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 建设工程领域中的“黑白合同”、“阴阳合同”是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的两份或两份以上实质性内容相异的合同。
【目录】黑白合同认定；“黑白合同”适用两个前置条件；“黑白合同”结算依据；对于未竣工的建设工程是否允许当事人变更中标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另行订立的建设施工合同与备案的中标建设施工合同构成“实质性内容不一致”判断；非实质性变更中标的备案合同效力；“合同实质性内容”认定；违背招标投标文件签订的合同不能作为结算依据；《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规定的“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含义；建设工程施工中多份无效合同工程价款结算；建设工程“黑白合同”效力认定与处理；施工合同签订后，双方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对中标的合同价款进行调整，如果当时双方都认为补充协议确未违反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过后承包人又以补充协议违反招投标法为由，要求认定补充协议无效，这时如何确定合同价款？
【解读】（１）“白合同”是指中标合同；（２）“黑合同”是指非中标合同；（３）“黑白合同”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２条、第２２条、第２３条、第２４条。
【注解１】中标合同注明“本合同仅作备案用，不作施工结算依据”的内容不能排除中标合同作为结算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6号
【注解２】”黑白合同“立法规定——（１）２００３年１０粤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二、问题 (三)工程招投标中“黑白合同”问题突出……所谓“黑合同”，就是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除了公开签订的合同外，又私下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强迫中标单位垫资带资承包、压低工程款等。（２）《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２１条、《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１条第１款、第９条规定。
【注解３】（１）”白合同“是指无论是否属于必须招标投标范围，建设工程只要经过招标投标程序，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中标合同；（２）”黑合同”是指招标人与中标人在中标合同外签订的与中标合同在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施工合同。——（１）建设工程项目不区分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范围只要履行了招投标程序就受到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摘要2：（续）（２）不再以中标合同是否经过备案作为判断依据而是结合中标通知、投标文件等作出判断；（３）如“黑合同”内容与“白合同”不一致并未构成对白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违反或背离则属于合同变更而非“黑白合同”。
【注释１】“黑白合同”效力认定——（１）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回避“黑白合同”效力认定，仅指明以白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２）在有通谋合意情况下，“白合同”（虚假意思表示）与“黑合同”（隐藏行为规避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法律规定）均应认定为无效。
【注释２】标前合意的“黑白合同”属于规避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法律的虚假招投标行为而均无效（《招标投标法》第４３条、第５３条，《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１条第３项）。
【注释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３０条规定，合法招投标下的中标合同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任意压缩合理工期、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约定应认定为无效。
【注释４】中标后签订的“黑合同”不能作为结算工程价款依据，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黑合同”无效（中标后的“黑合同”违反的是《招标投标法》第４６条第１款和第５９条管理性强制性规范），“黑合同”对于实质性内容外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黑合同”不能在工程范围、工程质量、建设工期及工程价款方面作为适用依据，但对于中标合同中没有规定的事项如违约责任、安全管理等方面在“黑合同”中有约定的仍然具有约束力）。
【注释５】中标无效，“黑白合同”均无效，不再考虑以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在工程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应按实际履行的合同执行工程价款结算（无法判断履行哪一份合同则参照最后签订的施工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
【注释６】中标有效——（１）“白合同”优先适用；（２）“白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不一致的，应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注释７】“黑白合同”的工程范围不一致处理——（１）中标无效时“黑白合同”均无效，工程价款参照无效施工合同的规则处理；（２）工程范围变动程度较小，应当认定为合理变更而非“黑白合同”，按照变更后工程量作为计算依据；（３）工程范围变动程度较大，应认定为“应招标而未招标”而无效。
摘要1：调解笔录、调解协议、调解书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约定，如果义务人到期不履行义务，就执行一审判决书中确定的当事人的义务，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约定有效。——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6.当事人可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不履行调解协议就执行一审判决
【注解２】（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４８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２）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这是考虑到充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而作出的特别规定）——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7.和解、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可以转换为判决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答复（2001年8月22日法民二[2001]50号）
【摘要】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所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系指双方均为特定人的一般情况。由于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认购人并不特定，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认购人都与保证人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套用《担保法》中关于“保证”的定义。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债券发行人与代理发行人或第三人签订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同样具有证明担保人之真实意思表示的作用。而认购人的认购行为即表明其已接受担保人作出的担保意思表示。你院请示中的第一种意见，即只要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的保证意思是自愿作出的，且其内容真实，该保证合同即应为有效，该公司应对其担保的兑付债券承担保证责任，是有道理的。
【要旨】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与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有效——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发行人与代理发行人或第三人签订担保合同的，应对其担保的兑付债券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１）保证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２）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注解１】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要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由当事人在合同中进行约定——
（１）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６８６条第２款规定）：
Ａ．虽然当事人没有采用”一般保证“的表述，但是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或者无力清偿债务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存在先后履行顺序，保证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的保证责任；
Ｂ．保证合同不具有债务人先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但没有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未偿还债务时即承担保证责任、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仍然属于一般保证的保证方式。
（２）《民法典》关于一般保证的推定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对于保证类型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在适用推定规则之前先要采取解释规则尽可能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注解２】一般保证人丧失先诉抗辩权的情形下，一般保证转变为连带责任保证。
