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28 00: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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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
摘要1：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何时裁定中止执行和中止执行的裁定由谁署名问题的批复（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 法（民）复〔１９８５〕４１号）
【摘要】
一、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须发现确有错误，并作出了提审或者指令再审决定的，才可裁定中止执行。所以，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调卷审查的过程中，如尚未发现确有错误，且未作出提审或者指令再审决定的，不得裁定中止执行。
二、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作出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 此裁定应包括中止执行的内容， 由院长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何时裁定中止执行和中止执行的裁定由谁署名问题的批复（１９８５年７月９日 法(民)复[1985]41号）
【摘要】
（一）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须发现确有错误，并作出了提审或者指令再审决定的，才可裁定中止执行。所以，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调卷审查的过程中，如尚未发现确有错误，且未作出提审或者指令再审决定的，不得裁定中止执行。
（二）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作出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此裁定应包括中止执行的内容，由院长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摘要1：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即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是指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上延伸）。
摘要2：
- 日期： 01-07 13: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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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议纪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民终字第28号、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
【提示1】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会议纪要，不能抗辩债权人的诉讼主张：
①政府就民事纠纷作出的协调行为，从性质上看不属于合同：
A.不能够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影响；
B.借款合同当事人不能以政府机关作出的协调行为作为合同履行的抗辩。
②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债务的履行方式等问题而形成的会议纪要，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行为：
A.并未改变双方当事人借贷的法律事实；
B.债务人以此会议纪要抗辩债权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提示2】对于政府协调或干预当事人间纠纷所形成的政府会议纪要，在当事人没有明确自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①双方当事人因一件分歧引发纠纷，请求政府协调或干预而形成会议纪要，在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依此自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该纪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②政府会议纪要关键是看双方当事人是否通过会议纪要等载体，明确表达出双方已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必须是明示的、确定的、可执行的，且会议纪要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收或者当事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认可：
A.会议纪要已完全具备有效民事协议所具备的要件，方可认定会议纪要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B.否则，其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重庆新材司受让土地使用权后，对土地进行了投入。后重庆市国土局将该地块土地使用权收回，重新出让给了泛华西南公司，泛华西南公司享用了重庆新材司在该地块上的投入，应当对其投入予以补偿。重庆新材司和泛华公司对经市开发办和市房管局审查核实的该土地前期开发成本1500万元，均明确表示同意。依此形成的由重庆市政府主持达成的会议纪要，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当遵守。
【解读】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政府主持达成的会议纪要的，该会议纪要对双方有约束力。
摘要2：【载《最后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典型疑难百案再审实录（房地产与公司企业案件卷），第74-79页】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著述与主流观点】虽然本案双方最终是以和解的方式圆满解决了纠纷。但本案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双方当事人因意见分歧引发纠纷，请求政府出面协调或政府主管部门主动出面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所形成的政府会议纪要，其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事实上，重庆市政府办公厅[1994]63号会议纪要是政府派员参与两家公司经济利益的协调，对公司之间的民享行为提出的一种协调意见，并非政府行政命令或决定，亦非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协议，对当事人不具有强制力。会议参加人如自愿接受并履行，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不接受，则不会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会议纪要与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有效民事协议在法律效力上的重要区别。原审判决将会议纪要等同于当事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达成的有效协议，认定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缺乏法律依据。且该案中参加政府协调会议是泛华公司，而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泛华西南公司，其对泛华西南公司更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在如何看待政府会议纪要的效力问题上，要注重区分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政府会议纪要只是载体，无论是以会议纪要或者是以会议决定、书面报告等形式出现，关键是看双方当事人是否通过会议纪要等载体，明确表达出双方已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必须是明示的、确定的、可执行的，且会议纪要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收或者当事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认可，即会议纪要已完全具备有效民事协议所具备的要件，在此情况下，方可认定会议纪要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否则，其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
——刘国华：《如何认定政府会议纪要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与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重庆新型建筑材料开发公司土地使用权纠纷案》，载苏泽林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最后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典型疑难百案再审实录》(房地产与公司企业案件卷)，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74～80页。
注：刘国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一终字第7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摘要】关于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陕西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25日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对于恒升大厦工程停、窝工损失计算为346421．84元，但该鉴定报告也明确说明：“该工程停、窝工时间为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22日，但数量没有建设单位指定的工地代表签证。”一审判决以临潼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窝工证据，故对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不予支持。由于二审中临潼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对临潼公司上诉要求恒升公司按鉴定报告计算的346421．84元支付停、窝工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施工合同存在备案合同和存档合同两个版本，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依据。
【裁判要旨】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工、窝工证据，对其主张的停工、窝工损失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虽然陕西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25日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对于恒升大厦工程停、窝工损失计算为346421．84元，但该鉴定报告也明确说明：“该工程停、窝工时间为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22日，但数量没有建设单位指定的工地代表签证。”一审判决以临潼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窝工证据，故对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不予支持。由于二审中临潼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对临潼公司上诉要求恒升公司按鉴定报告计算的346421．84元支付停、窝工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8号
【提示】注销土地使用权证、未注销土地登记的，权利人不变，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仍系土地登记档案中记载的权利人。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应当依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确定，不动产权属证书只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行政机关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并未注销土地登记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仍然是土地登记档案中记载的权利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转让人以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注销、其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当事人以协议违反行政规章及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双方合同关于解约条件的约定，亦不属于《合同法》第94条可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１】行政机关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并未注销土地登记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无权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注销、其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为由主张解除合同。
