#4杆电源T接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人，分界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人……双方各自承担其产权范围内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等引起的法律责任。”合同后附的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显示，10KV温泉线#37专#4杆系双方的产权和责任分界点，故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产权所有人系成峰果品公司。成峰果品公司对自己享有产权的高压电力设施发生的事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同时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为无效条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蓬莱供电公司是否违规架设高压电力设施与本案火灾事故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从双方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约定可知，成峰果品公司作为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产权所有权人，对于该高压电力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之责。但成峰果品公司未按照国家或电力行业电气运行规程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且成峰果品公司明知在高压电力设施下方堆放物品存在安全隐患却仍然堆放易燃聚乙烯泡沫垫，系造成本案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蓬莱供电公司违规架设高压电力设施系导致火灾发生主要原因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在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后，应当重新指定不少于15日的举证期限，否则属于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第一审简易程序可以不受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限制，人民法院在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后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并非程序违法。
【最新｜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２０１９年修正）第５５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因此，管辖权异议不再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而是适用举证期限中止：（１）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之日起举证期限中止；（２）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举证期限恢复计算。
【注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２０１９年修正）第５５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如果最终裁定移送管辖而非驳回管辖权异议的，则新受理的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被告管辖权异议与被告举证期限无关：（１）《行政诉讼法》第６７条第１款明确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１５日内举证，被告就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举证，被告有正当理由经法院准许延期提供证据的除外；（２）管辖权异议并不涉及被告的举证是否延期问题，与管辖权异议无关，即使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成立也不影响被告依法举证，受移送法院不应当重新接受被告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
【理解与适用】行政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出现时被告举证期限如何确定。第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所举证据，是其在行政程序中已经收集并作为行政行为事实依据的材料，与管辖权异议没有必然的联系，《行政诉讼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１５日内举证，被告就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举证。被告有正当理由经法院准许延期提供证据的除外。第二，管辖权异议仅涉及法院管辖权是否合法的问题，并不涉及被告的举证是否可以延期问题，无论哪一个法院管辖，被告都必须依照法定期限举证。即使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成立，也不影响被告依法举证，因为受诉法院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法院的同时，可以将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一并移送，而受移送的法则不应当重新接受被告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如果允许被告可以在管辖权异议确定之后再重新确定举证期限，那么行政机关明知不存在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为了故意拖延举证，转化证据，也可能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使一些本来违法、缺乏证据的行政行为，经过诉讼阶段的修饰，以合法、证据充分的面目出现，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不利于私发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151号
【裁判摘要】关于南通建工是否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即朱谦荣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其个人行为，亦或代表南通建工的职务行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授权事项仅为工程现场内部管理，从授权委托书载明事项看其授权范围并不包含对外代表公司订立合同，因此朱谦荣没有对外代表公司向蔡二虎借款的权利，且该借款行为事后没有得到南通建工追认，故该借款行为应视为朱谦荣个人向蔡二虎借款。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蔡二虎认为朱谦荣符合本条款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其法律后果应由南通建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南通建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见，朱谦荣并无代表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权利，而根据蔡二虎的陈述，朱谦荣向其披露授权委托书，故蔡二虎应明知朱谦荣并无代表南通建工与之借款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朱谦荣使用南通建工项目管理章与蔡二虎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借款行为对南通建工不发生效力。另外，借款与还款均发生于朱谦荣与蔡二虎的个人账户，蔡二虎亦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实际流入公司帐户或还款来源于公司帐户。综上，蔡二虎在明知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范围不包含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情况下，仍然与朱谦荣订立借款合同，且款项往来只发生于双方个人账户之间，该借款行为应视为其对朱谦荣个人的借款。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04号
【裁判摘要】关于广东四建公司是否应当对梁湘雄出借资金承担清偿责任问题。梁湘雄等人所借款项依现有证据证明已用于涉案工程，广东四建公司是工程的总承包人，且实际占有该工程，是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承受者。广东四建公司承建皖江明珠、皖江商业街土建与安装工程后，与化州二建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实为整体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该《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应为无效。广东四建公司作为转包人对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广东四建公司承包涉案项目后，虽然组建了“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任命林耀章为工程部负责人，刻制了公章，设立了账户，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以该项目部的名义承接其他工程，或向涉案工程投入资金、实际组织施工，也未将该工程部的公章和账户交给实际施工人段德根使用，广东四建公司对于段德根自己组织资金，以“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名义进行施工，并在工地上悬挂有“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招牌应当是明知的，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在施工过程中予以制止，直至停工之后才责令段德根销毁私自刻制的公章。为此，广东四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广东四建公司不承担借款的还款责任，也应向实际施工人对工程的投入支付工程款。因此，依据公平原则，由工程总承包人广东四建公司承担用于工程借款的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吴××与雷××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原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之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１】股东在认缴到期之前恶意转让股权不能免责。
【注解２】股东未实缴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将股东转让给他人——（１）若股权转让时公司已无偿债能力，应当认定该股东存在逃废出资的故意，该股东应当被追加未被执行人；（２）反之，则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３】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如不存在恶意不承担未出资责任｜《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９条的出资义务应指已届出资期限的义务，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须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除非该股东具有转让股权以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或存在注册资本不高的情况下零实缴出资并设定超长认缴期等例外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23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4730号；（２０２０）浙０１民终１３１０号；（２０１９）苏０１民终９３９４号
【注解４】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恶意将其股权转让应对转让前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第１款的规定中所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常并不包括股东因出资期限没有届满而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的情形；（２）在出资期限没有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公司法也没有禁止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但是，如果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原股东明知存在侵权之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转让其未届出资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不能实缴到位的风险，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该恶意进行转让行为属于股东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行为，对于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884号
【注解４】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参考案例：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2民终12403号
【注解５】（１）股东未实缴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将股东转让给他人，若股权转让时公司已无偿债能力，应当认定该股东存在逃废出资的故意，该股东应当被追加未被执行人；（２）反之，则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27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