摘要1：隐名投资，是指一方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的法律现象。
【注解】（１）应认定名义股东就是真正股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２条、《外商投资企业规定（一）》第１４条均不承认隐名投资中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２）虽然实际出资人可根据有效合同向名义股东主张投资权益，但无权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３）实际出资人也可以根据有效的合同约定请求名义股东将股东转让给实际出资人，但必须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
【理解与适用】我们认为，在涉及金融机构的股权代持案件中，如果借名人通过借名投资人股金融机构的目的是控制金融机构，即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则可以考虑以影响金融安全为由否定借名投资协议的效力;如果借名投资的目的仅是参与利润分配，没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就不能简单地以危及金融安全为由认定借名投资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７页。
摘要2：【解读１】《股权代持协议》应写明以下条款：（１）写明出资（最好直接从隐名股东账户直接支付到公司出资账户）；（２）写明隐名股东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３）写明在委托持股期间，隐名股东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者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４）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行使表决权的《授权委托书》；（５）写明显名股东承诺将其未来收到的全部投资权益全部转交给隐名股东；（６）约定隐名股东有权随时解除代持股协议；（７）可以约定代持股权的报酬等内容。
【解读２】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主体是股东，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利应当通过显名股东来主张，隐名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股权转让协议是指股权交易当事人（股权出让方、股权转让方）以转让股权为目的，由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并取得股权的协议
摘要2：【解读】股权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１）股权的静态价值，应当是该部分股权所体现的公司的价值；（２）股权的动态价值，体现为公司控制权因素所带来的溢价。
摘要1：附条件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把一定条件成就与否作为合同效力发生、消灭依据的合同。附期限合同是指当事人选定将来确定发生的事实（一定期限的届至）作为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或终止依据的合同。
摘要2：【解读】如何区分合同中付款的“附条件”和“附限期”？
（１）合同中付款义务属于合同主要内容，合同主要内容不允许附条件，否则在条件永久不能成就时将导致合同主要内容不再履行，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因此，合同中付款“附条件”实际是指“附期限”（期限不明确）条款，义务方不能以“条件”不成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
（２）在特殊情形，如股权转让合同中部分付款设置为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在条件永远不能成就时受让方无须支付剩余款项。
（３）合同中付款“附条件”有可能导致显失公平之可撤销合同。
【解读２】如何区分条件与负担？——答：（１）条件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有控制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功能；（２）负担属于民事义务，义务必须得到履行，否则可以强制其履行。
【注解１】附条件变更合同在条件成就后合同发生变更，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约定履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25号
【注解２】双方对合同所附条件中所约定的条件的具体标准发生争议，应探究与保护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以维护与促进合同的履行为基础来确定所附条件的成就与否。——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9790号
摘要1：绝对无效合同法定情形是指《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情形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担保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多次对外出借款项，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906号
摘要1：什么是可撤销婚姻？可撤销婚姻有哪些撤销程序？
可撤销婚姻是指男女一方或者双方缺乏结婚的真实意思，因受他方或者第三者的胁迫或者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结合的婚姻，或者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的婚姻。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第１０５３条新增规定隐瞒疾病的可撤销婚姻；（２）《民法典》第１５４条第２款新增规定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的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
【注解２】《民法典》第１０５３条、第１０５４条规定，可撤销婚姻只能通过诉讼程序撤销而不能通过行政程序撤销。
- 日期： 06-18 08: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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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规定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1】关于《委托拍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对案件各方当事人权利进行裁判的公开性文书，涉及物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与登记、交付等公示方法相同的效力，因而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本院作出的（1998）粤法民初字第12号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美华公司同意将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金田B118-29号地块所建的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包括地下停车场及其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产权归中信银行所有，故中信银行已依法取得该房产的产权，中信银行作为权属人有权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包括拍卖在内的权利处分。中信银行基于此与金槌拍卖行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是中信银行对其权益的自由处分，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合同，金槌拍卖行有权依中信银行的委托对标的物进行拍卖。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拍卖成交确认书》的效力问题，金槌拍卖行接受中信银行委托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整体拍卖，并在《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刊登了《拍卖公告》，声明了参加竞买美华大厦的相关事宜。金槌拍卖行在拍卖前发布的《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中均如实明确了美华大厦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买受人须承担拖欠一冶公司工程款的事实，鸿燊公司也无提供其它证据表明金槌拍卖行存在隐瞒拍卖物真实情况等欺骗竞买人的事实。金槌拍卖行同时还通知了一冶公司作为承建商享有优先购买权，一冶公司未参与竞买。金槌拍卖行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的拍卖人的法定义务，其拍卖行为合法有效。鸿燊公司在明知《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内容的基础上，参与竞买并与金槌拍卖行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确认书》再次确认拍卖房产为在建工程，未竣工验收，曾在国土部门办理过楼花证，经我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至中信银行名下，但中信银行未办理过户手续，开发商美华公司拖欠承建商一冶公司工程款截止2003年3月底为本金人民币5664385.58元，利息1510688.78元，一冶公司已查封了第16层房产，建筑批文，图纸资料在一冶公司，鸿燊公司必须全部承担2003年6月3日中信银行与一冶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信银行处置美华大厦后需向一冶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7175074.36元及滞纳金的偿还责任的事实，同时还明确约定，买受人不得因拍卖标的第十六层被法院查封或一冶公司对拍卖标的物的任何权利而主张拍卖无效，也不得以前述理由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上述事实表明，鸿燊公司明知拍卖标的物第十六层经一冶公司申请被司法查封的情况，并同意在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下买受标的物，同时自愿放弃以上述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故《拍卖成交确认书》是金槌拍卖行与鸿燊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为有效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后，鸿燊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拍卖价款显属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违约责任，故鸿燊公司关于要求中信银行退还1500万保证金、赔偿利息损失并要求金槌拍卖行对上述保证金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要点】