【解读２】转让土地时未完成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投资总额的２５％的，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规定，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时，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须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会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３】土地转让时未满足《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等条件的，不能据此认定土地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４】《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３９条第２款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１９条关于土地未按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就不得转让的规定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是行政规章，均不能作为认定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依据。
【摘要１】《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系行政规章，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为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均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摘要２】土地转让合同签订后，政府拟收回土地对土地重新拍卖，不属于《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的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电大财校所主张的政府拟对合作开发的土地重新拍卖、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的解除合同的理由，并非合同约定的电大财校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也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权利行使方式和期限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电大财校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电大财校以《解除函》通知聚丰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合作开发协议书》已经解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81号
【裁判摘要】
一、租赁采矿权属于一种特殊的矿业权转让方式，采矿权转让合同属于批准后才生效的合同。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出租采矿权须经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诉讼中，采矿权租赁合同未经批准，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未生效。采矿权合同虽未生效，但合同约定的报批条款依然有效。如果一方当事人据此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报批义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客观条件允许的，对其请求应予支持；继续报批缺乏客观条件的，依法驳回其请求。
【裁判要旨】变相转让、出租探矿权采矿权合同如未经有关审批的机关批准，应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如一方当事人据此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经审查认为客观条件允许的，对其请求应予支持；如双方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变相转让、出租探矿权采矿权的，应确认转让、出租行为无效
【裁判意见】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出让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裁判观点】采矿权租赁合同须经批准才能生效。
【摘要1】采矿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陈允斗遭受的损失不能依据该协议的违约条款获得救济，故对于陈允斗主张的协议无法履行的责任在村委会，村委会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陈某某虽然因采矿遭受了经济损失，但其在明知租赁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擅自开挖巷道，属于违法开采行为，该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后果自负。对其关于村委会因违约应赔偿其160万元的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租赁协议未生效，村委会据此取得的陈某某交付的租金本应返还，但鉴于陈某某在本案中对此未提出主张，本院不能直接判决返还，陈某某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２条规定，采矿权租赁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抗字第48号
【裁判摘要】
一、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前后两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
摘要2：【裁判要旨】不同诉讼阶段利息和滞纳金诉请增加，可一并处理——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当事人所诉告的内容既包括其在一审时起诉、增加诉讼请求以及答辩、反驳、反诉等，也包括其在二审时上诉请求、上诉答辩等；还包括其在庭审中享有的陈述、举证、辩论、质证、调解以及人民法院进行的询问等。从雨田公司的起诉、上诉以及二审法院对其询问的总体内容看，雨田公司不仅在一审中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而且在二审中法院询问时仍然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并要求截止时点至付款时止，这充分说明雨田公司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虽然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请，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基于计算的截止时点不同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一定程度上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但属于时间结点顺延所必然增加的部分。为减少诉累，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请一并处理并无不当。故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没有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人民法院不主动审理当事人没有请求的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一提字第26号
【提示】合同解除权成就后仍要求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表明已放弃解除权。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涉案房屋出卖方与买受方订立了三份合同。其中，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7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隐瞒真实的交易价格，意在规避我国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2007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２】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款为人民币425万元，梁某某、叶某某应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至2006年9月15日止，梁某某、叶某某实际支付给招某某、缪某某的购房款仅为115万元，但在2006年9月15日之后，梁某某、叶某某又多次支付购房款共计60万元给招某某、缪某某，招某某、缪某某亦予以接受。同时，在梁某某、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后，缪某某于2006年7月31日签署了《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明确说明缪某某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叶某某，因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二手楼按揭贷款250万元需要，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缪某某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将该250万元贷款划入缪某某的银行账户。从梁某某、叶某某已支付的购房款数额175万元和其申请贷款的数额来看，二者总和恰好是《房地产交易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即425万元。缪某某签署该《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说明了其对梁某某、叶某某在支付了175万元购房款后，欲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250万元来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况且，因梁某某、叶某某办理房产证和贷款的需要，招某某、缪某某于2006年10月17日和梁某某、叶某某及中国建设银行陈村支行职员熊某某一起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房地产交易所领取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此时已超过《补充合同》约定的2006年9月15日的履行期限一个多月。如果缪某某、招某某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的情况下，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收回涉案房屋的话，其完全可以在当时就以梁某某、叶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续）】某某违约为由提起该主张。但缪某某、招某某在当时不但没有拒绝梁某某、叶某某约定期限后的付款行为，反而还配合梁某某、叶某某办理相关的贷款和办证手续。这些事实均说明了招某某、缪某某是同意梁某某、叶某某在没有依约付清全部款项的情况下，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方式来支付剩余的250万元购房款的，缪某某、招某某也以配合办理贷款和办证手续的实际行为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虽然本案当事人未就此订立书面合同，但综合本案事实，从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足以推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房款时，对涉案房屋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履行期限又重新进行了协商和变更并形成了一致意见。这些事实与熊某某分别于2007年1月29日和2007年7月18日接受本案一、二审法院询问时的表述是一致的。因此，梁某某、叶某某依据新的约定支付购房款，不构成违约。招某某、缪某某再以梁某某、叶某某未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购房款，违反了《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梁某某、叶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梁梁某某、叶某某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1：——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六、七条的适用及改制企业转让股权是否影响新设公司承担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企业改制后转让股权取得回款不影响新设公司责任——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即使新设公司与原负债企业嗣后股权发生变动，因未改变新设公司已接收资产的事实，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新设公司仍应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意见】改制企业接收财产应界定为总资产而非净资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中的“资产”应指接收的总资产。
摘要2：【解读１】企业改制后又将其对新公司的股权转让的，不影响新设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
【解读２】（１）润田公司成立后，约定承担兴禹集团公司部分债务11265万元，不包括本案中禹城建行的4656万元本金及利息。但该约定不能对抗包括禹城建行在内的其他未转移债务的债权人。在润田公司所接收资产范围内，对债务仍被留在兴禹集团公司的，以及虽转移了债务但未通知债权人的或者虽通知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润田公司均应在其所接收资产范围内，对原兴禹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润田公司已经清偿了其所接收债务中的10009545.01元，抵减其所接收的15195万元资产数额后，其应承担的责任限额仍多于原审判决认定的11265万元（约14194万元），不足以改变原审判决的结果。（２）此外，兴禹集团公司持有的67%的股权转让给农资集团后，尽管其取得了 17354854.91元的对价，但该对价并非是润田公司所有的等价值的资产本身，而是该笔股权的市场价格。润田公司所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资产总额，不会因此股权变动而发生变化，亦即不会改变因本案改制行为而其承担责任限额的物质基础及法律依据。润田公司关于应以兴禹集团公司转让股权后所持有的17. 44%股权（现折合约811. 69万资产）确定其应承担兴禹集团公司原债务数额的请求，亦没有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兴禹集团公司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润田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与本案依据改制行为确认润田公司对原企业承担的范围，两者属于不同的制度层面，并不发生联系。
摘要1：——所涉股权系第三人所有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153号
【裁判摘要】
一、股权转让合同中，即使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系合同外的第三人所有，但只要双方的约定只是使一方负有向对方转让股权的义务，而没有实际导致股权所有人的权利发生变化，就不能以出让人对股权无处分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系无权处分合同进而无效。
二、当事人订立合同后，一方要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方未向对方提出而是在其他合同中与他人约定解除前述合同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三、违约金是合同双方对合同义务不履行时违约方应付损害赔偿额的约定，所以违约金是针对特定的义务而存在。这种特定的义力有时是合同中的某一项义务，有时是合同约定的双方的任何一项义务，法院首先必须准确地认定违约金所针对的义务内容。在认定后，还要审查该义务是否实际发生，商事合同中双方常常对合同义务附加前提条件，在条件未成就时合同义务实际上并不存在，故也谈不上履行问题，此时，针对该义务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就不能适用。
四、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合同中的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人义务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该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宜轻易认定构成债务转移，一般应认定为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表明债务加入的意思后，即使债权人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只要其未明确表示反对或未以行为表示反对，仍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成立，债权人可以依照债务加入关系向该第三人主张权利。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回购条款，系各方为受让方退出合作时设定的利益安排，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方当事人以保底条款、企业间资金拆借、违规对外转让股权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达宝公司与中岱电讯公司、中珊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对目标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中岱电讯公司将其持有的中珊公司100％股权中的 10％股权转让给达宝公司。虽然在该协议签订时中珊公司的股东是夏某某、苏某，中岱电讯公司不持有中珊公司的股权，但该协议只是使得中岱电讯公司负有向达宝公司转让股权的义务，而没有使得达宝公司实际获得股权从而导致中珊公司股权发生变化，该协议也没有为中珊公司的股东夏某某、苏某设定义务，没有侵害夏某某、苏某对中珊公司享有的股权，故《合作协议书》不因中岱电讯公司不是中珊公司股东这一事实而无效。因《合作协议书》没有导致夏某某、苏某持有的中珊公司的股权受到侵害，达宝公司也没有向夏某某、苏某主张权利，故夏某某、苏某与本案的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广州国土局解除其与夏某某、苏某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其并不影响达宝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书》向中岱电讯公司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夏某某、苏某及广州国土局为案件当事人并无不当。
【解读】特定义务不存在或其条件不成就，针对该义务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不能适用——《合作协议书》虽约定达宝公司退出合作后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买回达宝公司持有的中珊公司10％的股权，但是该约定的前提是达宝公司之前应将其受让股权的4931万元款项向中岱电讯公司付清。本案中达宝公司并未将4931万元股权转让款向中岱电讯公司付清，而是仅支付了3000万元，所以达宝公司主张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买回中岱电讯公司出让给达宝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判决以达宝公司已付3000万元所占应付款4931万元的比例认定中岱电讯公司在达宝公司退出合作后应返还其3215．3721万元，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每天按0．2％计算违约金的标准，是对中岱电讯公司应以5285万元向达宝公司买回涉诉股权这一义务而设定，因中岱电讯公司以5285万元买回该股权这一条件并未成就，故不能适用该每天 0．2％的违约金标准来计算中岱电讯公司的违约责任。达宝公司将以该标准计算出的违约金数额作为其主张的参照标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二审判决以 3215．3721万元为本金按照每天0．2％计算出的违约金作为达宝公司损失的参照，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违约，导致法律上不能继续履行，但其他合同部分仍未解除且应继续履行前提下，仍应依当事人约定、实际履行情况促成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意见】合同一方逾期付款不因对方接受而免除违约责任——股权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因其接受逾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而消灭。
【提示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不需向受让方开具发票的条款是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裁判摘要1】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及同年10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8条关于“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的约定，均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提示2】诉讼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要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以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
摘要2：【裁判摘要2】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曾经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其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至7月29日期间陆续支付的5460万元价款，而未就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对双方当事人仍有法律约束力。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以其于2011年2月22日、7月26日、28日发出的三份《解除函》为据，主张其再次向京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主张其在京龙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权利并不因京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消灭。此三份《解除函》虽明确包含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京龙公司提起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规则】在提起诉讼前，合同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违约方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免除合同义务的，有违诚信原则，解除无效。
【解读】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110号
【提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是股东（大）会的职权，在公司没有作出决议之前，不宜直接作出判决。
【裁判摘要】根据修订前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公司法亦保留了上述内容。据此，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权范畴，原审判决认定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益，并据此迳行判决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不符合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是否分配利润是股东（大）会的职权，在公司没有作出决议之前一般不宜直接作出判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39号
【提示1】目标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承担担保责任，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目标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提示2】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
【裁判要旨】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
【裁判摘要】《还款协议》约定，汪高峰、应跃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李海平等三人支付的17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1800万元转化为其债务，勤峰公司承诺对该笔债务提供担保。该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后不得抽回的规定。李海平等三人与汪高峰、应跃吾等人原均为勤峰公司股东，其间发生股权转让由公司提供担保，即意味着在受让方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公司应向转让股东支付转让款，从而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因此，《还款协议》中关于勤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内容，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勤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关于勤峰公司担保有效，并据此判令勤峰公司向李海平等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规则】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的一般担保。公司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否则构成实质上返还其投资。
【裁判意见】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法院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审判决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１】汪某某、应某某认为《还款协议》关于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过高而无效，因该约定并非合同主要条款，不足以导致合同全部无效，且原审判决并未判令汪某某、应某某依据《还款协议》约定的标准承担违约金和利息，已经作出适当调整，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２】《还款协议》约定，汪某某、应某某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李某某等三人支付的17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1800万元转化为其债务，勤峰公司承诺对该笔债务提供担保。该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后不得抽回的规定。李某某等三人与汪某某、应某某等人原均为勤峰公司股东，其间发生股权转让由公司提供担保，即意味着在受让方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公司应向转让股东支付转让款，从而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公司法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及股东认缴情况公示，在未经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动及公示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司资产清偿其债务构成实质上的返还其投资。因此，《还款协议》中关于勤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内容，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勤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关于勤峰公司担保有效，并据此判令勤峰公司向李某某等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2号