1.提单持有人是否因受领提单的交付而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合同的约定。开证行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持有提单时，人民法院应结合信用证交易的特点，对案涉合同进行合理解释，确定开证行持有提单的真实意思表示。
2.开证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中的提单以及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的，开证行行使提单质权的方式与行使提单项下货物动产质权的方式相同，即对提单项下货物折价、变卖、拍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注解】（１）指导案例１１１号是在立法未规定让与担保的情形下，通过合同解释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将作为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转化为典型担保的质押，从而在否定债权人直接依据让与担保取得标的物的同时，认定债权人享有对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２）因建行荔湾支行直至诉讼时仍持有提单，尽管提单本身未记载“质押”字样，但债权人持有提单已经可以满足物权公示的要求，故认定提单债权已经设立，建行荔湾支行有权就提单项下货物优先受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和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限。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债务情形届满后仍未履行的，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2：【裁判规则】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解读１】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权权益不因此丧失。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意见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 日期： 01-05 08: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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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担保行为未损害担保人利益的，不应以缺乏担保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认定担保行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等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该法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以自身名义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符合保证人控股子公司履行《代持股合作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该担保行为不损害保证人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证人虽未提供其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担保函》的出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关于涉案《担保函》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违反诚信原则。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２）母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行为不损害母公司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一终字第109号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又签订多份补充协议修改原合同约定的，只要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均应认定为有效。当事人对多份补充协议的履行内容存在争议的，应根据协议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分配的完整性，并结合补充协议签订和成立的时间顺序，根据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协议的最终履行内容。
摘要2：【解读】当事人对多份补充协议的履行内容存在争议，如何确定协议的最终履行内容？
【摘要】双方当事人签订的6·28协议及9·20协议，均是对《联合开发协议》的修改和补充。9·20协议明确约定，6·28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只是为更好地履行协议的义务，就协议履行中出现的问题，作出9·28协议的新约定。从该两份协议的内容及内在联系判断，9·20协议是在6·28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当事人作出进一步修改的意思表示并形成合意，变更修改的部分，以9·20协议为准；未变更修改的部分，6·28协议仍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从9·20协议的文字表述看，亦不能作出其是对6·28协议予以否定的结论。结合两份协议的内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才具有完整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裁判要旨】一般情况下，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但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股东和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在财产和人格上相互独立。因此，两者的意志也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两者意志等同，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不能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公司，但本案存在下列特殊性：......由于本案存在召开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中方股东不再出资和公司减资存在客观障碍，上述程序不能依法进行，故艾费尔烟台公司100%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约束艾费尔烟台公司。本案是公司诉求股东承担缴足出资责任的出资纠纷，属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故应以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书》作为判断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尚未修改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和上述《协议书》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约束力。艾费尔烟台公司关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应承担缴纳15800万元出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法理和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法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得以实现，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公章和签字均是法定的代表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不足以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因艾费尔烟台公司前总经理王××涉嫌犯罪，艾费尔烟台公司存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情形，上诉状上没有加盖艾费尔烟台公司公章具有客观理由，不能因为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而否定艾费尔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上诉的合法性。
摘要2：【摘要2】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该协议的内容属于双方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出资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协议书》之时，协议书约定内容属于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在未经报请批准或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未明确不批准之前，合同中相关条款处于未生效状态。本案并不存在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明确表示不批准该《协议书》的事实。而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３日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行政审批制度改为备案管理制度，而本案中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或者禁止类领域。因此，上述法律修改以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不再要求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综上，本案中，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是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并生效。