【提示】如何认定合理的停工时间？
【裁判摘要】因发包人提供错误的地质报告致使建设工程停工，当事人对停工时间未作约定或未达成协议的，承包人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停工状态的持续以及停工损失的扩大。对于计算由此导致的停工损失所依据的停工时间的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是应根据案件事实综合确定一定的合理期间作为停工时间。
【裁判要旨】因发包人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停工，当事人对停工时间未作约定或未达成协议的，承包方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停工损失的扩大。对于计算由此导致的停工损失所依据的停工时间的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应综合案件事实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段作为停工时间。
摘要2：【解读1】对于停工时间的认定，参考《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和FIDIC合同条款的规定，在发包方长期延付款造成承包方停工达56天或84天之久时，双方又未能对延期付款达成协议的，承包方应当对工程的前景有合理的预见，对风险有较理性的把握，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因而有义务及时做好人员和机械的安置工作。
【解读2】二审判决及原再审判决综合本案事实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的认定，参照河南省建设厅豫建标定（1999）21号《关于记取暂停工程有关损失费用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暂停施工的期限一般为3个月，如超过3个月还不能正常施工者，双方应另行协商工程缓建或停建”，将鑫龙公司的停工时间计算为从1999年4月20日起的6个月，体现了当事人均应积极协商并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停工损失扩大以及承包人不应当由于停工的发生而额外受益的原则，较为合理。
【注解】承包人未履行减损义务应自行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18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主合同债务分期履行，保证人承诺“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失效时止”的，保证人对分期履行的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从主合同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提示】分期偿还的债务的保证期间，应当从合同债务最后到期日起算。
【摘要】关于分期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问题，本案借款合同约定分期偿还借款本息，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分期偿还应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答复》（法经[2000]244号）还是2004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分期履行合同诉讼时效期间及保证期间应如何计算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23号），均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个别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个别答复，没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在本案所涉担保合同中，担保人承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失效时止”。对本案债务期限作出了概括性承诺，因此，本案分期偿还的债务的保证期间应当从合同债务最后到期日起算。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个案答复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意见】当事人对分期履行的债务约定担保责任的，如何确定保证期间起算点，最高人民法院主流意见倾向认为：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对整个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应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分期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问题，本案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分期偿还借款本息，无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分期偿还应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答复》还是2004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分期履行合同诉讼时效期间及保证期间应如何计算问题的答复》，均是最高法院针对个别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个别答复，没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在本案所涉担保合同中，担保人承诺“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失效时止。”对本案债务期限作出了概括性承诺，因此，本案分期偿还的债务的保证期间应当从合同债务最后到期日开始起算。原审判决适用最高法院个案答复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1】分期履行的一次性债务，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解读2】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个别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个别答复，没有普遍适用的效力。
【解读3】一次性债务是指债权债务关系自始即已经确定只是分期进行履行的债权（如借款500万元分三期偿还），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应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解读4】继续性债务是指债权债务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变化的债务（如长期供货协议），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应分别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一终字第8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公司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部门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资格行使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其分支机构所负有的民事义务。
【摘要】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性质行使对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人寿(集团)公司于本案中以原告身份向泛华公司主张《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泛华公司上诉提出的截至2005年5月1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办理注销手续，仍为合法存续的法人分支机构，人寿(集团)公司不具备合法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根据。一审判决认为人寿(集团)公司属于本案适格原告，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摘要2：【提示1】公司分支机构于法人变更中是否被注销，不影响公司承担起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
【裁判意见1】
①公司分支机构（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分支机构于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被工商部门注销，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资格行使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其分支机构所负有的民事义务。
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其公司内部人员的调整变化，在公司依法存续期间，法定代表人的更迭不构成影响公司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抗辩事由。
【提示2】按日累计的违约金属于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不能按照违约时间分别计算诉讼时效。
【摘要2】本案违约金基于当事人未按约履行交房义务的违约行为而产生。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出卖方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购房方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0.2‰累加计算。从该约定内容分析，迟延交房的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累加计算”的，即相对于购房方来讲，主张自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之日至实际交房之日的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确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而不是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个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购房方可以再该项整体权利没能实现时提出主张。如果将本案违约金请求权分割为若干个独立的请求权，并以分别起算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这必将改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额“累加计算”的本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定上述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及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裁判意见2】
①按日累计违约金所形成债务的诉讼时效计算观点：
A.多个债权说（把违约金作为继续性债权，分段计算诉讼时效）；
B.单个债权说（违约金是当事人约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
②按日累计的违约金属于无履行期限的债权，只要违约行为不构成，则诉讼时效期间就不进行。
③原告主张权利的函件被告拒收，此时应视为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权利人始知其权利遭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发生争议之日起计算。
摘要1：——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可以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依据确认合同的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提字第61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提示】当事人采取许以高额报酬的手段，诱使对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与之签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了新的法律法规生效之时，根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但如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而根据原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认定无效的，根据从宽例外、持续性行为例外的基本法理，应适用新颁布飞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A.从宽例外原则：是指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如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该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该合同有效，适用《合同法》；
B.持续性行为例外原则：是指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至《合同法》实施之日的，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实施以后，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2：【提示1】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与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在合同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能否完全按照合同当事人约定提成劳动报酬，需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即应根据当事人已投入的费用和其他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提示2】营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提成费用的约定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科技公司与彩票发行中心双方约定，科技公司为彩票发行中心提供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科技公司既不参与销售，也不参与资金结算，提成比例的上限为销售总额的3%。合同履行期间，因省募办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约定提成费用是否过高，是否有违劳动报酬的本质，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根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每年投入宣传营销费用和付出相关劳动进行宣传策划工作，有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当然，该报酬应与投入相应，在投入和收入明显悬殊的情形下，应予适当调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彩票中心已不履行合同达两年多时间，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因此，应根据科技公司已投入的费用和其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进行确定。
【提示3】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新法与旧法确定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不同的，应适用认定合同有效的法。
【解读】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上，可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认定合同效力。
- 日期： 02-07 12: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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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瑕疵股权转让中的民事责任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1】股东出资瑕疵其股东权利应受到限制。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民法基本原则，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其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违反出资义务，也就不应享有股东的相应权利。．．．．．．故原审法院判决安达巨鹰公司如不能补足出资，则其不享有对协和健康公司１６５００万股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及新股认购权并无不当。
【问题】受让人明知出资不实而受让股权，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提示2】受让明知或应知出资不实仍受让股权的，应向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其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应受限制）。
【摘要】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受让人对其受让的股东存在出资不实、股东资格有瑕疵系明知，根据协议约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受让人应对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即应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在其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下，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应当受限制。
【裁判意见】
①股东出资不实时，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有权请求向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有权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②股权转让中，受让方对其受让的股权存在出资不实情形系明知，应当对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
③股东出资不实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但相应的股东权利会受影响。
【裁判要旨】最高法院首例判决——股东出资不到位股东权利应受到限制
①最高法院判决确认：明知出资瑕疵而予以受让之股东负有补足出资的义务。
②最高法院阐释立法真意：未足额出资的股东之股东权应受相应限制。新《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认缴新增资本；第43条规定，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新旧公司法均未规定，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的股东权应受限制，最高法院对此也未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对瑕疵出资的股东的股东权利是否应受到限制，存在较大争议。
摘要2：③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股东有权对瑕疵出资股东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确认瑕疵出资的股东之股权应受限制。
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在履行一定前置程序后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规定，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对此类案件的受理法院、公司的诉讼地位以及何种情况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能否为法院受理、能否得到法院支持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是代位行使公司诉权的股东，被告是侵犯公司权益的主体，被代位的公司为第三人。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更换未办工商登记，不影响诉讼进行
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新的法定代表人提交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后可继续进行诉讼。
最高法院判决首次明确：法定代表人变更但未作工商登记不影响其代表公司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工商登记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审查营业执照确定谁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为：首都国际公司原董事长已被合法免职，并选举出新董事长；首都国际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由公司盖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系首都国际的真实意思表示；首都国际尚未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不能否定其对法定代表人的合法变更，现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诉讼。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635号
【提示】恶意诉讼损害赔偿要件的认定。
【裁判要旨】当事人因对方向法院申请限制其出境而要求对方赔偿其损伤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①申请限制对方出境的当事人恶意提起诉讼或者采用虚构、隐瞒事实等手段申请人民法院限制对方出境并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②被限制出境的当事人因限制出境决定实际遭受损失；
③被限制出境的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必须是直接损失。
摘要2：【判案分析】
本案中，A公司是否要对郑某的损失进行赔偿,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考量。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法院才能认定A公司应当对郑某的损失进行赔偿。
一、A公司的诉讼行为是否存在恶意。判断标准就是其提起诉讼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A公司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犯,则其提起诉讼就是其行使诉权的正当行为,不存在恶意；如果根据相关证据,A公司无任何合理理由认为其权益遭受侵犯,则其提起的诉讼就是恶意诉讼。本案中,对于郑某领取的钱款,郑某应当及时办理相关的报销手续。但是,郑某未办理任何报销手续,并且经A公司多次催讨,仍不予返还或者办理相关报销手续。因而,A公司基于上述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起诉行为是其行使诉权的正当行为。
在确认A公司提起诉讼的行为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法院还需要审查A公司申请限制郑某出境是否具有合理的理由。A公司基于郑某在国内无固定资产、无工作等现状而提出限制其出境的申请,法院经审核后作出限制出境的决定。A公司申请限制郑某出境,是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以及判决的执行。郑某的借款行为印证了其在国内没有相应的资产可以保证判决的执行。因此,A公司申请限制郑某出境具有合理的理由。综上,通过对客观事实和行为的审查,法院可以认定A公司的诉讼行为不具有恶意。
二、被限制出境的境外当事人是否因此实际遭受损失。损害赔偿必须以当事人实际遭受损失为前提。本案中,郑某与案外人费某订立借款合同并约定利息支付标准。根据本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费某确实为郑某支付了保证金169000元,但是由于郑某并未能提供证据,对郑某是否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利息存在争议。因此,法院无法认定郑某实际遭受了损失。
三、被限制出境的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必须是直接损失。郑某的损失应当是一种直接损失。根据民法的一般理论,所谓直接损失是指财产的减少。与直接损失相对应的概念则是间接损失。所谓间接损失系指可预期收入的减少。本案中,郑某所称的损失系支出的增加,应属于直接损失。但是,法院必须审查的是郑某的这些支出是否属于必要支出,或者这些支出中哪些属于必要性支出,哪些属于不必要的支出。对于必要的支出应当认定为郑某的损失,对于不必要的支出则应当由郑某自行承担。
本案中,郑某与费某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以实际借款期间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档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借款利息,遇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按最新利率予以调整利息计算标准。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并未超过相关规定的上限,符合法律的规定,故法院可以认定郑某的利息损失属于直接损失。
综上,法院在审查上述三个要件后,由于郑某无法证明A公司的诉讼行为存在恶意,且郑某无法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利息,则法院不能支持郑某的诉讼请求。
- 日期： 02-27 21: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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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要旨】公司章程是各股东经过协商后达成的合意，它是公司正常运作的基础，也是维护股东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依据。然而，当公司章程的内容和《公司法》的规定发生矛盾时，又该怎样处理呢？前不久，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对一起股东要求更改公司章程的诉讼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和法院判决的与众不同都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摘要2：【备注】判决存在未列公司为当事人，判决更改公司章程不当等问题。
摘要1：——由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配合费，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有关收费条款的约定对当事人应具有约束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29号
【提示】
①由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配合费，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有关收费条款的约定对当事人应具有约束力：由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配合费，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已约定由各分包商自行承担有关施工管理配合费，建设单位没有承担施工配合费的合同义务。此约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应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中提及按照地方性部门规章规定，总承包商可向建设单位计取分包工程造价2%-5%的现场配合、交叉影响费，但未计算在工程造价中。一审法院参照上述幅度，判令建设单位向总承包商支付该项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该判项应予撤销。