【解读１】股东不能以其他股东出资不足为由而要求免除其对公司的足额出资义务。
【解读２】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954号
【裁判要旨】根据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往来函件等情况，签字在前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要旨】《协议书》中既约定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又约定案贷款利率支付未付款利息，法院均予以支持。
【摘要】2014年5月4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兴迪尔公司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该笔款项最迟支付时间不超过2014年5月20日；另3000万元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利息，该款及利息须于2014年12月25日前付清；剩余860万元须于2015年3月25日前付清同时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利息。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兴迪尔公司不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候付款，则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付款的总额承担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本案中，兴迪尔公司已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3860万元。本院认为，兴迪尔公司未依约支付剩余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鲁兴公司请求兴迪尔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4年12月25日，86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鲁兴公司主张以38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86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5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鲁兴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86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６８６０万元的《协议书》一份；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１８００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并进行了工商备案。二审法院结合协议内容及目标工商的相关公司决议、股权转让款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往来函等情况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确定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有效的协议。
- 日期： 04-25 1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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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 日期： 01-31 1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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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房屋买卖合同重要条款缺失和自相矛盾，双方并未尽到一般房屋交易行为所应有的注意义务，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 日期： 03-11 17: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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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津民申512号
【裁判摘要】制式模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经审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龙××主张该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1民终5910号
【摘要】原告提出其与被告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制式模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未按法律规定给原告缴纳社保及公积金，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虽是制式模板，但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签字认可，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成立，自成立时生效。故原告请求判令，原、被告于2017年12月10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 日期： 05-04 09: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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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五——行政协议的订立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被诉行政协议在受胁迫等违背相对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所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判决撤销该行政协议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伪造印章签订的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无法确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当事人主张表见代理属于实体审查问题，不属于管辖权阶段审查事项，不能以表见代理为由主张协议管辖条款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无效合同解决争议条款（管辖协议）有效；（２）不成立合同之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
【注解２】另外观点认为：公章是否伪造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构成对管辖权有效抗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
【注解３】合同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宜以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 日期： 05-22 19: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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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9818号
【裁判摘要】合伙外部纠纷中认定合伙成员身份以工商登记为主要依据——罗斯律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登记事项上明确记载了合伙人包括王××、杜××、张××三人。张××述称自2013年10月起一直在罗斯律所执业，其应当知道已被登记为罗斯律所合伙人。而银宏公司作为案外人有理由相信张××应作为罗斯律所的合伙人承担清偿责任。张××主张入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可在向银宏公司清偿债务后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3755号
【摘要】罗斯律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登记事项上明确记载了合伙人包括王××、杜××、张××三人。张××述称自2013年10月起一直在罗斯律所执业，其应当知道已被登记为罗斯律所合伙人。而银宏公司作为案外人有理由相信张××应作为罗斯律所的合伙人承担清偿责任。张××主张入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可在向银宏公司清偿债务后另行主张权利。法院根据查明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 日期： 09-08 17: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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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备案价格是房产开发企业于申请预售时在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价格，原则上实行“一房一价”备案，实际销售时不得突破，但并非绝对不可调整的固定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具体变动可由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依法依规确定。经一审法院函询，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嘉和城高迪公馆商品房备案毛坯均价为每平方米9400元，未指明案涉房屋的具体备案价格，亦未说明案涉房屋备案价格可否依法依规作出调整，蒙××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所称嘉和置业公司实际收取高于案涉高迪公馆房屋备案价格的房款，证据不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定金实际上是购买案涉房产的价差房款，判决不予返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蒙某某、广西嘉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22号