②建设单位未经竣工验收就开始使用工程，应当自其开始使用工程之日起计算利息：建设单位未经竣工验收就开始使用工程，既表明对工程质量责任的自行承担，同时也是对自开始使用工程时支付尚欠工程款本金和利息的事实认可。造成未付工程款的原因在建设单位自身，其主张未付工程款的利息应随付工程款本金确定之日起支付，而不应判决从工程使用之日开始计息，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确定自建设单位开始使用工程之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妥。
【要旨】当事人约定的有关收费的条款，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效力高于有关规章的收费标准的效力。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工程结算标准和工程量的确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省六建公司与原万豪国际酒店筹建处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一直得到履行，三晋国际饭店系原万豪国际酒店筹建处在港方资金撤走后的企业法人的更名，依法应享有原万豪国际酒店筹建处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三晋大厦始终是该工程项目的投资人之一，也是后来与省六建公司签订的一些分项合同的当事人。三晋国际饭店是对外营业的称谓，与三晋大厦系同一住所地、同一法定代表人、使用同一财务报表和账户，管理层和基本职能机构相同，三晋国际饭店和三晋大厦承接了原万豪国际酒店筹建处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三晋国际饭店和三晋大厦共同承担支付拖欠工程款的责任，并无不当。三晋国际饭店和三晋大厦主张其分别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应各自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3年第4集（总第16集），第209-225页；程新文：《法人权利义务变更、承接和继受问题以及合同约定与规章规定的收费标准效力关系问题——太原三晋国际饭店、太原三晋大厦与山西省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欠款纠纷上诉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民事案件解析》第3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55号
【提示】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摘要】存在股权关系交叉、均为同一法人出资设立、由同一自然人担任各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如果该法定代表人利用其对于上述多个公司的控制权，无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各个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造成各个公司的人员、财产等无法区分的，该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因此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该多个公司法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要旨】
①房屋配套建筑及设备和改扩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效力——改扩建与装饰工程不能成为抵押财产；承租人不享有对房屋及配套建筑处分权，该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合同标的：
A.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规定，在他人财产上增添附属物，非产权人与财产所有人有约定的依约定，没有约定又不能拆除的，原财产所有人取得所有权。故改扩建与装饰工程不能成为抵押财产。
B.承租人非房屋所有人，不享有对房屋及配套建筑的处分权，该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合同的标的。
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规定，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商标专用权可以质押。故法律保护注册商标权利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且商标专用权属可质押的权利，并非可抵押的财产。非注册商标对其享有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以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注册商标使用权设立抵押无效。
摘要2：【解读】本案中判决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单位并非都是该公司的股东，而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即在关联企业人格混同的情况下适用了法人人格否认，这就与《公司法》所规定的直刺股东式的法人人格否认有了根本的不同。
摘要1：——召集程序违法的董事会所作决议的法律效力
【裁判观点】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方面存在瑕疵，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精神相违背，与公司利益不符的临时董事会决议，不能体现公司的团体意志，属于对董事个人表决权的滥用，应予撤销。
【裁判规则】董事会召集程序违法，其做出的决议应予撤销。
【裁判摘要】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应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通知应包括“事由及议题”，而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中，仅列明会议议题为“规范公司管理，改善公司现状”，用语模糊，内容空泛，接通知董事无法掌握具体议题，更无法作出准备。同时，《公司法》及章程中均规定“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章程中又规定“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并且召开本次临时董事会的事由是公司目前管理混乱，而经理，监事因职责关系，对公司的现状更为清楚，因此，经理、监事参加目的为解决公司目前管理问题而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就更为必要。无证据表明该次临时董事会召集人通知经理、监事参加，且从会议记录中也能推断出会议召集人并未通知经理、监事参加。因此，本次临时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以及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还应该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充分保障董事能充分表达意见，行使表决权。共同推举临时董事会召集人，在决定召开临时董事会时，并未将推举情况告知杨某某，使杨某某知道盛某某有权召集本次临时董事会，在杨某某以召集程序违反章程规定，从而表示拒绝参加时，也未给予解释，而是置之不理，径行召开。况且，会议通知于6月12日传真至杨某某处，6月14日即在重庆召开临时董事会，而重庆远距临淄两千余公里，杨某某即使愿意参加该次会议，一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到重庆确有很大困难，二又不知具体的会议议题，无法有针对地进行准备，从而不能充分地表达意见，有效地行使董事的权利。因此，本次临时董事会议召集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06）临民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淄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解读】如果刻意将股东会、董事会召开地点选在外地，恶意排除个别股东参与相关会议的权利，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决撤销相关公司决议。
- 日期： 03-12 23: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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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股东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46号
【裁判要旨1】隐名投资人和实际投资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隐名股东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并且隐名股东也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双方之间隐名投资关系被认定。
【裁判要旨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隐名出资人要求该企业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变更股东审批和登记手续，但若该企业及其股东始终将隐名出资人作为该企业股东对待的，应当判令该企业限期补办上述手续。
【裁判摘要】本案系涉港合资公司股东权纠纷，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涉案争议并无不当。忻佩芬请求确认其对华侨商务公司享有股权，系公司股东身份之主张，鉴于华侨商务公司已经对忻佩芬实际出资的事实予以确认，公司历年分红也是直接分配给忻佩芬本人。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华侨商务公司对忻佩芬是该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无争议，故而，对于忻佩芬的该项主张，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法院无需审理。至于忻佩芬提出的要求华侨商务公司限期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主张，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实行审批制，且先办理变更审批申请再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忻佩芬所提的办理变更手续应包括变更审批以及登记手续。但无论是变更审批还是变更登记手续，从保护实际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均应由华侨商务公司及时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尤其是本案中，负责变更审批及变更登记的相关主管机关均参加了关于华侨商务公司股东变更的专题会议，并同意将忻佩芬等委托投资人变更为直接投资人的情况下，华侨商务公司更应尽快办理变更申请。华侨商务公司提出在公司内部形成董事会决议中存在一定困难，也表示公司并未故意拖延办理，但在协调会召开至今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仍未能按照各方商定的方式向主管机关提出变更股东申请，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实际出资人的合法利益保护均会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忻佩芬的相关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该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必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隐名股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以对当事人之间委托投资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等问题进行审理，对符合条件的可以判令当事人限期办理变更股东行政审批手续，但不得支持原告请求确认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也不得直接判令当事人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审批结果不服，应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关联法条】
《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二)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纠纷
87．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在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解决；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坚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之间的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向其支付约定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8．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有关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未能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由于合同未生效造成的损失，应当判令有过错的一方向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判令双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全国法院涉港澳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关于“三资企业”股权纠纷、清算
22、在内地依法设立的“三资企业”的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