【摘要】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系明知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需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其中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是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价差房款。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为达成购买高迪公馆房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了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而共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三，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后，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该合同的目的，故并未实际履行此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目前商品房交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行业状态，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
摘要2：（续）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素的考量从而决定购买与否的选择权，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误导购房者作出非理性判断的问题。第二，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该隐藏目的并非“非法目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是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所制定的调控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以上均不属于否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案涉商品房销售的业主具有特定性，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故不属于侵犯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第五，商品房销售中的备案价是政府近年来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开发商对于其违反备案价销售的行为，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故应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处理。
关于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房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虽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但该虚假意思表示下所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所开发建设的高迪公馆房屋，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知悉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定金实为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部分房款，且房屋也已经交付完毕，所隐藏的真正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主张返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购房款及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3-14 0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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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签合同照片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银行违规将缺少一枚出票人预留印章的支票予以兑付，但该付款为出票人真实意思表示，未造成出票人损失的，银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厘清票据所涉法律关系性质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岳阳市君山区农村××合作联社与湖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
摘要2：
- 日期： 08-21 08: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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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利虎公司主张《对账单》加盖了羌塘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否认《对账单》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利虎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妥善使用羌塘公司公章的义务。案涉《对账单》形成于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但在此之前，各方当事人针对《合作合同》已经产生股权转让纠纷，并提起了相关诉讼。故结合《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公章保管使用以及羌塘公司财务人员组成等情况，不能仅凭《对账单》上盖有公章就确认借款金额。其次，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本案系发生在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主要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对账单》仅有盖章，无相关人员签名，利虎公司也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形成，故在其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的利虎公司掌握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综上，利虎公司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7890.659万元的事实，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3号
【摘要】《对账单》的效力问题。经原审查明，案涉《对账单》虽加盖羌塘公司公章，但形成时间为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利虎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合作合同》，即各方当事人在《对账单》形成之前已经产生矛盾纠纷，而利虎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仍持有羌塘公司公章,未交还给羌塘公司。综合考虑《对账单》仅加盖羌塘公司公章却无羌塘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羌塘公司公章由利虎公司保管使用、利虎公司未能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后形成，故原审认为《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进一步审查确定羌塘公司的具体借款金额，并无不当。
- 日期： 09-23 07: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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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当事人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本意，并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之规定，在转账支票缺少智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印章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本应对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作退票处理，但其在未进行形式审查或者疏于注意而未能发现形式上的问题的情况下将300万元支付到杨某某个人账户，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该付款行为显然属于付款错误，在错误付款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且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智宇公司是否有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智宇公司损失的主要因素。本院认为，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错误付款行为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本意，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不需要对智宇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号】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422民初3300号
【摘要】综上，诉争票据的背书虽存在票据法上的瑕疵，但该票据的流转实现了当事人资金流向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的流转未造成智宇公司任何损失，且案涉300万元重新投资后已进行结算，雷××、黄×、雷××１三合伙人已收到结算款140万元，余款未到位属另一法律关系，与诉争票据的流转无因果关系。
【解读】（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民申482号裁定再审；（２）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04民再31号裁定发回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重审。