2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委托投资合同的效力及其在该“三资企业”中的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委托投资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经过审理后作出判决，但应驳回其请求确认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
24、在内地设立的“三资企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068号
【裁判摘要】
一、合作者一方转让其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成立后未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合同效力应确定为未生效，而非无效。
二、即使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仍应认定“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已产生，否则当事人可通过肆意不办理或不协助办理“报批”手续而恶意阻止合同生效，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规定，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行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决义务人履行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的义务。
【相关法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
【摘要】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梁某某变更为林某。中鑫公司称林某系采取欺骗方式取得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但没有证据证明，且在远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提起要求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已驳回其请求。此外，根据远兴公司修改后的章程，远兴公司的董事长由理财公司委派，而理财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从未否认林某为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反却向本院陈述称将追究梁某某的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签字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有权代表远兴公司进行诉讼，有关诉讼代理人在诉讼阶段作出的陈述对远兴公司具有约束力。二审判决根据远兴公司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定远兴公司表示《股权转让及项目合作合同》的审批手续可以办理、远兴公司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证交由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保管，是正确的。
【解读】根据《外商投资法》规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人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股权转让仅适用于备案管理，不再因未经审批而认定其未生效。
摘要2：【裁判规则1】中外合作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中股权的生效条件——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经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
【裁判理由】
①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②由于涉案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未经批准，而批准的前提是当事人报批，促成合同生效的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应产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经批准才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的，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转让未经审批，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还是未生效？——未经批准的中外合作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只是未生效不是无效。
【裁判规则3】以转让股权解决资金困难并设定担保不等于借贷——在资金困难情况下，一方通过转让股权（权益）筹资，并为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提供担保，同时约定以目标公司银行贷款先行收回部分投资的，不能据此定性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合同。
【裁判规则4】约定违约时退款并承担违约金不视为解约违约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若投资公司不能按约完成办理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视为违约，投资公司应无条件退还开发公司投资款并按出资额每天1%承担违约金”，应解释为：只要投资公司违约，就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开发公司亦可要求解除合同，至于是选择解除还是选择要求继续履行，则是开发公司法定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一方未办理审批手续，其应无条件退还转让款并承担违约金的，该违约金不能理解为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守约方有权选择解约或继续履行。若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未办理审批手续的一方仍应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依约为出质金钱开立了担保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保证金，该账户未作日常结算使用符合特定化的要求。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账户因业务开展发生浮动不影响特定化的构成。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银行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即应认定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
【裁判要旨】保证金账户内资金浮动不影响金钱质押的效力——质押账户内资金因业务开展发生浮动不影响金钱特定化的构成，债权人对账户进行实际管控即应视为已移交占有。
【裁判规则】
①一般理解，就保证金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条文内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所规定的“特定化”应是指金钱本身的特定化，也应包括金钱的具体金额的特定化。但如果仅“保证金”账户特定，而账户内的金额不“固定”，也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质押担保，则是否意味着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存在一定争议的、在实践中常见但处于法律效力有争议的“账户质押”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
②目前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8号）对出口退税账户的账户质押有明确的司法依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183号 ）规定“境外机构可将人民币结算账户资金用作境内质押境内融资。”，可以理解为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质押融资在业务操作中，有一定政策依据外，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普通存款账户质押的合法性尚无明确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规则（续）】
③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以下简称“本案”），似乎有将非典型的保证金质押（实质上具有账户质押的性质）合法化的倾向。本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在最高院2015年第1期公报刊登。此后，当事人亦同时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由最高院以裁定再次明确：担保人在债权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以其存款设定质押担保的，在该账户特定、账户内存款金额浮动和变化的情况下，仍属于符合《担保法解释》规定的“特定化”并“转移占有”的特征，进而认定该担保合法有效。
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以及最高院再审裁定所明确的裁判观点，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非典型的保证金质押安排下的一般“账户质押”持认可态度？如实践中，通过协议约定就如理财收益账户等特定账户设定质押，根据本案的裁判观点，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可通过协议约定以账户内金钱设定质押，同时账户不作为日常结算使用，银行依约实际控制该账户，故案涉金钱质押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有关规定，应认定双方已就该账户（可以通过约定方式，称其为“保证金账户”）内之金钱设立质权呢。若如此，那实际上意味着以对账户质押的认可，实际上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一终字第46号
【裁判摘要】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转让人虽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在诉讼前已经取得该证的，应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当事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或对转让土地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25％以上的，属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提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于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转让土地投资比例瑕疵不影响土地转让合同效力——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的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于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第38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
【裁判意见】当事人不得宣告合同无效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裁判观点】转让人在诉讼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合同有效，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合同效力。
【摘要1】主张赔偿一切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损失数量和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摘要2】由于桂馨源公司在本案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已得到本院的支持，故其主张由全威公司与超凡公司双倍返还200万元定金的诉讼请求，既与三方当事人在本案合同中的约定不符，又不符合定金罚则的适用范围，该罚则中的双倍返还只适用于履行落空的情形中，故桂馨源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要旨】土地出让金的缴纳问题，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缴纳与否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土地出让金未全部缴清不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2：【备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原因，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受让方名下是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结果，该合同即原因行为是否生效，不取决于土地使用权是否登记过户到受让方名下这一结果，也不取决于准备转让的土地是否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是否有效。因此，如果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或者准备转让的土地没有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应当理解为房地产变动的结果条件，而不是原因条件，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房地产不得进行转让登记，但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转让合同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如果属于房屋建设工程，没有完成开发投资额的25%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没有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的，如果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合同，同时双方要求房地产登记部门进行转让等级低 ，房地产登记部门可以以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转让条件为由不予登记，但转让房地产的合同仍然有效。没有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没有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也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条件，只是房地产登记部门在办理房地产变更登记时审查的条件，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登记部门可以不予过户，可以不让物权变动发生。——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编著：《条文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超凡公司关于《土地开发合同》未达到25％投资开发条件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作出的“全威公司与超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依该合同第三条第２款的约定，办理完成土地过户的相关手续”的判决。
摘要1：——债务到期后提供担保的法律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意见】《金融资产管理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范围和额度要有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系行政管理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并不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必然无效。
【裁判要旨】承诺偿还到期债务的事后担保构成新的债权债务——第三人对到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作出承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供担保，应认定为在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履行期间未明确约定情况下，诉讼时效应自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起算。
【裁判规则】
①事后担保行为是在或然债务成为实然债务时，他人为债务人应还债务提供偿还担保，确保债权人追债时，能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②事后担保还有没有除斥期间的问题。除斥期间的适用前提是事前担保，且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
③案件承办法官认为合同到期后，已经不存在约定除斥期间的余地，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时债权人已经开始主张权利，顶多给予债务人、保证人一定的履行宽限期，而不会再有除斥期间的问题。
【要旨】债务到期后保证人提供担保，应以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不涉及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因未行使权利导致保证人免责问题：
①保证人在债务到期后提供的担保性质上应为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②保证债务从或然债务转变为实然债务，保证期间失去意义，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备注】第三人为他人债务承诺偿还，存在以下法律关系的争议：
①债务承担或债的加入（免责式的债务承担；并存式的债务承担）；
②债务转移；
③事后担保。
摘要2：【裁判摘要】地鑫房地产公司在华融公司北京办与机床总公司的债务到期后，与华融公司北京办签订还息协议书，承诺为机床总公司的4.373亿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协议书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尽管该协议书字面上记载地鑫房地产公司与华融公司北京办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但鉴于其签订还息协议书时，机床总公司的债务均已到期，已为实际发生的债务，地鑫房地产公司向华融公司北京办作出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承诺，实际上是对到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承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提供担保。地鑫房地产公司与华融公司北京办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地鑫房地产公司代机床总公司向华融公司北京办偿还4.373亿元债务的法律关系。鉴于该协议书对地鑫房地产公司偿还债务的履行期限没有作出明确约定，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起算。即华融公司北京办向地鑫房地产公司主张偿还责任的诉讼时效应自华融公司北京办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起算，故本案不存在华融公司北京办向地鑫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地鑫房地产公司以华融公司北京办向其主张权利超过保证期间，其依法应当免责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最高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审法院以华融公司北京办向其提起诉讼时起算保证期间，判决地鑫房地产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亦不当，最高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众鑫律师事务所向机床总公司发出的律师函问题，鉴于地鑫房地产公司未向法院举证证明该律师函系众鑫律师事务所经华融公司北京办授权出具，同时该律师函的出具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故地鑫房地产公司以律师函为据主张保证期间应自律师函载明的最后还款期限起算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最高法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提示】无效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规则1】行为人通过私刻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裁判规则2】签订合同只是诈骗行为的形式和手段，该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１】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不适用表见代理。
【解读２】借款人伪造贷款文件、虚构贷款用途，以非法占用的目的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是诈骗银行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解读３】借款人骗取贷款，只要合同当事人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对此不知情，也可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１）借款人单方以非法占用目的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禁止性规定无效；
（２）银行对借款人的“非法目的”是否知情并不在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时的考量范围内，只要合同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就足以否定与此相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而不要对方是否知情更不要求就“非法目的”达成合意。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０２年，崔某（时任深圳机场高速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日常工作）使用公章以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３亿元银行承兑合同，而后将贷款转入由张某担任董事长的西北亚奥公司；
（２）２００３年３月，崔某以公司名义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６亿元贷款合同用于偿还前笔借款本息；
（３）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在１.６亿元贷款到期后崔某使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３亿元授信额度的基本授信合同，后以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２亿和２５００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贷款发放后其中１.６亿元用于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余款转入西北亚奥公司等处，２.２５亿元即将到期时崔某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三份各７５００万元的借新还旧合同；崔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
（４）２００５年原告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起诉被告深圳机场高速诉请：解除案涉借款合同，深圳机场返还借款本息；一审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深圳机场高速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依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 日期： 04-16 20: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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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当事人采取许以高额报酬的手段，诱使对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与之签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提示1】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与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在合同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能否完全按照合同当事人约定提成劳动报酬，需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即应根据当事人已投入的费用和其他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提示2】营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提成费用的约定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科技公司与彩票发行中心双方约定，科技公司为彩票发行中心提供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科技公司既不参与销售，也不参与资金结算，提成比例的上限为销售总额的3%。合同履行期间，因省募办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约定提成费用是否过高，是否有违劳动报酬的本质，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根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每年投入宣传营销费用和付出相关劳动进行宣传策划工作，有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当然，该报酬应与投入相应，在投入和收入明显悬殊的情形下，应予适当调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彩票中心已不履行合同达两年多时间，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因此，应根据科技公司已投入的费用和其要
摘要2：【提示3 】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新法与旧法确定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不同的，应适用认定合同有效的法。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了新的法律法规生效之时，根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但如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而根据原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认定无效的，根据从宽例外、持续性行为例外的基本法理，应适用新颁布飞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A.从宽例外原则：是指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如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该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该合同有效，适用《合同法》；
B.持续性行为例外原则：是指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至《合同法》实施之日的，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实施以后，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